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贾根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法意读书编者按：
在该书中创造性地将演化发展经济学、现代货币理论、世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结合在一起，十年磨一剑，有力批评了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基本观点，深入反思了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揭示了我国经济领域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源，阐明了“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原理和实施机制，提出并详尽论述了一系列密切关联、自成体系的政策建议。本文摘编自《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书自序。
01
《国内大循环》一书颠覆了“政府财政赤字即恶魔”的流行看法，并阐明：政府财政赤字在推动我国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大转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但在这种战略大转型完成后，政府财政赤字作为内需发展新引擎的作用不应被夸大。
政府财政赤字作为我国内需发展的新引擎，一般是在有货币支付能力的国内需求不足时发挥重要作用，其功能是通过财政赤字开支来弥补国内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不足，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
但在国内消费和投资两旺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相互提供需求就可以形成国内大循环的良性循环，财政赤字的作用就会有所下降。
因此，这就涉及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种含义，即贸易平衡之下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增长。这是笔者在2010年提出这一战略时其最初的含义：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之间相互提供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这在本书第七章中又被称作“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其目的是不再将实际资源输送到国外，而是在国内将其转化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生产力。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外需急剧下降，为了避免美国因应对新冠疫情而通过大规模货币发行的财政开支掠夺我国实际经济资源，我国迫切需要通过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改革，实施笔者在十多年前就提出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在乡村振兴战略、各产业核心技术创新、新基建和绿色新政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之间建立相互提供需求、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迎接我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
笔者在本书和其他论著中探讨了推进“国内大循环”的其他政策措施，这里介绍其中两点。
第一， 以改善国内市场环境为目标的“内部改善”。这与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扩大内需的措施具有同等重要性。
“内部改善”包括改革流通体制、打破国内市场分割、抑制地方政府过度竞争的不利影响、构建统一大市场以及使用财政投资建设免费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目的就在于打通阻碍国内大循环的各种关卡，使居民生活和企业经营成本最小化，提高国内市场运转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
第二，国内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发展史的比较研究说明，发展成功的国家莫不把国内经济一体化作为最重要的事项置于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上。
在这方面，笔者在本书第八章特别强调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与企业生产率提高及其赢利能力增强之间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对国内大循环战略的重要性：“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由于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国内市场的一体化比外部市场一体化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当我们把眼光聚焦于内需，聚焦于国内市场一体化之时，我们就会发现，劳动者的工资不再简单地是成本反而是内需最重要的源泉，企业生产率（及其赢利能力）的提高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值得说明的是，笔者发表的论文一般只收录进一本书中出版，因此，本书第二编收录的论文并不能全面反映笔者在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成果，读者还可参看笔者在这方面对历史经验和现实政策问题的相关研究专著，如《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美国学派与美国19世纪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研究》和即将出版的《中国绿色智能工业革命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等。
02
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是我国走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历史经验为其提供了证据。
曾记否，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七十七国集团)曾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然而，这场运动失败得如此彻底，以至于现在人们很少再提起这个插曲。
那么，这场运动为什么失败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个区域集团自给自足程度低，以至于形成了对美国的依赖，有的区域集团或国家依赖美国的粮食，有的依赖美国的军火，有的依赖美国控制的中东石油，有的则依赖美国的核心技术，而各个区域集团在政治上的联合是极其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力量比较全面和自给自足能力强的美国就对各个区域集团各个击破，瓦解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
这个历史经验说明，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必须有一个力量比较全面和自给自足能力强大的大国发挥领导作用，这个大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同盟者和合只能作为统一战线发挥作用，而不能指望它们能够给予决定性的支持。
因此，正如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说明的，作为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坚强堡垒，这个大国的根据地建设就极其重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能力强大是其基本前提，一般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才具备这种条件。
正如笔者在本书导论中指出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并非不重视对外贸易和外部市场的重要性，因此，笔者在2011年提出如下战略思想作为该战略的构成要素：“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并行交织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笔者有关中国应将经济全球化重心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最早表述。
2012-2013年，通过对群雄争霸的西欧重商主义时期一直到二战后日韩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研究，笔者总结出世界经济史中大国崛起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或战略。所谓不对称全球化战略，是指通过保护主义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同时又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非自由贸易），由此实现经济崛起，这是世界经济史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后发经济大国崛起的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笔者提出的“外围包围中心”的中国不对称全球化新战略，实际上也是毛泽东的这种战略思想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的创造性运用。本书对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展开，读者同样需要参看笔者已经出版的相关论著，才能对这一战略有更深的理解和把握。
在不对称全球化战略的具体政策建议方面，笔者撰写的内参《“一带一路”的转型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新方略》在2017年6月被采纳。
笔者提出，我国在经贸关系上应该通过“双领先战略”和价值链高端战略引领“一带一路”，并借“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所谓“双领先战略”，就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对内实施“创造国内领先市场战略”和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领先供应商战略”。
所谓价值链高端战略，就是在不放弃并强化我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竞争优势的条件下，构建由我国企业控制并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全球价值链。
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新方略，就是通过贸易和实体经济活动推动“一带一路”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贷款和投资，这是人民币国际化成功的基础。有学者在202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2017年下半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提出鼓励使用人民币投资和结算的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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