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煤矿工人王春明口述历史
：穿林海跨雪
原按：六十年代，为了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版了大量普通人家史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的内容不外是忆资本主义旧社会的苦，思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甜。应该说，这些书籍对当时不了解旧社会的年轻人，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这些书让年轻人知道，在旧社会，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社会主义新中国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现在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我国的煤炭开采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矿工的安全保障、生活状况，我相信与毛泽东时代比也一定有非常巨大的进步。为了坚定新一代的年轻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必须抓紧对年轻人的思想教育和引导，让他们知道，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如今矿工的生命安全保障和生活是多么好。只要沿着DXP同志指引道路继续前进，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下岗工人、矿工的生活就会一天比一天更好。
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改革派不去占领，反思改革派就一定会占领。为此，我建议国内出版社组织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一些新时代的工人家谱，特别是矿工家谱，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要忆毛泽东时代矿工之苦，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矿工之甜。通过两个时代的对比，展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给矿工生活、安全保障带来的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
最近，我找到一本旧书《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工人家谱(家史2 )》，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工人家谱》共收录十二篇文章，记录了煤矿、机械、纺织、铁路、邮电、公路运输等行业中十二个老工人家史。特转贴其中的第一篇文章----鹤壁矿务局陈家庄煤矿工人王春明的《矿工家谱》，以飨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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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家谱
鹤壁矿务局陈家庄煤矿工人 王春明
我家住在安阳县善应村，西依太行山，北临善应河。家乡的土地，大部分被两户地主、六户富农占去了；穷人没地种，只好下煤窑。我家人老四辈都下煤窑，现存的一盏破油灯，一顶烂毡帽，还是我老爷(曾祖父)留下来的。
四代下井人
我家四代人下窑，九口人丧命。我老爷下煤窑，被砸死在井下。为了生活，爷爷擦干眼泪，提起破油灯，戴上烂毡帽，又下井了。干了几年，不幸井下冒顶，又被闷死在里边。我爹那辈，弟兄四个，我这一辈，二弟和三弟，都死在井下，连我的未婚妻窦玉花，也是被吓死的。
我大伯王邦印，下了草湖地煤矿。这个矿的资本家，光顾采煤，不愿花钱买木头架棚，顶板龇牙咧嘴，经常往下掉石头。大伯质问了资本家好几回，资本家口头上答应着买，可就是光敲梆子不卖油。大伯明知道有危险，可家里有几张嘴等着吃饭，不下井不行啊！还是硬着头皮下井了。结果大伯被活活地砸死了。
二伯王来柱，生来骨架大，是个地地道道的硬汉子。人家拉一百斤煤上山直喘粗气，他拉一百五十斤，气不喘，脸不红，碰到别人拉不动时，他还帮一把。有一次，看见一块石头正要往下掉，他手急眼快，一膀子扛住，说声"快！"人们一个箭步跳出险境，我二伯松开膀子，石头才落了地。人，再硬的身子也是肉长的，终究是碰不过石头。那一年，他在安阳水冶下坡煤窑下井，有一次大冒顶，一下子闷死在窑里了。
我爹王金柱，排行老三，一道在煤窑上干活。我九岁那年，爹下窑，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才给二斤米。一天二斤米，爹、妈和我们弟兄四个，实在无法维持生活，万般无奈，爹把我拉到他跟前说："春明，你是老大，家里实在没办法啊！爹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吧！"说着就把我送到地主申万富家。
申万富是个有名的"笑面虎"。我刚到他家，他就把一头大键牛、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犊交给我放。这三头牛老的老，小的小；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有的性子躁，有的性子拗。我这个九岁的孩子，真是放不好。、有一天，走到半路上，牛一歪脖，吃了申天宝地里的谷子。这申天宝是村里有名的"惹不起"。真是冤家路窄，他正好在路边看见了，拿着棍子没头没脑地打了我一顿。打一顿还不算完，硬要叫申万富赔二斤谷子。申万富本是个抱着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的家伙，他不但不赔，反而在我身上出气，提着棍子在门口又打了我一顿。最后逼得我妈没办法，到地里费了很大劲，拾了二斤豆子赔给他，才算了结这场灾难。
