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劳动立法运动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召集
中国共产党见当时罢工高潮之到来，认为有召集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必要。于是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召集。共产党召集此次大会的原则是这样的，不分何党何派，只要是工会便邀请其参加。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便发出通告，一面登报，一面发公函，邀请全国各工会派代表到广州，于五月一日开会。
通告上宣布此次大会的目的凡四：
（一）纪念五一劳动节；
（二）融合并联络全国劳动界之感情；
（三）讨论改良生活的问题；
（四）讨论各代表提案。
大会情形
此次到会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二人代表十二个城市，百余工会，二十七万会员[1]。代表当然以广州香港两地点为最多，因其近便，占全体百分之八十。其来自北方及长江一带者，据记忆所及，铁路方面有长辛店、江岸、陇海、粤汉北段各工会；矿山有开滦、安源各工会；城市方面有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太原、江西等各处工会。
五月一日，劳动大会全体代表偕同广州市工人群众数万人举行示威大游行，领头的一面大旗便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巡行到第一公园，开大会，群众极为热烈。当晚劳动大会开幕。
大会代表成份非常复杂，就其大者而言，有共产党派，有国民党派，有无政府党派，有毫无主义和信仰的市侩的或流氓的招牌工会派，甚至还有工商合组的团体。在这样一个复杂成份的大会中，不消说会要发生冲突。就在举行开幕那一次会上，为了主席团名单的问题，便发生了剧烈的斗争，几乎把大会捣乱。主席团名单是共产党拟定而由一建筑工会的代表提出。这名单之中，共产党为了联合各派，故各派都有人在内。就中有谢英伯的名字。谢英伯隶属国民党，为一无聊政客，但此时他为广州互助总社社长，该社确已包括有几十个手工业工会，举为主席团之一，确也应当。可是就因谢英伯的问题引起很大的纠纷，特别是无政府党人，那时反对“在朝”的国民党，更反对政客式的谢英伯，他们提出理由，却是从另一方面说话，主张根本不要主席团；本来“主席团”这个东西是新从苏联搬去的，中国开会旧例只有一个主席，没有什么主席团，因此不为大会群众所了解，而无政府党就利用这一点企图捣乱会场。为了主席团名单问题，争辩数小时，无结果而散。
但是共产党在大会中是有威望的。共产党的基本力量，就是北方及长江一带的工会代表（只江西和上海少数代表除外），人数虽少，却是外省来的，因此引起广州香港代表相当的尊敬。再则共产党在当时确尚非各派反对的目的物。所以大会场的布置，完全赤色，三大口号，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各派均未提出异义。也就因为共产党在大会中有极大的威望，主席团名单问题，后来成了不解决之解决。由一个共产党员主席到底，各派均无异言。
主席团问题虽然是不解决之解决了，但大会过程中却在别种问题上仍是不断的发生冲突。就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五月五日为孙中山就大总统周年纪念，国民党工会代表提出全体到总统府庆贺。共产党工会代表主张自愿者去，无政府党工会代表根本反对，引起一场其势汹汹的大争论，结果，还是照共产党的主张通过。本来国民党当时所需要的只是这个“面子”问题，那时国民党并未注意这个大会，因为国民党那时根本只看见军事势力，而未看见民众势力。那一天讨论时，国民党工会代表甚至暗怀手枪入场，这可见他们是如何有决心争取这个“面子”啊。国民党工会代表之所以如此决心，当然有他的背景，因为引领工人去庆贺，可以在孙中山面前邀功，做猎官的阶梯。
大会一共开了六天，会场上虽常发生冲突，但大体总算顺利过去。大会上给了工商组合团体的代表一打击，因为实际上他是资本家，虽则是小，所以当他登台发言时，工人们指着会场的悬额说：“这里明写着‘工人讲坛’不是商人讲坛，请下来吧！”
此时工会确还没有分化，广州、香港工会分明包含许多极坏的成份，然而那时他们对于外省来的代表确是“相敬如宾”，故在大会的数天内，每天晚上都有几起欢迎劳动大会代表的茶会、宴会或演剧。比方现在最反动的机器工会和广东总工会，那时也是极其客气的。而且每次欢迎席上总是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及外省来的代表提前演说。但这里也有一个例外，就是海员工会的欢迎席上，前十名都请的是国民政府要人演说，记得轮到邓中夏时，已经是十三名了，其余工会代表签了名而竟不被主席邀请。海员工会在五一节那一天在海旁街口扎了一座雄伟奇丽的花牌楼，左右一付对联，就是“拥护三民主义”，“实行五权宪法”。这次欢迎会是用西式大餐，满屋悬挂青天白日旗。这些事实，都可看出那时海员工会对国民党信仰到了如何程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海员罢工当时的确得国民党政治上和物质上切实的帮助（请参看第四章），于是也就把阶级意识模糊起来了，又何况当时会长便是现在为全体海员痛恨的著名的工贼陈炳生，欢迎会上不把工人代表放在眼里，自非偶然。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当时共产党对于海员工会的影响又是如何的薄弱！
还有一点须补说的，国民党员在欢迎席上宣传说：“劳动大会能在广州自由开会，这就证明只有国民党才给工人以自由”。当时我们的答覆是“自由是天赋的，不是什么人给我们的”。这种见解现在看来虽觉可笑，然而也可见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取工人影响的斗争。
大会决议案
现在我们来说到大会决议案了，可惜得很！原文完全丧失。凭能记忆的写在下面：
大会决议案共九个：
（一）八小时工作制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提出）；
（二）罢工援助案（同上）；
（三）工会组织原则案（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会代表邓中夏提出）；
（四）铲除工界虎伥案（上海机器工人联合会代表许白昊提出）；
（五）统一全国工会旗帜及徽章案（提出人未详）；
（六）规定黄、庞死难日为纪念节日案（湖南劳工会代表提出）；
（七）规定海员罢工沙田烈士死难日为纪念节日案（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提出）；
（八）明年五一节在汉口召集第二次劳动大会案（大会临时动议）；
（九）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承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大会临时动议）。
这些决议案一望而知不是太局部，便是太技术，然而当时大会的代表的智慧确只有此限度。不过其中须指出的，就是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铲除工界虎伥案，成为大会最热心讨论的问题。这是很明显的，在那样罢工的高潮中，这三样东西都是工人群众所迫切需要的。
三案的内容大致如下：
罢工援助案理由之外，胪列具体办法：一、凡每地罢工发生，须通知各地工会，特别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负此通知责任。二、各地工会得到罢工通知后，就须广为宣传，通电慰问，捐款援助，并致函该罢工工厂资本家，威责其接受罢工工人条件；又各致函各地官厅，责成催促罢工工厂资本家从速解决。三、如罢工工厂资本家执迷不悟，先由附近及有连带关系之工厂举行同情罢工；如不解决则举行当地全市总同盟罢工；再不解决，举行全国总同盟罢工。这些援助办法在今日看来虽有可议之处，但确为当时大会代表讨论的结晶。
工会组织原则案主要的是确定工会组织以产业组合为原则，只手工业工人方能斟酌采用职业组合。这个原则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工会组织的根本观念。中国革命工会一开始就依次成立以产业为标准的组织，比之西欧工会还有一日之长，当非偶然。
铲除工界虎伥案什么叫“虎伥”呢？中国有一故事，人为虎吃，这人的鬼魂须为虎效劳，为它另找一人给虎吃，然后才能超生。这鬼魂就叫做“伥”，譬喻一个人替恶人效劳，叫做“为虎作伥”。当时还没有工贼这一名称，其实“工界虎伥”就是工贼。这案的内容就是规定如何对付压迫工人和破坏罢工的工贼。
这次大会的成功
这次大会的成功，无疑的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虽然这次大会有极大的缺点，但无论如何它给予全国工人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我们只看大会以后，中国罢工高潮便发展到最高度，就可证明。
这次大会之另一意外的成功，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位的抬高。大会通过“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便是公认它为全国唯一的领袖。再则每个决议案差不多都有“大会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如何如何”字样，根据这些议决案，实际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
劳动立法运动
第一次劳动大会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准对着罢工高潮制定一个目前斗争纲领，弥补这一缺点，则为七八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领导的劳动立法运动。
我在第三章便已说过，从一九一八年起，广东便已建立与北京对立的政府，以护法为号召，迁国会于广州，从此南北完全分裂。一九一八年后，南北政府双方都发生不少的政变与战争，此地当然不能详细叙述，只能略述一九二二年即罢工高潮时的政治状况，那年夏天，南北皆发生战争，北方为奉直战争，南方为孙陈战争。奉直战争的结果，张作霖失败，吴佩孚宣言恢复国会；孙陈战争的结果，孙中山被逐，陈炯明宣言取消南方护法政府；因此，国会在广东不能立足，应吴佩孚之召，重回北京，而有所谓“法统重光”的滑稽剧。国会重开，进行制宪，其实这些猪仔议员，那里能够制什么宪法！但他们既已进行，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利用，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乘时号召全国工会举行劳动立法运动。
劳动法大纲
书记部拟定劳动法大纲如下：
（一）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
（二）承认劳动者有同盟罢工权。
