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绳之拧：1932年文人杨邨人脱党声明是一面镜子
苏 杜
2007-10-27
杨邨人（1901-1955），广东潮安人，1925年加入中共，曾是三十年代文学团体太阳社成员，做过“革命文学家”，比现在的老革命李*锐、谢韬等，还早着一辈。1932年夏秋之交曾在湘鄂西苏区呆过四个多月。同年11月15日，写成自白《脱离政党生活的战壕》，于次年1月在《读书杂志》发表，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并“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要做“第三种人”了。
对于文人杨邨人的这一行径及不久之后他与鲁迅的笔战，文坛上像对于涉及鲁迅的若干“文案”一样，大致是判鲁迅“刻薄” “意气” “装死”，定为“文人相轻”的“文坛掌故” 完事的。然而，我却觉得七十多年前杨邨人的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实在是一面难得的“古镜”，将它“出土”，看看七十年前脱党的自白，照照某种“解放思想”的现实，委实大有益处。不信，杨邨人的《脱离政党生活的战壕》就全文附录在后面，大家不妨仔细看看，这对于将思想认识、言语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七精神上来，拧成一股绳，一心奔小康，定是大有好处的。杨先生的声明虽然比较长，但要充分表白自己认识上、立场上的变化，却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杨先生是文学家，文笔极好，场景白描，心理详述，无不让人读而不可释卷，如能活到现在，就是国学大师，至少，比起现在一些专家学者的“解读”来，给我的印象似乎还要更深刻些。
我之深刻印象，并不是杨邨人脱党自白中屡屡提到的几个具体历史人物，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他提及的“反中央”的冯铿，与她的爱人柔石，另外的还有殷夫、胡也频、李伟森，与另外的18人，早在1931年的2月7日夜或8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柔石身上中了10弹。在杨先生写作和发表自白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埋在了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下，化为白骨了。而另一位活到1995年才去世的罗章龙，也因组织“第二中央” “第二省委” “第二区委” “第二工会党团”在1931年1月被开除出党。我之印象深刻，是在杨邨人自白中反复讲到的由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根性”而形成的，在“政党生活战壕”中内心所受到的“伤痕”。大家知道，在1930年代上半叶，是中共领导路线发生大幅左倾，王明路线较立三路线左得更为可怕，终于导致中央红军战败，被迫长征转移的时期。在中央路线发生错误的时候，一个普通的下层党员，或追随革命的分子，如何看待这种斗争，如何在这种斗争中坚持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行动，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很难确处的问题。不执行党的决议，正如杨邨人所说，那是有违于“集团信仰”的；执行党的决议，却又为错误路线所困扰。在那时，要在“左右不是”中定出“左不”或“右是”来，可不像现在这么惬意，那是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在杨邨人，便在“内心矛盾交战的苦痛”上加了一条又一条“伤痕”，而终于，经过“千思万想”，“理智判定”，也就是今之“理性思考”，他想通了这样一个道理：“他们既然生了私人感情，我为什么不好重个人主义呢？” “我决心要走了。可是并非走他们决定的路，我决心无论如何要回上海。” “于是乎一切内心上的矛盾交战的伤痕的历史，给我归纳起来，而穷究其种因，以及我的前途，我深深地认识了我！