我每天放牛早出晚归，一到天黑，累得浑身酸疼，又渴又饿。到吃饭的时候，地主婆看见牛肚子鼓着，就给我两个红面馍，要是牛肚子不鼓，我连饭也吃不上。就这，申万富的小老婆还叫我刷锅、洗碗、倒尿盆。有一次，我失手打了一个碗，她就打了我个半死。我想，任凭拉棍要饭，也比受这窝囊气强。我就离开了申家。
到我十一岁，爹的身体越发坏了，才四十三岁的人，面黄肌瘦，咳嗽不止，不能经常下井；就是下井，挣的米也不够吃。实在没办法了，爹又一次把我叫到他跟前说："孩子，跟爹下窑吧，不然，就要饿死。"我经常看到从井下往上边抬死人，又看到爹累得那个样子，一听叫下窑，就说："爹，我害怕！"我这一说，爹掉泪了，妈也哭了。爹紧紧地搂住我说："孩子，不是爹娘不疼你，你是老大，累点总比饿死强啊。"
我跟爹下井了。从这以后，我在井下整整熬过了二十八个年头。
第一天下井，我坐在爹怀里，爹坐在绳套上，转悠转悠地下到井底。几十丈深的井下，到处往外渗水，巷道里有垅沟，隔不远有一个小坑。把头给我一个柳斗，叫我从坑里往老巷掏水。一个柳斗，能盛十五六斤水，把头叫我保证这一个水坑流不满。好容易干了十二个小时，升了井，身上的关节好像散了一样，咋着也不好受。见了妈，我哭，妈也哭，爹含着泪说："好孩子，别哭了，爹也是十一岁就开始下窑，过几天就好啦。"第二天，增加到两个水坑，第三天增加到三个，一直增加到五个。我两只手提着两个柳斗，另外挤出一个指头提着灯，我马不停蹄地跑着，提了这个坑的水，那个坑的水往外流，汗流到眼里也顾不得去擦。就这样，总是有三个坑往外流水，眼看着巷道里的水有脚面深了。
我正忙得不可开交，把头王黑雷来了，他乘我低头打水的时候，照准屁股冷不防打了一闷棍，我一头栽到坑里，没等我起来，乒乓又是几棍子，立时打得皮开肉烂，我却哭不出声来。王黑雷还瓮着嗓子说："别人都能提完，偏你提不完，耽误几十车煤拉不出来。今天念你初犯，扣你一天工资。"就这样，我累死累活干了一天，只落了几棍子。
惨死的伙伴
过了一年，我到水泉沟矿拖筐拉煤，一个小车拉五十斤，我拉不动，就跟我们村里的王林贵、王轮海三个孩子合起来，包了两个煤车。在井下拉车，一个班拉三十车煤，三个人得四斤米，拉不够不能升井。拉上山煤时，我拉一个小车，轮海拉一个小车，林贵轮流给我们推。有一天，轮海拉完了十车煤，找了个黑地方，刚坐下休息，因棚子年久失修，唿咙一声，煤墙片帮了，掉下一块大石头，正好压住轮海。我和林贵闻声急忙赶去搬石头，轮海的腰己被压断，空张嘴哭不出声来。我们架着轮海升了井，去找资本家张好林。张好林是这一带的伪区长，起初把门的门警不叫进，我说："出事了，非找张掌柜不行。"张好林出门来不耐烦地说："找我干啥？"我说："砸伤了人你管不管？"张好林根本就没把我们这几个童工看在眼里，开口就说："下井是你们自己来的，不是我拿八抬大轿请来的，我不管，到哪个衙门口告我都行！"我们年龄小没办法，只好把轮海送回家。轮海的奶奶、妈妈两辈守寡，就这么一条根，因为没钱治，十几天轮海就死了。
我和林贵埋了小伙伴，心里很难过，拖着沉重的步子，又回到矿上，俺俩合伙拉一个小车。有一天，我们从下山往上山拉煤，这个坡很陡，空手走还得两手着地往上爬，我们两个十二岁的小孩子拉着五十斤重的煤筐，实在够呛。我在前边拉，林贵在后边推，我一失脚，哗啦一声，连筐带人一齐往下滚，林贵冷不防受到冲激，猛一下撞到煤墙上，失去了知觉。我滚了几丈远停下了，脚呲了一个大口子，我也顾不得疼了，勉强爬到上边，只见林贵歪着头躺在煤壁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我急忙大声喊叫，可是不见林贵应声，我心里咚咚直跳，速忙背起林贵就走。在大巷里正碰上王黑雷。王黑雷用灯一照说："啊！你们两个小鬼不干活，还在这里背着玩，劲头可不小啊！"我怕王黑雷不问青红皂白就打，赶忙说："王先生，林贵出事了！"王黑雷提高嗓门说："什么事，值得慌张！""你看看就知道了。"我一边说一边把林贵放下。王黑雷用灯照了一下，小脸蜡黄，头上出血，脚也破了，可王黑雷仍毫不在意地说："不要紧，划破了一层皮，一会儿就好啦。"说着用手抓了一把煤沫子，往林贵头上一揉，对我一摆手，"走，把他背上去！"到了井上，资本家照样不管，不几天林贵因得破伤风也死了。我又失去了第二个伙伴。
爹爹之死
在井下熬过了四年，我十五岁了，不光会挖煤，也学会了打井。爹是个下煤窑的全把式，采煤、砌镟，样样都中，打井筒更是在行。爹打井，我也跟着做二手活。在旧社会打井可不容易，没钻机，全凭经验。有一年，资本家看好一个地方，问我爹能不能保险打出煤来。我爹说，不十分保险。资本家眼珠一转，阴毒地说："我现在钱还没到，干一个班先抬半个班的钱，其余的等打出来煤再说。"这个井筒打了二十来丈深还不见煤，资本家宣布不打了，其余的一半工钱耍赖不给，他说："没打出一点煤，我自己的几十石粮食都赔在里边了，还有钱发工资？"
爹是个老实人，受了这次骗后，总是闷闷不乐，到西山看了几天，找好一块地方，和更西叔他们十二个人合伙，自己打了一个小窑，挖五丈深，就出煤了。煤层虽只八寸厚，可人心齐，干劲大，每天还能挖一千二百斤煤，每人每天分一百来斤，换点粮食，接点菜，日子还可以勉强过去。大伙都说，宁可日子苦一点，也比给资本家卖命强。约摸有半个多月，井口上就堆了一大堆煤，爹干瘦的脸上，第一次现出了笑容。谁知这件事很快被伪队长刘玉生知道了，他带了两个护兵，背着枪拿着铁锨，到我们开的井旁边打新井。这明明是欺负人，但又惹不起人家。我们不愿意叫他打井，他非打不可，还说："和你们合伙干也行，我自己一股，你们十二个人一股。"他既不出钱，又不出人，每天挖出一千二百斤煤，刘玉生白白讹去一半，我们十二家每家只能得五十斤煤，生活顾不住呀！只好对刘玉生说："把这口井送给你吧，我们不干了。"刘玉生没劳力当然干不成，我们不干，他也不干了。
被刘玉生赶走后，我爹领我到拐头地煤矿，给资本家杜成斋打井筒，我爹下头班，我接爹的班。打井用的井绳，一般都是用皮做的，可这个资本家用的却是麻绳，并且磨得起了毛。工人们说："东家，换根绳吧！"提了几次，资本家理也不理。我爹是个犟性子，几天不说一句话，说出话来能顶倒人，这次他真气极了，照着资本家的脸说："买起马就备起鞍，井筒都打了，还买不起一根绳了"资本家说："你说大话不腰疼，我又没开银行，哪来那么多钱。"这一天，我买了两碗面，自己吃了一碗，留一碗准备给爹吃。该交班了，井绳绞到中间，嘣地一声断了。我爹被活活地摔死在井下。