（三）承认劳动者有缔结团体契约权。
（四）承认劳动者有国际联合权。
（五）每日昼间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夜工不得超过六小时，每星期应予以连续二十四小时的休息。
（六）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人及剧烈劳动之劳动时间，不得过六小时。
（七）禁止超过法定工作时间，如有特别事故，须得工会之同意，方可延长之。
（八）农业劳动者之工作时间，虽得超过八小时，但对于超过时间之工资，须以八小时制为标准而计算之。
（九）以法律保障农民（不掠夺他人的劳动者）之生产品价格，由农民代表提出，以法律规定之。
（一○）剧烈有害卫生及法定之工作时间外之劳动，不得使十八岁以下之男女工人为之。
（一一）对于需要体力女子劳动者，产前产后予以八星期之休假，其他女工应予以六星期之休假，休假中工资照给。
（一二）十六岁以下的男女工人不得雇佣。
（一三）为保障劳动者最低工资计，国家应制定保障法；制定此项法律时，应许可全国劳动总工会代表出席，公私企业或机关之工资均不得低于最低工资。
（一四）各种劳动者有由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选举代表参加政府之经济机关、企业机关及政府所管理之私人企业或机关之权。
（一五）国家对于全国公私各企业，应设立劳动检查局。
（一六）国家对于劳动者，应予以完全参加劳动检查局之权利。
（一七）一切保险事业规章之订立，均应使劳动者参加之，俾可保障政府、公共及私人企业或机关中劳动者所受到的损失，其保险费完全由雇主或国家分担之，不得使被保险者担负。
（一八）各种劳动者，一年劳动期间中应有一个月之休假，半年中应有两星期之休假，其期间有受领工资之权。
（一九）国家以法律保障男女劳动者享受补习教育的机会。
劳动立法运动之扩大及其影响
书记部以劳动法大纲通知全国工会，并号召其进行此项劳动立法运动。首先响应的是唐山铁路、矿山、纱厂、洋灰厂各工会，组织“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为大规模的示威大巡行，并通电全国各团体及国会，要求通过书记部提出的十九件劳动法大纲。继起者为郑州铁路工会，通电全国工会一致进行，并电国会，谓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大纲为我等工人最小限度的要求，务须完全采入宪法中。长沙亦举行劳动立法大会，并组织劳动立法的大同盟。其他各处均有大同小异的运动，皆电国会一致要求，与书记部遥相呼应。
书记部见各处劳动立法运动已发展，乃召集北方铁路工会代表到北京开会，并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作广大的宣传。
其时因吴佩孚通电中有“保护劳工”一项，于是国会议员亦有借此投机者提出保护劳工法案，当然他们所提出的与书记部提出的恰恰相反，书记部遂于招待国会议员席上作无情的批评，特别是工人代表的发言，声色俱厉，以致议员不得不当面谢过。
但国会议员历年来的无恶不作，声誉狼藉，早为全国人民所齿冷。此次宣言制宪，无非为恢复已失之声誉，根本就无意制宪，书记部所提出之劳动法当然不能望其通过。虽然如此，而这十九条劳动法大纲却深入了工人群众之中，变成了罢工高潮中斗争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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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的《向导》周报第一百五十五期所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二十万。
第六章 开滦五矿大罢工
开滦矿工的生活状况
开滦五矿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最主要的罢工之一个，所以我们特别提出来加以叙述。
中国采用新式技术开采矿山，就是从开滦开始。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开滦便已开工。此矿起初虽系中国政府独立经营，但后来因资本关系，借贷英款，变为中英合办，实际上也就变成隶属英国帝国主义的一个企业了。
开滦系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矿而成，全年约产煤四百余万吨，占全国煤的产额百分之二十。矿工共约五万人。
矿工的生活状况：工作时间虽名为八小时，实则十六小时，因为工人必须连作两班，方能维持生活。甚至有这样的情形，矿工在井下工作有继续一星期不出的。中国矿山大抵都采用包工制，开滦当然不能例外。工人都在包工头之下作工，因此，工人虽卖劳力，不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中间还须经过包工头之剥削，如井下工人，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而包工头给工人的，则每人每日只可合铜元二十枚（中国兑换市价，银洋一角可换二十枚至三十枚）。包工头从工人工资中剥削一半以上。再则发给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如工资一元以上只给一元，其尾数被扣去，如不上一元者则仅以不足数之铜元付给之。他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事，无所不有。包工头还公开放赌，工人往往在井下连续工作一星期所得的工资，不到半日便输光在赌博场上。不赌又不行，因为包工头可以借故开除不赌的工人工作。包工头经常借钱给工人赌博，利息特重，因此每个工人都负债累累，无法脱离包工头的利爪。工人因公致死者恤金二十元，但死马一匹须损失六十元，所以该矿有“人命一条不如一马”之诮。其他凌辱打骂，更是不用说了。
罢工的爆发
开滦矿工以前亦曾因不堪其苦发生过小小斗争，但都是旋起旋灭。一九二二年的罢工高潮，必然激荡了开滦矿工，特别是唐山、山海关两处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为他们所目见的事，于是引起他们迫不及待的要求罢工。
十月十六日，矿工联名向矿局提出要求。其重要条件如下：
（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三十，在十五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二十，在五十元以上的加百分之十。
（二）每年年底每一工人应得一个月花红。
（三）工人服务满二十五年的应另加一个月花红。
（四）工人在受雇期内受伤不能工作，应由局中担任医药费，并酌贴津贴。
（五）工人在受雇期内死亡，应由局中给以五年工资之恤金。
条件提出后，矿局拒绝，工人大愤，于是召集大会，继续提出两条：
（一）工人现时正在组织俱乐部，应由矿局承认。
（二）非经俱乐部赞同，矿局不得开除工人。
这样形势愈趋严重，矿局为缓兵计，于二十日宣布无论矿局直接雇用或包工雇用之工人，每月工资在三十元以下的增百分之十。工人不满意，于二十三日首由唐山、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四处同时罢工，二十六日马家沟亦罢工。整个开滦煤矿都陷于完全停顿的状态，开前所未有的创举。
矿局门首的喋血
罢工开始时，矿工声势甚壮，当组织纠察队，巡逻要地，维持秩序，并监视破坏者之私自复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两个特派员在此指挥，唐山铁路、纱厂、洋灰工人皆起而援助，交通大学学生亦罢课上街募捐。
矿局方面，除有英国兵舰调集印度兵到唐山镇压外，并有直隶警察厅杨以德由天津调派保安队驰赴唐山，于是宣布戒严，如临大敌。二十五日，工人聚集矿局门首示威，高呼“打倒资本主义”、“要求经济解放”。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数人，伤五十人。登时解散工人纠察队，封闭工会，铁路、纱厂、洋灰各工会也同时被封，并严厉禁止工人开会。开始逮捕罢工工人领袖，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牺牲）同志亦被捕。
罢工工人的坚持
屠杀发生以后，罢工指挥机关不能在市内生存，乃移于附近农村，同时罢工领袖发生恐惧，甚至罢工总领袖不久便卷款潜逃，因此，罢工失其领导。书记部当时有一错误，即未多派得力同志前往，固然当时因各地罢工纷起，到处需人，应付实感困难，但无论如何开滦罢工关系至钜，就有如何困难，亦应多派得力同志前往才对。自罢工总领袖潜逃后，书记部特派员大感困难，重新提拔新领袖，一时又来不及，但领导虽失，工人群众却非常坚持，他们并不因喋血而气馁，只看当时竟无一人私自复工，便可证明。
最后的失败
开滦罢工事前毫无准备，事起仓卒，罢工经费当然没有。书记部在北京方面借款，一时不能到手。罢工人数又多，每人发一角，每日便须五千元。罢工工人忍饥受饿，一直坚持到二十日之久，最后由当地军队师长和滦州县知事出面调停，其结果如下：
（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
（二）每年年底加给半月工资。
（三）工人在罢工期内受伤不能工，由矿局担任医药费，并酌给津贴。
这个调解条件当然与罢工工人原来要求条件相去太远，但罢工旷日持久，的确工人再不能支持下去，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六日方始忍痛逐渐复工。
书记部对于此次罢工的确异常重视，曾召集全国铁路工会代表到北京会议，拟以全国铁路总罢工为开滦声援，但等到代表到京，开滦已最后失败，来不及了。
这次罢工的教训
这次罢工的失败，客观上当然是帝国主义军阀协同出兵以铁血镇压，使罢工不能不失败，但这仍非失败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主观上的错误，举其大者如下：
（一）准备太不充分：这次罢工是被当时罢工高潮所刺激，工人们迫不及待而宣布罢工的，因此，一切最低限度的必需条件，都未准备，如工会就是在罢工前数日才组织的，关于罢工经费，事前更是作梦也想不到。
（二）组织太糟糕：领导机关只有一个上层组织。开滦五矿范围数百里，岂是一个机关所能指挥！最低限度至少每矿须有一个指挥的机关，那时没有，其他可知了。
（三）领袖非人：其时罢工总领袖本一投机分子，未有任何斗争经验，我们当时未能于广大群众中选拔多数积极的骨干分子，以致领袖一跑，便难于为济。
（四）罢工经费不足：矿工生活既苦，那有积蓄，罢工下来，如无金钱接济，便只有挨饿。这一点是对于矿工罢工更要留意的。
第七章 京汉路大罢工——“二七”惨杀
总工会筹备的经过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这个罢工显然为中国职工运动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这次罢工有莫大的历史意义，共产国际当时致中国铁路工人书中说得对：“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队伍里”，中国工人阶级从此在世界革命的场合中，做了一员能征惯战的战将。我们这里将这个光荣的罢工加以叙述。
