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编者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曾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请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画了横线,批示:“应当这样做。”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复电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答复在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毛泽东对复电稿作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写了一段话:
“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年的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谈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讲了那段很著名的关于“吐故纳新”话。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的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社论中,引用了这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泽东强调“吐故纳新”,表明他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改造和重新组织党的队伍,把党建设成能够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
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又在《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的电讯稿上批语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十一月十日,他对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说:“过去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很清楚。”“现在是共产党内部自己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易搞清楚。不过时间也不需要很长,比如过去要花二十二年夺取政权的话,这次大约有三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九大开幕的前一天,毛泽东在审改九大报告时加了一句:“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这个时期,一部分被打倒或受到批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得到解放。被“解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热泪盈眶,并一再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和接受再教育,并表示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然而,后来的事实说明,这些被“解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完全忘记了他们曾经信誓旦旦的“三个正确对待”,在复辟资本主义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九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一方面尊重老同志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十分看重要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不脱离生产的工人和农民,把它看作一项极其重要的改革和政策。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也体现在发展工人造反派中的优秀分子入党的问题上。几年后,一九七六年初,当几经反复的邓小平再次被作为党内走资派被打倒时,在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期间,还特别提出工人造反派出身的黄廉在入党问题上受到复辟势力干扰,并由江青督促当时四川主要领导赵紫阳等人亲自去重庆处理这一问题。可见,毛泽东对如何从根本上保持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本色所作的巨大努力。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工人、农民领导干部,无一例外地或被解除职务,或被投入监狱了。这也印证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远见卓识。在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依靠对象等涉及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问题上,无疑是新形势下每一个革命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为此,黄廉从他的《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黄廉回忆录》选出这段入党经历及后来不被“承认”是共产党员部分,补充改写成这篇短文,以作历史借鉴。
关于江青等中央领导同志关注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的回忆
黄 廉
一、满城风雨的入党
一九七六年三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们在市委一号楼小灶食堂吃饭时,办公厅来了一个工作人员告知我和周家喻:省委领导来了,他们住在潘家坪,希望你们去谈谈。我问是谁来了?工作人员说:你们认得,一个是汪友根书记(时任四川省委常务书记),据说还有个中央委员省委组织部蔡部长(蔡协彬是渡口攀枝花钢铁公司模范,中央委员)。我听了这消息后很高兴,据说他们才参加了党中央二月打招呼会议回来,看来他们这次来重庆很重要。
吃过晚饭后,我总算和汪友根打通了电话。汪友根在电话上以神秘的口气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来?反正这次是为你的事来的。”我反问道:“我有什么事要你们兴师动众,劳你们的驾?”汪说:“电话上不多讲,来了再说。”
我与周商量立即就去,周同意我的意见。可当时车队的师傅大多下班了,对我说要等,后来几经周折还是调了一辆车,其时已是晚上九点钟了。
为了赶时间,我们抄近路从歇台子这边进潘家坪招待所。可是,到那里一看,驻军门卫戒备森严,由于事先没有通知,一般车不让进去,就是说,没有市委保卫处和十三军的电话通知不准进去。不得已,我亮出了自己市革委的工作证,通报了自己的姓名,才放行了。当时周家喻还用幽默的口气说:“你拿这些证件去干坏事可容易啊!”
进得招待所,方知省委的大员们全住在四号楼。
到了四号楼,汪友根和蔡协彬出门接待我们。他俩先将我和周家喻带入一个大套间,其间赵紫阳等人正与人会晤,见了我们起身握手,寒暄中顺手一指,说:“友根、协彬,按我们商量的,你们两个与黄廉他们通通气,把中央精神告诉他们。以后我还要与黄廉同志单独谈谈。就到你们房里谈吧。”
随即我们到了汪的屋里,蔡协彬说:“还是先由老汪给你们摆谈吧,我正在办点事,之后我们还要谈的。”说完,就离房而去。
汪友根先是问长问短,问工作后,接着,汪摆出省委领导人的架势说:“你们知道中央打招呼精神吗?”周和我都说:“不知道,现听汪书记传达。”汪友根谦虚地在我肩上拍打了几下,说:“不要这样,还是叫我老汪吧!”又说:“你要知道,这次中央打招呼会上中央首长都很关心你们,你们可要为毛主席后争气啊,特别是你黄廉的入党一事,江青同志都晓得,在会上江青同志要四川、重庆的领导尽快解决。我们这次就为落实此事而来。这当然是为你的事来的,我们要做工作,要把中央的精神落实。你要配合我们。老黄,你要好好和大东同志谈谈,多与大东同志交换意见,要搞好关系。我们已到过你原来的单位,重庆市木材公司党委、访问了你原来的支部书记等等。解决入党的事要在基层支部。鲁大东同志再三说,要你回原单位去,老黄,你离开原单位八、九年了吧?
