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到地区参加一侄儿的婚礼。按当地风俗，作为长辈和老年人，是要提前一天前往祝贺。待新郎婚礼后的第二天，甚至有的第三四天离去，叫做吃“喜酒”。
侄儿家住城乡结合部，90年代靠政府征地，得到一笔赔偿金，以此作为资本，雇了几个农民工，开了一家蜡染厂（实为小作坊）。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修建了一栋小洋楼，在市区买了一间40平方的铺面，并有了两三百万的资产。在当地算是数一数二的富户。
在宾客当中，除我之外，其他有参加“三线建设”的老退休工人，地方上的老亲戚，其中有位是某中学退休的老校长。
晚饭后，小孩看电视，年轻人打麻将，老年人喝茶聊天。80岁的老校长算是中心人物，因为他涉事深，阅历广，话自然也最多。
天南地北聊一通后，不知谁问了老校长一句：“现在老人家拿（领）多少退休金呀？”这一问，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
“两千多。”老人说，“富不了，饿不死，比企业退休的好多了。”老人用眼睛扫视了我们几个在工厂退休的后说：“你们说是吧？”“嗯，对！”我们点头赞同。
“想当年，也就是六七十年代吧，我很羡慕你们在工厂的，穿着统一的工作服，齐上班，齐下班，满面春风，喜气洋洋，多神气呀！可是到我退休的年代，就开始喊下岗了，什么下岗呀，叫集体失业了，仿佛一夜之间全变过来了，弄得工人们灰头土脸的，甚至那时提到“共产党”，都会被人当笑话，我侄儿说，他们厂闹得乌烟瘴气，有一个支部书记说，你们闹什么，再闹也是共产党领导，那些闹事的人回答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提什么共产党？共产党是什么呀！要是有共产党，我们怎么会下岗呢？”那时有句话叫“节资增效”，什么叫“节资增效”？就是把应该发的50万工资，缩减到20万元来发，因为工人下岗了，不用发这么多工资了，这就节资了，增效就是把原有的生产资料加工的加工，变卖的变卖，然后把资金集中起来，除以在岗职工，得数就是增效了，连小学生都能算的问题，用来指导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真是荒唐得可以，直到后来，再也无资可节，无效可增了，便又出了一个新招叫“改制”。这就全完了，什么叫“改制”呢？就是把社会主义制度改为资本主义制度，把共产党的东西，国家共有的东西，变戏法式的变成少数几个人的资本，然后再进行重组，什么叫重组，就是重新组成新的资产阶级，把原有的工人阶级取消掉，再弄批农民工进厂，产生新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名词新，内容陈旧。
老校长喝了几口茶，一指新郎的父亲说：“我不是说你和你儿子，你们与全国比较，与大企业比较，连九牛一毛都谈不上，但你们想一想，如果不是政府征地，你们有本钱吗？没有本钱（资本），能开这个厂吗？开了厂没有农民工，你们能有这么多积余吗？你们能修洋房，买铺面吗？对社会来讲，叫做“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一个作坊如此，一个工厂如此，这种雇佣关系，不产生剥削那才怪呢！再简单不过又简单的道理！但你们要是比那些房地产开发商又如何呢？不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吗？我不是说你们做错了，没有错，你们要生存，要吃饭，要生活得比别人好，就必须赶潮流，大气候如此，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是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我不提倡“不食周粟”。都上首阳山了，还有什么民族复兴？国家的复兴，有人常常把国家、民族复兴与当前的所谓的改革开放挂钩，难道毛主席领导就不是国家、民族复兴？”
老校长接着说：“现在是偷盗天天有，何日偷我家？我们来你家吃酒，都是提心吊胆，最怕小偷光顾，现在小偷为什么这样猖狂、这么大胆？因为他们也要吃饭，也要生存，无法找到工作，只好铤而走险，即使判重刑，他们也管不了许多。我不是同情小偷，我不为小偷叫屈，我是揭露社会的本来面目。小偷比起那些大偷、天偷也就是贪污腐败分子，哪个不是数十万，上百万、上千万，但又有哪个被判死刑？据说我省最大的贪官，刘方仁的同伙，一个姓陈的小混混被判无期徒刑后，拘押在遵义，其贵阳的资产倒是被没收了，但其妻、子女、母亲不也在上海活的有滋有味的吗？谁又能管得着呢？人们恨小偷可以理解，像这样的大偷、天偷，有几人知道，有几人恨？有人说，原省交通厅长卢万里不是判了死刑吗？卢万里判死刑是因为他检举了刘方仁等高官，所以他必死无疑。向杜连仲，不检举别人，硬扛不就没有判死刑了吗？所以说，法律是为阶级服务的。至少是有严重倾斜的，谈不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老校长接着又说：以上讲的是现了形的，没有现形的就无法追究，据我侄儿回家来对我说，他们单位的上级北京总公司，有一位总经理，利用手中的权利，把国家十亿元人民币拨给下属私人投资经营，后来被发现了，报纸也披露了，最后以其退休作为条件，不了了之。他们单位每年都属于营利单位。每年审计都是厂长找来的审计单位，按厂长设定的框框进行审计，每年都能过关，但最后改制进行审计时，上面派来的审计小组，查出来原来的审计都是假的，比如上报总公司的工资花名册，每个职工最低工资都上千元，多的进两千元，而实际发到职工身上最多800多元，少的400元，而他们财务领走的款项，一张白条就拿走50万元，最后审计结果厂里负债3200万元，开始北京的城通公司还说要追究，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这样不了了之。
