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许准，系美国霍华德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在网上读了左大培先生的文章“大规模实施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觉得论题非常重要。我国的经济政策需要供给需求并重。当下减税、摆摊等政策只专注于增加供给，但是明显忽视了总需求问题。左大培先生的文章强调了通过国有资产投资来增加总需求，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从总体上说，增加公有制成分，增加公有制的就业比例，不仅是增加投资，还能够有效地保障人民收入，使得我国经济转变到真正以内需为主的模式上。这种转变，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在，变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了。
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资产阶级在诸多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历史性的一致，这个一致在对外关系上集中表现为对中国的恐惧和仇恨。这种广泛的情绪不仅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这些官方场所频繁出现，也不断出现在那些表面上对政府采取批评立场的主流媒体上。最近在贸易战和新冠病毒引起的诸多纷争中，这种对于中国的对抗情绪愈发激烈了。应该说，这种情况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很少出现的，属于中美建交以来国际环境的重大转变。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各界对这种新形势做的思想准备严重不足。
这种思想准备不足是有物质基础的。在过去若干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逐渐地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当中。在游戏规则和产业制高点基本都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里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出了明显的对外依赖。这种依赖在经济上表现为，核心的技术和材料需要从美国或者其他发达经济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包括能源越来越需要从海外进口，而美国事实上控制着这些贸易渠道;粮食和大豆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产品依赖于美国或美国控制的国家;而最终产品又不能在内部充分消化，以至于需要以廉价大量卖给美国等发达国家。这还没有算上各种外资在中国的布局，对国内产业的打击等等。
这种对外依赖，也使得很多人觉得中美双方利益关联紧密，不需要担心了。在这些人中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应当做美国的学生，学生越听话，和老师变得越相似，老师就会愈发青睐这个学生。但是近现代史告诉我们，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越是当好好学生，就越是会被老师欺负。因为帝国主义体系的本质永远是世界上极少数人统治压榨大多数人，服从这样的体系不可能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更不可能让中华民族摆脱被压榨的命运。所以中国不发展则罢，一旦有了发展的苗头，美国就绝不会坐视不理。这跟中国方面有没有改革开放，有没有反美的宣传，有没有超越美国的战略，都没有多大关系。
更何况，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命运，对于美国和整个西方来说，这在意识形态上还至少带有两重含义。首先是中国的体制不同于西方，只要还是共产党领导，美国就依然处在反共和冷战的状态当中。这并不是美国偶尔的疏忽，忘记了冷战已经结束，而正是美国一贯的战略。其次，中国地处亚洲，在近现代有屈辱的历史，是被西方瞧不起的国家。中国地位的上升，对种族主义和长期的反华排华的情绪也有冲击，这在意识形态上同样是他们难以容忍的。
所以说，美国对中国现在的敌意，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单纯是某几个美国政治人物为了拉选票而进行的煽动，而是实实在在的反映出了美国精英层为保持其在国际上的统治地位而做出的努力。这要求中国需要进行战略计划的调整，对中国在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当中的定位要有明确的思考，并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国际国内的困难局面要有准备。
这里面，首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有害的观点。一种是速胜论，一种是败北论。
我们不能自我麻醉，认为新冠病毒可以把美国搞垮，盲目夸大新冠疫情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有些学者现在说疫情之后，会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美国霸权会衰落等。由于现在疫情仍在持续，还难以准确判断疫情之后的国际形势。但是，我们分析重大国际问题要说清楚时间长短。不同的分析，基于不同的时间框架。美国霸权的衰落是早就开始了的。从70年代美国在越南败退、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西方国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那个时候起，美国在全球的相对力量就在趋于下降。整个下降到现在已经快半个世纪，新冠疫情会继续促进这个趋势，但是没有理由相信，这场疫情本身，会给未来10年内的美国地位带来突然的改变。而我们做分析，首先就是要考虑这个时间段内的事情。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不能被某些人吓着。有些亲美的声音，从贸易战开始，就不断地散播舆论，认为中国和美国没法比，中国的经济弱点太多，一打经济战必输，而且输了之后还有非常严重的后果云云。这种观点，盲目夸大了美国的力量和优势，又看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本领。美国如果这么厉害，怎么就会在疫情爆发之后迅速陷入政治和经济的混乱，让几千万人失业呢?如之前所说，中国经济的确依赖美国，但是中国不是小国，而是大国，有比较完备的工业基础，有相当的国防力量，而且有大量的人口、资源和国土面积。最主要的是，中国还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作为共产党领导经济基础的公有制经济成分，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一切使得中国拥有战略调整的空间，能够在10-20年之内逐渐立于不败之地，争取长期的胜利。
