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计量模型在国内学术界还是个刚开始从西方引进的新鲜玩意儿，没想到今天它几乎灭绝了一切原有物种，摧毁了中国原始经济学学术生态。何以至此?
改开后，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过程的同时，尤其经济学领域也派出一批一批的“取经者”，他们在西方除了接受西化的系统的经济学专业知识外，一般还要接受西方意识形态的猛烈反复洗脑，所以不少人成为为西方意识形态攻城掠地的先锋。一些被彻底西化、顶着多项桂冠的取经归来者，或甘为鹰犬、有心为恶;或怀揣着迷信西学的赤子诚心，自己认为担负着启蒙的光荣历史使命，为“改造”国内学界、为国内芸芸学子进行西化洗脑接力而努力奋斗。
在这一大潮流下，北大清华等中国一流二流大学采取双语上课、采用原版教材、海归优先等措施，成功晋级为外国大学在中国的三流分校(只是经济学科)，而中国的三流四流大学则由于不能满足条件而干着急，羡慕嫉妒恨，努力追赶、摹习，争取早日成为外国的三流分校，争前恐后，比学赶帮。
在学术评价体系方面上，唯西方标准马首是瞻。如果能在外国期刊发表文章那就相当于鲤鱼跃龙门，西方的期刊注定就是代表国际水平的、一流的，中国期刊注定就是摹习者，不用说注定是次等的，这种自卑、自贱十分自觉、十分自然而然。中国的学术评价权拱手相让。如果不能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也要照葫芦画瓢，一些“学术精英”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学术就是对西方顶级杂志文章的“高仿”、“精仿”，似乎抄袭外国人就不算抄袭而是引进先进经验?!令人唏嘘的是如此钟爱模型的信徒们，自己却造不出任何一个模型而只能“精仿”，因为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已经丢弃，而且，他们也从心里仰慕洋人而甘居末位，哪敢越雷池一步。
西方的以计量模型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学术标准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学术标准，从职称评定到各种江河山脉学者评选都取决于它，导向效应十分立竿见影，形成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效果。只要善于计量模型，就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教授博导、领军人物;若不进此门，则无论如何努力也没有生存发展空间。使得中国经济学界色彩单一，只有计量模型是学术，其他研究就毫无价值。千篇一律，一片肃杀。似乎学术本来就仅此一家，毫无多样性可言;似乎学术本来就范式锁定，毫无自由可言;似乎经济研究不需要长期积累、海量研读、实践研究，仅计量就可以了;似乎经济学本身并不存在学术特色、学术门槛，只是计量模型的应用领域;似乎只有西方的经济学是学术，其他都不算学术。
最可乐的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经济学术评价形式的数字化倾向，职称评定成为按照论文所刊杂志等级打分的游戏，一堆学富五车的专家评委一本正经地做一百以内加减法，难道这事儿小学生不能胜任?不过这一过程使全国学者的命运全部捏在几个顶级杂志编辑手里，生杀予夺。恰恰这个编辑小集团一直把持在虔诚的西学计量模型的信徒的手里，对整个经济学界具有不知多大的控制力、杀伤力，因此也就使其沉底模型化、彻底西化。
整个经济学界沉溺于算术游戏而热热闹闹，殊不知早已沦为了西方学术的殖民地，造成学术实质腐败及学术研究空转。这样怎么能学术创新呢?!真正搞数学的学者不耻于这些类似儿戏般的数学模型，他们认为现有数学模型所建立的数学关系过于简单而严重背离复杂的现实世界。更残酷而可笑的事实是近几十年的历史尤其是经济金融危机的历史已经充分地不能再充分地证明了这些算术游戏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无效，仅相当于画一个封闭的圈儿，精英学者在其中以无用功一本正经地自娱自乐、名利双收，同时顺便阉割了中国的经济学术，使其丧失了思想创造力，成为跟随在西方大旗左右的吹鼓手。更严重的后果是这种西化思想体系仍浸泡着我们一代一代的青年学子，不断地毒化他们的思想。
显然，至少在经济学术界、甚至整个社科学术界，残酷的现实是我们理论阵地已经彻底沦丧。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仍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于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一个独立的、与现实经济运行隔绝的范畴;于高教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从一个专业明升暗降为通识课程，彻底丧失了学术色彩、专业色彩，进而也丧失了现实指导功能。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待提炼、总结、现代化。那么，在我们与西方的全面博弈过程中，我们的理论武器是什么?就如同经过洋务运动中，中国能够用从西方买来的武器战胜西方吗?目前，中国与西方关系严峻，贸易战也似乎快开打，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各个方面的博弈也激烈、全面、深入地展开了，并有愈演愈烈的势头。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界还被西方意识形态牢牢占领，成为西方理论的前沿阵地。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吗?大大在历次会议讲话中，多次强调学术主体性，那么中国学界是否应该开始剪辫子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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