又如某社区原有212.14平方的房产，其中70多平米的铺面，140平米的营业用房（小旅社），因某开发商要在此开发布料市场和商品房，与之签订了拆迁协议。过后所有拆迁户都按规定搬进了新房，所有铺面都被出租开始经营，社区的老委员、老党员、离退休干部都愤愤不平，不停地往市、区两级政府反映，但后来办事处采取安抚政策把那些老委员的孙子、孙女招进办事处，并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要社区不要再追究了。实际房地产已被办事处侵吞了，后来到法庭打官司，被法官偷梁换柱，判社区败诉。一百多万的资产就这样消失了，真是比小白菜还冤呵！而恰恰就是这个办事处，在他们管辖的六个社区里，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位置都用来安插他们的亲戚、亲信及朋友，十多年来按照上级的规定，书记、纪检书记应该要调换位置、调整岗位，但他（她）们居然顶着不动，不服从调整，最后总能从容过关，一动不动，还有省里的农民工培训案，贪污两百多万元，这本来是个窝案，但由于涉案人采取了杜连仲的手段，一人扛过，所有相关人却弹冠相庆，古人说：“乱世用重典。”现在遍地贪污、行贿、受贿、走私、贩毒、抢劫、盗窃、行凶、诈骗，从工厂到地方，从企业到事业，做官无论大小都被腐败笼罩着，这样的乱世怎么不用重典？
通过看电视，我们看到了成都公交车被焚烧，贵阳张德新杀经理案，都反映出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太大，一时想不通就走极端，在全国究竟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呢？因为现在的媒体还是被某种势力掌控着，除事件实在隐瞒不住而曝光外，一般都是报喜不报忧，唱赞歌的多，敢批评的少，想一想，毛主席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搞群众运动，七八年再来一次。”再一想：精英又有一句话：“五十年不搞群众运动！”为什么执行的是“不搞”？而不执行“让人讲话”呢？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贪污腐败屡禁不止，贪官污吏随处可见，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现在连野火都不让烧了。至于是不是七八年又来一次，那几乎已被人们忘记了。其实，搞不搞七八年、三五年、十几二十年又来一次，那是领导人自己掌握的事。但总不能说五十年不搞群众运动嘛！所以，那些贪官污吏、腐败分子是很享用“不搞”的。他们才这样敢大胆的搞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说到此，老校长还风趣的说：“文化大革命时，我被学生造反派喊上台做检查，当我刚说到:我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在某部……”还没讲到在哪个部队服役，台下造反派就喊起来：“孙某某，你现在不是校长作报告了，你应该立正站好做检查。”当时我脸上一阵发热，很不是滋味，那是师生们对我最严厉的一次批评，往后再也没有受过什么委屈，我们县十几所中学，我是唯一没有被批斗的校长，过后我在想，只要我们当领导的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做事和处理问题不过分，师生的眼睛是雪亮的，基层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每隔几年来一次群众运动，可以帮助自己清醒头脑，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共产党怕老百姓，那不就是老百姓的对立面了吗？为人民服务且不成了一句空话？现在口口声声说我们有几千万党员（七千多万），除了国家机关，我们身边真正按时缴纳党费，过组织生活的究竟有多少？有的所谓“党员”还说：“我有钱交党费，还不如拿去玩两盘麻将。”我对他们说：“既然入了党，就应该有个对党的信念、信仰，有个奋斗目标！”他回答说：“现在连亿万富翁都可以参加共产党，我们满地啄食的打工仔也是共产党，这样的奋斗目标能一致吗？我们的信仰何在？我们的奋斗目标何在？”前几天我从电视上看打到一个经济学家在贵阳讲有关投资股市的课，电视台说该学者课时费为15万元（讲课费），我在想，我们的普通中学教师一般每个月都是2000-4000之间的工资，他的一个课时够我们中学教师奋斗3-6年了，这样算来他的收入高出我们的教师最少5000倍以上，而我们进行的是基础教育，他们进行的是“技巧教育”，换句话说，我们进行的是培养种桃人才，培养袁隆平式的人才，他们进行的是教你如何摘到最好的桃子，如何收取最精壮的稻子的技巧，其价值取向不言而喻，我不相信他的技巧对我们九亿农民有什么教育意义！对真正的共产党员有什么教育意义，但主流媒体却捧他们为“精英”。把他们捧为“神灵”、治国的奇才，现在的医改、房改、教改，不都被这些精英搞砸了吗？哪样成功了？有人说“穷”不是共产党追求的目标，这时在偷换概念，他们是在为制造上千倍的贫富差距找借口，是在为他们走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找借口，难道共产党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是“世界大穷”吗？