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珠峰"——历史的回顾

毛泽东的"珠峰"——历史的回顾

      ：梅俏

　　毛主席的这笔遗产是什么？就是他老人家晚年精心构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为丰富、传播这一理论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

　　提及文化大革命，必然要提及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刘少奇的关系。过去，人们很不理解它，就是由于对这种关系处于迷惘之中。现在，这种关系是这样泾渭分明地摆在人们面前。承认它，认识它，是继承毛主席这笔遗产的基础，也是解开疑团的锁钥。

　　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解放前至共和国成立，一个是共和国成立至一九六二年，最后是一九六二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

　　第一阶段，是亲密战友关系。

　　众所周知，刘少奇在反对王明先“左”后右路线的斗争中，得到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信任；又在宣传和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上树起了威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在详细阐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同时，也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这样，在党的七大以后，就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此后，虽然在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受斯大林的影响，把毛主席“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改为“和平民主新阶段”，在延安干部中散布了对“议会斗争”、“议会道路”的幻想，并且复员了一些人民武装，和国际上的“缴枪逆流”相呼应。但由于毛主席事前和事后都在党内作了明确的指示，使其影响很快被消除。一九四七年土改中，刘少奇又犯有“左”的错误，经毛主席、党中央纠正后，刘少奇也承认了错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错误，中央对此是有责任的，其中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从这些方面看，还属于工作上的偏差，不属于路线问题。

　　刘少奇是以党的理论家面貌出现的。毛主席对刘少奇既器重，又十分注意思想上的交流。最突出的一件事，是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续范亭（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的复信，毛主席看后，写了重要批语。明确指出：“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从毛主席这些批语中，不难看出，刘少奇在复信中阐述的观点是相当错误的。但毛主席就此写信给刘少奇说：“一气看完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是多么重视思想理论上的是与非，即使像刘少奇这样的战友，也要辩个明白；但又不固执己见，强人接受。他把战友间思想理论上的原则性与坦诚相交的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即使不知道刘少奇的回应，我们今天读来，也深深感到情谊的温暖。有趣的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两人在决裂前，毛主席又提及这件事，写信向刘少奇要他给续范亭的信及他在信上的批注，刘少奇当天就送给毛主席。可见这件事在两人间多么不寻常。

　　伟大的革命铸造着领袖人物间的伟大友谊，而革命的伟大胜利，又往往使人们对领袖人物间的这种关系看得牢不可破。殊不知，在革命转折时期，这恰恰容易局限着人们的认识，特别是跟着领袖人物出生入死战斗过来的一代功臣。

　　第二阶段，从战友关系逐渐向对立关系转化。

　　这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发展资本主义。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作了著名的报告，明确指出，革命胜利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关于在城市斗争中依靠谁的问题，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毛主席说：“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毛主席还说：“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毛主席还及时地向全党发出警告：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站在今天的历史角度，我们完全可以把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看作为他构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一块奠基石。它像黎明前的灯塔，照亮了共和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会议是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根据毛主席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四月十日至五月二日，也就是中共中央迁到北平不久，刘少奇就跑到天津，宣布了自己的建国纲领，这就是放手发展私人资本主义，鼓励资本家大胆地剥削工人。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他竟然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青年时代”，“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我国东北农村大部分于一九四八年完成土改，经过一九四九年一年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新富农。一九五０年一月，东北局请示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请示刘少奇，即党员允许不允许雇工，允许不允许成为富农，是否都应参加变工组。刘少奇不经中央讨论，不经毛主席同意，于一月二十三日竟作了如下答复：“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了，要将财产交出去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认为（当）党员便不可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由此可以看出，刘少奇抛出的建国纲领是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完全背道而驰的。

　　刘少奇不仅这样明显地同党的决议唱反调，而且对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大加挞伐，横加指责。这突出地表现在从一九五一年三月至八月，围绕山西省委在晋东南老区试办十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展开的一场争论。山西省委提出，“对于私有制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刘少奇一开始就支持华北局否定山西省委的意见。他先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批评山西省委的办法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接着，在华北局更严厉、更系统地批评山西省委，说什么“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富农要求参加互助组，“领导上应采取不干涉态度。将来富农要以阶级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它。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定中农，有利社会生产。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山西省委用十个农业合作社丰产增收、吸引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鲜活实事，上报华北局、中央，刘少奇仍然在报告上批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企图把这一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里。

