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五卅”运动（下）
资产阶级的妥协与反动
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内部对于此次运动的态度是这样：
（甲）商业资本家，内分国货与洋货两派。国货派起初对罢市非常赞成；洋货派则始终反对。
（乙）银行资本家，内亦分土著银行与中外合办银行两派。土著银行此时与汇丰银行冲突，排斥该行钞票已久，故对罢市赞成；中外合办银行则反对。
（丙）工业资本家，纺织业起初本欲利用工人打击日本，积极赞助工人；后来罢工延及于华厂，顿改态度，特别在日本单独提出解决时，日本资本家拟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及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中国纺织资本家代表亲向日人表示反对，诚恐此例一开，祸延及己。
（丁）航业资本家，以为英日轮船罢工，而中国轮船可以一时专利，竭力赞助罢工。
由上面的分析看来，各个资本家都以各自的利益做出发点，而各持相当差异的态度。然而尚未想到利用领导此次运动来取得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观察上面所已指出的，如罢市经工人学生与中小商人的胁迫方始赞成，罢市十日之内，绝不发表任何意见，置身事外，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皆可证明。等到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由北京回来，而资产阶级顿然采取积极政策（虞洽卿系一流氓出身，曾为国民党陈其美部下，失败时，蛰居上海，充当买办，开设三北轮船公司发财，于是面团团作富家翁，而为上海资产阶级之佼佼者矣。直系全盛时，皖系政客匿居上海，与虞洽卿非常接近，因此介绍虞洽卿加入皖系。此次北京政变，直系倒台，皖系再起，段祺瑞以虞洽卿为上海商埠会办。虞洽卿因此入京，适在“五卅”屠杀时）。
虞洽卿回沪后，他看清楚“五卅”事件，英人是要让步承认相当条件的，于是欲借群众的力量来做投机买卖了。他眼目中所欲得的有二：一、上海租界添加华董；二、收回会审公廨。上海租界纳税华人，占百分之七十，外人占百分之三十，但纳税会议董事会英人六，日人二，美人一，而华人一个也没有。董事会事实上系租界立法最高机关，一切重要法律及重要事件，皆须经董事会通过，交由工部局执行，华人只有纳税义务而无选举权利，不平之气，酝酿已久。虞洽卿乘机宣传，如董事外人九人，华人亦当为九人，最低限度华人亦得七人（此项主张日本人亦竭力利用，因为日本人亦欲平均董事权以打破英国的权力）。会审公廨比领事裁判权尤为岂有此理。领事裁判权为某国人归某国领事管理，中国法庭无权审判；会审公廨不仅华人与外人诉讼须由领事陪审，就是纯粹华人与华人诉讼领事亦得陪审。这是殖民地审判机关的雏型。此项会审公廨对中国资产阶级亦极不利，因为会审公廨在帝国主义操纵中，常罚中国商人巨款。这两样东西与中国资产阶级有切肤之痛，于他们有绝大利害，所以他们想乘此次运动，逼迫帝国主义对于他们有所让步。
虞洽卿回沪后，资产阶级的第一个策略，便是主张“单独对英”、“缩小范围”。这个策略的反面自然是“放开日本”。不用说，这是虞洽卿在北京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段祺瑞商量好的。他们说：“纱厂罢工是经济事情，‘五卅’屠杀罪魁是英国。我们力量微薄，对英还怕不够，何能兼对他国。”他们主张罢市罢工范围以英租界为限。这个主张出来，果然发生效力，首先是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
适六国沪案调查委员会到上海，总商会把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出的十七条件置之不顾，单独另提十三条件。现在我们把两种条件比较一下。
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条件：
先决条件
（一）宣布取消戒严令。
（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
（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
（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正式条件
（一）惩凶。从速交出主使开枪及开枪击死工人学生市民之凶手论抵，并由中国政府派员监视执行。
（二）赔偿。因此次惨案所受直接间接之损失，如（甲）死伤者；（乙）罢工；（丙）罢市；（丁）学校之被损害者等项，须详细查明酌定赔偿额，应由租界当局按数赔偿。
（三）道歉。除上述二项外，应由英日两国公使代表该国政府，向我国政府声明道歉，并担保嗣后不再有此等事情发生。
（四）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
（六）优待工人。外人所设各工厂，对于工作的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七）分配高级巡捕。巡捕房应添设华捕头，自捕头以下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
（八）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该三案历经我国政府声明否认，嗣后不得再提出纳税人特别会。
（九）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一○）收回会审公廨。（甲）民事案：子、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丑、洋人控告华人案，领事有陪审权，但不得干涉审判。（乙）刑事案：子、如洋人控告华人者，其有关系之领事，得到堂观审，但不得干涉审判；丑、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寅、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视（丑）项论，且原告名义，须用中华民国不得用工部局。（丙）检察处一切职权，须完全移交华人治理。（丁）会审公廨法官，均须由华政府委任之；（戊）会审公廨之一切诉讼章程，完全由中国法官自定之。（己）对于会审公廨一切事权，除与上（甲）至（戊）五项无所抵触外，均可根据条约执行之。
（一一）工部局投票权案。租界应遵守条约，满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政权，应有下列两项之规定：（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其华董及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年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乙）公共租界外人之纳税资格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二层，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则系华人产业，不得有投票权，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
（一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
（一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
总商会提出的条件：
第一条撤销非常戒备。
第二条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第三条惩凶。先行停职，听后严办。
第四条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第五条道歉。
第六条收回会审公廨。完全恢复条约上之原状：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须用中华民国名义写原告，不得用工部局名义。
第七条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业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业期内薪资。
第八条优待工人。工人作工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第九条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享有之。
第十条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第十一条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第十二条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第十三条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由这两种条件比较起来，很明白看出：
（一）资产阶级删去“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分配高级巡捕”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
（二）资产阶级又删去“承认工人有组织与罢工之自由”而轻轻代以“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便”；
（三）关于收回会审公廨，资产阶级亦只要求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反面即承认不平等条约有效）。而不想根本收回。
这三点是最重要的；其余各条减轻要求的很多，由此比较，我们很明白知道资产阶级的倾向：对外只要求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华董，收回会审公廨，及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等——（当然仅限于恢复不平等条约原状）；对内则压迫此次运动的主动力——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把民众的热血、烈士的头颅，就这样的作了他们阶级利益的牺牲品了。
但是，总商会提出条件后，适帝国主义内部关于调查事件发生意见冲突，北京公使各将委员撤回，于是大资产阶级的买卖没有成功。他们从此就提出开市问题。他们说：“罢市一日，中国商家损失三十万。罢市无益。”但此项主张必招民众反对，于是他们同时宣言“援助工人坚持罢工”、“抵制英日货物”。上海总工会提出抽货办法，仇货抽百分之五十，国货抽百分之一，作为罢工费用，他们满口承认。六月二十三日，终于开市了。
开市之后，资产阶级并不履行与总工会的成约。本来照总工会计算，抽货可得三十万两，足以维持罢工工人生活一月。但结果只抽得四万余元，此都因资产阶级阻碍所致。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心灵手敏，取得罢工救济的经济权。各地及海外捐款皆寄给总商会（发款由其附属机关之“济安会”发放），资产阶级财政在握，高下从心，于是对于罢工极尽操纵利用之能事。
第二步提出日厂复工问题，强制执行，他们借口救济费不足，或故意延宕数日不发，以挟制工人。此时上海总工会的策略亦已变更（见后），于是日厂先行复工。
第三步提海员复工问题，亦强制执行。
