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新时代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思考

　　(刘明国)

一、误入歧途且深陷困境的财政货币政策

　　改革开放三十年，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1985年我国就出现了粮食供给过剩，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沿海地区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1995年我国轻工业产品就出现了过剩，中国经济由短缺型转向了相对过剩型;与之相随的，是货币的高速增发，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物价上涨;1996年中国经济“软着陆”，自此，中国经济开启了漫长的以内需不足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历程。

　　受西方帝国-殖民地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相继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双重误导下走向了歧途。

　　首当其冲的，是国家发展目标的异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国富民目标(或者强国富民的国家治理目标)，被莫名其妙的GDP指标给替代了。甚至于邓小平提出的“发展就是硬道理”，也被人别有用心地解释为“发展就是不断做大蛋糕”(“做大蛋糕论”)。然而，“中兴事件”“华为事件”把“做大蛋糕论”的伪装摔得粉碎。以至于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习近平2018年5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不仅如此，“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老百姓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日子越来越苦”“买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养不起孩子”的事情出来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另一个伴生品。以至于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九大报告)，“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讲话)。

　　其次，是GDP发展导向对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倒逼”。在中国内需不足的基本经济特征下，要让我国的GDP继续增长，寅吃卯粮的凯恩斯主义“三驾马车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鼓励消费、鼓励投资、鼓励出口，就成了我国一段时期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总体倾向，简而言之，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长期实行这种寅吃卯粮的货币财政政策，政府债台高举、货币超发，就是必然。

　　现在问题来了：政府负的债务，要不要还呢?钱又从哪里来呢?财政部门的官员说，“央行应该多放点水，要不然，经济这个塘子就要干了”。央行的官员说，“财政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以保经济增长(实为GDP增长)”。财政部门的官员抱怨，“你没有看到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吗?”央行的官员也抱怨说，“你难道没有看到M2/GDP持续攀高、而且大于2了吗?”总之，财政部门和央行两家各有道理、也各有苦衷，但是，两家都不敢说，“不要再拿狗屎GDP来约束我们行不行啊?”

　　大领导说，现在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新时代了，我们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要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吔，啥意思呢?“大师们”不是谆谆教导我们说，“经济学早已非常完美了，我们只需把经济学大厦中的某一朵窗花雕刻得更美一点就不错了吗”、“经济学家只关心解释世界，至于如何治国那是工程师们的事情吗”、“灯塔国的光辉高万丈吗”?大领导说话，比较含蓄、委婉。翻译一下，说的直白一点，就是“狗屎GDP”等跨国垄断资本家刻意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编织的帝国-殖民地主义经济学该滚一边去了，灯塔国的灯早熄火了(5千多万人失业，新冠死亡超50万人，一会儿是“我不能呼吸”、一会儿是黑人命贵、一会儿是群体性免疫.....)，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新的理念、新的理论和新发展格局了，除了所有制这个根本性问题以外，核心的就是财政货币政策了。那有些问题就需要梳理梳理、说道说道了。

　　在内需不足、外需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在新冠疫情下的进一步发酵恶化，还要经济增长，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大领导早就说过，不要再以GDP论英雄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发展目标、要以人民为中心、要强国富民、要调结构补短板，可洋奴们就是不听啊，一些地方官僚仍然热衷于如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仍然是在大肆的寅吃卯粮、拆了东墙补西墙、大兴土木、瞎折腾，美名其曰“发展经济”。考核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观是该纠正了，组织部门让人民去给地方主官在网络上无记名投票考核如何?

　　还是回到财政货币政策上来。官僚主义的量化管理模式是该废除了。所有的数据，都是可以造出来的。在狗屎GDP发展导向下，政府除了借钱投资搞修造、除了大规模补贴出口，经济怎么可能增长呢?在政府如此这般都仍然搞不定的情况下，央行就必须出场了——放松银根、或者是放松信贷政策，鼓励私人家庭借钱消费(美名其曰“按揭”)、鼓励企业贷款投资新项目、扩产能。

　　问题是，在市场需求不振(尤其是内需不振)的情况下，扩张的产能生产的产品又卖给谁呢?好了，凯恩斯主义的三架马车理论告诉我们——出口、出口、出口!米帝国主义一方面干着印纸换财富的强盗勾当，一方面得了便宜还卖乖，居然指责中国劳动人民抢了他们的就业岗位。这让人到哪里说理去?