　　这场争论开始毛主席不知道。毛主席发现后，把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找去，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主席针对刘少奇“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论调，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取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在“改革开放”年代，薄一波回忆当时情况说：“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显然，这是假话。当时，不论是刘少奇，还是薄一波，他们的思想仍然固守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上，仍然把新中国的富强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他们的思想感情一直在城乡资本主义一边。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薄一波在新税制中提出“公私一律”的主张，实际上是通过税收，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刘少奇为了贯彻自己的纲领，竟发展到一些中央会议的决议，不经毛主席的审阅，就以党的名义下发。毛主席两次书面批评，指出：“这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重申：“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

　　刘少奇的错误路线集中表现在他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一纲领性的提法里。一九五一年三月，刘少奇在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起草的《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讲话中，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条件》的第二条说：“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终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从上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思想即一般不破坏私有制的思想是贯穿于他这一时期的文章、报告和批示中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现在我们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党中央在给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电报中，就对刘少奇的错误提法提出了纠正。电报指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是不妥当的。”“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

　　接着，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公布了党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主席尖锐地指出：“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刘少奇不就是这么“闹”的么！

　　这场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对城乡私有制的态度问题，而斗争的实质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较量的第一回合。较量的结果，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到一九五六年，取得了一化三改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和刘少奇这场争论和斗争的矛盾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文革中毛主席多次谈到党内两条路线和两种世界观的较量是从这时开始的。我国的翻案复辟派也大都公开承认这个事实。有的同志不无遗憾地提出，围绕山西省委那场斗争当时能在全党讨论该有多好！意思是早一点剥开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面目，以教育全党。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严峻的抗美援朝战争，考虑到当时国民经济恢复的重重困难，那么，自然这种党内斗争还是要居于第二位的。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批评、教育的战友态度。当时，高饶反党集团利用刘少奇的错误分裂党，毛主席维护了刘少奇。这种博大为怀的胸襟是毛泽东独有的。但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非常顽固的，他对自己要走的资本主义道路仍然私藏于心。这就自然要转入下一个问题的斗争。

　　第二个是，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一九五六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就是以农业合作化高潮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农业合作化切断了城市资产阶级发展的后备军，使其孤立起来，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只是斗争的主战场发生了变化，已经从所有制领域转向思想政治领域。

　　刘少奇在这个伟大胜利面前，突然改变了面目。他由极力扶植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发展一变而为抹杀它们的存在，抹杀它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这就是他制造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企图用这块遮羞布，来掩盖这一矛盾和斗争，继续推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这时，由于他的惨败，他不敢像建国初期那样，公开提出自己的纲领，而是采取了偷梁换柱的办法，在党的决议里，背着毛主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这就是当时人们都不知道的“中共八大决议事件”。

　　众所周知，党的“八大”是在毛主席主持下召开的。虽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会报告里都别有用心地和苏共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相呼应，并在党章里去掉毛泽东思想，但大会的主旨还是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竟然在大会的决议里做手脚，说什么“我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今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既不经过大会主席团的讨论，又不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审核，就以党的“决议”公布了！这是罕见的违反党纪的严重政治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毛主席的警觉。“八大”闭幕后的第三天，在国庆典礼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决议上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哟，《决议》已经通过了，那怎么办？”可以看出，刘少奇的“十分震惊”（王光美语），既是对他们违反党纪行为的伪装，也是对毛泽东同志这么快发现的吃惊；所谓“已经通过了”更是当面掩饰。毛主席在当时只是思想理论上指出“不正确”。到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主席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才指出他们组织上的错误。毛主席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

　　二十多年以后，邓小平把他和刘少奇塞进“八大”决议里的这一私货，竟然冒充为“八大”路线，欺骗全党，猪八戒倒打一耙，反诬毛泽东同志背弃了“八大”路线，并把他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和他们所谓的“八大路线”连接在一起，把自己打扮为所谓“八大路线”的继承者。这完全是一个大骗局。但是，从这个大骗局中，人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们当初阴谋的初衷就是今日的复辟现实。

　　“怎么办？”刘少奇当然没有公开纠正自己的错误。毛主席继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一面乘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开展了震惊世界的社会主义大跃进，一面借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动乱，“引蛇出洞”，主动出击，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明确指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毛主席的这些论断和反右派的伟大实践，不但彻底打碎了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大”决议中的阴谋，使我们国家在那场世界性的动乱中，“任从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而且使毛主席在构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时，大开了视野，发表了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样光辉的著作。反右派斗争实质上是沉重地打击了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社会基础。