第四步便提出中厂复工问题。
资产阶级本拟如此做法，可以挟制英国帝国主义对他让步，曾由所谓十国商会作调和人，他们向英国表明以华董和收回会审公廨为主要条件，其余都不重要。资产阶级虽然有点小聪明，但终不敌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老辣，英国人公布工部局停给中日工厂电气。于是发生电力问题。这样一来，使得资产阶级着实狼狈。英国人说：“电气工人罢工不得已停给电力”，其实是使中日工厂复工不成。资产阶级乃大发雷霆，归罪于总工会，完全反对工人罢工，要求交涉署与英领事交涉，以电气工人复工为供给电力的交换条件。工部局却要其他英厂亦一律复工。资产阶级终于不能不归屈服。
资产阶级对总工会的政策，也经过几次变化。最初是极力拉拢总工会，欲利用工人的力量，做他要求帝国主义让步的后盾。等到所谓十国商会进行调和时，内部发生三种主张：一派主张立即封闭总工会，罢工则俟调和后停止；一派主张调和后即封闭总工会，同时即停止罢工；一派主张调和成功后，先停止罢工后封闭总工会，但现在即须驱逐工会的共产党员，代以工贼，而收归自己指挥之下。这三种主张显然是最后一种最为毒辣，代表这种主张者即为虞洽卿。他看清了：一方面如果此时封闭总工会，工人立刻看见他的狡谋，则无异自己打碎一个对帝国主义威胁的工具，安能使帝国主义有所让步；另一方面数十万罢工工人对总工会已有深厚的信仰，只可利用总工会招牌安然停止罢工。不然，难免不激成暴动。虞洽卿究不失为老奸巨猾，当时帝国主义本已与奉系军阀勾结妥当，首先封闭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他认为利益尚未到手，尚非时机。于是向奉系军阀说项，出来挽回，重新启封三个团体。同时在另一方面则造出总工会职员吞款滥费的谣言，指使工贼捣毁总工会所，积极向共产党进攻。到电力问题发生之后，知英国帝国主义非可轻侮，连让步也不要，遂积极反对罢工，主张罢工立时解决。最后与帝国主义、军阀完全沆瀣一气，终于把总工会封闭了。而轰轰烈烈的上海“五卅”罢工，便在资产阶级的妥协、破坏、出卖之下而终止。真是“愈到东方的资产阶级愈卑鄙愈无耻”。
小资产阶级的动摇
首先说学生。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社会阶级的分化与斗争尚未加厉的时候，还大半有革命的作用。这是很显明的，因为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压迫之下，与其他被压迫阶级一样的找不到经济的出路，所以很容易激发其反抗性而走到革命方面来。在此次运动中，首先激发民族义愤而表同情于工人的便是学生。“五卅”屠杀后，更激起学生群众的愤慨，与工人完全一致，非常勇敢，非常坚决。前面所叙述的事实已可证明。学生联合会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渐渐变成软弱无力死气沉沉，此次运动开始时，上海学生联合会所包括的学校还只十多个，总罢课后，各校方重新组织学生会而加入上海学生联合会，于是乎上海学生联合会有了肉和血附着上去了，成为群众的组织了。学生联合会在此次运动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分子。
在资产阶级的眼中，学生是被他们所比较重视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杀，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学生，资产阶级一定是漠不关心，一屁不放（譬如资产阶级对顾正红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证据）。惟其是因为屠杀学生，他们方慢条斯理的讨论他们对惨案的态度。所以此次学生运动有很大的作用。
但学生因其家庭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到一定的条件下必然会发生分化。此次运动中，自资产阶级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主张以后，学生中便分左右两派，右派赞成，左派反对。同时，此时国民党中起来一个新右派，代表人物为戴季陶。戴季陶高唱“单独对英”说，这是孙中山历来的根本主张，自然又给学生不小的影响，于是右派学生便有劝法租界商家及东北部商家开市等情事。不久学生联合会发生改组，左派得势，战胜右派。学生联合会与总工会完全站在一边，采取同一态度与策略，总商会主张开市时，学生联合会激烈反对，并派代表取包围政策打消总商会开市计划，此时学生左倾极了。
但学生究竟不是一个经济的阶级，力量很有限，又适值放暑假，学生纷纷回里，于是学生联合会的力量便形削弱。等到假后学生回校，他们已如隔世人，热度冰消。学生生活本来富于浪漫性，热度当然难以持久。故在运动的后半期，学生的毫无力量就表现了。
再说到中小商人。中小商人在罢市开始虽曾有一度热烈的表现，但以后便始终是犹豫不定的态度，以至于最后完全倒在资产阶级一边。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时，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是积极参加的，后来见总工会与学生联合会站在一边，人数太多，于是害怕起来了，提出“每一个团体只有一票表决权；如某一团体不赞成时，此案不能通过”（按工商学联合会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四大团体组织，每团体选出代表六人；如工人学生一致则占十八人，而商人只占六人。再则如以团体为单位，而工人学生仍占四分之三。因此他们提出此限制）。工学两会让步，同意此一提案，因此他们仍存留于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内。惟此时一方面谣言极盛，说学生会都是共产党，甚至于还说参加了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商人也“赤化”、“过激”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口号，国民党右派又竭力鼓吹，于是中小商人由畏缩恐怖而动摇了。但还未退出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虞洽卿回沪后，当然非将中小商人拉住在他的影响之下不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中本有少数总商会分子，于是他们积极活动，而中小商人倾向资产阶级也日益浓厚了。
此时摆在无产阶级面前，就是如何与资产阶级争取中小商人的领导权。适开市问题发生，总商会登报于旧历五月一日开市，其所以如此，因端午节为中国结账的时期，即每个大资本家大收入的时期，故定在节前开市。小商人说：“沪案尚未解决，条件尚未承认，今忽然开市，是我们商界的耻辱。”实际呢，这亦是中小商人的油嘴，他们已感受罢市痛苦，希望早早开市，其所以要说这堂皇冠冕的爱国大道理者，不待言的，就因端午节只大商人有收入，小商人只有支出，于己不利。上海总工会看清这一矛盾，于是在工商学联合会提议旧历五月六日开市，结果通过。资产阶级亦无可如何，只得屈从。但这种策略只一时有效，仍不能挽救中小商人之右倾，此后与无产阶级愈离愈远，而完全跟在资产阶级的后头跑了。
罢工策略的变更
“五卅”反帝运动，无疑的是无产阶级做了主力军。在此次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是在万分艰难的复杂环境中斗争着。他们不仅与对面的帝国主义斗争，而且要与民族的内奸斗争——与军阀斗争，特别与资产阶级斗争，所以他们的策略是针对这些敌人而斗争。
真的，这一斗争是极艰苦的斗争。在“五卅”运动初期，军阀、资产阶级及其教授学者，总之所谓“高等华人”，发生无数摇惑民众的言论与主张，这当然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劈头的大敌，要使此次运动发展，首先须要打倒这些卖国奴的言论与主张，这些卖国奴的言论与主张，择其重要者可列举于下：
一 惩凶赔偿说——他们以为南京路惨案，惩凶赔偿可以了事（其实此次惨案，杀人之罪不仅在英兵与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如工部局历来的横暴，及此次海陆军警的行凶，都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
二 缩小战线说——他们主张对英日或专对英（其实此次惨案，罪魁祸首虽然是帝国主义之王的英国，而派兵遣舰向中国人示威，并坚称上海西捕开枪无罪，日、美、法、意也和英国一样，尤其日本在上海、青岛直接杀了中国工人是此次惨案之起因）。
三 法律解决说——他们主张此次惨案用法律解决（其实法律只能裁判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裁判国家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
四 局部解决说——他们以为上海惨案，青岛惨案，汉口惨案，都是地方问题，应各就当地局部解决（其实各地惨案，皆由于帝国主义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与特权而来，不但不是一个地方问题，而且也不是一个国家问题，而是要根本驱逐帝国主义才能解决）。
五 政府交涉说——他们以为只要依靠政府交涉就可以了（其实历来的卖国政府对外悬案山积，从未得着相当的解决，并且当时政府对于各地同时并起的大屠杀案，不特不敢向帝国主义严重交涉，反而严刑峻法抑压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
这一切言论与主张，无疑的是军阀、资产阶级企图影响革命的民众，分裂革命的民众，把革命运动消灭下去，当时共产党曾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共产党发表宣言，主张：
“第一、彻底明白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方能达到。须有为此奋斗到底的决心，切不可信所谓‘高等华人’的‘缩小范围’、‘局部交涉’等等苟且妥协的口号；并不可依赖段祺瑞政府一纸哀求式的官样条文，可以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
“第二、须有一个革命民众势力集中的组织，以为领导全国运动的统一机关……统一那散处各地的民众力量，以便一致的进行到胜利的道路上去。要有这样一个全国统一机关，便必须召集各界团体的大会于北京。在大会之前，应当赶快在各地组织工商学以至农民等的各界联合会，由这些委员会速派代表赴北京的大会。大会便举出执行机关，代表全体中国民众而实行种种必要的运动。……”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此时的总策略，是所谓“民族的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在上海方面，是以工商学联合会为其中心，由上海总工会联络学生会的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又以整个学生会去联络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然后再以整个商界联合会联络总商会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的确，此时无产阶级已发生与资产阶级争取中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斗争的开始。
