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原在河北深州，七七事变后，全家一分为二：爷爷和叔叔家留在故乡;奶奶和我们逃难到河南，随着父亲所工作的学校，从豫北的卫辉，辗转经过湖北的老河口、河南的南阳等地，最后到了豫西的禹州。从开始记事，我的儿童时代大部分是在禹州度过的，关于民国时代的生活回忆，也主要是在那里。
禹州在抗战时沦陷得晚，直到1944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才被他们侵占，那时的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他们只能盘踞在县城，而且不到一年就投降了，当时的中国人称之为“光复”。由于禹州临近川、鄂、陕、晋诸省，自古就是中药材的集散地，再加上沦陷得晚，所以当时那里的经济出现过一阵畸形的“繁荣”，许多地方的商人集聚在那里，满大街都是药材店，我们当时所住的八士坊街的一座大院子里，就有“伟迪氏”和“永安公司”等三四家企业公司，全是从河北逃来的。学校也多，除了本地的禹中、禹师、钧台等中学外，还有从豫北临时迁来的汲中、汲师、汲职、豫北等中等学校。我的父亲因为出身于名牌高校——天津北洋大学，多年来一直讲授英文和数学，在当时的教育界有些威望，有时甚至在三个学校同时兼职，家里经常有同事和学生们来往，好像一个“沙龙”。当时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经常听亲友们谈话，加上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于当时的民国，也有一些强烈的感受。
首先的印象是战祸连结，国不成国。虽然禹州沦陷得晚，但是毕竟还是被日军占领过。当时，决心不为日本人干事的父亲，躲到尚未沦陷的乡下顺店那里去教书，无法携带家属，只好把母亲、姐姐和我留在城里，咫尺天涯，难得一见。偶尔回城一趟，还得躲着日本兵，三十多里的路程，骑毛驴要走很久，半天到不了家。我祖母的坟葬在县城东关外，逢年过节，我和母亲给祖母上坟时，总能看到城墙边，膏药旗下，在那里站岗的几个日本兵，全副武装，威风凛凛;而过往的中国人则要小心地向他们弯腰行礼，非常紧张而又恐慌的样子。还有一些行人不知什么原因，在那里被罚站，不准通行。那些年，不论抗战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禹州总是靠近前线，敌机常来轰炸，死伤过不少人。老百姓时时感受到枪声盈耳，弹雨淋头，因而担惊受怕，寝食难安。每当听见飞机的轰鸣，或枪炮子弹的声音，大家都会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我们常常钻到铺着棉被褥子的床下或桌子底下。特别是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之后，与解放军在这里展开了拉锯战，屠杀了不少无辜百姓。1948年初的一个夜里，杀人如麻的伪县长黄汝璋，竟然冒充解放军进城，诱骗群众到南大街观音堂那里去“分大米、白面”，到“三德合”(一家著名点心铺)去“分点心”，将受骗群众四十多人绑到城北当场活埋。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却被一些地主恶霸赞美喝彩。记得我们院的那位叫“郭老九”的房东，曾经意含讽刺，故意拖着长声说：“三德合的点心，老甜啊!”
对于民国的第二个印象是经济落后，民生困顿。父母经常谈起，即便是平日有着“余钱剩米”的我家，灾荒和逃难的时候也缺吃少穿，某年春节五口人只有半棵白菜。1942年，豫西天旱无雨，蝗虫遮天蔽日，满街是要饭的，加之疫病流行，死人无数。严冬时，冻饿而死的“倒卧”，每天都会有十来个，教育界联合一些商户搞点慈善活动，也只能凑几个钱买些席子之类，裹埋一些尸体了事。那时的日用品全都带个“洋”字，什么洋油、洋布、洋钉、洋火、洋车，等等。全城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自行车。晚上点的是油灯。人们普遍穿着带补丁的衣裳，我经常穿的一件粗棉布小大衣，是姐姐的大衣改的，而姐姐的又是爸爸当年的旧大衣改的，到我穿时，已经非常陈旧，原来的黑色掉色成了土黄色。尤其是抗战胜利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什么“关金票”、“金元券”之类，转瞬间就会掉价，半口袋纸币，买不上半口袋花生米。我的父亲当时在教育界待遇最高，每个月也只有八百斤小麦。后来因为打仗，学校停课，教师失业，连这点收入也没有了，不得已只好拿出以往节省下来的一点银元维持生活。记得有一阵子，我经常陪父亲去南大街大牌坊附近的市场，用一块大洋，换点米面蔬菜，回来吃四天。最后实在无法，父亲只好带领我们离开禹州，全家再回卫辉，在那里找份工作，维持生计。从禹州到郑州，很短的路，经常出交通事故。我们院里姓许的邻居，全家从禹州回郑州时，汽车在和尚桥那里翻了车，连大人带孩子，一下子死了四五口之多，惨不忍言。那段路，我们也担惊受怕地乘马车走了一天多。经过黄河时，我坐在没有车厢的火车上，手里牵着一条绑在车上的麻绳，胆战心惊地过了滔滔黄河。
对于民国的第三个印象是社会混乱，教育落后。当时的禹州，贫富差别极大，有钱的娶姨太太，坐着洋车到处兜风，穷人沿街讨饭;吸毒和娼妓非常普遍。不说别的，就在我家住的大院里，前院“伟迪氏”药店的许老爷子抽大烟，我们小孩子常常看着他吞云吐雾;后院另一位姓徐的叔叔抽“白面”。平日随父亲到朋友家访问，也经常见到床上吸鸦片的烟灯、烟枪和小盒子里装的烟膏。从文教方面说，当时禹州虽然学校不少，但多是外地迁移过去的，而且规模很小，当地许多青年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入学。不说别人，就是我的姐姐，也因为兵荒马乱，父母怕招惹是非，不敢让她上学读书，整天躲在家里，连个高中也没有上。我读小学在万寿宫里的汲师附小，虽然是全县最好的小学，教室也不过是座破旧的大庙，一个屋子两个班共用：左右两边是两个年级，轮流上课;这一边讲课，那一边就得自习。没有正式的课桌课椅，只有粗糙、低矮的书桌和小凳。平时缺书少纸，不必说没有钢笔，甚至铅笔也很少，打草稿做题只能用毛笔。教科书是黄色草纸印制的，又软又脆。一、二年级时我淘气，爱在书上乱涂乱画，两三个月就将书本毁坏了，多亏我的姐姐用毛笔工工整整为我抄了两次课本，才用到学期结束。1947年父亲送姐姐到北平结婚，回来时给我买了两册《儿童知识》画报，我才第一次见到彩色的读物，才知道什么是熊猫……那本书我爱不释手，轻易不舍得拿给周围的小朋友看。我还记得，当时美国对华的所谓“赈济”，不过是一堆破旧衣服，而我们小孩子则是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之后，每人领回一小杯炼乳，大约也就100克罢。
也许是出于怀旧，虽然禹州现今早已没有了亲属，近年来我还是连续两次回到那里，看望一下那些在最苦难的岁月里，曾经热诚关照过我们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后人;看看我们的故居，周围已经矗立起一座座高楼;原来上学的小庙，已经成了规模宏大、设备完善的学校;原来破旧的街道，现在高楼林立，汽车在宽阔的马路上奔驰;特别是看着东关那段城墙缺口，当年日军站岗的地方，再看看如今市政大楼上飘扬的红旗，自由往来的中国人，心里涌现出无限的感慨：历尽沧桑七十年，中国变了，大变了，我们的祖国多么可亲、可爱啊!
(完)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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