　　这时，刘少奇的心态是什么？这年的五月七日，他在听取杨献珍等人的汇报谈话中说：“整风就是要
　　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性，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嘛。这样一种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晓得的。”

　　不难看出，刘少奇在这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强调“同一性”，采取“妥协”的方针，不过是他那“熄灭论”的变种而已。至于说阶级斗争是“人为的”，“要创造斗争”，诬说人民的斗争是好斗的“嗜好”，是为了“过瘾”、“舒服”，更是他那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然反映。可以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由于他这种心态是“借题发挥”，尚未构成正面冲突，毛主席仍然视他为战友，团结共事。这年，刘少奇在谈及解决职工两地分居这个问题时，引用了唐朝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断定唐朝像贺这样的大官（曾任礼部侍郎、太子宾客、秘书监等很高职务），做官在外，不带眷属。毛主席听了刘的断定，总觉不妥，就查找资料，帮助刘纠正这一说法。信后仍然谦和地说：“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又说：“睡不着觉，偶触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经过一两次路线交锋，毛主席仍然视刘少奇为战友，在思想上推心置腹。他给犯错误的同志总是留下端正认识的广阔余地，不因一时一事而激化矛盾。因为事物既处于量变中，哪怕产生了部分的质变，也不能动摇处理矛盾的基本态度。这是这位辩证法大师的过人之处。

　　第三个是，如何对待全民大跃进中的得与失？

　　一九五八年，中国出现了全民热烈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高潮中形成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创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要标志。这个标志把党内潜伏下的两条路线斗争，终于由隐到显地推向了对立的地位。

　　一九五八年出现的大跃进，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和一九五七年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胜利基础上出现的。所有制改造和思想政治战线的两大胜利，从生产关系和思想觉悟两个方面大大解放了我国的劳动人民。他们以“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气概，修理由自己主管的那地球的一部分。毛泽东是群众运动的热烈的倡导者。从一开始，他就站在大跃进的潮头，指导这场群众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勿容讳言，在这场罕见的群众运动面前，开始他也有急于求成的愿望，做出过一些过急的决策。“超英赶美”的战略任务，就是根据他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讲话提出来的。这个决策是和后来的高指标不无关系。但是，毛主席毕竟是一位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在运动初期，即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他一方面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要当促进派，一方面也发现了宣传上的浮夸风和高指标风。他对当时新华社、人民日报负责人说：“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在四月的武昌会议期间，提出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当时的宣传部长陆定一竟以“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使毛主席的提议落空。

　　他们“忙”什么呢？刘少奇、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从原来一贯反对的立场，一变而为“左”的煽动。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都和他们的煽动分不开，其中尤以“共产风”为甚。从一九五八年四月至八月北戴河会议前，刘少奇先后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大讲：“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我看三四十年以后，可以到共产主义”，并派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一县一社的试点，县委书记受到鼓舞，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日报》即以《徐水人民公社颂》为题，报道了这个“五风”的典型。毛主席主持北戴河会议，制定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对“五风”第一次提出批评。

　　刘少奇、邓小平根本不接受这个批评。他们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前进》，打着贯彻决议的幌子，继续兜售他们的“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思想。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把决议中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有意删去，并采取在决议公开发表的前一周发表。这是他们对抗“决议”、坚持“五风”思想政治纲领的突出表现。在十一月的武昌会议上，毛主席在谈到“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时说：“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吴冷西《回忆毛主席》１１０页）

　　刘少奇不止发社论，他还继续到河北、河南、江苏，宣传他的“共产主义”。他公然篡改北戴河决议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提出他自己“穷过渡”的五个条件，竟把拆散家庭也列入其中，要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搞集体宿舍，男女老幼分居。难怪河南一些地方这样照做以后，还振振有词地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刘少奇在这些地方的活动，《人民日报》都以重要新闻加以报道，流毒自然是全国。

　　毛主席发现后，十分着急。他一面身体力行，到河北、河南视察，一面组织调查组，到刘少奇视察过的地方再调查。（吴冷西回忆：调查地点毛主席已经选好，原有山东寿张县──刘少奇去过的地方，因陈伯达去过而未去）毛主席说，当年三件事：大跃进，公社化，炮打金门。他的心思没有全花在前两件事上。“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

　　毛主席还说：“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这些话，显然是指刘少奇等人。毛主席要调查组带两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和刘少奇带《大同书》形成鲜明对照。因为刘少奇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刘少奇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４日同全国妇联党组负责人的谈话）

　　调查组向毛主席汇报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到河南信阳，找地委谈话，特别称赞他们没有拆散家庭。