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本身阶级的根性有如根之深蒂之固，克服不了的，何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无产阶级政党里头的干部，那一班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却又是十足的个人主义，临难不顾同志的，我的工作又是被他们认为不重要的，就是牺牲了也不值党的注意，而且会被说这种同志死了几千个亦没关系，岂不是牺牲之后，于党于革命无补，白作了冤枉鬼？” “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 在现在，无论左与右争论得如何激烈，但要在“左右不是”中定出“左不”或“右是”来，丢脑袋坐班房的事，毕竟是少有的，但是，如杨邨人前辈一样地在“内心矛盾交战的苦痛”上加上一条又一条“伤痕”，“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却是十分现实的。只不过这里边“与时俱进”的是执政党发生了变化，因而也就没有多少人会效法杨邨人，坦露心际，发表声明，告白于天下，只是“做而不说”，而且，在行径上，“且顾自家人”的本领却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官到臣相，权倾朝野，或者 “学而为者，名而有知”，吃足一份“解读”饭，不仅不必慨叹“革命何时成功”，担心“父老家贫弟幼”，一人得道不说，鸡犬并二奶加一小块地盘，都是可以升天的。这不必举出自“村官”以上的多少个成例，只要看一看“散沙”散到了一种什么新程度，就可以明白，当年的“革命小贩”，已经进化为“改革巨商”了。
杨邨人经过“千思万想”并加以“理智判断”，并以文学家的如椽之笔，在宣言中很是表达了自己“内心矛盾交战的苦痛”的了。其实，这种“苦痛”是很容易理解的，完全用不了一“伤痕”又“伤痕”再“伤痕”这许多笔墨。这也用不着再一再二地擦“镜子”，平眼一望，便可以明白，杨先生的“苦痛”只有一点，那就是他自己坦承，实际也是那么一回事的“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根性”。带了这种根性，又以之“为重”，并不想让共产党的学说来改造和取代它，那末，在“政党生活的战壕”里，就一定会格格不入，处处碰壁，终于走投无路，决心“回上海”完事。这一面是杨先生的“苦痛”，但另一面，也正是共产党的力量之所在，虽有其错误千万种，无数“小贩”可以一时混迹其间，却以其根本主义的坚定不移，决不与任何阶级异己同流合污，决不容许任何“自由”主义树旗其间，终于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根本。虽然共产党在具体工作上有着无数机密，但在根本主义上，却在上下级、党内外，甚至敌我间，都是洞悉洞晓的。这就是为什么错误的路线可能把持领导于一时，却不能永世，可能独霸于一地，却不能全部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错误领导，甚至“拥文自重”的陈独秀，“拥兵自重”的张国焘，“拥洋自重”的王明，“拥派自重”的罗章龙，这样的领导与势力乌云压顶时，仍然有她的无数党员在为真理而斗争，在为主义而流尽最后一点血。这也是为什么在杨邨人痛心疾首地大喊“我脱离共产党了！”的同时，又有更多的志士仁人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以一丝一缕之资格，追随主义，顺向其间，拧成一绳，或如张思德之烧炭，如吴运铎之制兵，如吴玉章之治学，如刘胡兰之献身，如白求恩舍富贵而取艰难，甚至如兄妹开荒地，种棉花，学文化，虽细如丝微如尘，仍乐此不疲，终其一生，虽处在“左右不是”的境地，也不觉其“左右为难”的原因。如果杨邨人守其“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根性”于不变，“富农路线”的一群固其“地主富农利益”于无损，而仍在“政党生活的战壕”里如鱼得水，进可“父尊家富弟贵”，退由“农民同志”舍命相护，革命何时成功在其次，自行“先富”或“先贵”起来位其一，任何一族都可以“拥”其所长而“自重”，甚至“拥地” “拥房” “拥油” “拥”几片“血汗工厂”都能“自重”得可以，在“政党生活的战壕”里诉求权益得宽容，图谋发展有空间，那“政党生活”虽名之曰“战壕”，其实不过是“小贩”设摊、“巨商”立号的“市场”，家家利益第一，人人先富为荣，那还谈什么“拧成一股绳”呢？