开市以后，情势日非，因为英帝国主义此时勾结奉系军阀业已成功。奉军初到上海的时候，还诡称“保护国民利益”，其实奉军之来，即为压迫罢工运动替帝国主义解围。奉军初到上海不敢立刻下手，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下手，而是那时运动初起，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非常之激昂，奋斗的决心非常之坚决，如果那时便直接压迫，民众必定要起来暴动反抗奉军。
过了些时奉军的压迫终于开始了，首先是在青岛天津压迫罢工运动，青岛日本资本家直接命令奉系军阀张宗昌枪毙工人领袖李慰农同志及《公民报》记者胡信之，并将纱厂工会封闭，四出拿人，捉去四五十。天津日商裕大纱厂诳骗工人，假意答应他们的要求，等到他们去上工，就开枪袭击，奉系军阀李景林也立刻帮忙，派出军队警察五六千人围攻工人，死伤数百，接着还逮捕工会及学生会的领袖，严刑拷打，惨无人道。此外南京和记蛋厂原已答应罢工工人之要求，可是工人去上工的时候，英国资本家不但悔约，并且开枪打人，又叫英国水兵来帮着杀人，奉系军阀亦从旁帮助，这种情形眼见得就要出现于上海。英帝国主义的报纸《字林西报》公开指使奉系军阀邢士廉（上海戒严总司令）说：“枪毙一二首领，则余者当知彼等之恶作剧今应闭幕。”“如罢工必须以武力对付时，即直当诉诸武力，瞻顾无益也。”又说：“邢将军若无行动之决心，则势必令租界当局出而为之。”果然奉系军阀开始有封闭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之事发生。
军阀既一天天进逼，资产阶级一天天的反动，小资产阶级一天天的动摇——这种情形，工人阶级就应该变更自己的策略。
当时上海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与先进的工人确有这样一种意见，想以武力暴动来救此种危机。但共产党中央认为“武装暴动乃是群众奋起之最高潮，并且应该有全盘计划的庄严工作，不应该在群众起恐慌之时，拿武装暴动当做一种浪漫的拚命办法，想借此以泄愤，或拿来替代现时困难的斗争。现在是群众的宣传及组织工作时期，是准备武装反抗时期，还不是直接武装暴动的时期”。于是武装暴动的意见被打消。
此时共产党中央决定“为防御工人阶级的孤立起见，为保存工人阶级组织及已得的胜利起见，应改变罢工的政策，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至于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应该提议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委员会来解决。工人群众应该纠合全国的力量，努力督促这委员会，不准它对外让步，使它不能不拥护民众的要求”。并且认定“为扩大上海香港罢工运动的新途径，增加总斗争中民权运动的成份，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权之实现，工人并联合一般平民起来反对摧残民族运动的奉天军阀是必要的，甚至于联合同情民族运动的军人反抗奉天军阀都是可以的”。于是准备结束上海罢工而开始反奉战争。
这个决定之后，上海罢工的局势一变，一是经济斗争，一是局部解决。
经济斗争与局部解决
经济斗争与局部解决是同时并行的，就是局部解决仍然是以经济要求为主要的条件。我们在这里先把局部解决叙述之后，再略略叙述经济斗争。
自“五卅”以来，到八月中旬，罢工已两月有余，而总要求并未达到，因资产阶级之出卖，中小资产阶级之淡忘，所谓各阶级之联合战线，至此已无法重新团结，而英帝国主义强硬依然如故，无产阶级何能孤军独战？故总要求“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委员会来解决”，而进行工人方面自身利益的局部解决。
第一日本纱厂复工。“五卅”惨案发生后，日本资本家便有先行单独解决的表示。八月中旬由日本领事、中国官厅商界调停人几经协商的结果，日本纱厂同业组合发表声明书，声明条件如下：
（一）工厂俟治安维持确定之后，得承认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罢工期内之工资，不便发给，惟对于良善工人，因长期失业，所受痛苦，各厂表示怜惜同情，当予以相当之帮助。
（三）各工人之工资，除依照技术进步之程度，当然予以增加外，其余应斟酌工人生活情形，与中国纱厂协议办理。
（四）工资向以大洋计算，惟其零数照习惯以小洋支付，以后将零数滚入下期，一律以大洋支付。赏金登记工折者亦付大洋。
（五）工厂日人，平日入厂当然不带武器。
（六）工厂无故不开除工人，并留意优待工人。
附件：各厂自备电机者，一律先行开工，其余复工须在工部局送电开始以后。
此外对于无电厂家不能即行复工的工人帮助费，为日人担任十万元，中国总商会另筹十万元。顾正红抚恤金一万元。
这些条件，总工会当然不能认为满意，但审查各方面的情形又不能不忍痛接受。日厂问题，算是暂且这样解决了。于八月二十五日早一体复工。
第二海员复工。日厂复工以后，接着就是海员复工问题。八月二十六日上海总商会与日轮公司代表及海员工会代表商量海员复工条件如下：
（一）凡罢工船员（连小轮船驳船领江等）均复回原职。
（二）罢工海员长期失职，各船务公司表示同情，当予以相当之帮助，如不足由上海总商会补足。
（三）复工后不得借故开除。
（四）各轮船由复工日起，照原有工资发给，其加资问题在复工一个月后，由海员另函请求，酌核加薪。
条件解决后，于八月二十八日复工。
第三工部局电气复工。上面已经说过，即是英帝国主义以工部局不供给中日工厂电气为挟制，如工部局不给电气，中日工厂复工等于不复。由此连带而及的，自然解决工部局电气问题。九月四日，上海总商会召集中国交涉员、工厂代表及总工会代表商量，由中日双方纱厂与总商会集洋六万元，作为补助三分之一的工资，再由中国纱厂联合会与总商会加筹三万元，作为特别津贴，于是工部局电气工人也复工了。
第四英厂复工。英国帝国主义是以英厂复工为供给中日工厂电气作交换条件的，当然亦须解决。九月二十六日，上海总商会与英厂商量条件如下：
（一）工人之工会，须俟政府工会法颁布，并地方上治安及秩序恢复后，始得承认之。
（二）维持工人，发给罢工期内工资，星期一总商会发一元，进厂时厂内发一元，至第七日厂内发一元后，总商会发二元。
（三）各厂应调查工人之生活情形，将来到必需时，磋商酌加工资，与中日纱厂同样办理。
（四）各厂所给工资，均照大洋计算，零数则并入下期工资内，一律发给大洋。
（五）外国职员平时在厂内不带武器。
（六）各厂如无正当理由，不得开除工人，并先对于工人待遇上加以注意。
（七）各厂俟内部刷清后，即行复工。
条件议定后，于九月三十日起，各英厂亦陆续复工，只英船海员坚持至最后方解决。
“五卅”以来的罢工，至此已依次完全解决。
在另一方面经济斗争却同时勃兴，而且都是华人工厂。兹将几个重要的罢工，略略叙述：
一 邮局罢工。上海邮局工人，在“五卅”发生时并未加入罢工，八月十七日举行罢工，可算是大潮流中之异军特起。参加者约二千余人，声势颇为浩大。要求纯为经济条件。中国邮权表面隶属国家，实际为外人所潜夺，高位要职，尽为所据。故此次罢工亦含反帝国主义性质。罢工三日，由中国官厅、总商会调解，结果承认：一、工会改为公会；二、薪水除照部定新章外，因沪埠生活较高，另给津贴：甲、邮务生每月十元，乙、拣信生每月七元五角，丙、邮差听差每月六元，丁、苦力每月二元五角，戊、各部专门员役，及老大、汽车夫、机器匠、小手纸夫、锅匠、木匠每月五元。算是得到胜利。
二 商务印书馆罢工。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印刷所、总务科全体职员工人罢工，后来编辑所亦加入，共三千六百余人。要求亦纯为经济条件。结果，由劳资双方协商条件，共十六条，承认工会，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完全胜利。至二十八日复工，计罢工七日。
三 中华书局罢工。接着中华书局罢工，要求与结果均和商务印书馆大致相同。自八月二十八日罢工至九月二日复工，计罢工五日。
此外八月二十八日还有沪宁快路车务处员役提出经济要求，路局批准增加工资，故罢工未发生。
“五卅”的上海大罢工，就在这样各种形式下解决了。但接着便是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工贼之联合进攻，而发生封闭上海总工会的事。
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工贼之联合进攻——上海总工会的被封
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在帝国主义是看得很清楚的，只是它是他们的最主要的仇敌，自然是无时无刻不想设法消灭它。然而因为上海总工会是在反帝国主义的高潮中涌现而出的，它不仅有二十余万罢工工人的雄厚势力，而且得着社会、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之广大同情，所以在“五卅”运动初期，帝国主义是无可如何的。在“五卅”运动的后期，资产阶级一方面欲利用上海总工会胁制帝国主义对于华董及会审公廨两问题有所让步，即资产阶级利益的部分的取得；一方面又欲利用上海总工会“统率”数十万的罢工工人群众，免得发生暴动，以至于最后顺利的解决（资产阶级明白他们自己是无此“统率”力量的），所以不赞成解散上海总工会。大老板虞洽卿的言论可以做代表。他说：“在国民对外运动尚未收束，工人人数又多，有一统率机关，于办事上较易接洽，封闭总工会实为不当。”这段话的反面，很明显的如国民对外运动收束了（正确些说，他们资产阶级的利益得到了），封闭总工会，是大当而特当的。所以一到“五卅”运动末期，他们不需要总工会了，他们与帝国主义、军阀联合一致向无产阶级进攻了，于是九月十八日上海总工会终于被封了。他们大家都完全明白上海总工会是他们共同的仇敌。
上海总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即在一切反动势力环攻之中，自然敌人最合用的工具是工贼。上海本是工贼团体的中心。工贼的所谓上海工团联合会在上海总工会宣布成立及加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后，他们说：“工团联合会是代表三十余万工人的组织，有三年的历史，难道还不如三天历史的上海总工会么？”要求加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工贼的所谓工团联合会不仅工人切齿，就是小商人亦知他们没有群众和惯于招摇撞骗的丑史，不准其加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工贼说：“明天召集全体大会以示信。”次日他们的大会果然召集了，到二百来个流氓。其时适洋务工人一千余人在同一屋内开会，工贼乘机欲借洋务工人为自己的群众，以图掩饰。上海总工会代表即当群众宣布工贼罪状（如破坏南洋烟草公司罢工等），群众大愤，群呼“打倒工贼！”“肃清内奸！”结果一个工贼被打伤了，余则抱头鼠窜而去。又次日，上海总工会亦召集代表大会，并请商会代表列席，而工贼闻讯亦乘机赶至，欲借大会煽动。工贼登台后，中小商人起而质问：“贵会有三十余万工人在那里？”工贼窘极，而信口说如洋务工人，码头工人十余万都在他们领导之下。当时洋务工会代表及码头工会代表起而申明：“我们工会始终是受上海总工会指挥的，并未加入过什么工团联合会。”全场哈哈大笑，工贼无法只得走了。总之，在运动的初期中，工贼的一切企图和行动都失败。
罢工之后约一月余，工贼又抬头了，统率流氓数十百人到上海总工会以罢工工人名义，要求发给救济费。至时便将总工会所捣毁一空，殴打工会职员，而警察则故意置之不理，总工会请求他们保护时，他们说：“这是工人内部之争，警察不便干涉。”这显然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指使。可是总工会是以广大群众做基础的，工人闻讯大愤，纷纷派人来保护总工会，因此，工贼这次的破坏，总工会虽略受损失，但他们捣散总工会的目的，竟未成功。