这种持久战角度的战略调整，可以分为三个紧密相连的方面。
第一，国家必须把经济主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这里的主权至少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对突发性打击的应对能力，第二个是战略产业的自力更生。
突发性打击，包括市场投机、政治冲击、重大自然灾害以及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比如说资本项目开放，尤其是如果放开资本跨境流动，那么国家实际上就无法对国际资本以及大部分国内私人资本实行有效的管制。一旦有风吹草动，大量资本就会迅速离开其认为风险高的地方，这对于中国来说，会造成巨大的财富流失和经济波动。这种风险就意味着中国必须长期保持一定的资本管制，并随时要准备完全禁止资本流出。
自力更生，是针对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而言的。我们反对速胜论，也就是反对那种认为中国可以跟美国迅速脱钩的言论，但是现在不脱钩，不代表中国就不应该为未来可能的脱钩做战略准备，要确保是否脱钩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在所有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从农产品到部分制造业，逐步增加公有制成分，在此基础上实现自力更生。在部分还属于国有的关键部门，不能以改革的名义让私有经济占主导，有的还需要恢复国有独资或国有资本的完全控制、确保党的完全领导，否则就会立足不稳，难免摔跤。
第二，要立于不败之地，在经济上，主要依赖自己的市场，在政治上，要能够紧密团结绝大多数的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这两点是高度统一的。
在经济上依赖国内的市场，就是要对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做必要的改善。根本上说，国内消费不足，来源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我国的收入差距还比较大，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还比较低，同时，教育医疗住房等多项必要开支占家庭开支的比例也大。这些都是制约我国摆脱依赖国际市场的重要因素。这项改革，需要国家主导，在逐步增加公有制经济比例、增加在公有制经济工作的劳动者数量的同时，逐步提高劳动者待遇，同时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公民基本收入等改革，有效降低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这样可以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向更健康可持续的方向转型。
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中国压力增大，这个时候保持中国社会的团结至关重要。在政治上依靠群众、团结群众，也要落实在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负担减少上。建国初期，尽管生活艰苦，但是社会平等，整个国家的凝聚力非常高，众志成城，并不担心美国的打压。这个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种人民的团结，还包括对世界上的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上。在一带一路的基础上，如果能够逐步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体系之外的公平的贸易和交换体系，那么，中国就会得道多助，不仅在经济上有很大好处，也可以在跟美国的斗争中获得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
最后一点是重点赶超。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很多核心技术上拥有极大的优势，一旦要卡我们的脖子，实施技术封锁，就实质上叫停了中国的很多工业生产。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内，如果要片面发挥市场的作用，实质上就是一切按照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其他垄断性规矩来，那么中国是不可能实现赶超的。同时国家的资源有限，必须要用在刀刃上，而不是简单地花在一般性的以论文发表为导向的科研工作上。
国家需要按照两弹一星的成功历史经验，集中各方面科技人才，针对几个具有广泛意义的战略科技项目，设立研究中心和攻关小组，进行潜心专研，不以利润和发表为中心。争取在几个重点行业内，实现赶超。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美国的技术讹诈，使得中国能够在不利的局面下，做好该做的工作。
如上所述，我们不盲目乐观，但也不消极悲观，在这三条基础上，稳定地推进战略转型，我国就一定能建设为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环境优美、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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