　　针对刘少奇篡改北戴河决议，鼓吹“穷过渡”，毛主席说：“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那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６５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直到武昌会议上，毛主席公开批评“穷过渡”时，刘少奇、彭真插话，说什么穷过渡比富过渡容易。可见他们的立场多么顽固。

　　从一九五九年二月下旬，毛主席赴河北、山东、河南再调研，发现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并未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问题。毛主席说：“‘共产风’刮遍全国，”“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毛主席以更加尖锐的语言批判“共产风”，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为之贼，红帮为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怕贯彻不力，他又以“党内通信”的方式，向省、地、县、社、队写公开信，说：“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

　　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的郑州会议起，毛主席就下决心纠正“五风”这种东西。但是，刘少奇把持的宣传口，就是迟迟不转变。到一九五九年六月，毛主席在颐年堂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五八年三大错误，即计划过大，指标过高；权力下放过多；公社化过快。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１９２７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他还以他特有的幽默说：“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吴冷西回忆说：“据我回忆，从去年１１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

　　毛主席要求报纸宣传要转过来。刘少奇在会上却提出：“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地转，而是要逐步地转。”毛主席说：“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五月，一直是被动的。”“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日报、中央社皆为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引者）要刘少奇抓一抓人民日报，刘少奇以“管的事情很杂”为由拒绝了。

　　由此可见，在“五风”是纠还是反纠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的矛盾已相当尖锐。但是，毛主席仍然以大局为重，团结刘少奇等人，克服工作中的“左”的错误，直到庐山会议前半段。我们在梳理了这对矛盾以后，再看彭德怀的庐山“骂娘”，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反“左”的同时，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开始反右倾了。

　　由于“五风”迟迟得不到纠正，干部中的思想混乱也出现了。彭德怀恰恰在这时，向党和毛泽东同志发难，从右的方面否定大跃进运动。这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党内资产阶级势力。他们一部分人物在所有制改造和反右派斗争以后，从右跳到“左”，在大跃进中竭力鼓吹“五风”；另一部分人物则成了观潮派，彭德怀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他们“观潮”，抓住“五风”中的问题，向党发难。彭德怀更是以“现实的愤懑”来发泄“历史的积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毛泽东同志看得清楚。他深知“左”是形，右是质，直接暴露出来的右，如果不打退，带来的灾难将是灭顶的；打退了右，就使纠“左”有了政治方向上的保证。在这样“左”右夹围下，恰显出毛泽东过人的洞察力和驾驭力。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并第一次向人们揭示这种“昨日是功臣，今天变祸首”的党内斗争的特点，指出人们之所以感到惊奇、不认识，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毛主席的话，正是从台前指向了幕后。

　　反右倾的结果，毫无疑问延缓了纠“五风”的步伐。但是它极大地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如何正确地看待大跃进中的得和失，为克服困难指明了方向和准备了精神。所以，当毛泽东预见的“灾难”降临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没有惊慌，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昂首前进。《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曲，表现了当时人民的精神风貌。

　　但是，困难检验了人，进一步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从隐到显地推了出来。毛主席当时遇到的不只是这一对矛盾，还有和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矛盾，还有同蛰居在台湾岛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更有与美帝国主义封锁、侵略威胁的矛盾。这诸多矛盾比起天灾（即自然灾害）要复杂千百倍。这些矛盾确实把毛泽东带到了建国后最困难的时期。但是，毛泽东毕竟是辩证法大师。他经常讲：“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他牢牢地掌握住他同刘少奇等人之间这对矛盾，以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为核心，不顾年事已高，亲自下去调查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安定农业和农村；同时使国民经济其他战线也得以调整。他和周恩来同志以不吃肉、喝玉米糊来严以律己，同人民群众一道渡困难；并且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在《十年总结》中，他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的。……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之后，又在一份省委报告上代中央批示：“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的过快了。”直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仍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纠正“五风”中，那种原则性和坚定性如昆仑一般；但对自己的错误，丝毫不加以掩饰，更没有诿过于人的半点情绪。他就是以这样的坦荡胸怀，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惊涛骇浪中走过来。

　　反观刘少奇、邓小平，那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先说邓小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去，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以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就成为他们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大步骤。

　　困难来临以后，他们利用获得的权力，从鼓吹“五风”的“左”的立场，一转跑到右的立场，极力否定大跃进，夸大当时的困难，并且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不讲，一点责任也不承担，还含沙射影地栽赃与毛泽东同志。