我把爹背到井上，己是深夜十二点了。我扑在爹的尸体上，总想着他老人家没有死，他不能死啊！他死了，我俩一家人可怎么过呀！深更半夜，守着爹的尸体，我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真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妈领着几个弟弟从二十里外的老家赶来了，我们全家抬着爹的尸体，到杜成斋家去说理。杜成斋家门口把着两个岗，不叫我们进，我在门口吵，妈在门口哭，周围围了一大群人。杜成斋看着躲不过去，只得出来了。他一出门就毫无人性地说："我花钱，你出人，死了怨自己不小心。"我说："你要花钱买根绳，也不会这样。""井绳不好你不会不下！"我当时年轻，缺乏斗争经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杜成斋这个老滑头，叫门岗拿了几个馍给我，叫我回家。我想，爹的一条命，只值这几个馍？我气得抬手把馍朝杜成斋身上扔去，杜成斋扭头溜回家了。在那个时候，哪有穷人说理的地方啊！
七十条人命
爹死后，看着他老人家留下的破油灯，烂毡帽，全家人发誓不下煤窑了。可是五口人的生活怎么办呢？在旧社会，大小道路千万条，哪有穷人走的路！正在这时候，我四叔王银山从三杆枪煤矿回来了，他看着我说："还是下窑吧！到三杆枪，你下一个班给二斤米，煤山下一个班给一斤米，先凑合着顾住嘴再说。"实在没办法啊！妈合计着，四叔说的也对，于是我带着十一岁的弟弟煤山，与四叔一道，下了三杆枪煤矿。
三杆枪煤矿是鹤壁一带的大矿，每个班下井七十多人。干了几个月，井下水渐渐的多起来了，我双手捧了一些淋帮水，放在嘴里尝尝，味道很苦，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想：地下水是甜的，现在水是苦的，离这不远一定有老窑存水了。我又走到掘进头，里边森凉森凉的，我用手贴向煤壁，整个胳膊都冰凉，好像触电一样。我觉得危险，很快就要出事了。
我勉强干完这一班，升井的时候，已是半夜。我四叔和煤山来接班，我把井下出水的现象向四叔说了说，叫他这几天不下井，四叔有些犹疑。这时候，把头催我四叔赶快下井，四叔想了想说："先下这一班，看看再说。"他一面说着，一面拉着煤山下井了。
我回到住处，吃罢饭正想睡觉，听到外面乱嚷嚷的，说是井下出事了。原来这一班人下井，放第一茬炮的时候，一炮崩透了煤墙，老窑存的水顺巷道往下直灌。工人们齐往井口跑，有的抓井绳，有的跳上起重筐，都想逃出井口。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起重井绳嘣地一声断了。后来才知道，这井绳是资本家李贵砍断的。那李贵本是个伪军官，平时杀人不眨眼，他站在井口，听着井下的吵嚷声，他估计井下这七十个人，若是设法抢救，能救出一半；但他又想，这些人一出来，可不是好惹的，一定要闹事。想到这儿，他手拿斧子，对准起重井绳，三斧两斧把井绳砍断了。然后他朝着两个绞车工说："这事要透出风声，我要你们的脑袋！"
井下渐渐没有动静了，七十条人命完全死于井底，死在资本家李贵的手里。工人家属闻风赶到，齐哭乱哄地找李贵要人。我到井口看了看，只见二十多丈深的井筒，水涨得离地面只有三丈深了。黑黑的井水，吞噬了七十个阶级弟兄，吞噬了我四叔和二弟，悲伤、仇恨一齐涌向心头，我真想抓住李贵狠狠地咬他几口。可刀把一子在人家手里，有什么办法呢？那天，我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三杆枪煤矿。
圈窑----人间地狱
四叔和二弟死后，我又一次发誓不下煤窑。真是像俗话所说的，屋漏又遭连阴雨，船破偏遇顶头风。紧接着，一间破房子也被保长王合讹去了。一家人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了。故土难舍，但为了生活，全家人忍受着剜心的疼痛，离乡背井，流浪到太原。在太原人地两生，举目无亲，哪里是个安身之处，实在没法，全家人就在城外找了一个土窑洞住下了。有一天，我到城里想找个出力的地方，刚进南门碰见一个穿洋服的人，他见我就问："苦力的，想干活吗？"我说"想干。"心里想，真是时来运转，找不着碰着了。那人接着说："干一天给一元二角钱，跟我走吧！"我说："还没有吃饭。"他就顺手给我四个白馍。拿着白馍，我把两个放起来，准备给妈和弟弟吃，剩下两个，我一边吃一边等着。不一会，那人带着十来个人来了，说一同到北门外去干活。谁知把我们弄到铁闷子火车上后，门一锁，火车一个劲地开起来了，从正晌午一直开到天黑，车才停下来。
一打开车门，两个日本兵端着枪把我们叫了出来，押到一个土屋里又把门锁上，门口还站了岗，不准出入。该吃饭了，提来一桶水，每人分两个红面馍。夜里，北风呼呼地刮着，我们都穿着单薄的衣服，冻得睡不着觉，背对背地坐着。一夜之间，脚都冻肿了。
第二天，日本鬼子拿着枪，把我们押出来，只见四周岗亭林立，周围是一层一层的铁丝网，外加一层电网，活像个大监狱。
日本兵把我们押进一个斜煤井，井口是个铁栅门，铁门上拴着一个大铁链，铁链上边有个很大的锁，我们进去后，门又锁得紧紧的，门口还站着一个日本兵。我们走到井里，里边又闷又热，又腥又臭，工人们都光着身子，连个破毡帽也没有，有的挖煤，有的抬煤，动作很慢，都好像喝醉了似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有的倒下去就起不来。他们看到我们这些新来的人，都露出同情和惊奇的眼光，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回答是从太原被骗来的。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大同的圈窑。
圈窑真称得起人间地狱，二十个人有一个工头跟着。这工头不是一般的工头，他们腰里掖着枪，左手拿棍，右手拿皮鞭，轻者打皮鞭，重者一棍打个半死，如有半点反抗就地枪杀。
在阴森森的矿井里，谁也不说一句话。一天送两次饭，每人两个红面馍，提去一桶凉水。后来每顿饭给一碗黑豆，黑豆配凉水，井下工人没有一个不拉肚子的。每四个小时工头换一班，工人稍稍喘口气，就又接着干。在井下不知道白天黑夜，一连干七天七夜不能睡觉。有时干着干着手一拄镢头就睡着了，工头见谁站着不动，过来就是一闷棍。我亲眼看见每天总得打死一两个人，人死了往老塘里一扔就完了。干够七天，才被工头押着走出井口铁门晒晒太阳晾晾风，晒够三个小时，又被押着走进斜井的铁门，再干七天七夜的活。
什么时候才能逃出这个吃人的牢笼？这念头一直在我脑子里回旋着。
我第二次出来晾风的时候，由于在井下缺少营养、不见阳光，一出井口，觉得天旋地转，阳光好像万道银丝，刺进眼睛，刺进脑髓，看不清什么东西，我闭了闭眼睛，还是一样。在井下想见阳光，这时又怕见阳光了。
下了井虽然好一点，可是眼睛总是看不清，头也发胀。和我在一起挖煤的人，没多天就死去五十多个。我虽说没死，头上身上也挨了不少棍子，到现在还留着伤疤。