杨邨人这面“镜子”，也可以让所有并不打算“脱离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正衣冠。的确，“政党生活，有如蹲在战壕里，你要提防敌人的弹雨，你又得提防同伴的倒戈陷害和殉私排挤”，而这正是许多并不打算“脱离革命党”的“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而不到，或不愿想到的。他们想象得革命一定十分高尚，十分纯洁，十分规矩，而一到了流血的光荣，掉头的牺牲之外还有被冤枉的龌龊，被诬陷的黑暗，被淹没的寂灭，被遗忘的孤独，他们就彷徨起来了。即使是不打算“脱离革命党”，但激烈得快，平和得也快，表现出“革命的脆性”，实在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杨邨人的“投笔从戎”才四个多月，便生出了“革命何时才能成功”的感叹，取了“脱离共产党”的末路，并不单是他一个人的品质使然，在当时，是很有这样一批人的。而时间过去了七十年，以为写几篇短文就可以干政，有了几万点击便可以治国，再见不到影响就觉得“何必呢？”，从此挥手去，连抱膝哀歌、握笔愤叹的功夫也不屑了。还有一些“分子”，自已虽不想就此停顿下来，但眼见得落荒有人，颓唐渐众，叛变时出，就变得格外的孤愤起来，发誓要啸聚义士，单取精英，拧成一股钢绳，包打天下。但是，社会的进步，哪有什么捷径可取？“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奋斗一辈子连顿饱饭也吃不上是常有的事。“革命何时才能取得成功”萦绕心头，常使英雄气短还在其次，另有一种势力，看准了英雄的这块软肋，送一点“先富先贵”的甜头，其诱惑力，比起杨邨人的影响力，就大得远了。即便是钢绳吧，也可以将它松散开来，复为一丝一缕，失去了合力，派不得什么用场了。自然，作为“小分子”，如说杨邨人式的脱离一点影响也没有，“先富先贵”的甜味一点也闻不到，那也很难，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读一读杨先生的脱离自白，先长一点见识，多一点自我的惊觉，对于不想停顿，仍思进取，还是大有好处的。本来，从“不想停顿”到“难免停顿”到“完全脱离”，落荒而去，也不过是半步之遥的。
为了这层意思，我还想啰嗦一下鲁迅的“靱性”。这本是众人都知道的情形，但真要身临鲁迅其境还能做到，却是十分艰难。至少，在于我自己，是这样的。杨前辈脱离共产以图革新，“揭起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旗”之后继续“革命”之一，便是在自办刊物《文化列车》上发表了给鲁迅的《公开信》，在鲁迅身上发现了自己的胜利，说：“第一个感想使我惶恐万分！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这是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事！… 我惶恐与惊讶的是，我们敬爱的文坛前辈老了，他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这敬爱的心理与观念上，我将今年对先生的反感打个粉碎，竭诚地请先生训诲。可是希望先生以严肃的态度出之，如‘嘘’，如放冷箭儿等却请慎重，以令对方心服。” 现代文学巨匠的沈从文大师，也在他的《鲁迅的战斗》中这样地发现了自己的胜利，说：鲁迅“这战士，在疲倦苏息中，用一双战胜敌人的眼与出奇制胜的心，睨视天的一方作一种忖度，忽然感到另外一个威严向他压迫，一团黑色的东西，一种不可抗的势力，向他挑衅；这敌人，就是衰老同死亡，像一只荒漠中以麋鹿作食料的巨鹰，盘旋到这略有了点年纪的人心头上，鲁迅吓怕了，软弱了。” 鲁迅的“衰老”， “多病”， “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都成了对方的“不战而胜”，可以“拥年轻而自重”了。看到对方“年青有为”而自己却不得不面对“衰老与死亡”，许多人也许总是难免于泄气和悲凉的，但鲁迅却给了我们另外的榜样。他何尝不清楚自己生命的长短，但他更清楚地球还年青，希望正在将来，坦然地将这种胜利赏给了对方。说，“…先生‘惊心动魄’于我的老，可又‘惊心动魄’得很稀奇。我没有修炼仙丹，自然的规则，一定要使我老下去，丝毫也不足为奇的，请先生还是镇静一点的好。而且我后来还要死呢，这也是自然的规则，预先声明，请千万不要‘惊心动魄’，否则，逐渐就要神经衰弱下去，愈加满口废话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却决不会将地球带进棺材里去，它还年青，它还存在，希望正在将来，目前也还可以插先生的旗子。这一节我敢保证，也请放心工作罢。”在《伪自由书后记》中，他特意将攻击他的文字予以转载，包括杨邨人赏给鲁迅一柄大刀的《新儒林外史》，说，“这其实也并非专为了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中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是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发现以前的‘良心’，或以‘孝子’之名，或以‘人道’之名，或以‘比正在受难的革命更加革命’之名，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的。这不是我的‘毒瓦斯’，而是彼此看见的事实！”