这个罢工是为成立全路总工会而起，我们提前略略叙述总工会筹备的经过。
一九二一年以来，京汉铁路各站工人陆续组织分会（当时都叫工人俱乐部），到一九二二年底，全路各站皆组织就绪，共得十六个单位——长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黄河、郑州、许州、郾城、驻马店、信阳、广水、江岸等处。组织的原则是这样，每站工人过百人以上的即组织分会，不足百人的则隶属于附近分会。四月九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开第一次会议，筹商组织总工会，决定先整饬和划一全路的组织。八月十日在郑州召集全路代表开第二次会议，成立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长辛店罢工胜利，更促进工人对于成立总工会之迫切要求。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开第三次会议，认为全路组织确已统一（此时即交通系御用的“交通传习所”亦自动取消，原有之百余工人悉数加入工会），成立总工会之时机确已成熟。当即草定总工会章程，并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成立大会。
附录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
第一章宗旨
第一条本会定名为京汉铁路总工会。
第二条本会的宗旨是：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相互的争端；三、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四、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的关系。
第三条本会地址设郑州，于长辛店，江岸，设总工会办事处，总工会及其办事处的地址得由执行委员会随时议决迁移之。
第二章会员
第四条凡京汉铁路的工人，不分司机、升火、机匠、学徒、小工等名目；不分车务、工务、机务等职务；也不分老少、地域、国籍的差别；只要赞成本会宗旨，遵守章程，缴纳会费，服从本会及所在地分会命令者，皆得为本会会员。
第五条凡京汉路的下级员司，欲加入本会者，须得两个工人会员的介绍，及所在地分会执行委员会的通过。
第六条凡真实热心赞助本会的人，在某站分会执行委员会的通过，或经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直接认可，均得为本会名誉会员。
第七条本会会员之权利如下：一、会员对于本会有发言权，有表决权，选举和被选举权；二、本会谋得的一切利益，本会会员均有享受之权；三、会员得享本会一切教育机关（如学校、讲演、书籍报纸等）、经济机关（如消费合作社等）、娱乐机关（如音乐戏剧等）所规定之应有权利；四、本会会员有享受本会的补助权。
第八条本会会员之义务如下：一、有必须遵守本会章程、规约及各种议决案之义务；二、有尽力拥护本会，为本会尽忠服务之义务；三、有受执行委员会之委托，办理本会各种事务之义务；四、有缴纳会费及捐助本会之义务。
第九条名誉会员与会员有同等之义务，但只有发言权。
第三章组织
第一○条每站或数站联合有工人五十人者举代表一人，每增加五十人者加举代表一人，组织全路代表大会；每年由本会执行委员定期开会一次，遇特别事件发生，得由执行委员会召集临时代表大会。
第一一条每次代表大会，举定十五人组织执行委员会，每四个月由委员会召集开会一次，并得开临时会。
第一二条由执行委员会互举正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任期一年，但随时得由执行委员会改选之。
第一三条由执行委员会派定干事若干人，组织干事局，设总干事一人，其余干事分作秘书、调查、庶务、教育、交际等科办事。
第一四条凡人数满百人的车站，须组织分会，名曰“京汉铁路总工会某站分会”，凡人数不满百人者，举出代表，加入临近的车站分会，设立执行委员会，其组织法，由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另行审定之。
第四章职权
第一五条本会代表大会，为本会最高机关，审议本会预算、决算案及一切重大进行事件。
第一六条在两代表大会之间，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其职权如下：一、决定预算案；二、执行大会议决事件；三、决定代表大会未决定的一切问题；四、征收会费；五、议决对外交涉事件；六、帮助全国铁路工人和全国工人组织工会。
第一七条正副委员长常住总工会所在地，代表本会，总理本会经济及一切事务，执行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
第一八条干事局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长命令，办理一切事务。
第一九条各分会执行委员执行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办理本会所在地一切事件。
第五章规约
第二○条凡举行全路罢工事，必须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全体会员过半数的通过，才能举行。
第二一条下级机关须服从上级机关的命令，如不服从时，得令其改组。
第二二条某分会反对委员长时，由执行委员会判决之，反对执行委员会时，由代表大会判决之。
第二三条各分会彼此不得相争，如遇争端，由本会执行委员会或委员长解决之。
第二四条本会会员必须遵守的规约如下：一、不得违反本会章程及各种议决案；二、不得分出地域、界限、职位等次及其各种规则；三、不得顾全个人私利，违反公共利益；四、不得破坏本会和有碍会员的言动；五、不得迟缴或不缴会费；六、不得彼此互相争斗，排斥倾轧；七、不得无故退会。
第六章经费
第二五条本会会员每人每月须缴纳半工工资，特别捐临时规定。
第二六条全体会员每月所缴会费，各分会每月用百分之四十；总工会用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四十五，存作本会基本金。
第二七条本会基本金非因罢工或特别重大事件，经执行委员会通过，不得支用。
第二八条本会经费由执行委员会征收，正副委员长共同保管之。
第七章附则
第二九条本会会议细则、执行委员会细则、干事局细则及各分会组织大纲均另定之。
第三○条本会章程经代表大会过半数之通过，得修改之。
第三一条本会章程经各站分会通过，执行委员会宣布，自宣布之日起才能实行。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
军阀吴佩孚的处心积虑
我们在第三章便已说过，奉直战后，吴佩孚四大政治主张中有“保护劳工”一项，不用说这只是军阀对于工人阶级的一种欺骗。吴佩孚后来对于工人阶级还有不少的欺骗手段，如宣传设立劳工局呀，赞成劳动立法呀，颁发肖像奖章呀，延见工人代表并赠送川资呀，无往而不企图笼络工人。但工人却不如官僚政客之易笼络，他们却不顾吴佩孚的意志，八月间在长辛店干了一次罢工，这次罢工，无疑的使得吴佩孚疾首痛心，因京汉铁路收入为吴佩孚军饷的唯一来源，长辛店罢工的结果，使得吴佩孚每月损失六万元，每年损失七八十万元（长辛店罢工胜利条件，每人每月增加三元，京汉铁路全路工人约二万人，故路局每月须多开支工资六万），再则工人气焰日益增高，变生肘腋，又为意中之事。原拟利用共产党，而共产党却“另有异图”。因此吴佩孚决计准备对付工人。吴佩孚这种准备表现得最明显的，一是组织“学兵队”，学习开车；二是嗾使南段段长冯沄组织“同人通谊会”，分裂工人。但吴佩孚这些方法，收效甚微，首先是“学兵队”遭着工人猛烈的反对；“同人通谊会”只有员司加入，而工人则一个也没有。一九二三年二月工人公然要组织全路总工会了，实逼处此，所以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也再不能耍了，爽直的实行屠杀。
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前夜
在本会方面，未尝不知与吴佩孚终不免有一日决裂，但未料及有如是之速。故二月一日总工会的成立大会，纯取公开态度，将开会宗旨及地点，登载各报；并向路局局长赵继贤报告，得其允许，赵继贤当时还特准二事：一，一月二十八日之星期例假，准其改在二月一日，俾便工人赴会；二，开会日，北段赴会者准予发给免票，南段赴会者准予挂头二等车各一辆，以便运送代表及来宾。工会方面以为如此公开，当不致酿成巨大误会，岂知一月二十八日，意外消息到了，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会声明，谓吴大帅禁止开会，该会受此意外压迫，甚为情激，决计不顾军阀干涉，依然筹备二月一日开会。三十日，忽得吴佩孚电，召工会代表赴洛阳计议，工人派五人前往。
代表当日到洛阳，吴辞不见，次日早才得见吴佩孚，吴佩孚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吗？改期不行吗？改地方不行吗？其实会过餐也可开会；在屋里也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官长，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正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亦知道；不过——你们若是要非开会不可，我亦没有办法了……。”工会代表据理力争，吴佩孚但是“顾左右而言他”。明以告之，使其不备；激之使进，而假手爪牙以歼灭之，其手段真不愧为一大奸雄。以后伏尸流血大惨剧，遂伏于吴佩孚这次谈话的微笑中。
悲壮激昂的大会
三十一日，代表赶向郑州，报告与吴佩孚交涉经过，各站到会代表与各地工会来宾，皆异常愤慨，对于一面高唱“保护劳工”，一面尽力压迫开会，言不顾行，绝无信义的吴佩孚，都说“无注意的必要”，工人开会根据民国约法，不受非法干涉。于是悲壮激昂的大会，于原定的二月一日在普乐剧园开幕了。
先是各路及各处工会接到京汉铁路总工会开成立大会的请帖，无不兴高采烈，纷纷派遣代表到郑州庆贺。共计来宾约一百三十余人。
本路各分会代表完全到齐，共六十五人。
二月一日清晨，代表及来宾全体整队向会场出发。但此时市面已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关店闭户，行人断绝。代表来宾无不笑军阀小题大做，又无不恨军阀妄自干涉人民自由，都说：“必须开会，不为武力所屈。”整队前进，以军乐前导，以各路各处工会所送匾额等次之。各人手执红旗，顺序而行。郑州铁路工人，则全体齐集普乐剧园，出发迎接。代表及来宾队伍到距会场不远处，被军警包围，瞄准示威，阻止前进。全体大愤，先推代表再三理论，终不允许，相持二小时久，最后乃不顾生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
当时由主席宣布开会，说明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被强权压迫的可恨。并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群众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是时会场已被军队包围，黄殿辰百般威吓，迫令解散大会，但是群众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如雷鸣。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总罢工之决定及其宣言与要求