有一次，工头派我和董其贵上井拿筐，在半路上，我问董其贵："咱们想个办法跑吧！"他说："要是跑不脱的话，不是电死就是被打死。"我税："反正是死，死在井上比死在井下强，碰巧了还能逃条活命。""对，咱们看机会。"董其贵答应着。两个人来到井口，正是午夜，把门的日本鬼子，抱着枪正打瞌睡，我轻轻地拉了下铁门，一个铁链子连着两扇门，不是那么紧，我又把铁链子松了松，铁门出现了一条缝儿，我在董其贵耳边轻声说："拉！"董其贵使劲往两边掰着两个铁门扇，我扁着身子挤出了门；接着，我掰着门，董其贵也挤出来了。我们轻轻地走出去，把门的日本鬼子并未发觉。俺俩出了井口，在院子里的黑暗处转了一圈，都是电网，便发起愁来；又转了一圈，看见一个水沟，沟里有一团乱铁丝网，我用大棍一挑，把铁丝网弄到一旁，我们钻出来了。两个人钻出电网，好像出笼的鸟儿，猛跑起来。跑了约五六里地，看看后面没有人追，才停下来休息。我问董其贵："你是哪儿人？去什么地方？""我是东北人，要回东北。"我说："我妈和弟弟在太原，我要回太原。"两个患难弟兄，也没有什么作个纪念，互相磕了一个头，两个人交换了地址，说了声"后会有期"，一个往南一个往北各自走了。
死里逃生
刚刚逃出来，心里总是害怕，再加上眼睛怕见阳光，我就白天找个麦秸窝睡觉，晚上走路，走了几天才到太原北门。那天天已经亮了，眼睛也渐渐的适应了阳光，我多么想见妈妈和弟弟啊！我的脚步越来越急了，心里也越来越紧张了，家里是什么样子呢？
我正走着，身旁一辆卡车猛地停住了，从车上跳下来几个穿绿衣服的人，嘴里喊着："苦力的干活！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架上汽车，嗡地一声汽车又开走了。开到一个有电网围着的平场子里停下来，把我推下车，给了一个铁锨就叫干活。
隆冬寒天，北风呼呼哄，我穿着不能遮体的破单衣，戴着一顶烂毡帽，光着脚，身上像刀子割一样。该吃饭了，吃的是红面馍，喝的是半温水。工人们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日本鬼子却吃大米饭、猪肉，他们吃不完就倒在猪槽里。
这是给日本鬼子修飞机场。场内住着很多鬼子，他们训练狗，专门对付劳苦工人。日本鬼子先扎一个抵人，穿上破烂衣服，里边裹着一块肉，鬼子一指，狗就扑向纸人，三扑两扑把肉抓出来吃了。慢慢地狗就抓工人了。日本鬼子训练了四五条大狗，他们在工地带着来回乱窜，用来代替监工的。鬼子常牵着狗，站在高岗上向周围看着，见谁不抬着筐跑，就用手一指，狗一摇尾巴扑上前去，先一口咬住腿，然后再用爪子扒肚子。有一个老头走得慢了，日本鬼子一指，狼狗扑过来，一下抓瞎了他的眼，又是两下把肠子扒出来，血淋淋的肠子弄得满地，日本鬼子还特意叫工人们看，企图杀一警百。我亲眼看见狗吃了几个人。有一次，我正在干活，日本鬼子牵着狗瞅着我笑，我真想赶紧躲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日本人一指，狗扑向我，一口咬住了脚脖，把我扯倒，我怕狗扒肚子，马上一翻身趴下，双脚乱蹬，打了几个滚，才算没有叫狗咬死。我的脚脖被狗咬掉一块肉，立时，鲜血直流，一个叫王海的工友马上扶起我，找了一块洋灰袋纸，给我包扎起来。
每天挣扎在死亡线上，我自己也害怕起来，狗咬了以后，更为伤心，决心冒险逃跑。
这天夜里，我沿着电网看了一圈，见有一个水沟，就顺着水沟钻出电网，拄着一个棍子，一瘸一瘸地离开了这个杀人的刑场。
老虎矿上血泪多
走了半夜才到家，妈见我又瘦又瘸，头发半尺长，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你这几个月到哪儿去了？"我把被骗下圈窑、被抓修飞机场的事说了一遍，全家哭起来了。哭有什么用，沉重的生活担子，逼着我又东奔西跑去找活干。没找到活，碰到了两个老乡，一个叫王富贵，一个叫王良，他俩对我说："太原西三百五十里远，有个老虎须煤矿，有采煤技术的，下一个班给一斤十二两米。"我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听到这消息，又高兴又害怕。回家和妈商量，妈也只好同意了。没路费，妈把唯一的囫囵褂子卖了两块半钱，我拿着一块买了一张火车票，搭车走了。到煤矿后，很快就上工了。上了两个班，都是先一天领第二天的米。我估摸着，全家都到矿上，还比在太原强些。于是，我把妈和弟弟接到老虎须煤矿了。
老虎须煤矿，的确比老虎还厉害，这个地方的群众编了这样一首打油诗：到了老虎矿，老虎扑绵羊，侥幸死不了，也得身受伤。这里用铁丝网围着，通了电。圈里除了日本鬼子住的是瓦房外，工人们住的是个大棚子，有家属的吊一张席子隔起来。夜里天气冷，棚子里四面透风，好像睡在露天地一样。工人们偷点煤烤火，日本鬼子怕烧了棚，强逼着工人用水泼灭。晚上，孩子们冻得直哭叫。
在井下，谁行动慢了，工头抡起棍子就打。在井下累个半死，到井上冻个半死。原来说明给米，后来给成棉籽饼。工人们先是面黄肌瘦，慢慢地就浮肿起来，脸肿腿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头摔在地下，口吐白沫，躺一两天就死了。
工人们一躺倒，工头就不发口粮，每天只给两个胡萝卜。工棚里每天总得抬三五个死人出去。死了人，工头叫工人把尸首抬到万人沟边，一扔，就算完了。这里大白天成群的狗，夜里成群的狼，到处乱窜着吃死人，胳膊腿叼得满地皆是。这沟里究竟扔了多少死人，谁也不知道。
每到晚上，带家属的更是倒霉。夜里，日本人拿着手电筒，满棚子乱窜，看见青年妇女就拉走。我住的工棚里有个青年工人，带着妻子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日本鬼子要抢他妻子，这个青年人刚要去阻拦，当场被杀死了，妻子被污辱后上吊自杀了，小孩也饿死了。工人们气不过，就纷纷逃跑。日本鬼子怕跑人，就加强岗哨。上班时，日本鬼子端枪押着工人到井口，看管得很严。
我妈生病了，弟弟也生病了，我的腿直发软，也要生病，全家人眼看着活不成了。一天，妈对我说："春明，趁咱有口气，赶快回家吧，死也把骨头埋在家门口。"我听了妈妈的话，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全家人逃走了。
斗争才能胜利
从太原坐火车回到安阳，踏上了家乡的土地，虽然还是一贫如洗，我们总算活着回来了。想到这一点，心里也稍愉快些。下了火车往西走，到了杨家疙瘩，正往前走着，看见路旁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在那里痛哭。我妈是个软心肠人，就上前去问那姑娘为啥哭，那个姑娘叫窦玉花，她哭着说："俺爹被地主逼债逼死了，俺娘也被逼得上吊了，无依无靠，只剩下我一个人......"听到这，我妈也跟着姑娘哭起来。