“知名学者”徐友渔先生在论及《中国需要一场信仰的复兴吗》的名文中，也这样发现了自己在信仰上的胜利，说，“在我们这里，信社会主义主义的多半是远远超过30岁的，往往是七老八十的，尤其是被称为‘老同志’的人”。我们且不说“七老八十的”是不是“多半信仰社会主义”，即便是，这些“七老八十的”死绝了，“社会主义”也会随着绝种吗？这是将对方的“衰老死亡”想象成自己的胜利的新版本，证明着，“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的不虚与常青。
我的照镜已经耽误了诸位不少的时间，现在，如果有兴趣，就请大家自正衣冠吧。
附录：《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
杨邨人 1932年11月15日
载1933年1月《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
|
“我并非一名战士， 我只是一个作家！” 还我自由，将我流剩了的热血， 灌溉在革命的文学之花！ |
处在今日这种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社会，介乎无产阶级和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也就是最困难最苦痛的人物了！尤其难堪的是决心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很想，并且已经下了决心地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可是为了本身阶级的根性---个人主义的、懦弱的，富于同情心的种种根性---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集团里头常常使心灵在作矛盾的交战，其苦痛是内心的深刻的，可以使人发狂自杀！如果说是走向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去吧，那又是在思想上不能相容的事，唾而过之！于是乎，生命力强些的人便在无产阶级集团中努力于矛盾交战的心灵的苦痛的克服；生命力弱些的人便不是发狂自杀，就是徘徊歧路饮泪吞声吧了！苏联的诗人叶赛宁和玛耶可夫斯基，他们的自杀，便是这个缘故。
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智识作分子，一向偏是感觉灵敏的人，因此在这参加革命的七年当中，我所受的内心的矛盾交战的深刻的苦痛，只有自己知道。我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的是自身决心革命，而认识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努力才能成功，于是乎决心为无产阶级服务。这七年当中，一九二七年党在机会主义领导之下，当时的放弃无产阶级的独立与武装的运动的政策，使革命失败，我在内心上即起了矛盾交战的作用，但一经党自己纠正过来以后，也就一心信仰集团的领导。一九二七年党在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领导之下，我在内心上矛盾的交战便起了剧烈的刺激！当时支部在和高语罕作理论斗争的时候，高语罕发问，“武装暴动是行动的口号或是宣传的口号？” 那位区委参加人---一个胖子不知姓名---他的结论说是“武装暴动是行动的口号”。而当时在上海的党于职工运动是失了领导权，在客观的情势与主观的力量上都没有武装暴动的实际行动的. 我自己是信为高语罕的理论并没有错误的，可是并没有加以赞同， 为的是导弹的根性使我犹豫，而信仰集团的心志加以勉强。当时高语罕因为和陈独秀是私情至好的，相与接近，发言未免偏袒于陈独秀，主张便站在中立人的地位，因此不久，高语罕便被开除。在我的个人主义的观点上，确实是同情于高语罕而不同意于开除了他；但在集团的信仰上却执行了党的决议。因此在内心上矛盾交战的苦痛，戳了一条深刻的伤痕。
