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批判
最近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广东中山大学哲学教授袁伟时的《现代化与中国历史教科书》一文，在洋洋万言当中，虽然对某些细节问题做了不无益处的探讨，但是从整体上看，其字里行间到处都打着历史虚无主义的烙印。因此，潘太史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挺身而出，对其错误观点进行彻底的批判。
袁伟时在文章首先提出，火烧圆明园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国参战的原因起因——马赖神甫（马嘉理）事件，袁文是这样解释的：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犯罪行为。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文章还说，直接的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是由于广州军民一再拒绝英人入城，未能忠实地履行《南京条约》；至于开战的直接诱因，则是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对刚刚签定的《天津条约》心怀不满，故意让英法使者绕道并密令清军扮成乡勇出击所造成的。其结论则是：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澱，不是朝夕所能改变的；侵略者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火烧圆明园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袁伟时的观点貌似客观明智，实际上则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这里涉及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起因问题。潘太史虽然对于清史不象对《资治通鉴》那样精通，但最起码的历史知识还是有的。由于当时中国在经济上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对外贸易的需求不大，加之清廷只允许广州一地对外交易，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顺差的地位。由于外国商人无法采取正当的手段打破这种事实上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于是便采取了不正当竞争的手段，开始了万恶的鸦片贸易。在朝野普遍意识到鸦片贸易的危害性以后，朝廷行使主权，严禁鸦片交易难道有什么不对的吗？据潘太史所知，此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皇帝也没有派遣什么使者出国考察，更没有让他们去招商引资，对外贸易当时只不过是有益的补充而已。一旦圣上发现此种交易有害，下旨勒令这些洋鬼子卷铺盖滚蛋，完全是为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天经地义！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什么以失败而告终，潘太史认为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理亏造成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技术落后，实力对比悬殊；第二是固步自封，未能做到知己知彼，以至错误地选择了时机；第三则是满清皇帝的阶级局限性造成的，在敌人迫近的情况下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而是选择了妥协。清廷在被迫签定不平等条约时的心态是不难理解的，在执行过程中有些消极、制造麻烦甚至想翻案也并不奇怪，这种心态正是一个民族爱国心的真正体现。如果当时的清廷不折不扣地、不加任何反抗地执行了不平等条约，恐怕还没等到国力发展到与列强抗衡的程度，其国民就已经被彻底地殖民化了。
具体地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当时清廷正面临着太平天国的叛乱，可以说是内忧外困。咸丰帝和僧格林沁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冒险的确有些冒失，但其捍卫国家尊严的决心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之所以会出现火烧圆明园的悲剧，主要原因是由于清廷患得患失，缺乏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如果能够发动总体战，实行全民皆兵，即使京师暂时沦陷也决不妥协，恐怕登陆的那25000名英法联军就会全军覆没。至于马赖神甫在中国境内死于非命则纯属活该，毕竟清廷又没有给他发邀请函，他自愿跑到内地来传布“福音”而提前见到了上帝，难道这不是他求仁得仁的结果吗！
袁伟时还在文章中对义和团运动大加鞭挞，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爱国壮举，而是一场“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正是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的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潘太史也不否认义和团运动中的某些偏差，但是西方殖民势力披着宗教的外衣，其教会、教士在炮舰的庇护下在我国境内横行不法更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战争是残酷的，革命毕竟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面对帝国主义这样一条穷凶极恶的疯狗，人民群众随便抄起什么家伙都不应受任何限制，只管上前痛打就是了，完全不必顾及什么招数是否合理的问题。至于义和团运动中的不足之处，留给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去研究也就足够了。面向少年儿童的读物，最关键的一条是就是言简意赅、立场鲜明。难道有必要这样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吗！众所周知，我们观察问题当然要尽可能全面地整体地加以判断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同时也必须以简明的语言把问题阐述清楚才可以。在法官的判决书中，难道有必要对被告的优点也予以罗列吗？在部队的嘉奖令中，难道也要同时指出立功者的不足之处才显得客观公正吗！
其实，袁伟时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一开头就显露无疑，他声称：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史无前例的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这突出表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在论述近代中国与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自我反省的精神。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是完成现代化这个历史重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总的说来是比较理性的。如果我们的学校通过教科书不断向小公民进行非理性的鼓动，与正确的抉择背道而驰，说不定那一天一定会尝到无法预料的苦果。
袁伟时认为国人缺乏自我反省的精神，言外之意自然就是洋大人不乏自我反省的精神，但潘太史却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把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利品物归原主呢！不容否认，在这一百多年里，整个世界的确有了很大进步，但弱肉强食这一根本态势却依然如故。列强虽然没有在我国领土上驻军，但在许多合资企业里，血汗工厂的大量存在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在国与国的交往中，我们应该遵照伟人的教导，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喝狼奶长大固然算不上完美，但被狼咬过的人让自己的后代喝几口狼奶，不正可以增强他们的免疫力吗！如果把后代都培养成了温驯的绵羊，一旦恶狼再次光临，难道不都成了人家的盘中之餐了吗！
共和国诞生之初，我们并不是没有遭受过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但是亿万中国人民顽强不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率领下，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终于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从而为我国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环境。西方势力看到正面进攻并无胜算，便对我开始了和平演变的进程，第一步就是收罗了一些当年艾其逊白皮书中所提到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估计袁伟时就是深受他们的影响而中了毒。做人固然应该以宽大为怀，没有必要睚眦必报，但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事情则更加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对一切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都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2006年11月2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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