“我们要按党的原则、党章、程序,要做好基层工作。做好这件工作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落实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
我和周家喻本想汪友根能多谈些中央打招呼的精神,中央领导的讲话。而汪友根说只说:中央很关心你们,大会、小会上中央首长都谈到你老黄的入党问题,你可不要骄傲,要虚心。
谈完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周家喻说:汪友根“卖关子”,守口如瓶,就只谈中央首长、江青关心入党的问题,哪能打招呼就谈一个问题?我说:我也有同感,明天我们去问老蔡,他是一个直爽的老工人,你再听听赵紫阳的,我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听听吧。
第二天,蔡协彬约我单独谈话。开头赵紫阳在场。赵对我说:“老蔡是个好同志,老模范,党性强,他在省委管组织工作,你们俩个好好谈谈关于中央关注你的入党问题,还是按照组织程序一层一层来落实。”
我问:“咋不叫周家喻来呢?”
赵:“我刚才说了,解决组织问题,按组织程序一个一个,一层一层。你的问题解决了,其他人都在各人单位去办。”赵又说:“协彬是代表省委做你的工作。好吧,你们谈吧,我有点事去了。”说完起身离去。
赵走后,蔡协彬问我:“昨晚老汪给你谈了吧?你有啥想法?”我说:“汪友根就谈了一句,说中央首长很关心我的入党问题,特别是江青同志,在大会小会上要四川省委、重庆市委解决我的入党问题。我当然非常高兴。我志愿入党,我热爱中国共产党,愿意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把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共产党员就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投降资产阶级,更不能挂着共产党的旗号,当走资派,当修正主义……”
蔡协彬听到这里,打断我的话说:“好了,好了,今天我又不是考试你。你告诉我,在解决你的入党问题上,你如何争取在鲁大东的帮助、支持下,尽快回木材公司党委,到支部履行入党程序?不要辜负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希望。”“你可不要以为江青同志是顺便问一问,一般的关注一下的问题。”
我说:“今天我就可以回去办。”蔡协彬笑着说:“如果这么简单,还要我们从成都来干什么?”
我说:“文革前,文革中,我在共青团时,我就多次交了入党申请书,本人政治观点明确,历史清白,思想品德也没问题。出身成分纯工人,15岁参军,后来成为一个宣传干部,这是众所周知的,本人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出生入死、艰苦奋斗跟党走,我有什么不简单?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无非是参加了组织,求得组织管理教育帮助,更好地干革命;党章规定,一个有志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人,只要他承认党章,遵守党纪,有两个党员介绍,就可以参加共产党嘛。”停了一下,我又接着说:“这样一件严肃、光明磊落的事,还要惊动党中央、毛主席,还要麻烦江青出面做工作,这难道正常吗?是四川、重庆党组织的光荣吗?我看只能说明四川重庆的党内,上层有人在独揽党权?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实行关门主义,阻挡毛主席的‘吐故纳新’。对造反派不高抬贵手,是重庆党内有党棍党阀?他们把一个人的入党问题当成什么利益、好处、特权在看待……”
蔡协彬有些生气地打断我的话,说:“黄廉你怎么这样说!你要注意,自己谦虚点,不要处处都是造反派脾气。”
我说:什么叫“造反派脾气”?我是要坚持真理,讲道理。难道逆来顺受就好吗?驯服工具就好吗?接着,我又说:“好吧,到木材公司去吧。如果没有支部,党员中没有二个党员作介绍人,我甘愿自己作罢了。”
蔡协彬更生气了,说:
“黄廉,今天是我们贯彻党中央毛主席打招呼会议精神和江青等首长对你和一大批青年人的政治关怀,才从成都来找你们的!我不是来和你辩论问题的。
你可知道江青同志为你的入党问题,几次找赵书记谈话,在大会和小组会上直问过我们四川到会的同志,‘黄廉为什么还没有入党?黄廉应该入党嘛。你说没有人介绍,我和唐克碧(四川省委书记)来介绍嘛。’江青同志还发了脾气。
你还记得在四川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毛主席审查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名单时,他发现名单上没有你黄廉,就质问周总理:‘怎么没有黄廉?’总理说:‘来不及了,只好留下两个名额,以后把他补上。黄廉现可列入四川省革委委员,他已是重庆市革委副主任。’你看这次你的入党问题又是毛主席、江青直接关心,你不认真对待,对得起毛主席、江青等中央首长吗?”
蔡协彬似乎想起什么,突然发问:“黄廉你写过一首什么诗吧?江青看过了,还在会上说,建议把这首诗谱成曲,作为歌来唱呢。毛主席很关心你们造反派啊,他老人家做着手势,深情地指着一棵小树讲:‘对这些年轻人要像爱护小树一样,要给他培上土,浇上水,它才能成材’。你不要认为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上关心你的入党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个小事吗?你与江青非亲非故,你又不在中央工作,她敢出面作你的入党介绍人,这是小事吗?这是偶然的一句话吗?你要冷静啊!