1930年亡友蒋光慈因为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根性太重，受不了集团的启动主义的政策的驱使，自动的用书面向党提出退出，支部却来了一个开除的决议并且在红旗报上登载一篇文章攻击，这事使我大大的不满意。支部以前对光慈不正确的予以宽待，开会不到也可以，养成他浪漫的生活，却来超级的处分，为什么平时不训练他呢？光慈之死，种因在此，我至今一想起这事，便有余痛！他临死的时候，当我和他作最后的谈话那几十分钟中，我在内心上所起的矛盾交战的苦痛，尽在有如刀刺！1931年陈绍玉和何孟雄罗章龙争权夺利的时候，胡也频，冯铿，柔石，和殷夫他们和何孟雄接近，文化支部的同志显然是两派，冯铿四出作反中央的活动，我因为是在左翼剧联工作，那是群众团体，并非党部，对于这事，心里虽然大大不满意，可是不受影响，也就不去争论。但舒大桢因为接近罗章龙派知道内部情形较为清楚，他便以中立的立场发感情的悲观消极的理论和行动以致受区委于无形中开除这一事上，我一方面同情于舒大桢小资产阶级的出发点，一方面不满意于区委的不正确的组织路线的处置，可是同时又坚持着集团的信仰，认为在无产阶级的战斗阵营里头，这一种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十足表现的份子，也是实在不能留在党内作白蚁的。因此内心的矛盾交战的苦痛又加上一要伤痕。
1932年夏秋之间的四个月中间，我到了湘鄂西苏区，我的小资产阶级根性受了农民环境的薰染，内心的矛盾交战，便到了登峰造极的田地了！当我到湘鄂西省的时候，那里的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有组织的在作反革命的工作，在肃反的时候，破获了他们破坏党苏维埃红军等等的阴谋以及证实他们破坏的行动，而捕禁了一两千干部份子， 我在心里头自己问了自己：这些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干部，为什么要反革命呢？调查他们的组织却是在苏区独立的---虽然有和白军勾结却只是一种策略，并非他们加入国民党的，---这很明显的是党的政策路线的反应吧了。他们反无产阶级专政吗，却又不是。他们的主张是以富农路线为出发点。原来他们是反对党的反富农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观念所促成。他们大多数是湘鄂西省的地主的残余和富农的出身，我根究起来，原来是他们本身的阶级受了密切的政治影响而发动的。他们却也是阶级的斗争！我便想起我的出身，我的家庭的现状。我是破产后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家庭在未破产以前虽然只是地主资产阶级，但是现在家庭一败涂地，父老家贫弟幼，连两餐稀饭还是今天不知明天的米粮，既不是地主资产阶级了，也不会种田而成富农，是城市的破落户。我的家庭是合革命的条件的了。然而我终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重感情，我哀怜他们，我同情他们了！我同情他们，可是我又信仰党的政策路线，于是乎我的内心又起了矛盾交战的苦痛的刺激，心里上再加一条伤痕。我的心头时常在跳动，好像大祸临头一样。
在受敌军包围而东迁西徒的逃难生活中，一听到敌人的枪声和看到敌机在头上抛炸弹的时候，我的腿儿跑酸走不得，赶不上人家，我感觉到自己不配做一名战士。在湖里涉水的时候，我很想自杀。于是乎，请求回到上海，仍然干文字生涯。在一天的夜里，微星闪闪，扁舟冲出童子湖到红湖的东岸。同船的共有四人，刘敬，刘曜，李兢和我。在湖边的小墩上，我们住了一夜。明天，情势大变，墩上树了“欢迎大兵”的白旗，出口走不通了！主人---农民同志说，这里各墩环境都好，不要紧，且住下。可是到了晚上，主人得了消息，说是敌人要来清湖！那时我和李兢已经睡在舱里的账子里头了（湖上蚊子特别的多！），刘敬和主人他们商量好，主人只能保护一个人留在他家，决定分两路冲出敌人阵地到襄北前方去，刘敬和江陵人一个农民同志跑江陵，刘曜李兢和沔阳人石同志跑汉川，留我在镇上。刘敬通知我们，我心想我是跑不得的，留住也好，便答应，李兢说他有病不愿去，他要留住。问题便发生了。刘敬和李兢是在中央分局工作的，他们有感情，便叫我走。我说我走不得，我要留住。他说李兢工作重要，应该留住，我的文化工作不重要应该走。我便提出抗议，他说我不重组织，说我反革命！这话我怎么受得住！我恼气地说，“你不要说漂亮话，动不动就拿组织来作压制同志的武器！” 他说，“我没有看过像你这么一个同志！”我说，“你不要只说漂亮话，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路，我们又不是一路的，我不受你的支配。” 他又骂我是反革命，说个不休，我气极不理他了！但我好不伤心！我想，同是逃难的同志，为什么我文弱得走不得路偏要我走，别人口头说有病而走得路的---李兢常跑得快跑在我的前头---却又反了决议答应他的要求留住了？