是日下午，代表及来宾所住旅馆，皆被重兵包围，不许偶语，总工会在酒馆所定的酒席也不准开售。代表及来宾完全失去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匾额对联等，也尽被捽毁，弃置道旁。总工会会所，被军队占领，驱逐职员，捣毁一空。工人问兵士何以如此强暴？兵士说：“是奉吴大帅命令。”
在这样极端侮辱与压迫之下，工人们知毫无挽救之余地和退守之可能。各路各地工会来宾目击此种情形，极为愤慨，当晚离开郑州时，致函京汉铁路总工会谓：“京汉铁路总工会之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希望京汉铁路总工会必能为争取自由而取最后奋斗之手段，各工团誓必为实力的后盾。”
总工会当晚召集秘密会议，决议：
“我们为力争自由起见，决于本月四日午刻宣布京汉路全体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一切进行事务，于总罢工期内，完全听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决无退后！”
又议决提出五项要求，并即日正式发表宣言。其原文如下：
“全国工友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京汉铁路的工人，本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予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一年多以来的努力，成立了全路十六个分会。我们的总工会筹备了半年多的工夫，耗费我们许多的精力、时间和血汗的金钱，惨淡经营才得到组织完备，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期前邀请各业工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与盛典。届期来宾到会数百人，一切设备完全，准备开会。
“唉！意外的悲惨发生了！黑暗的势力横来了！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阻止我们和来宾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工团所赠送的匾额和对联，均被毁弃道旁，我们神圣最高机关——京汉铁路总工会——已被军警占据了，会场中文件杂物，均被抄查捣毁。各工团代表及来宾均被监视，言动不得自由，并勒令出境。酒席也被禁止了，满街军警林立，旅馆都有军警驻扎。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暗之境。工友们！同胞们！你们想想：这种暴横无理之来，怎么不教我们愤激痛恨啊！这种事，凡是有血性有人心的，谁也不能忍受啊！
“我们考查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冯沄丧心病狂，捏造谣言，伙同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们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的、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的，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的仇人进攻呀！反抗呀！进攻呀！我们是没有一点恐惧的，因为仇人——军阀和其走狗——的势力，都在我们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手里。被穷苦压迫而去求生的警士和兵士，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兄弟朋友，他们明白了，他们决不会帮助仇人压迫我们，我们无产阶级有最大的权力，我们劳苦群众的团结是我们最大的权力，我们还有最精良最坚强的武器，我们现在为反抗我们仇人——万恶的军阀，为保障我们的人格，为争回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向前进攻了，工人们！同胞们！我们郑重的宣言：‘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我们要求的最低的条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沄；要求吴、靳[1]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军警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住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州分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总罢工的经过
果然，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全体总同盟罢工实现了。那天上午九时，中段罢工；十时南段罢工；十一时北段罢工。不到三个小时全路罢工了。至十二时，所有全路客车货车一律停止。
江岸方面
罢工的第二日（五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参谋长张厚生到江岸，先使该地警官，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重要领袖，工会答以“如有对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谈判，否则，恕不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张厚生在工人家内拘去开车工人，强迫开车。总工会当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及厂门者约二千余人，冲破军队防线，将二工友抢回。正午，又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总工会派人要求释放。
罢工的第三日（六日），武汉各工会各派代表数百人，共二千余人持旗帜到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到者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申述感谢慰问代表的盛意（杨德甫于罢工失败后便反动了，现为国民党的走狗），继由各工会代表数十人演说，无不慷慨激昂，最后向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瀛致答词，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运命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而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权利的保卫者，工友们！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呀！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熏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前锋，前进啊！勿退却！”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武汉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群众于愤怒之余，遂举行游行大示威，由江岸经过汉口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方散，此种闯入租界示威，实为创见。
长辛店方面
罢工第一日（四日）早，召集全体大会，到者三千余人。主席报告总工会命令毕，群众热烈赞成，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会毕即罢工。工人待遇旅客极有礼貌，男子为代雇车马，女子则延至工人家里住宿，次日护送至京。故当时社会人士对罢工工人均表好感。
罢工第二日（五日），北京铁路管理局茶役亦举行罢工。赵继贤此时已得吴佩孚命令，令其严厉处置，乃发出威胁布告，限工人于十二小时内复工，但工人不理，赵又派人到长辛店威迫工会单独交涉，工会答以“只知总工会命令，不知其他。”午后，曹锟派兵到长辛店，宣布戒严，全体工人亦遂前往示威，并向兵士宣传，士兵有为之感动至泣下者。
罢工第三日（六日），调查队报告，军队行动极为可疑，涿州有大军将要开到。一时全市突然紧张，但工人态度仍不稍变。正午，赵继贤由塘沽运来新工百二十名，另挑选五百兵士，随同学习开车，并宣言罢工工人如不复工，当一律解散，押解出境。工人仍置之不理。京兆尹及宛平县知事前来劝说上工，工人答以“由总工会作主”。下午，涿州军队开到。
郑州方面
罢工第一日（四日），总罢工后，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召集工会代表谈话，靳见面大骂，勒令开车。工会代表答以“须有总工会命令才能开车”，拒绝之。
罢工第二日（五日）晚，靳云鹗拘捕工会委员三人。工人闻讯大愤，敌忾之心，更为坚决。
罢工第三日（六日），又捕去工会委员两人，上午靳将被捕五人推至车站威吓工人，工人不惟不惧，反更愤激。下午，警署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
总之，全路各站罢工工人都非常一致，“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开工”，成为当时工人唯一的口号。
“二七”惨杀
京汉铁路总罢工后，北京公使团召集紧急会议，议决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不用说是意在怂恿政府立即用武力解决罢工。
在汉口的英国领事，更活跃了，六日，召集萧耀南代表及洋资本家在领事署开会，讨论应付罢工之策。其时群众示威游行正经过该领事署，谁知此时也就是帝国主义正在指导军阀屠杀工人的方略，果然第二日（七日），军阀便开始血肉纷飞的屠杀了。
吴佩孚本已准备好屠杀工人，此时又得帝国主义之指点，遂下令于七日南北一齐下手。