到九月，各方反奉战争忽然紧张，因为奉军入关以来，由直鲁直驱上海，所有中国北部中部海口尽为所夺，不仅战败的直系残余军阀朝不保夕，即战胜而于倒直有功的新起的国民三军（以冯玉祥为领袖）亦被逼甚厉，在人民方面，感受奉军残暴比直军还凶，因此各方面的反奉的空气顿浓。浙江孙传芳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尤其紧张。上海罢工影响到了北方，唐山、天津皆发生猛烈的罢工风潮，此等地方即属奉军势力范围，同时上海造船厂、铁路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亦为奉军所注意，故奉军为免除战争时后方不稳起见，必须先给工人一大打击。所以到此时决心要封闭所有工会。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已久，奸计得售，不用说眉开眼笑了。资产阶级亦因“五卅”罢工依次解决，所剩者只英厂而已，不再需要总工会；同时中国工厂经济斗争猛烈，由对外罢工延至对内罢工了，他们以为这是总工会所指使，又急于需要解散总工会。于是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工贼联合向无产阶级进攻，九月十八日由上海戒严司令部奉系军阀邢士廉执行封闭总工会，并指明逮捕委员长李立三及其他重要工人领袖。后来还秘密枪杀副委员长刘华同志，不过上海总工会虽然被封，但仍秘密存在，仍能秘密指挥各业工人作种种斗争，上海总工会已深入工人群众的心坎之中，这是敌人无论如何封闭不了的，所以后来就有几次上海总工会自动启封的事。
戴季陶主义之出现
还有一事在这里不能不提及的，便是在这反帝国主义的大潮中发生戴季陶主义。戴季陶早年在国民党中算是一位左派。在民国初年，他在上海办“民气报”的时候，鼓吹劳动党；在“五四”运动中，他在上海办“建设”和“星期评论”的时候，颇竭力介绍马克思学说。就是当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时候，他确是参与发起会议，但他不愿出名发起，却与沈玄庐抱头大哭一场，说什么“我虽不加入共产党，我的精神与共产党一致”的鬼话。当国民党领袖主张容纳共产党加入的时候，他还是竭力赞成的一个，所以以前的戴季陶无人不承认他是一个国民党左派。这不算奇怪，在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大明显和锐利的时候，急进的资产阶级分子思想的左倾，在世界各国都不乏前例，如俄国的斯徒庐威便是明证。一九二五年大革命一来，新兴的无产阶级，更明显的表现它的阶级觉悟与斗争力量，而成功一独立的而超越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并且事实上成了威逼资产阶级的势力，这样一来，却使资产阶级及其学者吓坏了，于是宁愿抛弃反帝国主义而拚命进攻无产阶级。其着重点便是攻击阶级斗争的理论，戴季陶主义便是代表这一个倾向。
戴季陶当时七辛八苦的著了一本书叫做“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最重要的话是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的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谈起。”“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他批评中国共产党说：“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又说：“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味的盲进。”“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痛苦，那就真可怜极了。”他说：“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因为人类是具有仁爱性能的，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整个戴季陶主义的精神，就是“对外一致，对内不可斗争”。戴季陶主义在当时的影响确不小，促成国民党内部的新分化，而新右派遂以形成，其时旧右派已经离开党，所遗下的地位，便给新右派顶补了。
戴季陶主义一出现，共产党即与之作极猛烈的斗争，但它的影响仍是伏流而进，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广州有三月二十日的政变发生。
此次运动中的教训
总结起来说，在这次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它的政党所采取的策略，巩固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与资产阶级争取对城市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尝试，罢工扩大到华厂不为什么民族学说所束缚，这些都可说是幼稚的党所难能而可贵的事。但是在此运动中，分明看见资产阶级的妥协与最后反动，分明看见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不可靠，分明又看见了无产阶级的孤立，然而却没有教训我们的党，没有觉悟到无产阶级需要另找最可靠的同盟，这最可靠的同盟者就是广大的农民与城市贫民。很显明的，上海“五卅”运动之未能得到如何直接的结果，固然是由于资产阶级之出卖，小资产阶级之怠工，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之孤立，无产阶级未能取得广大农民与城市贫民的赞助而孤立。论理这里应该启示我们的党，要开始积极做广泛的农民运动，然而结果没有，不仅没有，而且走到另一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了，这一道路便是所谓“联合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军人，反抗奉天军阀都是可以的”。反奉战争，确是当时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然而当时共产党中央的主要负责者，现今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陈独秀，从此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力量到底不行，于是他专心致志的去祈祷冯玉祥之战胜，郭松龄之倒戈，联合军人反奉，成了当时共产党中央的“国是”。“联合进步军阀反对反动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补充了陈独秀主义的一部。很显明的至于无产阶级应该争取农民这一伟大事业，在当时是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后来上海三次暴动，共产党不能利用这次运动中所得的教训，以致于暴动得到悲惨的失败，自然不是偶然的。
“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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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一九二五年七月北京《晨报》出版部出版的《五卅痛史》所载：自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日，“总计十二日之内，英日人在上海九次枪杀我国人，当场立毙及因伤毙命者，凡六十余人，重伤者凡七十余人，轻伤者则不计其数。”正式列入上海学生法律委员会及上海地方检察厅调制的死伤调查表里的是死者三十二人，伤者五十七人。
[2]据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民国大学出版的《五卅惨案调查记》所载：据当时地方警察厅和地方检查厅两厅的调查：死者十名，受伤者二十一名。后据学生会调查：阳逻捞获被枪杀之尸体二十五具，连同前十名共死约近四十人。
第十三章 省港大罢工
罢工的准备
省港罢工是为了抗议上海“五卅”惨案而起，继续了二年多之久，成了“五卅”以来反帝国主义长期潮流之最后砥柱。罢工继续到这样长久的岁月，详细叙述所占篇幅太多，我们这里只能将这次罢工择要的作简括的叙述。
省港罢工未能继上海“五卅”运动立时发动，其原因是广州此时发生刘杨战争。广州正在准备战争状态中，故中华全国总工会接到上海“五卅”惨案消息后仅只能召集一次示威的群众大会，还不能有省港罢工的决定。虽然如此，但全国总工会已准备于刘杨战争告终之后，必须号召这个罢工以响应上海。故当战争方殷之际，就派代表到香港去准备。
当时香港的情形是这样：工会虽有百余，但不是黄色工会，便是行会工会。海员工会虽有我们的影响，特别是林伟民、苏兆征两同志相继加入共产党后，我们在海员工会中的影响增加，但该会会长还是一个极右倾的分子。香港的共产党员，此时还不满十人，而多为最下层的码头工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虽比党员多几个，但多数为学生。很显明的，如以我们主观力量估计起来，罢工能否发动，确无把握。我们当时鼓动这个罢工是从上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在各工厂散发传单，一方面与各工会领袖接头。此时上海反帝革命高潮风起云涌，这种影响给予香港工人极为巨大，果然，不到数日，我们的鼓动工作生效了，罢工情绪继续增高。当时我们最感困难的是香港工会的不统一，我们在十一章便已指出。当时香港工会大别为三派：一、工团总会派，包含七十几个工会，多属手工业，就中海员工会为一大产业工会；二、华工总会派，包含三十个工会，亦属手工业，重要的只电车工会；三、无所属派，约二十几个工会，却多是大工会，如机器、起落货、煤炭、洋务等工会。在这样分立状况之下，罢工如何能够一致！幸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香港各工会是参加过劳动大会的，故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颇有信仰。于是全国总工会之代表召集各工会代表联席会议，罢工公然竟在此次会议上无异议通过，还通过罢工宣言与罢工要求。过一日又开第二次联席会议，组织罢工的统一指挥机关，定名为“全港工团联合会”并选定职员。
上面说过，香港工会不是黄色工会，便是行会工会，为什么这些黄色领袖会赞成罢工呢？这因为黄色领袖有他们自己的企图与希望。这般黄色领袖实际上是些百业不居的分子，以抽收会费为生，他们以为参加罢工，与自己并无不利，因为罢工之后，领导权握在手中，一方面固可取得爱国虚荣，一方面又可取得克扣罢工经费的实利，所以他们赞成罢工。这一点我们当时是估计到的，所以在香港与这些黄色领袖计议罢工时，关于他们争夺罢工指挥机关的位子，我们当时取放任态度，因为那时如要香港罢工实现，的确少不了他们，去了他们罢工便会被捣乱。我们所需要的是罢工实现，故对于他们一时不能不采取容忍策略。虽然如此，但黄色领袖事到临头终于畏缩起来了，向我们提出许多难题：第一个是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他们说刘杨战争未平，罢工工人何处取得宿食？我们解答：刘杨战争三日内可平，回广州宿食不成问题。果然削平刘杨的消息第二日便证实了，但黄色领袖还不相信宿食问题有把握，一定要派代表到广州接洽，其时刘杨战后，广东政府接受共产党的提议，赞助香港罢工，因此香港工会派去接洽的代表得到满意的答覆。第二个是如何应付香港政府封锁出口问题，他们说：香港政府如下戒严令，停开火车，罢工工人不能出口，怎样办？我们解答，即使火车停开，尚有好几条水路与旱路可回广州，万一香港政府真的封锁水陆交通，我们起来暴动，我们有全世界工人的同情与援助。到最后，第三个难题来了，黄色领袖提出罢工程序问题，他们主张分批罢工，其畏惧罢工更明显了，我们极力主张同时罢工。在会议上，他们勉强通过我们的主张，但我们已预料到黄色领袖必然怠工。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当晚共产党党团开会决定，首先由受我们指挥的各工会（海员、电车、华洋排字、洋务等工会）先行罢工，再来逼迫黄色工会罢工。于是这伟大历史意义的省港罢工，就在这个决议之下，于六月十九日晚实现了。