说他的工作重要吗？为什么先在讨论的时候，不去讨论，既经决定却来推翻了决议？这很明显的是，他们私人感情的作用吧了！他们既然重了私人感情，我为什么不好重了个人主义呢？明天走吗？腿子实在走不动，怎么办？不走吗？主人不留住又将怎么办呢？这问题和内心矛盾的交战，使我一夜开眼不曾睡觉。明天早上，船闯入芦苇深处藏身，耳朵里听到童子湖远远地吹来排枪和水机关的响声在发愁发闷！午后船回水湖，偎在树下墩边。我决心要走了。 可是并非走他们决定的路，我决心无论如何要回上海。我和采莲捕鱼的渔户群众借了剃刀，求人替我剃好了头，对镜自笑，刘敬的头发剪了一半，渔户群众的小划子跑来通知，说是敌人整队到来编查户口并且要清湖了。老石他们不及等主人，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船撑走，上坡涉水，弃舟登陆，我也在后面赶跑，恨不得跑快些！涉水上坡，上坡涉水，跑了十几里路又搭船过河。当我赶上刘敬他们的时候，刘敬骂我道：“你来什么？不要跟我们！”说着他们拔步大跑，把我留下了！我只得跑回来找老石。老石脚痛坐在树下和农民群众谈话，我一见才安了心。等了一下，我们两人又走。李兢跑回来，他说，“刘敬他们走在前头，躲进一家屋里藏着，我找到了他们，他大骂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走，我只得也回来了！”于是乎我们三人一路向前走。我心里一笑，原来这混蛋今天只顾自己逃生，也不顾到李兢是重要的同志，也不顾到组织上了！又走了几里路，碰到一群当地组织上的同志，我坚决地要冒险冲堤回上海，请他们替我找一只采莲划子冲过湖去。找了许多人，都怕危险，我将身上的路费两块钱都说给作船钱，终于找到一个胡子，他引我们到他家里叫他的婆娘和女儿划船送我们走。这一冒险到底成功！不久，看了汉口报，那位刘敬和刘曜却是上了志愿书将党的内幕和工作告密而作敌人的座上宾了！我看那报纸之后，不禁寒噤大作！这回给我的刺激不小。所谓同志，原来是这样！当时刘敬的漂亮话，念念不忘，我还以为是他的对而我的错，所以跟着他走，原来却是十足的漂亮话！于是乎一切内心上的矛盾交战的伤痕的历史，给我归纳起来，而穷究其种因，以及我的前途，我深深地认识了我！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本身阶级的根性有如根之深蒂之固，克服不了的，何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无产阶级政党里头的干部，那一班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却又是十足的个人主义，临难不顾同志的，我的工作又是审美观点他们认为不重要的，就是牺牲了也不值党的注意，而且会被说这种同志死几千个亦没有关系，岂不是牺牲之后，于党于革命无补，白作了冤枉鬼？还有，这次失败，那些文化工作的同志没有跟着军队在前方游击，牺牲了不知多少，他们明知道大势已去，却没有命令给他们逃生，等着成群的受屠杀，这种情境---坐以待毙---在理论上在工作上都说不过去，然而他们被牺牲了，他们这一死于党于革命有何补益（写到这里，那些同志的形影，现在眼前，为之泪下！）唉，他们的血是白流了！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能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子，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
政党生活，有如蹲在战壕里，你要提防敌人的弹雨，你又得提防同伴的倒戈陷害和殉私排挤，我认识我自己小资产阶级根性为重，能力不配，无从斗争，算了吧，落伍不赶队，离开这一战壕！或许党要以我作“割鸡教猴”的把戏，我可也并不反对。但是，这种行动，是我出自自动和自重的，并非受了诱惑投降的，这应声明。宣言如上。
郁达夫先生曾说，“I am not a fighter, I am a writer!” 我现在引用他的话并加说明如下：---
“我并非一名战士，
我只是一个作家！”
还我自由，将我流剩了的热血，
灌溉在革命的文艺之花！
至于文艺运动的主张，我认识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无论如何，根性克服不了的，我愿意作个“第三种人”，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我反对左联那种闭门主义。另文详论不赘。
一九三二，一一，一五。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