江岸方面，数日来张厚生用了许多诱骗方法，拟先将总工会领袖一网打尽，但均被总工会识破。总工会提出调停谈判之先决条件十一条，并要求以对等负责之会议为标准，下午二时有一警官来说：“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即来。”并说：“张参谋长来时拟穿便衣，以示诚意。”又说：“条件均可完全承认，惟请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其言甚甘，总工会已起疑心，乃开一假姓名名单予之。不久警官又来，约总工会全权代表于下午五时在会所相候，参谋长准到，匆匆别去。至五时二十分钟，全权代表正准备到工会相候，半途忽闻枪声大发，于是流血惨案就开幕了。原来警官之来此，为诱敌之计，以为时候已到，重要人物皆在工会，张厚生率领军队二营急驰而到，先将总工会包围，开枪环击。当时纠察队有数百人在总工会门首守候，但皆赤手空拳，无以抵御，当被乱枪击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伤者共二百余人。工人犹死守工会，相持至数十分钟，得总工会退却命令，方渐次退散。同时军队包围工人宿舍，搜捕工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同志亦被捕。被捕工人数十皆缚于车站电杆上，张厚生亲自提灯找出林同志，回顾段长说：“此人是否工会长？”段长答：“是！”张乃令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同志下上工命令，林同志不允，张乃令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林同志抗声说：“不上！”张又令再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上工命令？”林同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张复令再砍一刀。此时林同志鲜血溅地，遂晕，移时醒来。张狞笑道：“现在怎样？”林同志切齿大骂：“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账忘八蛋的军阀手里！”……张听了大怒，不待林同志说完，立令枭首。林祥谦同志就此慷慨成仁了。如此至死不屈，从容就义，纪律严肃，也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才能有此。
同日长辛店方面亦有惨杀的事情。六日晚军队便搜查工人宿舍，时值严冬，深夜奇寒，兵士连搜带抢，杂以拷打，工人妇孺，哭声露天。当捕去史文彬、吴汝铭等十一人，剥去衣履，加上镣铐，准备天明解往保定。天明，工人群众三千余人齐集军营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一致高呼：“还我们工友！还我们自由！”军队向群众开枪，弹如雨下，继以马队践踏，数千工人遂纷纷倒地，结果死四人，重伤者三十余人，轻伤者无数。军队更乘机大抢，任意杀人，居民纷纷闭门，全市秩序大乱。
其他各站亦有惨杀情形。
施洋同志亦因此被杀。施洋同志本一律师，年来努力职工运动，在武汉各个罢工斗争中，皆亲身参加，因此得到工人群众极大的信仰，被武汉工团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京汉罢工，施同志当然是最出力之一人，湖北督军萧耀南，将其拘捕，于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杀于武昌。
惨杀以后
江岸惨案发生以后，武汉工人无不悲愤填胸，武汉工团联合会当晚即下罢工命令，计实行罢工的，有徐家棚铁路，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丹水池，扬子机器厂……等工人（电灯，电报，自来水，因准备便遭压迫，未罢成）。萧耀南宣布特别戒严，各帝国主义海军亦全数登陆，市面极其恐怖，形势甚为严重。延至九日，罢工情绪日非，工人战线已被军阀击破，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武汉工团联合会乃联名下复工令，劝工人忍痛复工，准备再举，复工命令的要点如左：
“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复工。本会深知昨日各业工友因敌人袭击，痛哭流泪者不知凡几，切齿痛恨者不知凡几，愤不欲生者不知凡几，但本会极希望我亲爱的工友镇静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厂。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
“二七”惨杀以后，军阀用军队捆绑工人强迫上工，不上工处以严刑。虽然如此，但工人终未完全复工，至接总工会劝工人忍痛复工命令后，方开始恢复工作。
这次罢工，被军阀以铁血镇压而失败，当时死者四十余人，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四十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一千余人，是中国职工运动上最大的损失。各路及各地工会的援助
这里须得略为补述各路及各地工会援助的情形。原来各路代表离开郑州时，便相约如京汉罢工三日不得解决，即实行同情罢工援助。这个公约可说是实现了。
道清路二月一日郑州大会，该路工会派五人前往庆贺。代表回去后，报告经过。该路决定与京汉同时罢工。他们支持九日之久，方才复工。
正太路二月四日京汉罢工，该路工人召集群众大会，议决七日即举行罢工。此时火车房尚未加入工会，但接工会传单后，亦纷纷到工会要求加入，愿取一致行动。七日正午果然罢工。曹锟由保定派往一旅军队，工人不为所慑。八日，该路还不知“二七”惨变，京汉虽然开车，但全为军人来往，故不相信京汉失败。于下午三时召集大会，决议“非接到京汉总工会开工电报决不复工”。九日晚京汉路正定分会派人通知，谓京汉工潮已被武力压迫上工，请贵会明日复工，免遭意外，该路方于十日复工。
津浦路津浦路工会此时尚未一致。该路浦镇工会代表，自郑州回到本路径赴天津、沧州、泰安、德州各站下车，拟联络各路一致罢工，因此迁延时日，于十三日方开始由南段罢工，此时还不知京汉路已被武力压迫上工，后来消息证实，遂宣布复工。
粤汉路八日与武汉各工会同时罢工，亦被军队压迫上工。
京奉路本拟七日罢工，因经费问题一时未解决，拟等数日支领双薪后再行发动，不料他们的计划为铁路局看出，派军队监视工人，旋京汉路复工消息到来，遂未罢工。召集全路代表会议，对京汉事件，议决善后办法六条并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大会。
京绥路该路代表尚未从郑州回到本路时，吴佩孚便已电致该路军事长官，若工潮发生即以武力解决。于是工会行动完全丧失自由。三日，代表归后，召集秘密会议，于七日召集全路代表会议，但京汉路失败消息已至，故同情举动，也就停止。
除各路之外，其他各处援助运动亦不少，这里只说两个大的城市。
北京北京电气工人曾暗中准备罢工援助京汉，迄未实现。但北京市民却有过大的示威游行运动，并组织京汉罢工后援会，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二七”惨杀以后，北京又举行五千余人的追悼大会。
上海“二七”惨案传到上海后，当地各工会开会援助，准备罢工，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宣布戒严。吴佩孚恐何丰林力量不足，派其副官到上海，协同防卫。租界内帝国主义防卫更严。罢工未能实现。
这次罢工的教训
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给予中国职工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能在北京立足，部址被查抄，职员被通缉，逼不得已不能不迁往上海。北方各铁路工会及武汉工会一律被封闭，领袖被通缉。两年来共产党所惨淡经营的工会组织，除广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国职工运动从此便进入于消沉期了。
这次罢工的教训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还是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总参谋部，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它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那么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第三章便已经说过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有一极大错误，便是没有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京汉铁路总罢工无疑的是共产党所领导，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领导，而下层群众中很少共产党的作用。总计当时铁路工人的共产党员不到五十人，这样一个渺小的数目，如何能够指挥那样广大的群众！
再则就是工会组织还未完善。各站工会虽然都组织起来了，但多半还是草创，自然说不到如何严密。
的确，假使当时有强大的共产党和严密的工会组织，势力虽不足抵敌持枪带炮的军队，也不至受摧残到如此地步。
至如罢工本身亦有几个缺点：
（一）对于武汉总罢工准备不充分而且发动太迟。武汉总罢工应该在京汉罢工之第二天至迟第三天便应实行，这样才能给京汉路巨大的援助，“二七”惨杀发生以后方宣布罢工，实行太迟了，一方面敌人此时已经准备好，另一方面工人亦已表现恐怖；因此，武汉总罢工以致不能发动更宽广的群众。这为事实所证明了的。至于九日下复工令，这倒是很对的。
（二）对于兵士没有进行工作。那时我们对于兵士运动的确不懂，工人对于兵士还是仇视的态度，因此军阀得利用军队枪杀工人。
（三）没有占领电讯机关。罢工后，工会方面，南北完全断绝消息，倒是军阀得利用电报电话调兵遣将，准备屠杀工人。再则电报电话司机生，虽是员司，但所得薪水极低。工会方面当时未对司机生做相当联络工作，因此司机生竟未丝毫帮助工会。也因没有占领电讯机关，以致消息不灵，总工会事实上只指挥了江岸一处，各站都是各干各的。假使当时工人没有“不得总工会命令不上工”的信念，罢工还不能有如此坚持。
（四）共产党政治领导的错误。从前共产党利用吴佩孚势力反对交通系，虽然在组织工人的初期，因为有六个暗藏的共产党员做了全国铁路的密查员，得以顺便到各路各站活动联络，开始找着线索，但是在政治的立场上，对于吴佩孚亦因此而明显了，——就是劳动立法运动之中，已经显露这种弱点。等到“二七”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宣言之中，居然说：“所以中国共产党前此无须戳穿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汉各铁路工人，极力进行工会的组织，一步一步成就劳工阶级的势力与使命……”这真正是可耻到极点的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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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指吴佩孚，靳指靳云鹗。
第八章 职工运动消沉期
“二七”失败后之残破局面