罢工的爆发
未罢工以前，香港各工会联名送给香港政府公文一件，叙明罢工理由，并胪列罢工要求条件，分两大纲：第一纲，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件；第二纲，对香港政府要求六项：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选举；四、劳动立法；五、减少房租；六、居住自由。
宣布罢工时，发表宣言，其大意如下：
“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除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还要加以武力的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团代表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我们为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计，明知帝国主义的快枪巨炮可以制我们的死命，然而我们亦知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奋斗亦死；与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之光荣。所以我们毫不畏惧，愿与强权决一死战。”
六月十九日晚起，香港如大地震一样，罢工爆发了，海员、电车、印务首先发难；接着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工人以及各种工人相继而起，最后是机器、船坞工人亦相率罢工，前后约十五日，完全罢尽，罢工人数约二十五万人，而罢工局势遂以大定。工人纷纷乘火车、轮船由前山、江门、三水河口分道回广州。
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亦同时罢工。
这里须略略补述的，上面说过黄色领袖事到临头便畏缩起来，真的，如果不是海员、电车、印务首先发难，罢工一定发生变化，事实上黄色领袖对于同时罢工之决议案怠工，一直到后来影响所及，工人群众纷纷自动罢工，才不得不跟着走。所以共产党党团决议是正确的。最有趣的是，海员工会会长是一极右倾的分子，对于罢工，临时发生动摇，海员逼着他下罢工命令，说：“下不下，不下以老拳奉送。”因此他不得不下罢工命令了。更有趣的是，香港机器华人会本系香港帝国主义之御用机关，对于各工团联席会议始终拒绝到会，罢工发生以后又始终不肯下罢工命令，但是其属下的机器船坞工人群众，却不待工会罢工命令，纷纷自动罢工，这就是机器船坞工人罢工独后的原因。
香港政府事先对于罢工本有所闻，密探四出，捉拿领袖，并布告说：“上海事件与本港无关，工人应安心乐业，不得妄动，妄动者严惩不贷。”但这种恐吓，对于罢工工人，丝毫不生影响。罢工发生，香港政府一时手忙脚乱，宣布欧战时的戒严令，宣布禁止粮食出口令，宣布禁止金银圆块纸币出口令，海军陆战队全体登陆，军舰升火往来海面巡逻，香港顿时陷入战时状态，但工人却万死不辞，蜂拥离港。
沙基惨杀
罢工工人纷纷回广州，六月二十三日偕同广州市工人、四郊农民、青年军士、学生共十万人举行大示威游行，当路过沙面租界对岸之沙基时，英法帝国主义命令水兵巡捕在沙袋背后瞄准游行群众，开放机关枪扫射，同时，兵舰发炮示威，二十五分钟后，五十二个中国人当场被枪击身死，重伤者一百七十余人，轻伤者无数。上海、汉口、青岛等处大屠杀，又重演于广州。但帝国主义这样一来，却更激起中国民众反抗的决心，于是各界人民更表示热烈援助省港罢工。
罢工工人的组织
罢工工人到达广州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大会，当通过罢工委员会的组织法。罢工委员会以十三人组织之，香港方面九人，沙面方面四人。罢工委员会之上为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以人数为比例，每五十人选一代表，为最高议事机关。共计代表八百余人，间日开会一次。罢工委员会之下设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筹措以保管罢工经费。后来又添设会审处，为审判破坏罢工，私运粮食，偷卖仇货之走狗的机关，并有监狱，拘禁犯人。设保管拍卖处，为保管及拍卖被纠察截获仇货的机关。设法制局，为起草各机关组织法及各种办事细则的机关。设审计局，为审核各机关开支账目的机关。设筑路委员会，为管理修筑马路事宜的机关。另有纠察队（见后）、水陆侦缉队、罢工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关。又设工人饭堂、工人宿舍，封闭原来之赌馆烟馆及所有广州市空屋充之；分全市为八区，每区设登记处，罢工工人登记后领得凭证，分往宿舍住宿，至于吃饭则只要有凭证及饭票，到处可以吃饭。到后来，还添设不少机关，不能详述。真的，这个罢工委员会，按其实际，实不啻一个政府，它有绝对权力，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问，所以后来香港帝国主义宣传广东有“第二政府”，就是指此。
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就是苏兆征同志。原来当大会通过罢工工人组织法时，黄色领袖力持异议，首先反对组织统一的罢工委员会，谓香港沙面应各有机关各办其事，但是遭大会的打击而失败。继则反对代表大会以人数做比例，谓应以工会为单位（黄色工会多半系手工业的小工会，人数不多），亦遭大会的打击而失败。三则中华全国总工会向香港工会提出希望：罢工委员会中香港方面之九人，应包含海员、起落货、机器、煤炭、洋务各一人及工团总会、华工总会务二人，他们又反对，主张自由选举，但选举结果全国总工会的希望完全胜利，他们又失败。因此黄色倾袖着着失败，他们在香港时之一切企图，到此皆空。苏兆征同志被群众拥护起而充当委员长。
我们对于黄色领袖的策略，在重要地方虽不让步，但在次要地方亦可放任，比方在香港发起罢工之指挥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我们听其存在，月给津贴。各部亦网罗他们参加办事。设法分化他们。这些黄色领袖在罢工过程中，营私舞弊，层见叠出，后来经代表大会——加以惩戒，有不少还被逮捕送会审处，处以有期徒刑。
我们须特别指出的，是这次罢工，这个八百余人的代表大会的确起了不可思议的伟大作用。罢工策略经过集体的讨论，因而取得一致的团结。罢工内部许多纠纷，都依靠代表大会的威权予以解决。黄色领袖以及一切反动分子之阴谋企图，都受到代表大会的严厉制裁。工人群众的一切意志，都经过代表带到代表大会。罢工消息又经过代表带入工人群众。罢工委员会的会务及财政，皆经常在代表大会报告，以致外面一切谣言都失其效用。罢工各机关重要职员，都经过代表大会选举，不称职时又经过代表大会随时撤职，因此罢工各机关不致腐化。真的，代表大会奠定了此次罢工。这个经验我们是在这次罢工中第一次取得的。
再须附带提及的，是罢工委员会一切权力都有，只没有杀人权，正因为此事，当时曾发生一场激烈的斗争。原来罢工起后，香港帝国主义派遣大批走狗，混入广州，造谣捣乱，破坏罢工。有林和记者，运动海员复工，会审处以其情节重大，判处死刑。此消息传出以后，广东检察厅长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破坏罢工，罪不至死”为辞，提出抗议。罢工工人大愤，以为此次罢工，系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非常时期，不能以普通法律，宽宥国贼。结果是由广市政府另组“特别法庭”，处断此等人犯。
封锁香港
封锁香港本是一九二二年海员罢工的旧经验，故罢工工人一回广州，各工会即纷纷自动组织纠察队封锁香港。罢工委员会成立以后，乃统一各工会纠察队，加以整理与扩充，设总队部，置总队长一人、训育长一人，为全队主脑（后来改为七人的纠察委员会）。设总教练一人，施以军事训练。下分五大队，每大队置大队长一人，大队副一人，训育主任一人。每大队下分三支队，每支队置支队长一人，支队副一人，训育员一人。每支队下分三小队，每小队置小队长一人，每小队下分三班，每班置班长一人，每班十二人（这个编制后来略有变更）。纠察队起初总数为二千余人，后来还有扩充。纠察队的责任，为维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粮食，扣缉仇货。纠察队布置以后，分派到各海口驻防。因此省港交通完全断绝，继以澳门附和香港，亦宣告断绝。当广东尚未统一时，纠察队封锁线还只限于珠江口一带，东起深州，西抵前山。后来广东政府收复东江南路，纠察队的封锁线也扩张了，东至于汕头，西至于北海。广东沿海港口皆有纠察队驻扎，蜿蜒数千里，旌旗相望，金鼓之声相闻。纠察队还有小舰十二艘，电船数只，往来巡查。纠察队枪枝号称四百余支，实只二百余支能用（我们当时为增加枪枝，不知花了若干气力，结果增加不多）。香港便在这样封锁之下，肉食菜蔬，无从取得，猪肉涨至一元余一斤，鸡蛋涨至五角多一个，牛肉几乎绝迹，街市等于虚设。街上垃圾粪秽，堆积如山，楼居者以纸包粪，抛掷街中，加以暑日炎蒸，臭气熏天，故当时群呼香港为臭港。但是最使香港痛苦的，还是经济上受到空前未有的大打击。
香港经济上的空前损失
当沙基惨杀后，沙面英国领事送来一函，大意是说：“你们抵制英货好了，何必罢工！”当时我们颇为诧异，继乃考察《中国海关贸易册》，则知香港每年出入口货价值为一万五千万金镑，约合华币二十五万二千万元。罢工以后，航业商务概行停止，平均罢工一月，损失二万一千万元，罢工一日，损失七百万元。但英国货每年输入广州者不过三四千万元，这样罢工五六日，便抵得排货一年。罢工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于是我们坚持罢工排货与封锁，以与香港帝国主义相周旋。
真的，香港自被封锁以后，经济上受到空前大损失。我们根据当时香港报纸自己披露的消息，就可看得出来。
就输入输出来说。一九二四年输出为八百八十一万镑，一九二五年只得四百七十万镑，相差四百一十一万镑。一九二四年秋季入口税，总数为一千一百六十七万镑，一九二五年秋季则降落到五百八十四万镑，相差五百八十三万镑。总之，输出输入，一九二五年皆只得一九二四年之半。原因是这样的，香港出口货中，四分之一往中国北部，四分之一往南洋群岛，四分之二往中国南部，香港罢工工人封锁以后，即使中国北部与南洋群岛未被封锁，但中国南部是被封锁了的，所以输出输入皆损失一半。
我们再就其他方面来说，都可证明香港经济上的损失。例如航业，一九二四年到港船数为七万六千四百九十二只，共吨数为五千七百万吨，平均每日有船二百一十只，共吨数为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四吨。但自一九二五年七月起计算，平均每日仅有船三十四只，吨数为五万五千八百一十九吨。一九二五年与一九二四年比较，船数减少五•五倍，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十六；吨数减少一•八倍，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三十六。
再如商店破产。罢工以后，香海报纸与政府通告，每日必有商店报穷案。仅就一九二五年十一、十二两月，计破产的商店已达三千余家。