　　问题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出口企业换回的外汇，还得换人民币才能在国内使用，那央行不是又在超发货币吗、这究竟是在为谁印钞?不是说要稳定人民币价值吗?这是央行备受爱国人士质疑的!但是央行也很无辜啊——出口政策和无条件换汇政策，又不是我制定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神奇的现象——什么贸易战，什么南海对峙，不管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中米之间斗得多么的如火如荼，中国和米国之间的远洋货轮依然在大洋上频繁地来来往往。怪不得有人欢呼——GDP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GDP又增加了多少、为世界经济发展又贡献了多少多少!大领导讲，我们要注重发展的收益问题，洋奴们就是充耳不闻、我行我素。

　　说一千道一万，不废除GDP发展导向，不抛弃跨国垄断资本刻意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编织的帝国-殖民地主义经济学，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独立富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加强党在新时代财政金融领域的领导在组织路线上的关键问题——是洋奴呢，还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爱国主义武装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这大抵是中央强调干部选拔要突出强调政治标准的应有之义。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时代财政货币政策要有破有立

　　现在国内学术界对我国财政货币问题，基本上已经是各执一端、或者不置可否、不知所措了。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管是持什么观点的(公痴等五纵成员除外)都得承认，就是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玩不下去了，再玩下去就只有万丈深渊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一再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回到强国富民、共享协调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来。

　　第一，为谁生产？生产什么？

　　我们现在的生产能力还不够大吗?答案显然，不是!只要我们抛弃了狗屎GDP这个发展导向，我国的财政金融应该如何立足于何处发力，就很清楚了——补短板、去除过剩产能、回到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上来。也就是说，我们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出口生产只是辅助、只是为了换回我们必须要进口的物资。不能再无条件收储不断在纸化的米元等外国货币了，央行必须端正自己的位置，为我党领导下的政府和我国人民印钞的立场上来。

　　那我国经济的短板在哪里呢?一是高科技，现在已经在逐渐地赶上来了。二是粮食生产，仍未见显著好转。三是就业、关键在农村。中国是人口大国，随着产业升级换代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弱化，城市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除了通过扭转农业比较收益低这一核心原因外，别无它法——把补贴出口的钱来补贴粮食生产、恢复供销合作社在农产品供销中的支柱地位，看看能不能有所好转呢。第二、三问题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要求必须要抛弃跨国垄断资本刻意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编织的帝国-殖民地主义理论——片面的、西化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理论。切实用马克思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发展。

　　第二，政府的钱要用在何处？钱又从哪里来？

　　社会经济要发展，政府就需要用钱。关键是，政府的钱要用在何处，钱又从哪里来。常识告诉我们，钱要用在刀刃上——发展高科技、解除洋人套在我们脖子上的技术牢笼，保障我国能源、粮食等战略性资源的供给，保障民生——为人民提供就业、教育和医疗以及住房保障，以及必不可少的国防建设。那些花里胡哨的形象工程、超前消费的所谓建设、毫无盈利能力的所谓投资，是该叫停了!这要求必须要取消县市两级的独立预算权能，之前财政体制改革所增加的预算审核制度必须要进一步强化深化，什么形形色色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平台公司是该终止其一切融资功能了。任由地方官僚们打着增加GDP的旗号铺张浪费，再多的钱也是不够用的。

　　那钱又从哪里来呢?除了依靠税收之外，就是依靠我国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在特殊情况下，若前两项收入都不足支付上述开支，那就只有央行为财政印钞了。这是财政面临债务危机时的唯一做法，否则就只有政府失信。事实上，诸多地方政府早已透支政府信用多年了，一方面强令不能拖欠民工工资，但就是不给施工企业工程款。这是什么逻辑?!(难道上级部门不知道地方实情?地方政府欺下瞒上?)但是，地方政府早已是债台高筑，有些县市一年的税收还不够每年债务的利息，你又让他们如何不失信呢?还要继续让他们要保持GDP的继续增长(注意：GDP本是增量，而GDP的增长是增量基础上再增量)，这不是要让死人复活、难为地方官员么?全世界都知道狗屎GDP的危害，可有些洋奴们就是死抱着不放，真不知其究竟是智商有问题还是立场有问题。