“二七”惨变后，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受到这样浩大的损失，无疑的要转到一个消沉期。我们现在来检查“二七”惨变所遗留下来的残破局面。
京汉路和武汉三镇的工会，不用说是完全被封了，其他各路工会也由公开的而转为秘密的，当时尚称完好的只有广州和湖南。
“二七”失败，死者、伤者、入狱者、逃亡在外者既那样众多，书记部此时的当前责任，便是救济问题，这种救济事业，有极重大的意义，不但直接安慰被难者，实亦间接安慰全体工人。书记部一面在国内募捐，一面派人向世界的赤色工会要求援助，并组织专门委员会，经过京汉铁路总工会驻沪办事处，以其捐款散发被难者。
就全国情形而论，此时工人阶级确已陷于消沉状态，虽然有少数零星的自发的罢工，甚至还有千人以上的罢工，如上海三月中之恒大纱厂一千余人的罢工，装订工人一千五百人的罢工，五月中之皮箱业工人一千余人的罢工，六月中之豆腐作数千工人的罢工，十一月中之漆匠四千余人的罢工等。但无论如何，这些罢工一大部属手工业工人，且多数失败，故给予当时的影响是不大的。
硕果仅存的安源工会
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1]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
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使得赵恒惕对于工人不能不稍为和缓，所以“二七”失败后，各地工会（广东除外）都遭封禁，而湖南却一时尚能支持，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至四日，长沙市民举行收回旅大示威（旅顺大连湾原租给旧俄，日俄战后转给日本，到此年租借期满，故当时各地有收回旅大运动），日本兵舰水手枪杀码头工人，全市工人曾举行一次抗议惨杀的总罢工，由此可见当时湖南工人虽处防御地位，而其势力尚得公开存在。直到这年冬季十一月三十日，水口山工人罢工失败以后，湖南职工运动才完全进于秘密状态，因为赵恒惕不仅以铁血摧残水口山工人，连带亦以强力封禁湖南所有的工会。
但安源煤矿，那时却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会仍旧巍然独存，本来“二七”惨变后，安源路矿局亦接北京交通部来电，嘱其封闭工会，但路矿局不敢下手，其原因是安源工人势力集中，产业又极重要，工人组织力与战斗力亦相当丰富，若封闭工会，无疑的必遭到工人决死的反抗，于矿山生存实有重大危险。路矿局方面深明于此，故不敢遽尔压迫；而工会方面亦极十分注意防范，所以能一直支持下去而不溃。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此时期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有两点值得指出：
（一）真正打破包工制。安源煤矿包工头的收入，真是骇人听闻，工头从工人身上剥削所得，超过工人工资一倍以上，甚至有超过三四倍的，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工头每月收入如是之丰，欲其相安无事，势必须分与职员若干以塞其口，工头与职员双方勾结，一方面尽力剥削工人，一方面又做“吃点”、“买空”、“做窿”、“买灰”等弊（“吃点”就是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人的工资，而只雇二十人，其余十人的工资即归工头腰包。“买空”就是如出产只九百吨，而工头虚报一千吨，此一百吨之价值即归工头吞没。“做窿”就是工头扣发做窿应用之材料与人工，使窿湫隘难行，而工头向矿局虚报，从中攫取利益。“买灰”，该矿设有化验处，特延化学专家任其事，每日出煤必经化验，燐灰轻者奖，重者罚，灰定分数。工头为求奖免罚起见，便贿买化学专家，金钱一到，燐灰立减，不爽毫厘）。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罢工胜利以后，工头职员不能剥削工人了，于是密谋破坏工人俱乐部，被工人所知道，加以重惩，此时工人俱乐部更进一步废除包工制，改为合作制，议定合作条约，工头每月工资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不改，其余各项消耗费，归合作账内开支，所得红利，工头占百分之十五，管理处占百分之五，余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真的，这样一来，该矿二十年来的包工制被打破了，不仅使工人不受中间阶级的剥削，并且为矿局廓清积重难返的弊病。
（二）建立自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基本组织，是十人团，选举十代表一人，再由十个十人团选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一人。总代表会议（总代表五十一人）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百代表会议（百代表一百三十一人）为俱乐部复决机关，十代表会议（十代表一千三百八十二人）则听俱乐部之报告。至于全体部员大会，一年开一次，如有要事，临时召集，再由百代表会议选举主任四人（总主任一人，窿外主任一人，窿内主任一人，路局主任一人），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事务，主任团下设干事会，为俱乐部办事机关，这种组织，可说是议会制与苏维埃制的混合组织，诚有可议之处，但无论如何，当时该矿全体工人，是已经完全组织在一个严密系统之下。
安源工人俱乐部当时确有很多的成绩，最大的为消费合作社、工人教育等，可惜这里为篇幅所限，不能详述了。
共产党内的取消主义倾向
“二七”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发生右倾的取消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现今共产主义的叛徒陈独秀，陈独秀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我们这里不能详细说到整个陈独秀主义，而只就其与职工运动有关者略略提及。陈独秀说：“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2]又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又说：中国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离神权帝王之迷信”，所以他断定：“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3]这样，陈独秀把资产阶级恭维得很高，把工人阶级看得一文不值，不用说应用到实际工作上便是取消职工运动。不仅取消职工运动，他当时还主张取消共产党呢！他当时公开的说：“混蛋的中国，便有混蛋的无产阶级。混蛋的无产阶级便有混蛋的共产党，共产党不该早成了几年，所以弄成一个三不象的共产党。”真的，陈独秀此种观点是得到一部分中央委员的拥护，于是另一中央委员就说：“劳动运动吗？这一名词根本不能成立，现时只有一个国民运动，即是要劳动运动也只能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量齐观，而共同的隶属于国民运动之下，做国民运动之一部分。”在这种取消主义的观点之下，无疑的中国职工运动要遭到巨大的不幸。真的，“二七”失败后差不多有一年，陈独秀的中央，实际上对于职工运动不闻不问，或者怠工。
陈独秀这种叛卖阶级的取消主义的观点，曾受着抵抗的。比如邓中夏当时在《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以及党报上，就曾经作文章批评过这种观点，在党报上而且是指出这位“家长”陈独秀的名字公开批评的。
陈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的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也就是从此以后，共产党对于职工运动才重新又做起来。
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工人政策
这里须说到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工人政策，因为它与职工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国民党未改组以前，本无所谓工人政策，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改组，才明白规定。
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时，确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还叫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相号召。革命成功以后，改名国民党，此时新加入的成份更为复杂，贵族官僚，将军政客，无所不有；因为那时国民党拟与袁世凯争权，企图建立所谓“政党内阁”，故广为延纳，以扩党势。癸丑（一九一三年）反袁战争，国民党一败涂地，于是该党党员纷纷向袁投降，党遂瓦解。孙中山逃亡海外，另组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到后来南方举行所谓护法战争，孙中山回粤，恢复国民党名称，上添加中国二字，以示区别。其实孙中山那时醉心军事运动，所谓“党”也不过粉饰门面，实际党的组织荡然无存。正确些说，那时无所谓国民党，只有孙中山。国民党当时在民众中的信仰，不用说是渺乎其小的。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的党取得了政权，这确是给孙中山一大启示。“五四”运动以后，政治团体纷纷出现，各树一帜，就中以共产党最为猛进，隐然握有全国思想界之权威。此时中国革命新的浪潮，日益紧张，事实上需要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军阀的统一的民主联合战线，就是说需要各阶级联合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为统一民族革命的战线，遂命令自己的党员加入国民党（自然共产党自己的组织须完全保持独立），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因此共产党以改组国民党建议于孙中山，孙中山亦因屡败之余，觉悟其党不行，于是接受共产党的提议，国民党遂于一九二四年实行改组了。
国民党在改组以前，只有简单的口号，而无充实内容的政纲；此次改组，得代表新的革命势力的中国共产党员之参加，才厘定政纲，发表宣言，对于孙中山夹七夹八的三民主义，给以改头换面，加了一番新颖的解释，这里只摘录其中关于工人政策的几段于下；在宣言中说：
“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感受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又说：“又有当为工人告者，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