又如银行。罢工以后，存款断绝，提款突增，纸币被抵制，现金流出。虽然当时香港报纸对于银行损失，讳莫如深，我们无从考察，但股票是低跌的，如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九日，汇丰银行股票，由一千二百九十元跌到一千一百四十元，已减少百分之十一•五。
又如政府收入。罢工以后，出入口货税固然损失大半，地价也跌到十分之五，房租又跌到十分之四。税收固然锐减，同时开销却又锐增，因为政府要应付罢工风潮，军备等项突然增加。真的，香港政府当时把常存不用的存款一千七百万元，都从银行提出来用了，并提出制定新预算，高唱“裁员减薪”。
也就因此引起香港帝国主义对于广东的愤恨，七月二十七日，召集什么公民大会，电请伦敦英皇，立即出兵攻打广州，驱逐“过激党”，说广东人都是“过激党”。后来八月十五日，又召集公民大会，以前次电报，英皇不理，乃改电首相，意态极其愤懑，仍请立时出兵。但当时英国伦敦政府因本国无产阶级之不稳，各殖民地之蠢动，各帝国主义间之冲突，有此种种原因，所以对于香港什么公民大会之答覆是：“香港困苦，伦敦至深系念，惟统观全局，现时无法出兵。”英国伦敦政府当时借款给香港三百万镑，为救济商业之用。但当时有名的演说家哥尔就说：“此次借款，只不过救济香港危机于一时罢了”；香港此时真是陷于绝地。罢工、排货、封锁，这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
国民政府的成立
罢工以后，广州当时的政治情形是这样：刘杨虽被削平，但东江又被陈炯明占领，南路仍被邓本殷割据，就是广州内部各派军阀亦是拥兵自恣，各有异志，总之此时广东仍是四分五裂的状态，仍然是处于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环境。幸而有此次罢工，十余万革命工人，集在广州，表示拥护革命政府，当时国民党左派，也为之气壮，采纳共产党的提议，重建新政府，即国民政府，宣布新政纲，主张军政统一，财政统一，民政统一，各军受政治训练，军需独立。这样一来，广东内部即起分化，主要分成三派：一派以许崇智为首，而魏邦屏、梁鸿楷及所有粤系军官属之；一派以胡汉民为首，而一般官僚政客属之；一派以廖仲恺汪精卫为首，而左派党员及工农群众属之。共产党不用说是赞助最后一派。新政府成立了，但三派之明争暗斗，也愈趋愈烈。胡许两派阴谋政变，首为罢工委员会查觉，于是召集罢工工人于八月十一日举行肃清内奸大运动，游行示威，其意即在于壮国民党左派之胆，实行断然处置，但国民党左派当时却极其动摇，懔然不动手。此时胡许两派公开宣传“反共产”（其实刘杨叛变亦以反共产为口号），形势更为严重，一直到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国民党左派方下最后决心，解散梁鸿楷、魏邦屏的部队，并下令捕拿胡毅生、朱卓文诸人。在军事行动时，罢工工人为军队作侦探与向导，尽力甚多。随后驱逐胡许离粤，许崇智则以“请假赴沪”为名，胡汉民则以“出使苏俄”为名。广东政权从此完全递入左派之手，此一时期，可说是左派执政时期。
此时罢工工人与国民党政府真是相依为命，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势，内外环境更为恶劣；在广州，谣诼繁兴，反侧蠢动；在全省，陈炯明陷落惠州，邓本殷进攻江门，中山县被土匪占领；在省外，香港勾结北舰南来，资助陈邓反攻。于是罢工工人援助国民革命军东征与南征。
在东征与南征的时候，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运输辎重接济前线；组织宣传队，随从大军前进，向农民宣传；组织卫生队，救护战场伤亡战士。罢工纠察队请缨出征，上阵杀贼。政府嘱其巩固后方。真的，国民革命军得罢工工人之助，行军迅速，东征军一鼓而下惠州，再鼓而占汕头，东江以次收复。南征军一鼓而平高雷，再鼓而入琼崖。商路也以次底定。前后不过三个月，广东全省统一了。
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就在罢工工人帮助之下完全巩固了，以至于能再准备力量，而有后来之出师北伐。
罢工的中心策略
罢工的头两个月，因封锁香港，海外交通完全断绝，任何国家轮船皆不准其出入广州。这样一来，这种封锁不只封锁了香港，而且封锁了我们自己。
因为广东米粮向来仰给海外，以香港为总转运之门广，如不沟通海外直接航运，势必自困；再则广东工业尚不发展，货品无以自给，特别是燃料缺乏，如不沟通外埠直接运来，亦系自困。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须得解决：一个是商人营业问题，很显明的，沙基惨案之后，爱国空气高涨，一时商人停止贸易，尚可隐忍；时过境迁，热潮低降，商人非要求贸易不可。再一个是帝国主义联合问题，也是很显明的，英、美、日帝国主义年来争夺广东市场，极为猛烈。据《中国海关贸易册》的数字，英货逐年递减，日、美货则逐年递增。广东排英，在日、美自然认为是取英而代的绝好机会，如广东抵制一切外货势必逼成日、美与英协同对我。罢工委员会有鉴及此，于是决定一种“特许证”制度，订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此特许证由罢工委员会、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共同鉴字发出。这个特许证实行后，真的，上海、暹逻等处商船闻风而来，美国大来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国商船亦要求领证复业。于是上海广州间之航线，暹逻与广州间之航线，直接打通，广州江面每日有四十余只船入口，为广州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现象。
这一个“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之原则，是省港罢工的中心策略，真的，在这个中心策略之下，解除广东经济的困难，保持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最后还促进广东经济的独立发展，使这个伟大的罢工，得以坚持如此长久的岁月，就是由于这个中心策略之正确。
工商联合
这里我们要说到当时广东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罢工的态度。当罢工开始时，特别因为发生沙基惨杀，商业资产阶级为爱国空气所降住，当然不敢公开反对罢工，同时也不赞助罢工，譬如罢工开始时，我们要廖仲恺（当时他身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召集全市商人开会，商量捐助罢工经费，结果是商人只捐数千元敷衍面子。罢工委员会自动宣布特许证制度后，商业资产阶级才乘机向罢工委员会进攻，原因是此时正是胡许两派阴谋政变，政局杌陧不定，我们内部里极端困难的时候，他们看清了这一点，受胡许两派的指使，于是挺身出来反对特许证制度。问其所持理由，则曰“手续麻烦，手续费太重”。罢工委员会认为这是枝节问题，手续可以力求简单，手续费亦可准予减免，但不能取消特许证。商人仍坚持反对，主张根本取消。不久廖案发生，政府断然处置，解散反动军队，通缉反动政客，驱逐胡许出境，政府转危为安。罢工委员会又自动取消特许证，并提倡“工商联合”，邀请四商会共同商议善后办法。罢工委员会提出仍以“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为原则，订立工商善后条例，共同盖章，张贴布告，以资遵守。以后只在罢工委员会领取轮船出入口证，不须经过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等机关签字，手续费一律减免。商业资产阶级见我们镇压反动如此神速，政局突然安定，又见我们自动取消特许证，已无可借口，对于“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一原则，当然不便反对，如反对无异自承为英帝国主义走狗。因此商业资产阶级完全接受罢工委员会的提议，罢工委员会与四商会联名盖章的皇皇布告遂贴满街上了。
的确，从此以后，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罢工不仅不反对，而且相当赞助，这不是他们革命性的表现，而是有经济的原因。原来广州自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以后，商务突然兴盛，不仅比罢工开始时兴盛，而且比没有罢工以前还要兴盛。兹将粤海关一九二五年七月罢工以后各月份收入统计，与一九二四年同月份的作一比较：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七月 二二九、五二三（以海关两计） 七○、七一一
八月 二八一、八一六 一五○、一八○
九月 二八九、六三二 二三二、四○七
十月 二四二、○七八 三○六、一二五
十一月 三一九、八三五 三三七、五三二
十二月 二八二、五六四 三○四、八三八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月 二五七、五四一 四二二、九七一
观上表，可看出，七月罢工初起时，海关收入较一九二四年同月份少三分之二，此时商务可说极坏，但自十月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后，则不仅完全恢复原状，而且逐月均有增加，一九二六年一月比一九二五年同月，超过五分之三。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广州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第二，因为广州与香港澳门交通断绝，而且内地向来向港澳直接采办货物者，现在都改向广州采办，广州之批发商业乃骤然兴盛；所以当时资产阶级的报纸也说：“此种情况，诚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也。”这样，罢工不仅不妨害广州商务，而且大有造于广州商务。这就可以解释当时广州商业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罢工委员会“工商联合”的口号，甚至于到一九二六年一月，香港政府不接受罢工条约时，广东四商会开大会，义形于色的做决议说：“此次罢工为人民自动，出于爱国运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
国民党与这次罢工
这次罢工是由共产党发起而成的。究竟国民党对这次罢工取如何态度呢？这里须得加以叙述。在罢工发动的开始数日，共产党中有一部分同志，有这样一种机械论的见解，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罢工是无产阶级的事情，所以省港罢工应完全由共产党独立领导，不要国民党来过问；国民党来过问便会夺去领导权。”其实领导权共产党是不是会失掉，那要看共产党在罢工工人群众中的工作是不是努力才能决定，拒绝国民党过问是不能保证共产党对罢工领导权的巩固的，并且这种拒绝国民党过问，实际竟拒绝国民党帮助，假若当时不取得国民党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便要倒台。试问十几万人的伙食经费从何取得？无疑的这种机械论的幼稚见解是不对的，当即被党否决。不仅要国民党过问，而且要拉国民党来过问，这样才能取得国民党目前迫切的物质帮助，这与领导权问题全是两件事。的确当时国民党因刘杨战争刚毕，新胜之余，对于民众运动极为援助，特别是刘杨战争之中，铁路工人与海员工人罢工给予他们军事上很大的便利（请参看下一章[1]），所以使得他们怀好感，省港罢工起，共产党要求国民党经济援助，他们很慷慨的承认而且实行了。
后来才接各方面的捐款。从罢工开始直到一九二六年六月，罢工委员会收入是这样：国内捐二十五万元，海外华侨捐一百十三万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二百八十万元，殷实绅富捐二万元，拍卖英货四十万元，罚款二十万元，其他二十万元，共四百九十万元。