穷人和穷人心连心，哭了一会儿，又说了一会儿家常，我妈就对那个姑娘说："俺家就在那边南善应村，也是穷得地没一分，椽没一根，你若是不嫌气，就跟我们一块儿过吧；你要是不愿意，咱们以后当门亲戚走也行。"窦玉花听了我妈的话，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们一家人，点了点头。就这样，我们回家的路上又多了一口人。
回到家，没有了房子，全家人无处安身，只好在村头破庙里住下来。
生活还是没有一点办法，只不过多了一张嘴。为了吃饭，我又干起了老行当，下了沙石湾煤窑。
沙石湾煤窑的资本家，名叫王三全，是皇协军的头子，手下有一批反动武装。
王三全开这座煤窑，赚了不少找，可就是拖拖延延的不给工人开工资，工人们都是没有隔夜粮的穷人，哪能等得及？于是就成群结队地找他要工资，每找他一次，他总是推托说："唉！我也是难啊，你们看，有煤卖不出去，等两天吧。"过两天，又去找他，王三全还是哭穷不给发工资。工人实在没办法，我们就串连十来个人，想着非得设法治他一下不可。大家说，假若工人都一齐不干活，井下煤采不出来，水排不出去，给他来个淹井，看他发不发工资？我们商量好以后，第二天一齐不上班了。这一来，果然灵验，王三全有点着慌，他派人叫工人上班，工人说："肚子没吃饱不能下井！"他知道这里有文章，就打听串连不叫工人上班的领头人。有个小把头给王三全透了气。王三全一听是我领的头，可把他气坏了。
王三全派了三个皇协军，拿绳背枪，到破庙里找我，见了面不问青红皂白，把我捆起来吊在树上就打。打了一顿又带到皇协军队部，王三全亲自"审问"："是你不叫他们上班？""一人一姓，谁也挡不住谁，他们能听我指挥？"王三全说："我就奇怪，为什么一齐不上班了"我说："吃不饱咋能上班？"他说："叫他们上班，马上给他们开工资。"王三全把欠下的十三天工资都开了，唯独给我少开了三天的工资。我找把头一问，他说："捆你那天，掌柜派了三个皇协军，费了三个工，所以扣你三天工资，这叫'绳钱'。"我挨了打还得扣绳钱，天底下竟有这样不公平的事。
在苦难的共同生活里，我和玉花逐渐产生了爱情，妈也为我俩安排了终身大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我被捆走挨打的那天，我的未婚妻玉花也被吓得有了病，没到三天就死去了。
血债要用血来还
一九四八年，我的老家南善应村解放了。我从煤矿回到家，参加了反霸和土地改革的伟大运动。我高兴得睡不着觉。在党的领导下，我和俺村的穷哥儿们，跟土改工作队一起，和地主恶霸接连斗争了一二十天。罪大恶极的地主王清平、杨楼子、王银国，经上级批准，在本村枪决了。但地主王老贵等随着伪军逃跑了。
斗倒了地主以后，就开始分地。我家分了三间房子十亩地，还分了一头大牛。我在资本家鞭打之下，没掉过泪；被恶狗咬伤，没掉过泪；就是父亲被摔死，叔父、二弟被淹死，我也很少流泪，都把泪水往肚里咽。这次，当我牵着牛回家的时候，我的眼泪却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我感激党，我这个九死一生的人，终于活过来了！在党的温暖的怀抱里，生活有指望了。
一九四八年，这一带正是拉锯形势，国民党匪军和还乡团经常骚扰这个地方，我知道必须要用战斗来保卫这胜利的果实，在解放汤阴的时候，我们组织了担架队，大家选我当队长，几次战斗我都上了前线。
过了三个月，国民党的新五军反攻过来了，地主王老贵和伪保长王合，也跟着回来了。当时我们农会干部还缺乏斗争经验，有些就不幸被捕了。王老贵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捆起来，拉到村东的老废井边，每人脖子上拴上一块石头，往井里一推，十二个干部和一些群众都被杀害了。我们暗暗地记下了这笔血债。
杀死干部以后，地主们开始倒算了，谁分了他们的地，不管收成咋样，每亩地要四百斤谷子。牲口、衣服也都倒算去了。可恶的地主阶级，比过去更凶恶地压在人民的头上。
又过了三个月，解放军全面反攻，我也跟着回到了家乡。经受了这次锻炼，使我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我和其他干部领导群众重新分配土地，大家一致选我当了副村长。我这个在旧社会当了半辈子煤黑子的人，也管理起村里的事情来了。
今日矿工甜
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党号召煤矿工人回矿工作，我也想回煤矿了。有一天，我找正村长杨克文同志说："伙计，我想回矿啊！"我这么一提，他说："那一年你爹死了，你不是发誓赌咒不下窑了吗？为什么现在又想回矿啦？"是啊，我是不止一次地发过誓，赌过咒不下窑，但那是旧社会，那是给资本家卖命，当时为了生活，想脱离也脱离不了，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我干煤矿是内行，我应该发挥这一技之长。
就这样，他们同意我仍然回矿当工人。到小西天煤矿，见了很多老朋友，这里一切都变了，下井有工作服，上井有澡塘，下一班八小时，工作时间比过去减少三分之一。
不久，我和张桃荣结了婚，生了两个小孩，现在都已经十来岁了。
鹤壁建矿的时候，我从小西天被调到鹤壁陈家庄煤矿。我的眼睛因为在山西大同下圈窑遗留下不少病症，看不清东西，头脑还发胀，领导上很关心我，把我送到邯郸眼科医院治疗，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眼睛治好了。
现在我是六级工，一家四口人，生活过得很好。饮水思源，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哪有今天呀！
我祖传的那个破油灯和烂毡帽，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不但给青年工人们讲，还给我的两个孩子讲，让我们的后代，记住好日子来得不容易啊！
从童工转化为国家主人
：刘素珍
一、 进“杀场”
那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充满仇恨的日子啊——
我的爸爸是个建筑工人。妈妈九岁时，就进震寰纱厂做工。后来，妈妈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孩子多了，一拖累，就只好在家里照看我们。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物价飞涨，爸爸一天挣不了几个钱，怎能养活我们全家八口人呢！我哥哥和六妹是有病无钱医，拖死的。五弟是因我家欠高利贷没钱还，债主要抢他去卖钱抵债，吓得病死的。爸爸妈妈实在没法子，只好把我寄养在外祖母家里。