在它的政纲中则说：
“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
国民党经共产党帮助它改组以后，的确气象一新，它的组织范围，也就不限于广东一隅，而扩张到中部与北方，国民党各级委员会均设工人部，这部秘书与干事，在初时期，多半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充当，因此，大有助于职工运动。
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与挫折
在消沉期中有一事特别值得注意的，便是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检阅我们当时在铁路上的力量：计京汉路工会各重要车站尚有数人至数十人之秘密组织；京奉路唐山工会尚秘密存在，暗中拥有实力，工会基金亦有一千余元；京绥路车务工会也颇有进步，有会员一千五百余人；正太路工会依然存在，工人尚能团结一致；粤汉路工会亦秘密存在，但会员略有减少；津浦路浦镇有五千余人的秘密组织；株萍路工会如旧，且极有进步；此时有一新生势力为“二七”时所没有的，就是异军特起的胶济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北京工人周刊，依然继续秘密出版，也算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
共产党估计了此种状况，于是决定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在北京召集各路代表大会，计到者九路代表，二十余人。通过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宣言，其全文如下：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
“前年十月间开滦五矿罢工时，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曾于北京集会，除计议援助开滦矿工外，并产生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正式成立。自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进行极为顺利，本拟去年三月间召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不幸‘二七’事变发生，京汉工友大遭屠杀，京汉和各路工会多被捣毁封禁，筹备委员会及各路重要分子，死伤的也有，监禁的也有，逃亡失业的也有，那么一来，进行就极为困难，因此一年之内，除救济死伤失业被害者外，简直没有余力去精密的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幸赖筹备委员会和各路领袖都具热忱毅力，所以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事宜，没有停顿，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们经过这一年多的艰难筹备，直至如今，我国全国各路工会代表，才于本年二月间集会，正式宣告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章程制定好了，机关也设立了，负责人员也推选出来了。那么全国铁路总工会，便形成而实具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简直是我全体铁路工友于痛苦不堪之中得着一颗光芒万丈的救星。
“全国铁路总工会怎么是我全体铁路工友的救星？我们只要看总工会的宗旨，便知道了。总工会的宗旨是什么呢？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二、联络感情和实行互助，化除境域界限，排解工人互相争端；三、提高知识以促成工人阶级的自觉；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界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这四条宗旨，写得多么明白，那一句一字，不是为我全体铁路工人谋幸福呢？
“总工会既然有了宗旨，办法又怎样呢？我们要谋得幸福，首先便要有团体，所以这次成立大会已经制定了全国铁路组织计划，务使已经组织好了的各路工会，团结更加严密，各路工会被封禁了的，设法恢复，还有没有组织的，从速成立团体。死伤被捕的失业工友，总工会当力图救济；各路工会互相关系，总工会当力谋密切；从前各路罢工已要求到之条件，总工会当力争实行；并决定加入万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实现全世界联合之目的。我总工会既系全体铁路工友的机关，当然以谋全体铁路工人之利益为第一要义，但工人亦国民一分子，所有救国救民、以及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和外人之侵略等国民运动，亦当视能力之所及，参加而促进之。我工友若参加此种国民运动，必首先提出争自由和恢复工会等要求，如有为恢复工会而斗争者，吾人必同情之。
“这些办法，如果能够一一做到，不但总工会的宗旨实现了，我全体铁路工友的幸福也就不小了。
“总工会既然有了很好的宗旨和办法，最可注意的，还有各路工会代表的精神。各路工会代表都抱定坚强的志愿，牺牲的魄力，大家约定非实行互助不可，非组织坚固的总工会不可，非奋斗以解除痛苦谋到幸福不可。这种全体代表一致的精神，便是铁路工人万众一心的表示，也就是总工会团结坚固之表证。如果我全体铁路工友能以代表之精神为精神，那我们前途的希望，就很远大了。
“全国铁路工友们！全国铁路总工会是代表我们全体铁路工友的，我全体铁路工友务必拥护我们的工会，务必依照总工会的宗旨和办法做去，并须在总工会指挥之下，一致团结起来奋斗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除痛苦，获得幸福哩。全国铁路工友们！我们的总工会已经成立，从此一致团结，一致奋斗，并一致庆祝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之后，各路组织，颇有显著之进步，如胶济路会员之大增加，京绥路车务工会会费之确能收齐，正太路工会组织之大加整饬等。
不料五月间武汉发生拘捕工人领袖杨德甫（叛变）、许白昊（牺牲）、罗海臣（未详）、周天元（未详）、黄子韦（未详）及律师刘芬（未详）等六人的事件，牵连所及，全国铁路总工会北京秘密会所亦被抄封，干事张特立、彭立和、李斌（未详）等同时被捕（系杨德甫供出），不久，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后消极）亦在石家庄被捕，胶济路工会因举行大会而被封，领袖郭恒祥（未详）等四人则被开除，后来又被通缉。一时各路领袖被开除者、被通缉者，共计四十余人，都不能在本地立足，逃亡在外，于是铁路工会又遭一次挫折。
流氓工会的招摇
消沉期中，还有一特殊现象，就是流氓工会的兴起，“二七”失败后，有几个曾与武汉工会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员，潜逃上海，闲居无聊，由动摇以至于叛变，于是遂与湖南劳工会残余分子及上海招牌工会分子，联合起来，形成流氓工会的大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工团联合会”，时在一九二四年春。起首他们还标榜无政府主义，提出“只问面包，不问政治”，“工会自治，不许政党过问”，“穿长衫的，快滚出去”等口号。他们反对的对象，不用说是共产党，所提口号即是针对共产党而言（其实他们自己就是穿长衫的，呵！是穿西装吧）。这些口号，很明显的是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所需要的，那时帝国主义在租界极端严禁共产党活动，吴佩孚正在诰诫铁路工人：“不要为学生政党利用”；萧耀南正在通令各工厂，勒令工人具结“永不加入政党”，这些流氓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与保护，在上海公开活动，不用说他们当时是共产党的一个敌人，我们却和他们作过坚决的斗争。
国民党改组后，革命势力逐渐团结与开展，国民党内立即起了分化，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首先起来反对改组，形成第一批右派，与共产党和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处于敌对地位。流氓工会于是又与国民党右派相结合，实行反动。
这些流氓工会，当时在上海专做破坏工人事业的勾当，如勾结丝厂厂主破坏丝厂女工罢工，勾结南洋烟厂厂主破坏工人复业运动，甚至殴打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代表等。
这种流氓工会，曾经有过企图，要组织全国工团联合总会，他们曾派人到北方一带活动，但是他们这种企图，却被一九二五年“五卅”的反帝高潮所淹没了，他们在上海的组织也从此就烟消云散了。
困苦艰难中的工会工作
消沉期中，我们的工会工作，确实困难万分，从上面叙述中，已可看到我们在当时的工作范围是如何狭隘，完善的仅安源矿工工会。铁路工会又稍起即仆。在上海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印刷工会，一个机器工人俱乐部和一个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后来成立一个店员工会，人数却是很少。武汉方面，只有人力车夫工会、花厂工会等。此时给予我们最苦恼的问题，就是在困苦艰难中如何组织的问题。赤色职工国际恰于此时派代表到中国，我们与他讨论的结果，于是决定以“工厂小组”为此时组织的中心工作，就是在每个工厂的工作处，成立若干个十人以下的秘密小组，这些小组，视环境而决定相互关系，如环境好的地方，各小组组长可以发生关系或开联席会议，否则，各小组彼此不发生关系，其组长与工会的组织员接头。这个新组织路线，的确在当时收到部分的成效。
此时国民党已经改组，当时国民党左派领袖确有意思改造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一个接近民众的党，但这种事他们却不在行，不得不依靠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分子，共产分子当时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工作的不少，特别是工农两部大半为共产分子主持。国民党自改组后，经共产党的宣传与提携，此时声誉日起，共产党当时的职工运动，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也用国民党的旗帜去做，如在上海，我们曾用国民党的名义，在杨树浦、小沙渡、吴淞、浦东等处开办工人补习学校，这种工人教育运动，的确给了我们公开工作的可能，找出不少线索，于是不久就成立工人团体，如杨树浦，我们成立了“工人进德会”，小沙渡，我们成立“沪西工人俱乐部”等。
