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5年俄国革命，发生在一个及其专制野蛮，整个无产阶级组织化极低的国家。但是无产阶级群众罢工中所爆发的那种革命精神，是极其强大的，无情的嘲笑了那些迂腐的书斋里的革命家们的精巧理论。那句话说的好，革命的时候，一天等于二十年。
俄国革命给我们展示的群众罢工是一种可以变化的现象，它反映着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各个阶段，反映着革命的每一时期和每一瞬间。群众罢工这一斗争方式的可行性，它的影响力，发生罢工的时刻，都是不断地变化的。它能在革命似乎已经陷入绝境时突然开辟新的、广阔的革命前景；当人们满有把握地指靠它时，它却遭到了失败。它有时象宽阔的海涛一样汹涌澎湃地荡及全国，有时又分成无数涓涓细流，形成一片广阔的水网；它时而象一股清泉从地下喷涌而出，时而又完全渗入地下。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群众罢工与局部罢工，示威性罢工与斗争性罢工，各个行业与各个城市的总罢工，和平的工资斗争与巷战、街垒战——所有这些形式的罢工是互相混杂地、互相并列地、互相交叉地进行的，它们象涨满河水的大川相互波及；这是由许多现象组成的汪洋大海，它永远都在运动着，变化着。这些现象的运动法则是清清楚楚的：它既不寓于群众罢工的本身，也不寓于群众罢工的技术特点之中，而是寓于革命的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力量对比之中。群众罢工只是革命斗争的形式。互相争斗的各种力量的对比所发生的每一变化，党的发展和阶级分化的每一变化，反革命所处的地位的每一变化，这一切都会通过千百条看不见的和几乎难以控制的途径立即影响到罢工行动。但罢工行动本身却几乎一刻也不会停止。它只会改变它的形式、它的规模、它的影响。罢工行动既是活生生的革命脉搏，同时又是推动革命的强大齿轮。一句话：俄国革命向我们指出，群众罢工不是为使无产阶级斗争取得更有力的影响而冥思苦想出来的狡黠手段，它是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方式，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斗争的表现形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判定群众罢工问题的一些一般观点。
1，那种纯政治的、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始和结束的，短暂的单一行动的群众罢工模式，只适合俄国四年来所发生的无数次形形色色的群众罢工中的一种，而且是次要的一种，即纯粹的示威性罢工。所有其余的大规模的和局部的群众罢工都不是示威性罢工，而是斗争性罢工。这种罢工大都是自发地产生的，各有自已特殊的地方性偶然原因；它们无计划地、无意地以磅礴的气势发展成伟大的运动；它们不是“有条不紊地撤退”，而是有时变成经济斗争，有时又演为巷战，有时则又自行收缩了。
2，当今俄国无产阶级行动的真正主体的斗争性罢工中，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是无法彼此分开的。在这一点上，罢工的实际情况与理论上的模式也是大相径庭的。而且，一方面想从工会组织的总罢工中按照逻辑推出纯政治性群众罢工是最成熟、最高级的罢工阶段的结论，同时又要把这两种罢工形式搞得泾渭分明，这种迂腐之见也被俄国革命的经验彻底驳倒了。所有群众罢工都令人难以觉察地由经济罢工过渡为政治罢工了，因此几乎根本无法再在两者之间划一条界线。而且所有大的群众罢工中的每一次罢工都可以说是小规模地重现俄国群众罢工的一般历史，都是以纯经济性的或者至少是以资方同工会的局部冲穿突开始的，然后经过由低到高的各个阶段直至发展到政治性的大示威。一言以蔽之：经济斗争把一个政治枢纽同另一个政治枢纽联系起来，而政治斗争则为产生经济斗争的土壤定期施肥。这里，原因和结果随时都在交换它们的位置。因此群众罢工时期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远远不象学究们的模式所主张的那样彼此截然分开，更不是彼此排除的，不如说它们只是构成了俄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彼此密切相连的两个方面。它们的统一体就是群众罢工。
3，群众罢工是不能同革命分离开来的。俄国的群众罢工史也就是俄国的革命史。俄国群众罢工的内在机制，它是以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之间不停的互相影响为基础的，而这种互相影响恰恰又是由革命时期决定的。只有在革命时期急风暴雨的气氛中，劳资之间的每一场局部的小冲突才有可能发展为普遍的爆炸。在阶级社会的社会基础和墙垣已经松动而且时时都在变化的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每一次政治的阶级行动都会在几小时之内使过去从未受到触动的那些工人阶层全部摆脱死气沉沉的状态，这立即会自然而然地表现为暴风骤雨般的经济斗争。被政治行动的闪电突然惊醒的工人，紧接着首先从事当务之急：为反抗自己在经济上所处的奴隶状况而自卫。政治斗争的风暴使他突然以从未料到的强烈程度感觉到身上的经济枷锁的沉重压力。实际上，不是群众罢工产生革命，而是革命产生群众罢工。
4，自发性因素——不管是作为促进因素还是作为妨碍因素——在俄国所有群众罢工中都无例外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很年轻或弱小，而是因为在斗争的每个个别行动中间，总有许多无法预见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普遍的和局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在共同起作用，没有一个行动能象算术题那样判定和解答。革命——即使是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无产阶级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不是无产阶级在旷野上举行的演习，而是当各种社会基础不停地断裂、破碎和变化时发生的斗争。简言之，自发性因素在俄国的群众罢工中之所以起着如此主要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是“未经训练的”，而是因为革命不是靠训导可以学会的。革命使社会民主党难于对群众罢工发号施令，而且它喜怒无常，随时都会把社会民主党手里的指挥棒夺掉，或者把这根指挥棒塞到它的手里，但正是这一革命本身解决了在德国讨论的理论图式中被“领导”当作主要忧虑看待的所有那些困难：“口粮的供应”、“费用的支付”、和“牺牲”等问题。当然，革命决不是象人们在工人运动最高领导机构的一次安静的秘密会议上手里拿着铅笔处理事务那样来解决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是这样“解决”的：革命使如此广大的人民群众登上政治舞台，因而任何对群众运动所需的费用作出估计和安排的做法——就象事先计算一件民事诉讼所需的费用那样——都显得是完全无望的。真正的、严肃的群众罢工时期一开始，所有的“费用计算”就都变成了想用一只玻璃杯舀尽沧海这样的打算了。这是可怕的贫困与痛苦的苦海，无产者大众的每一次革命都需要经过这样的苦海才能得来。对于这种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革命时期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就在于它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伟大的理想。有了这样的理想，他们对最艰难的痛苦也将毫无感觉。如果一个工会会员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在事先未得到万一遭到解雇肯定会受到怎样的救济的保证时，绝不参加庆祝五一节的罢工，——那么无论是革命还是群众罢工都搞不成。但正是在革命时期的暴风骤雨中，无产者从要求救济的未雨绸缪的一家之主变成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他认为，同斗争理想比起来，就连最可宝贵的东西——生命的价值也为之逊色更不用说物质生活了。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不是要为群众罢工的技术方面和内在机制煞费脑筋，越俎代庖，而是要在革命时期也承担政治领导。为斗争制定口号，给斗争指出方向；在安排政治斗争的策略时，要使现有的和已经迸发、已经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时刻都有用武之地，而且要在党的战斗阵地上表现出来；要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果断和锐利方面不但永不落后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而且还要跑在它的前面，这些才是群众罢工时期的“领导”的最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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