她的奋斗历程是连解放前都不如吗？如果是那样为什么会有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为之流血牺牲呢？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是GDP增长几百倍，老百姓不懂，只知道五六十年代一个人工作可以养活几口人，而现在只有全部工作，才能养活自己，GDP再增长对我们老百姓有什么用？更可笑的是，把五零年代所谓的GDP与现在的GDP相比，说什么增加了几百几百倍，而那时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一万多元（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多元）都要被枪决，而现在呢？GDP增长了，那些贪官污吏贪污上亿最多也只判死缓。这GDP究竟是为谁增长的呢？它对老百姓有什么实际意义？像当前的贫富差距这么大，资本在无限度的增长，老百姓的生活却越来越下降。更可怕的是社会混乱，抢、盗、杀、黄、赌、毒在城市的光天化日之下这样猖獗，这社会能稳定吗？能和谐吗？为人民谋利益且不成一句空话？现在的问题是上面说一套，下面明摆着干一套，要说政令不能出城讲不通，因为现在通信发达，电视、报纸、网络也都在宣传，政令是可以出城的，问题是政令归政令，执行归执行，它是脱节的。表面看电视、报纸、网络每天报道的都是与党中央的目标保持一致，实际上施行的却是另一套（此时一位老工人插话：“据北京来贵州搞改制的一位官员透露，他说，电视报纸都说深圳工资高，其实真正的农民工工资每月也不过七八百元，还说，北京三环以外执行的是另外一种政策，根本不听上面的，就在眼皮子底下，党中央都无法知道。”）。所以没有群众监督的政策是虚拟的政策，哪怕在公开场合有人欢呼，有人鼓掌，实际是一种精神上的泡沫。真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党中央要真正听到老百姓的呼声难了，无论你用什么手段，都经不起金钱美女的诱惑，该卡则卡，该篡改的就篡改，信息一旦到中央，全是一遍欢呼与赞扬，要解决这个问题，除非你有毛泽东的魄力和手段。现在我们国家缺乏的是真正了解毛泽东的人，缺乏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人，现在的理论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他们都不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于是乎赌博、贪污、官商勾结、嫖娼、吸毒、斗殴，他都觉得无所谓，甚至还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社会发展了，开放了，各种资产阶级的东西也会沉渣泛起！难道毛主席时代就会停滞了吗？难道发展了的社会就应该有这些垃圾吗？如果社会真正停业了，那么请看最近中央电视台高清频道播放的《龙腾东方》吧，请看看航空航天人的发展史吧，那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了！那里怎么就找不到一点资产阶级的东西呢？那不是更好地发展了吗？七千多万党员为核心的十三亿泱泱大国，居然在党的生日之际，全国除重庆电视台之外，没有一家表示庆祝的节目。我看了重庆电视台的节目后倍感亲切，深受感染，仿佛又回到了那种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年代，我让子女、孙子女们也一起来收看，让他们也受一次爱党爱国运动的教育，子女们说，现在看来，不是老百姓不喜欢看歌颂毛泽东的作品，而是没有电视台播放了。于是让我想起了贵州电视台一档百姓关注的节目（说到此，老人摸出口袋里的手机），凡是有赞扬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短信，他们都一律卡掉，不让你发进去，真实可恶至极。（老人翻开手机道）我曾在5月31日18点56分给他们发送了一条短信：“你们为什么对毛泽东那样仇恨呢？一说毛主席好就被挡在外面。须知贫民、百姓是不会忘记毛泽东的！”我还有半年就满80周岁了，但自我感觉身体还可以，血压、血糖都不高，手脚还灵便，只有轻微的糖尿病，但难说哪天不行就不行了，我想趁活着的时候，告诉儿孙们，只有毛泽东所想的、所做的、以毕生的精力所从事的，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我相信今后的政治家、历史学家，会给这位伟人一个公平的定位！各种各样的小丑、掮客们想抹黑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都是徒劳的，现在人们终于明白，谁是真正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为劳苦大众服务、谁为少数人着想、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老百姓的心中自有一杆秤，孰轻孰重自在心中。
其间老人还说到当今社会最敏感的话题：当兵、读军事院校，作了些对比，由于当时有事离开，怕有遗漏，不在整理之列！
如有整理方面的错误，责任在我。
戎绒
09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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