　　邓小平钻到当时的高干俱乐部──养蜂夹道，聚众打桥牌。几年间，除出差之外，每星期三、六晚上，每星期日下午、晚上，都是他们打牌的时间。他们美其名曰“值班”。坐上的常客除万里外，就是他称为“教授”的吴晗。每打到深夜，由北京饭店以高级菜饭、茶点侍候。邓小平打到兴致处，竟然说：“打桥牌也要鼓足干劲。”引来满堂哄笑，完全暴露了他们在困难时期的阴暗心理。一九六一年毛主席叫调查研究年，动员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阳奉阴违，开着专列在京郊顺义，以调查研究为名，行对抗之实。他在那里，竟当着队干部的面，问：为什么农民十边地的麦子比生产队的麦子长得好，要队干部把生产队的耕地当作社员十边地一样来耕种。队干部当时都很吃惊；只是到了改革开放，解散了集体经济，这些人才明白过来。他还把养蜂夹道的牌桌搬到专用列车里，把吴晗从城里叫来，陪他终日打桥牌。最后，把一般工作人员从村子里搜罗的一些材料，拼凑成所谓“调查报告”，发回北京，再用电报转给正在外地身体力行做调查的毛主席。这不是欺骗是什么？当时，毛主席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号召大家做亲身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邓小平在这里搞的不就是“老爷式的调查”吗？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在黑龙江省委会上讲到大跃进，说它是“超越了阶段”，并气势汹汹说：“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哪个人说，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也顾不住。”直到一九六二年，他还讲大跃进“运动太多”，影射毛主席“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人民公社六十条已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他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里，还散布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就是根据这种“猫”论，他提出“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大问题。”七千人大会上，他和刘少奇心心相应，讲完话，竟以口号式喊：“刘少奇同志讲到力争上游，我们一定要力争上游。”

　　刘少奇则是部中之帅。在影射攻击毛主席方面，更为露骨。一九六一年，他在家乡和当地农民谈话时，公然说下面的错误“根子还在中央”，有人对错误“死而不改”，“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人们不禁要问：身为党的二把手，在农民面前讲这些话，目的何在？他从家乡农民口中得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语后，就到处讲，只怕人们不知道“七分人祸”是什么。他一再讲大跃进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但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也不讲。七千人大会上，他有了毛泽东看过的书面报告，还不尽意，又即席大讲大跃进“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说他报告里四条缺点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丑化党“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跌了跤子，而且跌痛了。”诬说党内斗争“是一种过火的、粗暴的党内斗争方法”，很多运动“是一哄而起”，承认错误要“倾箱倒箧”。还拐弯抹角地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可惜，这个讲话在《刘少奇选集》里“有删节”，不知删掉了什么。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对红卫兵小将回忆起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以后，毛主席对他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毛主席说：“此人（指刘少奇）我绝望了！”

　　第三阶段，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由暗到明。

　　七千人大会是两个司令部较量的先声，较量的内容是如何看待大跃进中的得和失，特别是如何对待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承认错误，检讨错误，从错误中引出教训，继续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则从鼓吹“五风”脱身，完全站在右的立场，全面否定大跃进，并企图把错误的责任嫁祸于毛主席一人头上，从而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推行他们屡屡失败的资本主义路线。

　　当时的确壁垒分明。林彪在会上讲：“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

　　这段话击中刘、邓的要害。毛主席看后，说林彪的报告“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并批示，要把林彪的报告转发下去，批评刘、邓以“保密”为由封锁这种声音说：“这个问题向中高级干部保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刘、邓在大会以后，继续沿着右的道路刮风：即“单干风”、“翻案风”。“单干风”就是借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想把农村集体经济一风吹掉，退到合作化以前；“翻案风”则是在思想政治领域为历次运动受批判的人翻案。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为题，讲“‘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讲目前形势“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他还讲：“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就是在这样一股公开鼓吹“右一下吧”的鼓噪声里，像邓子恢（当时的农业部长）这样的高级干部，在部队干部中作报告说：“单干也有一定的优越性。”“过去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敢讲话”。把当时农村描绘成“问题成堆”，提出要把农民的自留地、小开荒、借地增加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这和当时制定的６０条完全相反。而像田家英这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的人，竟也认为“包产到户”还退得不够，只有分田到户，才算退够了。田的这种倒退意见，当时七位常委中，竟有四人赞同，刘、邓当然自在其中。周恩来没有表示同意，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田家英正是窥视出这种严峻的形势，弃毛投刘，劝刘少奇：“刘公，何不造反？”