外祖母原先也是纺织女工，被日本鬼子打跛了腿，年老体弱，日子也很困难。因此，在我十一岁那年，就设法进了第一纱厂当童工。
每天半夜，雄鸡才叫头遍，外祖母就喊我：“巧，快起来上工。”外面北风呼呼地叫，破房子的板壁吹得哗哗地响，我盖的虽然是一床象鱼网似的破棉絮，但能多睡一会也是好的啊！外祖母怕我迟到不能进厂，就横着心把我从被子里拖出来。天空是黑黢黢的，我们家离纱厂很远，我怕路上的狗子咬，又怕碰见坏人，六十多岁的外祖母，总是冒着霜风寒露，跛着腿，一手拄着拐棍，一手牵着我到厂里去。
纱厂的铁门还没有开，我手提着母亲做工时用过的破饭盒，束着围腰，穿着一件破棉袄，站在铁门外等着。江边的寒风，把我的骨头都吹凉了。
为什么要去这么早呢？因为，那时我才十一岁，个子矮小，资本家不发进厂卡片，我连做工的权利也没有啊！多亏住在隔壁的涂伯伯，一纱北场的老工人，她看到我们婆孙俩人生活实在难过，就主动教我学点技术，为了将来好做工。我得趁人多时，牵着大人的衣角，从人缝里混进去，其实，这都是资本家的鬼花招，他不给你发进厂卡片，不承认你是个工人，当然就不给你发工资，你进去了，就给他白干，有什么办法呢？为了日后能有工做，虽然白替人家干活，那只有忍气吞声。
进厂了，站在细纱机台的前面，我还只有机台的一半高。换粗纱够不着，我就用铁盒子垫着脚去换。天板上的粗纱，更加够不着，我不管危险不危险，咬紧牙关，两脚踩在机台的铁架上，放纱拿纱。每天连续十四个小时劳动，转来转去，爬上爬下，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特别是做夜班时，围着机台接头，摆管子，扫地，真磨得我昏头昏脑，两腿发抖，有时蹲在地检一朵白花，感到特别舒服，蹲下去就不想起来。如果是纱管掉在车底下，我能扑在地上找，那就更算是“享福”了。做完夜班，早上出来时，脸上煞白，就象棺材里头的人。就这样，我一夜夜地熬，一夜夜地怨天不亮呀！
劳累还不说，我这个没有卡片的人，象个见不得人的私伢一样，还要格外担惊受怕。资本家或者考工之类的人来车间了，我就吓不过。他们在前头，我就跑到车后头，他们在后头，我就跑到前头，有时还跑到厕所里去躲。想学点手艺，想生存，真是难啊！每天早不见太阳，晚不见天，用水泡点饭还是偷着一口一口的吃，受累受吓，连一分钱也挣不到。
资本家只顾他发财赚钱，哪管工人的死活。在三伏天，一进车间，工人们汗湿的衣服就完全贴在身上，经常有人中暑倒在地上。每天和我一路上班的童工魏英蓉，得了痨病，吐血，人瘦得象干鸡子一样，不但没有钱治病，连饭都没有吃的。她拖着病还在车间里受折磨，终于死去了。这个受苦的同伴，在我心上刻下了可怕的痕迹。所以，每当我进车间时，浑身就起鸡皮疙瘩，轰隆隆震耳的机声，好象是轰炸机在我头上威胁；一排排长皮带哗哗地响，好象是皮鞭打在我身上一样。我害怕这吃人的车间，憎恶这吃人的车间，每当我进了这个贴着“开车大吉”红纸大字的“狱门”时，总是胆战心惊。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含着眼泪向外祖母哀求：“家家，我宁可在外面检渣子，做零工，也不情愿在车间受这种折磨，这不是进纱厂，是进‘杀场’啊！”外祖母抱着我的头，眼泪蔌蔌地说：“苦命的伢，不是我狠心，你晓得，在外面做零工总是有一天没一天的，将来要能在纱厂做，虽说苦一点，事情总要长远一点，你要咬住牙来熬啊！”
二、“替工”的日日夜夜
日日熬，夜夜盼，好容易学会了细纱值车工的技术，由生手变成了熟手。可是，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就是你有了技术，也不容易谋到工做，还要面子，托人情。后来，外祖母好不容易东拼西凑弄了一点钱，引我到街上去买了两瓶酒，两盒糖，饿着肚子去向头佬送礼。
头佬家里，早摆满了别人送来的礼物，有各种各样的绸缎衣料，有绣花缎子鞋。她看我手里只有两瓶酒，两盒糖，扳着脸说了一句：“放在桌子上，放在桌上！”我看见她那双带刺的眼睛，听见她那冷酷无情的声音，把东西一放，就赶快出来了。
我总算是取得了“替工”的资格，有了一张进厂卡片，进门的时候不用牵大人的衣服角了。可是，替工的日子也不好过，哪个机台上缺人，替工就得到那里顶；哪里生活难做，头佬就往哪里派，我原来是在一纱北场，后来又到一纱南场，人生地不熟的，年纪又小，这个推过来，那个推过去，象个陀螺，由他们抽打。我除了看守机台外，还要侍候头佬；上班时，帮头佬提饭盒子，拿围腰。快下班时，又帮头佬打洗脸水，抹身上的飞花，蹲在地上帮她提鞋子，就象她们的丫头，这样做，她们是否会对你好一点，多派活给你，或者不打你呢？
不！这些为资本家效劳的狗腿子，是没有人性的。在三伏天里，车间特别热，机台烫手，衣服汗湿了贴在身上，一直没有干过。当时我腿上长了脓疱疮，结成一个个的血疤子，飞花沾在上面，又痒又痛。生活难做，断头特别多，机台上开了大花。封建头佬穿的一套青小纺裤褂，绣花缎子鞋，口里镶着金牙，手上戴两个金戒子，象鸭子一样歪来了。她站在车头间，把腰一叉，吓得我的手发抖，头都不敢抬。她肩胛上吊着一个银练口哨，口哨一吹，把我招到车前头，不问青红皂白朝我就是两巴掌，还骂道：“去你娘的鬼，小婆娘，没有用！”我只好忍着不做声，一家人的生活要紧啊！她一直站在车前头，看着我接头；谁知这里接了那里又断，机台上花越来越大。这时，她把我一掌推到粗柱上，又用毛辊照我头上打，打得我火星直冒。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心里一横：在车间被你们折磨死，出去也会饿死，反正总是一死，拼了！我鼓起胆量，解下了身上的围腰，朝头佬身上一甩，怒吼道：“去你妈的，老子不做，看你还耍么威风！”这一下，把头佬惊住了。他万万想不到一个十二岁的小丫头，竟敢反抗！在她发呆时，我哭着回家了。
第二天，厂门口出了布告：“‘替工’刘巧巧违反厂规，着予开除。”人开除了，工资也不给，做的工又白白送给资本家了。
三 “看谁是强盗！”
开除后，我和外祖母的生活就更困难了。
每天早上，我提着一个破篮子，到郊外挑野菜过日子。左邻右舍的工人很同情我们婆孙两个。和我一道当学徒工的肖荷生，看到我家比她家还苦，就把她做替工的一张卡片给了我。阶级之情，叫人难忘。因为这张卡片上的名字是刘寿珍，所以，从此我就由原来的刘巧巧改名为刘寿珍，回到一纱北场做替工了。
替工工资特别低，每到发饷时，这名目那名目一扣，总是只得到两块多钱，可买二十多斤米。我和外祖母只能吃高粱羹加野菜度日子。年迈的外祖母，长期吃野菜，捞沟饭，冷一餐饿一餐，瘦得皮包骨头，两个眼睛深凹在里面，日夜咳嗽不能入睡。就这样，她还把米省下来给我吃。每天上班时，她挖一茶杯米，叫我带到厂里去蒸饭，她自己就吃菜羹。我心里过不得，在厂里舍不得吃，总是把米原封不动地用手巾包回来，偷偷地倒在米坛子里。