职工运动之转机——沙面罢工
自“二七”失败后，消沉状态直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还未改变，七月广州沙面发生大罢工，才表示着这种消沉状态应该中止了。
在沙面没有罢工以前，中国工人遭受三大惨剧：第一是上海祥经丝厂烧死女工一百余人；第二是山东坊子煤矿，淹死工人七十五名；第三是唐山煤矿压死工人五十三名。这些惨案，应该激起工人的奋起，但当时工人竟无丝毫表示，这可见当时消沉到如何程度了。此外有几个罢工影响亦不大，如五月间湖南湘潭的锰矿罢工，九江的日清码头工人罢工和六月的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均不得结果。
沙面为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借地，此时颁布一新警律，自八月一日起，沙面华仆出入租界，概须携带执照，照上须贴主人相片，每晚九时以后，华人非带执照不能入境两次，但西人、日本人、印度人、安南人却均可自由，这分明是对中国民族的侮辱！于是引起沙面华人愤怒，于七月十五日宣布罢工，后来华捕亦加入罢岗，一直相持至八月十七日方解决，取消新警律。
沙面罢工却给了帝国主义相当打击，不消说给了中国人以劳动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意义，而为后来省港罢工有力的启示了。此次罢工确哄动了广州与香港，并且影响还及于中部与北方。
此时广州确有一新的革命气象，工人运动固然勃兴，就是农民运动也发展起来，海陆丰一九二三年便有过农民减租斗争，此时广宁又发生抗租斗争，以至与地主武装冲突，农民协会已在好几县成立起来，广州工人代表会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直属之下成立起来，此时工人还成立了工团军，农民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正在此时孙中山因广东商人反对他，感到地位困难，见此新生的工农势力拥护他，一时颇为左倾，十月十五日孙中山坚决的举兵削平商团，即受工农运动的影响。“商团之变”是广东当时一件大事。商团为香港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与佛山大地主陈恭受所组织，受香港帝国主义指示，阴谋推翻孙中山，自建所谓商人政府。在国外私购大批军火，被孙中山发觉扣留，商人两次罢市要挟发还，并开枪射击十月国庆日之游行群众，孙中山十月十五日举兵将商团击溃，是为“商团之变”。
此时广州还开一个太平洋运输工人会议，有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出席，到中国、爪哇、菲律宾、日本、新加坡等处运输工人代表，这是太平洋运输工人的第一次联合，当然给予中国职工运动之转机以很大的影响。
广州以外，九月八日上海有南洋烟厂工人罢工，参加者七千余人，因反对厂方反悔旧有条约另定苛刻条约而起，结果失败，失业者一千七百多人，这次罢工失业，引起广州工人之不平，相率抵制南洋烟草入粤，相持数月。我们在上海差不多两年没有领导过大的罢工了，这算是第一次“复业开张”。在这次罢工中，为援助罢工问题，我们与国民党右派发生激烈的斗争。
此外汉口发生八千多人的人力车夫罢工，苏州发生一万多人的机织工人罢工，浙江余姚发生一万多户的盐民罢工，广州有报馆排字工人罢工，这些都表示中国职工运动复兴的朕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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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矿指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
[2]见一九二三年四月出版的《向导》周报第二十二期刊载的陈独秀所作《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
[3]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的《前锋》月刊第二号刊载的陈独秀所作《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
第九章 职工运动复兴期
北京政变
中国职工运动到一九二四年冬的北京政变显然由消沉转到复兴期了。从此中国职工运动很快的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开“五卅”运动的先声，亦即开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先声。
“北京政变”就是冯玉祥倒戈驱逐总统曹锟的事件。先是一九二二年奉直战后，直系军阀即欲拥曹锟为总统，其所以未即实现者，只因直系军阀内部分为缓急两派：缓进派以洛阳吴佩孚为首，主张暂时利用黎元洪为傀儡，直系取得实际的政权，然后再利用国会，制定宪法，选举其义父曹锟做表面的总统；急进派以天津曹锐为首，当时虽然反对吴佩孚主张，但吴佩孚势盛，只得屈从。一九二三年七月，急进派一方面经过外交系顾维钧得到美国帝国主义全力的帮助，一方面得到直系冯玉祥兵力的帮助，遂不顾吴佩孚意志，实行驱黎拥曹。后来贿买国会，逼选曹锟为总统，于是全国大哗，各界宣言否认北京政府。孙中山被陈炯明驱逐离粤，蛰居上海时，曾与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缔结反直的三角联盟，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反直战争便开始，首先发生江浙战争，接着便发生山海关战争。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助直，日、法帝国主义则助奉与皖。战争正在难解难分之际，日本运动冯玉祥倒戈，从前线回到北京，举行政变，于是曹锟被囚，吴佩孚败走湖北，是谓“北京政变”。北京政变之后，“二七”大屠杀的祸首曹、吴倒台，代之而起的是张、段，又在北方企图从新巩固军阀专政的局面。但他们相互间的冲突更日形剧烈，因此无暇注意妨碍工人的行动，在客观条件上，给予职工运动的复兴以极大的便利。也就因此，共产党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恢复工会运动。
恢复工会运动
首先是救出“二七”以来被捕入狱的工会领袖，保定、北京、天津及其他各处被捕的工会领袖皆救援出狱。其次恢复“二七”以来各铁路失业工人的工作；其时唐山铁路工人在战争中被裁汰三千余人，至此亦恢复工作。同时乘机进行恢复各铁路及武汉工会的工作：如京津、正太、陇海、胶济、京绥、京奉各路工会，或恢复全部，或恢复一部，差不多恢复到“二七”以前的局面。此时最伟大的成绩，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共开四天，计到十二路代表，共四十五人，议决要案十余件。这次大会特别注重进行方针，其纲要如下：
（一）恢复所有曾经组织之工会；
（二）整顿现有工会，建立巩固的组织基础；
（三）力谋工会之统一；
（四）确立经济基础；
（五）救济失业；
（六）要求以前罢工争得条件之实行；
（七）争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
（八）争集会言论罢工之自由；
（九）参加国民革命，并参加国民会议；
（十）训练并教育工友群众。
大会还听了太平洋、汉堡、莫斯科三个国际运输会议的报告，接受美满的同情，尤其以汉堡国际运输会议中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战斗事实，指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防制工贼之方略。
罢工斗争蜂起
在此复兴期中，各地罢工斗争亦随着蜂起。就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上海破天荒的日本纱厂二十二家四万余人的大罢工，其次就是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我们在下一章须专门加以叙述，这里只略述各地的罢工。
首先是胶济铁路罢工。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该局工会提出承认工会为工人代表机关，恢复因办工会失业工人的工作，加工资三元，每年发免票二次，立发奖金等五条件，举行罢工。结果相当胜利，计罢工八日。即正式成立胶济铁路总工会。其他各铁路未曾罢工，但皆提出恢复“二七”以前的条件，发生普遍斗争，有些地方，完全胜利。
此时最饶兴趣的是北京的罢工。北京虽为首都所在之地，而近代工业可说绝无仅有，但此时该地的罢工斗争，却呈空前未有之现象。一月电车罢工。三月织布厂罢工，财政部印刷局一千八百人罢工，菜园工人三百九十八家罢工，隆华造纸厂工人罢工，铁铺工人罢工，瓦木匠罢工。四月，瓦作工人六千余人罢工，北京附近之宣化皮行工人五千余人罢工。这些罢工均系要求增加工资与改良待遇。
再说到武汉的罢工。此地虽仍为直系军阀最后根据地，但其统治力已不如前巩固，工人乘机而起。三月，汉口人力车夫罢工，英美烟厂罢工。四月，武汉三镇糟房工人罢工，汉口汉阳织巾工人一千余人罢工。五月，汉口和记蛋厂一千余工人罢工，英美烟厂四千余人罢工，武昌印刷工人罢工。这些罢工，亦系经济斗争性质。
再说到广东的罢工。广九粤汉两铁路和兵工厂皆发生罢工，最出奇的，是民船三千余只的罢工，和顺德生丝女工十万余人的罢工，声势极为浩大。
其他各地如唐山纱厂的罢工；杭州布厂一万余人罢工；苏州、长沙、南京、宜昌的人力车夫罢工；甚至于奉天亦有几个工厂发生罢工。
总而言之，这些都是表现中国职工运动已经进到复兴期了。
国民会议运动与工人阶级
此时有一事不能不说到的，就是国民会议运动。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欢迎孙中山北上，张作霖段祺瑞亦不便出头反对，于是孙中山离粤北上。共产党向孙中山建议，发表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两大主张，当时得全国群众之热烈同情与拥护。及孙中山抵京，段祺瑞则以“善后会议”代替“国民会议”，于是国民会议遂停而不行。共产党乃于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之同时，另行召集全国民众团体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于北京，以与段祺瑞之善后会议对峙。此次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地工会皆派代表积极参加，做了会议中的主干。虽然此次会议的决议，并未发生效力，而且不久因孙中山逝世，国民会议运动事实上归于停顿，但工人阶级却受了此次运动不小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做了政治舞台上的一员最强悍的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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