　　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和领导核心力量的对比，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气魄和领导艺术，开展了两个司令部的真正较量。较量中，毛主席自然有妥协，如同意刘邓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妥协中取得主动权，开展主动进击，迫使对手或以借口暂拒执行，或阳奉阴违，形“左”实右，直到公开对抗，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毛主席采取的步骤是：

　　（１）重提阶级斗争，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动员令。这就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样尖锐明确的动员令，自然要受到刘邓的抵制。刘少奇、邓小平都提出：“调整工作不受阶级斗争影响。”就是不予贯彻。但在党内和群众中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２）在城乡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打击党内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重新教育干部，组织阶级队伍。毛主席充分看到刘邓们鼓吹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极大的危害，也给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势力以反扑之机。因此，他用了很大的精力，从一九六三年二月至一九六五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开展这场斗争。斗争中，毛主席发出许多指示，批改很多文件，并且发表了不少讲话，构成了他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很多话至今读来，仍然使人发聋振聩。如社教运动（当时叫“四清”“五反”）开始不久，他就指出，不开展这场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种预言式的警语，好似长鸣的警钟，让代代人铭记于心。

　　刘邓对这场斗争采取了阳奉阴违、形“左”实右的态度。在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前《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他们又制定了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前者放手发动群众，后者束缚群众手脚，两个文件形成鲜明对照。刘少奇在后《十条》公布后，就派他的老婆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并亲自给以指导，炮制出“桃园经验”，实际上是他和邓小平制定的后《十条》的样板：搞什么扎根串连、秘密工作方式，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这实际上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土改中提出的“一脚踢开基础”、“搬石头”打击基层干部等错误的重复，只不过“有过之而无不及”罢了。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毛主席谈及这件事时说：“六三年搞了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可见刘邓的对抗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３）把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同国内的反修斗争紧紧结合起来，互相促进，相得益彰。这时，我们党同苏共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斗争如火如荼。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揭露和批判，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应用和发展。毛主席从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修正主义集团的严酷实事，更清楚地看出刘邓一伙的反革命本质。他不仅亲自指导和修改了像《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那样的经典文献，而且紧紧和国内的斗争相结合。一九六四年九月，对苏联图加林诺夫的一文摘译件的批注谈苏联“矛盾重重。四十七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即城乡两种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他（指图加林诺夫──引者）以工人、农民的代表者出来说话，欺骗工、农。而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即贫民、农民，则不相信他们，向他们进行尖锐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城乡两部分资产阶级，虽然都是资产阶级，是联合起来掌权的，但是亦有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城市资产阶级也是一分为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近日事件就是斗争的表现。我国亦大量地存在这样情况，也是矛盾重重。不过，我们正在认识，并着手解决。”毛主席在这里首次提出工人、农民“贵族”概念，对我们当前认识问题很有帮助。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周扬要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作《哲学社会科学工的战斗任务》报告，毛主席对报告作了２１处修改。其中有“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并且说：“现代修正主义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毛主席不是把内外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都揭示出来了吗？

　　就是在这样一个战斗的会议上，刘少奇公然和毛主席唱了反调。他说，国内没有反修任务。企图解除人们的武装，混淆视听。这说明他对国际上这场反苏修斗争，实际上是采取一种暧昧态度。《十年论战》中讲，要不要派代表团参加苏共２３大，刘少奇、彭真起草电报要参加，在杭州讨论时，邓小平以在西南视察大三线“交通不便”为由，请假不参加。毛主席在会上说：“我们去不去参加苏共２３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坚持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２３大的原则立场。

　　（４）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确立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和较量断明了性质，指明了方向。

　　一九六四年是两个司令部较量由暗到明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打碎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悲观估计，同时，也为政治上的较量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年，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也因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毛主席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引导到短兵相接的境地──即帅帅相见，路线摊牌。

　　一九六四年春节期间（２月２９日），毛主席同在北京的外国同志的谈话中，批评了中共中央的三个部。批评中联部搞“三和一少”、统战部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搞“三自一包”；都是在搞修正主义。第一次指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

　　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毛主席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批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在一个厂蹲点报告中讲，该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根子“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毛主席在这句话后面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另一个蹲点报告中批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还批道：“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邀请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和他们同桌过生日，批评对社教运动的一些错误认识，说到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九六五年一月，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２３条），明确指出：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稿指出“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陈伯达改为“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毛主席表示赞成。

　　刘少奇当时在四清中推行一条极左路线，即主张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不依靠的一套做法，毛主席就不同意。强调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就是怕搞得太多，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