在这种吃不饱穿不暖的恶劣条件下，我十四岁的时候得了病，又长了疮。有病无钱医，胸部脓泡发展得象鸡蛋一样大。就这样，还是一天做十四小时的工。
毒辣的资本家，不但在经济上剥削工人，在政治上压迫工人，还要在人格上侮辱工人。他们豢养了一批搜腰婆和搜身汉。厂门口安上搜身栏，工人们下班后，就进到那一格一格木栏里排成队，搜腰婆坐在板凳上，一个个地浑身搜查。一天，我下班出来，搜身婆摸到我胸口的疮，痛得我叫了一声，就往后一退。那狗婆象得到了什么宝贝一样的高兴，硬说我是做假，是偷了纱，气势凶凶的拉着我，要解开我的衣服扣子看。当着那么多人，我怕羞，急哭了。站在我后头的工人都十分气愤，大家喊的喊，骂的骂，有的说：“老子们要回去睡觉，少找别人小伢扯冤枉皮啊！”有的说：“你们这些婆娘们，吃了饭没有事干，把老子们当强盗，放小心点！”你一句，我一句，几百人在那里轰起来了。搜腰婆们看见工人们的气势，不敢当众解我的衣服。工人们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搜身婆解开我的衣服一看，是个大乌疮，不是纱，她怔住了。当时，我恨不得咬她几口，气忿地对她说：“你们为什么把工人不当人，你们搞清楚，看谁是强盗！”搜身婆无理回答，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在那强盗横行的社会里，强盗冒充正经人，好人被诬成了强盗，这冤到那里去伸呢？（未完待续原载[长江文艺]）
四、“摇班”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全国政治、军事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反动派作垂死挣扎，更加紧对人民的压榨，工人们的生活越发困难了。大家今天望关饷，明天望关饷，可是每到关饷时，物价像长了翅膀，发的几张金元券，像“冥钞”一样不值钱。
有一次，关了饷，我计划买米、买柴。下了班，一回到家，我连飞花也顾不得抹，就夹着个口袋往外跑。从武昌粮道街、长街到十几里远的八铺街，挨户问了几十家米店，都是一问三摆头，没有米卖。我从早晨六点多钟一直跑到中午十二点，还是夹着空口袋回来了。
不是没有米，是资本家把米又囤起来了。正当我们跑断腿子买不到米的时候，纱厂资本家和伪工会从扣除工人的一部分工资里，开办了一个合作社，卖起配给米、配给油来了。我们挤着去买，买来一看，油里掺的有米汤，米里渗的有砂，资本家剥削人的手段真毒辣，工人们坚决反对！在厂里形成了一次一次的摇班（当时工人把罢工叫摇班）。有时，是一个场，有时是一个班。每次摇班时，一些领头的工人，总跟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向资本家提要求、开展斗争的事。我们这些小鬼们，就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把纱管一盒子一盒子地装好，单等那些资本家、领班先生、封建头佬走到车间，就请他吃“管子糖”。
有一次摇班，资本家派跑腿子到车间里来了，要工人开车。不等他把话说完，我们的“管子糖”像雨点一般地抛去，打得他招架不住，一双手把脑袋抱着，弯着腰、夹起尾巴跑了。看见狗腿子那些丑相，我又好气又好笑。最后直到他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我们才复工。摇班的胜利，使得工人们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涨了。
一九四八年秋天，官僚资本家们感到局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妙，就和伪工会一起策划，又在工人身上打主意了。他们说报纸上公布的物价指数是指汉口的，武昌物价要低些，给我们发饷时来了个八五折，工人不同意。他们还说亏了本，八月中秋节的“红钱”不发了。工人知道这是资本家在玩花样，大家气愤极了。因为我们一年做到头，生活得不到保障，有的借了债，有的等这几个“红钱”过年过节好开伙，现在他们想全部吞掉，工人们都闹开了。
中秋节的这天，工人连饭都吃不到口，可是资本家和伪工会的一些家伙们，鸡鸭鱼肉大吃大喝。这时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又开展斗争了。首先，我们要把跟资本家做帮凶的伪工会搞臭。工人们跑到伪工会副理事长陈九九的家大闹起来。接着车间的工人们，又酝酿如何向资本家斗争：一条是工资不许打折扣；二条是五、八、腊月节日必须发“红钱”。其实，当时我还不知道厂里有地下党组织，只看见看见修机间的几个男工师傅也跑到纺纱间来联系，说是南场做白班的工人没有开车，还打一个浑名叫“猪尾巴”的狗腿子。
我们听了都很带劲。就在我们北场上夜班的工人刚接好班的时候，车间红灯亮了，这是罢工的信号。刹那间，我们前纺、后纺的机台也全部关了车，一次全厂性的大罢工开始了。
官僚资本家的丑恶面目更加暴露得明显，他们同伪湖北省参议长何成浚一联系（何是第一纱厂董事会的董事长），一个镇压工人罢工的毒计出现了。就在罢工的那天晚上，他们威胁工人开车，可是并不答复工人的两条要求。我们就坚决不开车。结果他们派来了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和厂里的门警配合起来，半夜把全厂电灯一关，大门一锁，使工人不知方向，拿起铁棍子乱打起来。我和我的师傅肖四佬一道，一个警察用铁棍子把我师傅的头打得血直流。这时，更加激起了我们的愤怒，男工女工，搬运工人和职工家属们在厂外听说资本家打工人，都跑进来了。我们把电灯总门一开，厂门一打开，全厂几千人一汇合，力量更大了。罢工队伍像海潮一样，又涌到资本家的办公大楼。这一回，我爬到了三层楼上，看到资本家坐的沙发椅子，发亮的办公桌，还有夏天用的电扇。当时，我想：资本家终日不劳动，坐在这里亨天福，这些东西从哪里来？还不是剥削我们工人的血汗。工人们看了也都非常气愤，把资本家坐的桌子、椅子都掀倒了，玻璃窗子也打破了，满地飞的是帐本子、帐单子……
第二天，我们全厂工又聚集起来，手牵着手，心连着心，浩浩荡荡到了伪市政府门前去请愿。我们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受伤的工人，要他们负责一切医疗费用；第二、罢工期间工资照给；第三、以后发工资，再不许打折扣；第四、五、八、腊节日的“红钱”照发；第五、惩办凶手。不答复这五条，我们坚决不复工。伪政府看见工人们这大声势，就装模作样，说是好商量，要我们先回厂等候，并说马上解决。
