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旧痕：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
——写在2007年9月9日
苏 杜
2007-9-9
看专家学者关于文革的文章，多是确凿的证据与确凿的结论，极少提及其实是那时最频繁最热烈的活动---庆祝。然而，文革给我留下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庆祝。我因为家庭成份“中农”，是“保皇派” “造反派”4都来争取的“中间力量”，但于“最最革命行动”，毕竟资格两欠，虽可争取但并不依靠，故既无缘于最初横扫“黑五类”，也无缘于后来炮轰“走资派”，最大的荣耀就是自始至终地以“革命群众”的身份，身着没有红袖章的蓝民装，跟在红袖章的绿军装后边去参加各种庆祝。庆祝毛主席第N次接见红卫兵呀，欢呼毛主席第N次发表最高指示呀，拥护革命委员会成立呀，迎接革命芒果呀，史无前例的频繁，也史无前例的热烈。半夜里高音喇叭忽然大放革命歌曲，播出“最最最”，接着革命队伍紧急集合，革命群众紧随其后，红旗忽忽啦啦，口号响彻星空，一个大院沸腾了，一条大街沸腾了，一座城市沸腾了，这叫作“落实不过夜”。这样的庆祝，好象一直延续到“全国山河一片红”。
但“落实不过夜”庆祝的结束，却不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而是在林彪事件的传达。组长以上的领导去参加重要的会议，会场外面站着全副武装的民兵，革命群众都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在开什么会。会后革命领导们面目严肃地走出会场，一言不发。我们革命群众是很遵守革命纪律的，已经具备了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知道的不知道的觉悟，不像现在似地一听说桥塌了，炉翻了，矿淹了，就听信小道，传播假闻，所以，没有一个群众（这句话很有语病，但很通行，群众此处作政治身份解，如党员，团员一样，档案“政治面貌”一栏中就这样填写）上前去打听。后来，传达到我们革命群众时，我也仿佛很受了革命领导影响，也面目严肃地走出会场，一言不发。所感到异样的是，对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自我爆炸”，当天竟然没有了红旗遍地口号震天的庆祝，“落实不过夜”的游行也没有举行。
后来，在离法定的文革结束日还有的几年中，庆祝渐少渐淡，又处在了穷乡僻壤，那时究竟又发生了些什么，现在想起来，竟一片模糊了。总之，文革给我留下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庆祝。
但是，对于这一记忆的意义，却多年没有什么认识，只是笼统记得而已。直到鲁迅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被作为“佚文”发现了出来，后来又读了几遍，才知道所记文革之庆祝，如果能够想一想，也并不比单记的文革证据或结论差多少。北伐军打到长江，克复沪宁，广州一片欢腾，不断地庆祝。鲁迅时在这“革命策源地”，却“出轨”地说：“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 “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灭，再下去是复旧。”鲁迅的文章写在1927年4月10日，发表在同年的5月5日广州《国民新闻》上。稍为学过以前历史的人，都知道，鲁迅文章的同年同月，沪上发生了些什么，同年又几月，宁上发生了什么，1927年是个容易记忆的年份。但是，我不想翻40年前的旧账，我想说的是40年后史无前例的那些庆祝。那些给我以最深刻记忆的庆祝，是否因为朝代不同，就和革命相干了呢？按当时标准，“高举”的标语贴上墙头，“高举”了什么呢？“打倒”的标语刷在了地下，“打倒”了什么呢？忽忽啦啦的红旗，响彻星空的口号，“不过夜的落实”，又落实了什么呢？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歌，大像章，高塑像，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吗？说复旧，不是说又40年后的现在，而是在那时已经发生了。
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构成了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这最可怕的文化势力，就像一片冰洋，沉寂，结实，厚重，但也默示出一种无穷的力量。而庆祝，讴歌，因它的与时俱进，总是新颖，时时显出的靓丽色彩，更是最可怕中的最可怕种。庆祝以它可以震地的激动，令革命精神浮滑，稀薄，消亡；讴歌以它足以冲天的豪放，令革命降温，冷却，凝结，结为冰洋的一角一沿。革命巨子踏大江，击海浪，胜似闲庭信步，但在习惯势力的冰洋里，却难以施展他的泳技。看他的文革旧照，开口畅笑少，紧锁剑眉多，我猜，庆祝与讴歌，原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尤其“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的大革命，他大概也是知道的吧。
写到这儿，尤其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很有了一点担心，担心 “保皇” “造反”二遗会以我在为旧案出丑有余，右左二派又会以我在为翻案出谋不足。这是我旧时保皇、造反资格两欠的新据，新时左右不是的明证。也许，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话，因为，其实，在那时，鲁迅虽然还没有“下课”，却早已化为庆祝的佐料，成了点缀的点缀。《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的思想，连点缀的资格也不够，没有像另一篇“佚文”，既刺了一下“狄克”也就是张春桥，又伤了“周起应”也就是周杨的《三月的租界》那样，在“打倒四人帮”时出土，在“拨乱反正”时又入土，就已经很不错了。说到底，即使在“武化大革命”的1927年，他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又能挡住庆祝多少？更何况，庆祝、讴歌，已经从点缀升为主体的40年后，鲁迅早已“下课”的80年后呢？充其量，这也不过是对鲁迅不适时宜的乱抬举罢了，有谁，又在何时，对史无前例的庆祝定过什么案呢？专家的皇皇大文不是连提及也不屑提及，学者茅于轼先生的“分析”，也不是仅限于“骂人”吗？
但是，茅先生的反对“骂人”是不错的。庆祝和革命不相干，辱骂与恐吓也不是战斗。茅先生说，用“最恶毒的话”来骂他，倒“未必是想置他于死地”。其实，茅先生的大度，并不源自骂者的“想”与“不想”，而在于骂的“能”与“不能”。孔明骂死王朗，那是因为“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切中了他的要害，王朗还有这样的荣辱观，所以，他才会“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马下”。这于“骂人”的“底层群众”，倒是一个满不错的教训。辱骂与恐吓，不着边际的“你是你妈生的吗”之类，不仅无裨于置对手于“死地”，反而使自己易迷于庆祝与讴歌的陷阱。武化的大革命中，文化的大革命中，庆祝与讴歌，辱骂与恐吓，都可以大行其道，并不太受到对手的压迫，反而受到随和，得到应声，就在于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红旗忽忽啦啦，歌声响彻星空，又怎么样呢？“火烧”，“炮轰”，“让阎王老子折磨你！”，“一只老狗”，又怎么样呢？民主了，又怎样呢？无名火，无弹炮，死老子，毫无用处的。然而，这时，庆祝来了，放大所成，虚拟胜利，自己筋骨松动，渐入歌乡，终于认败为胜了。
当然，我也不是主张人们总是哭丧着脸，伤心不已。我只是重复鲁迅“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这句话。这在“真话”有选而言、待机而发的国学光大时代，尤其是难得的真话。但这也没有什么悲观的。热于庆祝的人们多起来，韧于进击的人们还会更多。教育家以为让鲁迅“下课”是足以庆祝的胜利，这是可笑的。他忘了，课下的人，远比课上的人多。而且，事实也远比鲁迅更为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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