的确，国民政府财政部，自始至终是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一万元。
当然国民党内部对于罢工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右派是始终反对，左派在罢工的头半年的确是热诚拥护的。左派拥护罢工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我们在上面已经说了许多，很明显的他们那时完全要依靠工人帮助才能把握政权，故不能不拥护罢工。在经济方面，我们来多说几句话。
自罢工以后，国民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一九二二年，广东全省收入为一千万元，平均每月为八十三万三千元。一九二四年收入仅七百九十八万六千元，平均每月为六十六万五千元。一九二五年罢工以后，八月收入为一百五十万元，已比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增加不少。到十月，收入达到三百六十一万六千元。十一月收入为三百八十万元，则较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多至六——七倍了。
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是由于广东统一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则因为省港罢工，断绝与香港交通，把大门关住，好让政府来从容的有计划的从事财政的整理。原来广东经济向来是受香港所操纵和支配。比方广东政府所设立之中央银行，孙中山在时，舌敝唇焦要求人民信任他们纸币，但结果经不起香港纸币之操纵，使得中央银行纸币价格起落不常，信任动摇。直到罢工以前，中央纸币一元还只当三四角用。罢工以后，加以沙基惨杀，于是广东人民抵制香港纸币，又兼封锁，故香港纸币当时几乎绝迹于市面，而中央银行乘此加以整理，再不受香港纸币的操纵，因此信用恢复，营业扩张，纸币变为十足十用。举银行就可以概其余。
从上面的事实，就可以解释当时左派政府为什么热诚拥护罢工；又何况政府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的一万元，事实上是政府从各方面收得的罢工捐款，慷他人之慨于已毫无所损，又何乐而不为。
但是这些左派，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以后，对于罢工就有些冷淡了，当然广东统一了，不再需要罢工工人了，又加上右派借罢工如何“不法”的诬蔑事实，专门与左派为难，小资产阶级动摇的根性发作了，遂日益与罢工工人离开。
三月二十日政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右派掌握政权以后，无疑的是反对省港罢工，其所以不敢断然解散罢工者，因他们自己力量还感觉不足，一时还不能脱离无产阶级，因为省港罢工到此时确已形成一个坚固的力量，而且是正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着，无端解散罢工，于力固所不能，于理亦所不顺。
香港帝国主义态度的变化与广东政局
香港帝国主义对于罢工的态度经过好几次的变化，这些都与广东政局有关。
第一期，强硬时期。罢工开始时，香港方面急于在求一战，所以他们的什么公民大会两次电求伦敦出兵攻打广州。出兵被伦敦否决后，香港则专心一致实行“以华制华”政策：一方面勾结北方军阀侵粤，一方面勾结广东内部一切反动势力作乱。第一着便是香港暗中资助胡许两派政变，文华堂二百万元之贿赂，江门梁鸿楷部队新军械之发现，皆其铁证，于是而有廖仲恺的被刺。但因为当时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左派实行断然处置，胡许被逐，香港的第一着政策失败。第二着便是香港资助陈炯明邓本殷两路进攻广州。陈炯明当时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兵买马，在香港市上得以自由逮捕过往汕头的罢工工人、海陆丰的农民以及革命的学生达二百人。香港政府又复勾引北洋四舰南来，帮助陈邓反攻。再则又嗾使土匪袁带、林警魂陷落中山县。此时罢工委员会本已准备解决罢工，九月二十八日香港中等华商代表来省，罢工委员会将香港沙面工人及学生要求之三十余条件交其带回香港。香港总督扳起面孔对华商代表说：“谁叫你带回条件来！”很明显的，香港帝国主义此时在指挥如意的捣乱广东，此种计划还未实验，如何肯解决罢工！但因为当时罢工工人帮助国民党左派坚决进攻陈、邓，东江南路都次第收复，而香港第二着政策又失败。
第二期，软化时期。原来陈炯明占领汕头时，汕头罢工立被解散，港汕交通恢复，但革命军攻入汕头时，本地罢工工人又卷土重来，封锁香港。邓本殷受香港八十万元，专雇轮船八艘，载运粮食赴港，但革命军攻入琼崖时，此项接济又被本地工人截断了。勾引南来之北洋舰队，见陈邓已败，不敢进窥虎门，只得悄悄率队北返。香港亦无可奈何。同时又因香港中等华商见罢工已久，愤恨香港政府不予解决，使他们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惨痛；又见国民政府着着胜利，同情广东，于是而有“恳亲团”之组织，十二月二十六日来广州，共代表三百余人。继而又有“华侨参观团”之组织，不久亦来广州，其人数亦相若。香港中等华商这些举动，无疑义的直接对广东政府同情，间接即对香港政府示威。香港帝国主义知大势已去，外既军事失利，内又居民叛离，于是戏法为之一变，宣布派遣四个全权代表，赴广州解决罢工，以安香港方面的人心。同时又派华商代表八人先行来广州，以探广东方面的意旨。八个华商代表抵省以后，与罢工委员会商量经济条件，罢工委员会答覆：“我们固然要经济条件，同时也要政治条件；只谈经济条件，何能谓为根本解决？”并瞩其转告香港政府，所派定的四个全权代表，放胆来省，可以商量解决罢工。无论如何香港帝国主义此时确有软化的表示。
第三期，犹豫时期。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右派的退让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回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摇。蒋介石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暗中准备反革命的政变。这种内容，香港帝国主义岂有不知之理，认为广东既要发生政变，左派倒塌，右派登台，那么又何必急急于解决罢工！所以香港政府派定的四个全权代表，始终迟迟不来。不仅如此，香港政府还于一月二十五日，率性宣布停止解决罢工，以示决绝。
香港帝国主义此时一方面静候广东的政变，一方面则用尽一切方法以加速这一政变。比方那时他们加紧“英国决用十万大兵进攻中国”的宣传。上海英国帝国主义的机关报，登载这样一个消息：说“伦敦方面决将用武力干涉中国，预定十万大兵，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同时，英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究竟能否制止广东排英运动？否则，英国当代加重大教训。英国国会业已同意，预算将来对粤每日军费一百五十万。”很显然的，这种恫吓的作用，只是给右派一种借口，好来提议解散罢工。再则就是勾结广东右派加紧对于罢工工人的进攻。伍朝枢等此时与香港政府已经发生密切关系。在此时期，伍朝枢万事不管，专门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上，替外国商人告发罢工纠察队的“不法”。又如公安局长吴铁城向市民宣传，“罢工工人比刘杨兵士还凶”，简直开枪射击罢工工人。很显然的，这种造谣中伤的作用，一面是离间左派对于罢工的信任，一面也是给右派将来借口强迫解散罢工打下基础。香港帝国主义此时还有一个得意之作，就是嗾使粤海关停关。中国海关税务司，按照不平等条约都须尽用英人，粤海关税务司不用说亦是英人。二月二十二日粤海关突然宣告停关，借口是“罢工纠察队扣留八艇货物，未经税关查验，纠察队如此行动，彼实不能执行职务”。并对广东政府说：“罢工会不听政府命令，我来替你教训。”又对广东商人说：“我之停关，系为减少你们受纠察队之压迫。”又很明显的，这种挑拨离间的作用，都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催促广东政变加速的到来。
但一切阴谋，当时是被我们一一加以打击，故一时未能生效。
直到三月，香港帝国主义见广东政变竟未发生，不觉犹豫起来了，于十九日派人到广州面见汪精卫说：“香港政府有诚意解决罢工，已内定辅政司、律政司、华民政务司为代表，只须汪主席亲笔写一函去，三代表就可来省。”可见香港帝国主义此时还有意解决罢工。恰恰第二天广东发生蒋介石的政变，罢工委员会亦被兵包围，即所谓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于是香港帝国主义的态度又为之一变。
第四期，重新强硬时期。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使香港帝国主义从此根本取消解决罢工的意思。三月二十日政变消息传到香港以后，香港总督召集西商大会，兴高采烈的说：“恭贺诸位！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就是二十日广东政府已上轨道了。”听众报以欢笑，高呼万岁！所以香港政府内定的三个代表，遂不出发。四月九日，再派人到广州与伍朝枢谈说之后，香港政府率性宣布“香港政府对于罢工期内工金及不能复业损失赔偿，均不给予，亦不容许此项办法”。以前香港帝国主义虽因面子关系，不愿出钱，然而并未正式宣布决绝；香港商人出钱，香港政府至少已经默许，如一九二五年年底派八个华商代表到广州谈经济条件可以证明。今则露骨的不承认出钱原则，而且布露天下，咸使闻知，态度何等鲜明，何等坚决！无疑的这是三月二十日政变的影响。香港帝国主义从此重行抱持强硬的态度，以至于后来的“中英谈判”，仍坚决的把罢工问题撇开，我们在后面再说。
这次省港罢工，本有极大的直接胜利的可能性，然而有了三月二十日的政变，这种可能性完全取消了。
罢工与北伐
北伐是中国革命过程的一件大事，因为有了北伐，使中国革命发展到最高度，革命领土扩张到长江流域，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很迅速的得到长足的进步。北伐自然是当时中国全国范围内革命高涨的需求，然而直接促进北伐则省港罢工实为很大的动力。广东统一以后，就开始了北伐的准备，虽然经过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但北伐终是革命的要求，终不能因任何障碍而阻止它的进行。六月，北伐出师了。在这次北伐中，省港罢工工人不用说是积极的参加。他们照东征南征一样，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师北伐。特别是运输队三千余人，给予北伐军巨大的帮助。湘粤之交，为五岭山脉，崇山峻岭，道路异常险阻，又兼湿暑炎蒸，罢工工人重担渡岭，其困苦可知。也就因此，罢工工人病者好几百人。北伐军因得罢工工人这种帮助，出师异常迅速，八月便收复全湘，九月便直抵武汉，中国革命得到空前的发展。
中英谈判