　　会议最后阶段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制定文件过程中，刘少奇则散布四清是四清四不清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认为四清四不清是主要矛盾。毛主席批驳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还严肃指出：“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并指责：中央机关有两个“独立王国”；在人数很少的常委会上说，一个是中央书记处，一个是国家计委。

　　刘少奇根本听不进毛主席的批评，他仍然坚持他的错误主张。他质疑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他还当面向毛泽东将军说：“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刘少奇经过别人劝说，在政治局会上检讨说：对毛主席不够尊重。毛主席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毛主席对这些面对面的争论，公开表态，就使他和刘少奇的矛盾第一次在高层领导中公开化了。很显然，这不是个别意见的磨擦，而是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由量的变化达到了一个质的变化，由隐藏到公开的变化。刘少奇之所以公开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因为这个目标太醒目了，太准确了，太通俗了，直指他本人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他感到危及到他的地位。这样大的原则问题，毛主席能容忍吗？当然不能！他不仅对刘少奇的歪理进行了批驳，而且对刘少奇的专横提出了强烈批评。这是一次重大的交锋。所以，一九七０年十二月十八日，斯诺问毛主席：“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主席回答：“一九六五年一月，２３条发表。２３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斯诺在文章中这样记述：“现在，人们说，刘和毛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据毛说，在党由两个人领导的四十五年里，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非对抗性矛盾（逐步）变成了对抗性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个人争权的斗争吗？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一个外国友好人士的理解，不是胜过我们的许多同志吗？

　　（５）选好突破口，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解决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在两个司令部的较量中，毛主席一直在审时度势，选择突破口。开始，他曾点了三个部，即中联部、统战部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后来又点了两个“独立王国”，即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接着，对文艺、教育、卫生和中宣部作出一系列指示，等于是下战表。最后，他终于选了北京市委。

　　那末，这个突破口是不是选对了、选准了？这是一个迄今人们争议的问题。否定文革的人，首先否定这个突破口，否定《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他们把这个案子彻底地翻了！好心的人，也认为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不实事求是。那么，到底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关键在于立场。你若认为刘邓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路线问题，而只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而已，那么，你必然要对这个突破口持否定态度。假如你确实经过梳理，看到毛、刘之间像斯诺说的那样，不是个人权力之争，而是路线之争，是关系中国的两种前途和命运之争，那么，你就会认定毛主席这个突破口是选对了、选准了。

　　就拿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来说，它是纯学术问题吗？不。历来的新编历史剧都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王昭君》，不都是当时现实斗争需要而产生的吗？《海瑞罢官》正是在中国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应运而生的。从文革初期揭发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了海瑞精神（毛主席说：“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以后，胡乔木就把这个信息从山上传给北京的吴晗，要吴晗写文章。于是，很快《人民日报》上就出现了《海瑞骂皇帝》一文。谁都知道，彭德怀在庐山借提意见之机“骂娘”，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同志，“骂皇帝”一文是空穴来风吗？显然不是。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正是庐山这场斗争深化时期，刘邓从鼓吹“五风”到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变了一百八十度。这后面的两股风刮得很凶，为彭德怀翻案成了当时党内一些高官们流传的话题。就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有现实斗争嗅觉的精心炮制了《海瑞罢官》，而且大演特演。一出历史剧，两风全有影，何等心有灵犀！何况当时写翻案剧的，在北京市委，绝非吴晗一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只讲了“单干风”，而未讲“翻案风”。毛主席讲，姚文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可说是画龙点睛，一语破的。

　　《海瑞罢官》不过是这个突破口的首刀。且看当时北京市以邓拓为主帅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所宣传的倾向，完全可以看出，这个突破口该下刀的地方太多了。像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不也是北京市委派人经营的吗？他们咒骂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讲的“东风压倒西风”是“伟大的空话”，咒骂大跃进是“吹牛的骗子”，“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在出集子时自觉后一句话太露骨，删去了）。咒骂反苏修斗争是“想做霸主，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帝修反的压力，指导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书，号召全国人民以“不怕鬼”的精神，战胜内外压力。他们却讥讽这是“口出大言”、“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们“丑态百出”。并扬言要编一本《怕鬼的故事》。可见他们对抗毛泽东同志到了何等程度！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批改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毛主席针对这股逆流庄严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评《海瑞罢官》这件事确实是背着刘邓干的，甚至连周恩来总理也不知情。难道这也是否定的理由吗？有的同志至今还左一个“突然”，右一个“突然”，指责评判是“武断”。正是这种“武断”和“突然”，才重重击到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害处。不然，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人的彭真，那么快地“要把这场讨论（指评《海瑞罢官》）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要降温”，并起草了“二月提纲”，明确指出：讨论文章“不涉及庐山会议”。《人民日报》照办，“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被删改或不发”。斗争是多么激烈啊！