　　第三，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怎么办？

　　现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究竟是多大，早已成为秘密了。地方政府不敢讲实情，上级部门不想听实情。要不然，多年的政绩岂不付之东流了?这里面又有多少猫腻?但还是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予以推断的。我国现有县级政府2876个、地级政府334个、省级政府34个(不算两个特别行政区是32个)。按照每个县级政府负债200亿、地级政府负债2000亿、省级政府负债2万亿计算，即57.52万亿+66.8万亿+64万亿=188.32万亿(这与有人推断其规模在200万亿左右大体相当)。债务年利息，按照较低水平的6%算，一年就是11.3万亿。连本付息，若10年还清，一共需要支付301万亿，每年需要支付30万亿。而我国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包括卖地的收入)才多少呢?2020年估计约18万亿。这还要不要人活了?金融资本也不能那么贪得无厌嘛，少赚点行不呢?现在毕竟是国家困难时期嘛，不说带动后富，也要讲讲政治嘛。

　　但是，祈求资本家的怜悯和同情、甚至良心发现，是不靠谱的!君不见，李大人潘大人等早已人去楼空，一不满意，还反目成仇。什么东西!

　　第四，人民币会崩盘吗？如何稳定人民币价值？

　　求人不如求自己。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这一百年间，什么风浪没有见过，什么样的苦难没有经历过，照样挺过来了，照样带领中华儿女从苦难走向辉煌。当前遇到的这一点考验算什么?!何况中国共产党现在还是执政党，有强大的人民军队，有坚实而雄厚的工业生产能力，还有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身边的14亿中华儿女。哦，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印钞权，也就是征收铸币税的权力!这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们历经千难万苦才能获得的政权的支柱之一。人民银行从诞生那一天开始，为我党领导下的政府印钞就是它的天职。什么央行要独立，扯犊子去，要搞国中之国哪?

　　我们不能端着金碗要饭吃。禁止央行为政府印钞的《人民银行法》是该及时修订了，现在毕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了嘛，特事需要特办。至于什么央行独立是为了稳定货币价值的需要，纯粹是睁眼说瞎话，看看中国现在的房价之高，看看现在中国M2之大!

　　有人会担心，这不是什么财政赤字货币化么，那不是通胀么。如果我们仍然采取旧时代改革开放的以利润最大化市场导向来投放资金，那肯定是通货膨胀带动物价螺旋式腾飞了。反过来讲，如果物价是稳定的，那么货币价值岂不就是稳定的，何来什么人民币的崩盘?要管控物价，这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么，管控物价不正是共同富裕、保障民生所需要的么?当然，商品适度的价格上涨也是应该允许的，但是要反暴利。党中央的调节过高收入、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大抵是这个意思。

　　需要注意的是，在“立”——央行为中国政府印钞——的同时，也还需要“破”——收回让渡给商业银行的铸币税权，也就是说，要将以前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投放货币的体制转化为主要通过财政机制精准投放货币体制(市场机制投放货币在经济衰退情况下为辅)。这一立一破是相互支撑的有机组合的现代财政金融制度。很多人或许不明白其中之道。

　　商业银行为什么“躺着就能赚钱”，为什么“利润高得都不好意思说”(在实体经济平均利润率不足10%的世界经济危机下，有的商业银行的资本利润率居然高达百分之几百!对，你没有看错，就是百分之几百)?商业银行通过所谓的存款准备金制度，采用所谓的货币创造机制，在消无声息中攫取了我国政府的铸币税权，这就是林大师等鼓吹商业银行私有化背后的故事。新自由主义芝加哥男孩们祸国殃民不浅!

　　当然了，只要抛弃了狗屎GDP这个发展导向，精打细算、把钱用在刀刃上，财政部门就不会陷入凯恩斯困境了。至于说如何管控物价，我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就不需鄙人多言了。更何况，在经济衰退下，商业银行多少“创造的货币”会因为呆坏账、因为偿付本息而烟消云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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