因为北伐的原故，因为“得以进行本国统一革新之工作”的原故，罢工委员会同意国民政府致函香港政府提议商量解决罢工。六月五日，国民政府去函，香港帝国主义答覆谓：“罢工已成过去事件，愿派代表商量排英货问题之解决。”国民政府回函声明罢工仍为政治上经济上一件要事，但亦可磋商广东人民业已维持一年以上之排英货运动的方法与手段。九月十五日，中英谈判终于在广州外交部实现了。第一次会议（十五日）只国民政府致了一篇欢迎辞。第二次会议（十六日）国民政府代表提出一意见书，大意是说广东人民发生排英货之直接原因，由于沙基惨案：沙基惨案之重要背景，由于上海“五卅”惨案。广东为什么有省港罢工与经济绝交之排英运动？因为“广州为中国民族主义最大中心点，无怪其于此案坚持民族主义以相对峙，而视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间斗争之显著表示也”。中国以民族主义办外交，并坦直指斥帝国主义，这算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此外并质问为什么香港对广东实行经济财政封锁？为什么拒绝国民政府在沙基惨案发生后所提议的解决条件？第三次会议（十九日）英国代表提出答覆书，谓“五卅”屠杀是自卫行动；沙基惨案系中国先开枪；省港罢工系少数人强迫；香港并未封锁广东。第四次会议（二十一日）国民政府代表提出反驳书，引证据理，指斥其推诿图赖。谈判到此，国民政府提出解决办法，组织一公正的第三者考察法庭，惟此事须延宕时日，如为早日恢复两国关系计，主张两方协力分任担负：第一，应保障不再有类似沙基惨案发生，此种保障，在于整顿沙面海陆驻兵，并限制英国炮舰停泊国民政府领土河面；第二，根据极公平原则，抚恤沙基惨案死伤者家属；第三，解决因香港广东通常关系破裂所发生的大失业问题，应筹备大宗款项。英国代表对组织第三者考察法庭表示须请示本国政府；对早日恢复关系之三条件，表示反对，并声言解决问题不能包含赔偿在内。国民政府代表表示让步，提议在第三者法庭未成立以前，应行借款，此项借债，双方分别担任，如将来英国在第三者法庭得到胜利，香港担负之借款，由国民政府偿还。英国代表表示反对，提议实业借款贷予中国，以为黄埔开埠之用，而以建筑粤汉、广九两铁路接轨为条件，其监督借款则依照广九铁路协约，雇用英国总工程师总管账各一人。此日，罢工委员会偕同广东工农商学各界召集十万余人之示威大会，发布力争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条件的宣言。第五次会议（二十三日）双方以其提议写成条文，继续讨论，双方皆表示须请示本国政府，而中英谈判就此告一段落。其名延期，实则破裂。总而言之，中英谈判虽为广东自有独立政府以来第一次与外国开的对等会议，为国民政府的新纪录，但对于罢工解决是毫无结果。
取消对香港的封锁
中英谈判延期以后，罢工委员会发出致全国同胞书、致海外华侨书、致全国工会书、致世界工会书、致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书，除叙述中英谈判经过外，请教三事：
一 其将不念先烈沉冤，无条件屈服乎？
二 抑将不但屈服，且进而接受英国所提出的实业借款条件乎？
三 或不愿屈服，须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以求最后之胜利乎？
对于三条道路，罢工委员会说：“因我等罢工，事关民族问题，并非纯属我等一己问题，何去何从，毫厘千里，故不能不要求海内外同胞立予决定者也。”罢工委员会又申明：“我等奋斗，牺牲一切，本身利害，久非所计，如荷同胞指示，我们惟敬谨遵循，虽赴汤蹈火，决不瞻顾。”罢工委员会发出这信之后，各方面纷纷回答，都说“应当继续奋斗，誓为罢工后盾，以求得最后之胜利”。
本来罢工委员会有好几次准备收束罢工。当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被刺的前后，曾有一度准备，因那时“五卅”运动，在北方各地已依次低落，广东孤军奋斗，如何做得？于是而有“北上外交代表团”之发起，由各界各出代表二人及罢工代表八人共同组织之，将省港罢工所提的政治条件交付此代表团联合全国去争，而罢工委员会只与香港解决经济条件便可复工。但此种准备，一方面固然因香港帝国主义一时还不愿意解决，一方面确因当时东征南征，须要罢工封锁香港，将帝国主义对于反革命派之援应斩断，好让我们关起门来在家里捉贼，所以第一次准备收束罢工的计划就作罢。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大会的前后，我们又有一次准备收束罢工，因东江南路均已收复，我们须准备北伐工作，如果香港帝国主义接受相当条件，亦可复工，故当时广东方面派一重要官员到香港，作非正式之探询；香港亦曾派一重要官员到广州，非正式的表示要将罢工条件分为政治经济二部，广东方面答应如经济方面原则上能承认，分开亦无不可；后来香港方面对于恢复工作一层，因谓商店倒闭，无业可复，完全复工，有些困难，广东方面表示可以相当让步。但因国民党大会后广东政局有新的酝酿，右派纷纷回粤，香港帝国主义因为有新的希望迁延解决，我们亦拟维持罢工，以预防右派的叛逆行动的发生，因为罢工工人经常聚集广州者近五六万人之多，造成一种革命的浓厚空气，实在是镇压右派的一种力量，所以第二次准备收束罢工的计划又作罢。三月二十日政变发生了，民族资产阶级乘机进攻，此时当然我们不愿即于收束罢工，自己解除武装。到五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前后，我们因急于需要出师北伐，又有一次准备收束罢工。劳动大会提出由国民政府、香港政府、广州商人、香港商人和罢工委员会五方面举出代表组织委员会，商量解决罢工。这个五方面共同组织的委员会，亦含有打破香港方面谣言的作用，因为当时香港有一种谣言说：“香港出钱未为不可，不过恐其落在罢工领袖及过激派手中，仍里为继续反对香港之用。”罢工委员会曾以此办法，怂恿广州商人派两代表到香港，征求香港商人同意，并托其转征香港政府同意，结果是香港帝国主义者置之不理，所以第三次准备收束罢工又作罢。陈独秀、魏琴当时大骂广东的党部“太左，自始至终就无半点意思收束罢工，简直是胡闹”！据他们的意思，应该无条件解散罢工。自然他这种意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赞同。但当时谭平山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宣布：“省港罢工终止了！”省港罢工在广州分明没有终止，而他们却在上海宣布已经终止，这简直是工贼的作用。
七月北伐出师了，而且所向克捷，收复全湘，直趋武汉，我们此时以为时机已至，决定自动的收束罢工，首先是取消对香港的封锁。取消对香港封锁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广州沿海农民的让步。自罢工以来，封锁香港，所以沿海一带农产物一律禁止出口。当罢工初起时，罢工纠察队封锁海口，的确得农民的帮助不少，当时爱国热潮甚高涨，农民也卷入这个热潮之中。但封锁实在太长久了，农产物停滞不能出口，农民当然大感不安，到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后，农民与纠察队在海口常常发生冲突，因为农民偷运农产物出口，纠察队当然截留。此时正是新农产物上市时期，农民非得出口不行。罢工纠察队封锁以来，在各海口常常发生战争，如沙鱼涌之战，纠察队与铁甲队死者数十，是香港以兵舰飞机巨炮协助土匪干的。太平之战，纠察队死者八人，是香港指使当地奸商土匪干的。中山之战，纠察队全队覆灭，是香港以机械资助土匪干的。其他还有白鹅潭之战，淡水之战，前山之战，大概都是奸商土匪协同干的。在这些战争中，农民还有帮助纠察队的，至少是守中立。但到此时便不然了，农民反对纠察队，如宝安，好几个邻近英界的村庄农民，简直与纠察队取了武装对抗的形势，虽被纠察队征服了，但农民不平之气确是与日俱增。这一点也是逼得我们不得不取消封锁的。
关于取消封锁自然需要收束罢工有一根本解决才行，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对此问题经过郑重的讨论。罢工委员会提出办法，在关税上附加二五税，以此税作为收束罢工之用。每一罢工工人先领一百元，到各处寻找工作，最好到香港寻找工作，六个月后，如不能寻找工作，可以回广州，罢工委员会依然供其宿食。二五附加税当然不是一次便够发给所有罢工工人，可分五批发给：每批二万人，以五个月发齐。此问题决定后，以二五附加税由政府通知各国领事，期在必行，各帝国主义无法，只得在罢工工人这种伟大权威之下承认了。
于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罢工委员会召集广州各界群众大会，宣布取消对香港封锁，并宣言“我们对香港封锁的取消，是为了将来根本收回香港的准备”。
十月十一日，便于海关附近另建二五附加税征收机关，由政府与罢工委员会共同组织，开始征收。
于是对于省港封锁，便这样的告一结束。
二五附加税是由省港罢工开始的，这又是中国革命史中的新纪录。此例一开，不仅国民政府领土内一切海关照例举行，就是当时北方军阀亦向帝国主义要求援例开办，罢工工人所争得的果实，不期军阀也能得受实惠，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此后省港罢工便办理结束，实际上罢工并没有完结，罢工委员会一切机关依然存在，罢工食堂与宿舍亦一律存在，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整个国民党叛变以后，汪精卫回粤，知省港罢工工人为一不可侮的势力，于十月方用武力强迫解散罢工工人，罢工才算完结。所以正确计算，省港罢工从一九二五年六月起，应算至一九二七年十月为止，共计两年零四个月。
这次罢工的意义与教训
这是一个为世界职工运动有史以来所未闻见的长期罢工，它的意义的确超过“罢工”以上。很明显的这个罢工在中国大革命的广东时代，无疑的起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省港罢工委员会本身的确有独立的政权性质（香港帝国主义所骂的“第二政府”），它当时在南中国的确成了各社会民众团体的总领袖，它在广东的地位的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它的影响的确是巨大无比。也就因此使广东方面全省工人组织起来，全省农民（九十四县之中有八十五县）也组织起来。共产党由四百余人的小团体一变而为上万数的真正群众的政党；以致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政治上得到巨大的威信。幼弱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更是得到省港罢工的帮助，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统一了广东，实行了北伐，使革命高潮推向前进。所以省港罢工的意义，的确是不能以“罢工”的意义来解释的，因为它超过了“罢工”的意义以上了。
省港罢工的策略是不是有错误呢？如就罢工范围内所有主要的策略来说，我们直到现在始终还未发现错误，认为是正确的。关于个别的局部错误，当然是不免的，但与根本策略无关。的确省港罢工所采用的策略达到了最高的形式，不是工厂范围的形式，也不只是国内范围形式，而是国际范围的形式，这在中国，这种罢工策略之最高形式，应该说是自省港罢工才开始的。我们要说这些策略便是我们的教训，读者可自去领会，这里不重说了。
省港罢工遗传下来的种子，直接影响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公社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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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铁路工人和海员工人的罢工对平定刘杨战争的巨大支援，按著者原来的编写计划是要写在“广东时代极盛期”一章（见“著者申明”）中，后来因著者忙于革命的实际工作，原来的编写计划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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