老奸巨滑的何成浚，到罢工的第四天，不但不答复工人的要求，反而派几十名特务到厂里来找“线索”，说要抓共产党，还威吓工人：再不复工，就要关厂。我们丝毫也没有动摇，不仅没有复工，而且仍坚持我们提出的五个条件。这就样，罢工坚持到第五天、第六天，资本家见软硬都不行，只好答应我们的要求。这次罢工，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条条兑现。我的师傅肖四佬也被送进医院冶疗，我们开始复工了。
从多次的斗争中，我们懂得了一条真理：资本家总是要剥削、压迫工人的，我们要活下去，就要和他们斗争。只要我们工人团结一条心，不管反动派和资本家是怎样毒辣、狡猾、镇压，我们都不怕！
五、解放
解放前夕，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动派跑了，那些长期压榨在工人头上的官僚资本家也要跑。临逃跑前，他们盗走了厂里的流动资金和一万二千件纱，连剩下来的一点破机器，也想运走。官僚资本家叫伪工会代表来说服工人，他们说：“工人靠手艺吃饭，像抗日时期一样，我们把机器搬到后方去，你们也可以去。”工人代表袁道华（老工人、地下党员）站出来说：“机器不能搬，我们身家老小都在这里，死也死在湖北！”后来，资本家还是要搬机器，地下党组织早在搬运工人中间进行了工作，搬运工人和我们一条心，坚决不肯搬。结果，官僚资本家这个阴谋计划又破产了。接着，资本家又叫伪工会副理事长周三毛造谣说：“干脆把棉纱分光卖光，不然共产党一来共了产，我们一点也得不到。”工人代表袁道华马上对大家说：“棉纱卖得多，资本家拿走的多，决不能允许他们卖！再说，棉纱是我们工人的命根子，一定要保护好！”
在地下党领导下，工人们组织了护厂委员会，许多可靠的积极分子都背起枪杆，在一纱厂的东西南门都站上了岗。我和女工们就在仓库里住着，日夜守着绵纱，不许坏人拿。那时候，工人们保产保厂的劲头真高，连饭都不回家吃。一天，敌人的“破坏大队”把一纱厂江边的趸船炸掉了。我们工愤恨极了。晚上，这些家伙们又想进厂来破坏，这时，我们把铁门上装上电丝网，上面写着“小心触电”，工人纠察队员们拿着枪在门口堵住，他们看事不对就跑了。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解放的日子终于盼来了。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我们拿着早就准备好的红绿彩旗，去迎接亲人，许多人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接着人民政府派来了军管会工作组来到厂里。他们一进厂，首先关心我们的生活，看到工人没有开伙的，马上发了米。接着，又运来了一船一船的棉花，工厂很快恢复了生产。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厂里的一切都迅速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厂的柱子上、墙上、机台上，到处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工人阶级是国家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是国家主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看到这些标语，心里真是高兴。
不久，工作组的同志找我谈话，那句句话都说到我的心坎里。他们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天下，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工厂要靠工人来管理啦！”接着，全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我被选为职工代表。当我胸前戴上一朵红花，红佩条，第一次坐在会场听报告时，心里真是振奋极了！我想，过去老是倒霉受气，被资本家、头佬踩在脚下过日子的人，现在却当了代表。
在民主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吐出了长期积压在心里的苦水，在台上讲得痛哭流涕，场里的姐妹们也在台下流着眼泪。后来，把那个长期骑上工人头上的大反革命分子周三毛枪毙了，这给我们工人出了大气。那些压在工人头上的大石头、小石头通通都搬掉了，我们才真正从政治上翻了身，腰杆更加硬梆起来。
盼望了多少年的文化学习，也终于实现了。工厂举办了业余文化学校，工人识字课本，成了我最心爱的东西。上完课，我用围腰把书包好；回到家，在清油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身上装了很多香烟盒纸，那是我的学习笔记本。一有空，就学写字，厂里的柱子、地下的石头都是我的写字台。识到几百字以后，我就学会了读报，还当上了党报、工人报、广播电台的通讯员。经常把我们车间的生产、生活、学习，工人的要求和意见，向报社反映。场里的姐妹们在报上看到我的名字时，都为我高兴得跳脚，她们说，现在报纸也变成了我们工人的讲话台了。
党不断培养抚育着我。一九五一年，我脱产当了干部，五二年，加入了党，五五年，组织上把我送到北京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特别难忘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学校的全体学员，我看见了日夜想念的毛主席。毛主席啊！是您领导着全国劳动人民翻了身，我才从奴隶变成了国家主人；是您才使我由一个无知的女工，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又当了党报的记者。没有党和您的领导，就没有这一切。我常常想，今天，我虽然翻了身，可是，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像我过去一样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工人，还在过着极悲惨的生活。为了求得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我一定听党、听毛主席的话，坚决革命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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