　　他们不仅控制了《人民日报》，还有首都的一批报纸，就是按兵不动，不予转载姚文。待毛主席严厉批评以后，他们转载了，但又组织文章“反驳”，死守阵地。北京市委当时确实做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哨阵地，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当时任市委副书记的邓拓，在《人民日报》任职时，就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不予报道。毛主席批评他是“死人办报”，随后，调离《人民日报》，到了北京市委。他对毛主席的批评耿耿于怀。按说，邓拓是解放区最早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人，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却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对抗者？这种历史和个人的变迁，只能说是革命的深入和个人对革命态度的变化。随着两条路线斗争的公开化，这种反对革命的立场就更加暴露无遗。这时，邓拓使出浑身解数，为北京市委坚守阵地。随着风暴的来临，他第一个自杀了。随后，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也自杀了。江青搞文艺改革，最早找到北京市委，同李琪谈的，李琪满心愿意，还写了两首诗呈毛主席。后彭真谈了话，他立马打了退堂鼓。可以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九六二年三月，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写了一首《黑天鹅》词，其中写道：“春风吹梦，湖泊送暖，唯我先知。”对当时疯狂进攻的形势多么得意！

　　毛主席在审批一篇文章中，曾号召北京市委这个“王国”里的公民们要引出必要的教训。本人曾是这个“王国”里的一个青年干部，由于立场问题，那时不但引不出教训，而且自认倒霉，并为别人喊冤。直至清队时，自己被错打成反革命，更是一肚子冤气、怨气、不服气。后来，偶然读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的语录，（这段语录将在下文详述，这里从略）我一下从个人小圈子里飞翔到这个伟大革命变革的广阔天地。下放到北京郊区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认真改造世界观，特别是参加了批林整风运动，亲历了农民群众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那种自然的、深厚的感情，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就使我对邓小平的复辟有了一点警觉。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特别是我们国家的惨烈变化，我对毛主席晚年这件大事有了全新的认识，以百万字小说《ＸＸＸ》反映这件大事。这次，经过梳理，重新学习，认识又有了新的提高。

　　吴冷西同志回忆说，杭州会议期间，毛主席曾批评他：“我看你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吴说毛的批评很重，他对周恩来和彭真都讲了，他们都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吴说：“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可惜，他不是以海燕之搏击而迎风暴，反被视为燕雀关进笼子里（坐牢）。

　　毛主席正是选准了这个突破口，才造成一九六六年春夏那样一个势如破竹的形势。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五人小组，“五一六通知”代替了“二月提纲”。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在校园里点起熊熊烈火，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十六条制定，《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面世，在２０４个字里，宣判了刘邓路线失败的命运。

　　刘少奇不失一帅。他虽然不得不主持中央会议通过毛泽东制定的打倒自己的决策，但他仍然“故我”，在校园里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后，他和邓小平策划派工作组，像“四清”一样又派他的老婆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围剿革命派”。即使这一手被毛抓住，他仍然以“老革命”自居，说他的错误是“遇到了新问题”。他不检讨，使得他的战友与亲人在怀念他的时候，也发出《与君同舟，风雨无悔》的自豪，但也反证了毛主席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反动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延安审干时期，刘少奇把柯庆施投进监狱。在毛主席的过问下，柯的冤案平反了。他一出狱，就去找毛泽东。当他详细地汇报了刘少奇在华北局的问题后，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先不要再讲了，事情复杂，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会进一步弄清情况的，那时也可能就会真相大白。你先要学会忍耐。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共产党员不会顾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毛主席就是以忍耐来对待刘少奇同他的矛盾的。这种忍耐只有毛主席这样伟大而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做到。这种忍耐，不是出于任何个人恩怨，而是完全出于他那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信念。毛泽东这种博大胸怀，恰恰反衬出刘少奇的偏私、顽固、死不改悔！

　　如果说，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党内，主要是同王明路线斗争而形成的，那么，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党内，则是同刘少奇路线斗争而形成的。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条主线。理清了毛和刘的矛盾及其发展，一不难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什么说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二不难理解他所构建的比第一个理论更加辉煌、更加伟大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