你不要和鲁大东他们总是顶起,你要和大东好好谈谈,大东同志才好‘高抬贵手’嘛。你们重庆市木材公司的书记王广远、杨柏珍支部书记,我们都去访问过了。我看他们都是很有党性,有毛泽东思想,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好党员。他们对你是好的,你回去参加支部大会、小组会时,一定要虚心,要平易近人,要认真听取意见。你离开木材公司有九年了吧?这次回去住它半个月。”
我回单位讨论组织问题时,单独约见了鲁大东,请他指示。鲁大东说:“省里领导来做了工作,你回去一定要谦虚,特别对待不同意见的,不要有派性……”半小时的谈话,鲁大东是冷淡的,缺少关心和热情。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在重庆市市中区菜元坝重庆木材站,我们木材站的支部书记杨柏珍(女)拿出两份入党志愿书和几张表格让我填了履历等,她表示:“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党,省委汪书记、蔡协彬和市委来的人都讲过了,入党是严肃的,有严格的程序,我是本支部书记,代表组织给你谈话。你的入党介绍人,一个是战争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石秀廷(女)同志,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前在解放军部队入党的年轻共产党员刘忠海同志。”经由中共木材公司党委木材供应站支部书记杨柏珍同志(女)分别主持全站职工大会和党支部大会讨论评议,最后经由重庆市木材公司机关总支委员会全体党员通过我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每月交纳党费,按时回支部、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并以总支委员会工作简报的方式告知市里和相关单位。
因当时我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工作,分工主管计委,为了组织管理、工作方便,重庆市木材公司机关总支委员会用工作简报的方式将我入党的情况通报相关单位并抄呈了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鲁大东办公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时至1976年11月14日传达,叶剑英、华国锋等上层突然政变,宣称: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以此为托词,不讲道理,不由分说,不依法律,不顾党章,将我定为跟四人帮的人,以所谓办“说清楚”学习班为名,用诈骗、强制等非法手段将我先后关押在重庆市木材公司、雾都宾馆(五招待所)、市看守所等地达五年之久,就在这非法关押期间本人依旧交纳了党费。
二、不承认!也不是开除党籍?
1976年时,我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中国共产党也才十个月。本人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没违宪、四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当时的重庆市革委会主任、市委书记的鲁大东,以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为由,在与我谈话时说:你黄廉是党员,又是省、市革命委员会成员,去学习,把你与四人帮的关系谈清楚,学习期间不办公、不会客、不打电话,不回家、不外出。还说这种形式就叫它“谈清楚学习班”吧!
我当时极反感,没这个道理嘛。我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代表,入党才十多个月,在中央没有任何职务,我除了敬仰中国共产党,服从中央,响应中央的号召,为人民服务,在地方做革命工作之外,从不参与中央决策,与中央首长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凭什么叫我去把中央的事谈清楚?而你鲁大东同志在文革中当了中央委员,直接在中央开会,经常参与中央议政,掌握着重庆人民的生杀大权,是你领导我们,在你的领导下,要不要我进市委大院,要不要我出席什么会议,准不准我做共产党员都是你说了算。你每月工资几百元,我每月工资仅59元。到底你我之间,谁应该向党和人民说清楚?
那个时候,平时道貌岸然的鲁大东,坐在办公室的大椅子上,得意忘形地把双脚搁在大办公桌上很不耐烦的笑着对我说:“这是中央和省委都知道的,你去吧!什么地方,由他们保卫处的和警卫组的人送你去,去学习嘛!”
我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一个省市革命委员会的知名成员,一个在满城风雨中入党的中共党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履行任何手续,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条文审判定罪的情况下,凭一句服从组织,就被强行骗进“谈清楚学习班”,在“民兵”“解放军”便衣警察的看押之下,失去了自由,在精神上的虐待与正规监狱毫无区别。
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把我折腾了五年之久,依然没有法律条文对我作定罪依据。直到一九八一年的寒冬,重庆市看守所一个叫刘贤庭(音意)的警察把我从监房叫出去,有了下面这样一段对话。
刘警察对我说:“黄廉,你还是个共产党员,是吗?”
答:我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刘警察:你现在己被关起来了就不应该是党员了。
答:我们共产党没有这个规定,参加了党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刘警察:那么,别人不承认你了,你知道吗?
答:只要毛主席创建的中国从产党还存在,我的志愿还承认自己的信仰,还有我的入党志愿书,档案尚在,什么“别人”承认不承认,我管不了这么多。
刘警察笑着对我说:你看这份通知,是要你签字的,通知说“木材公司党委不承认你是共产党员”。
答:这是什么通知?我们毛主席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听说过—个党组织对自己的党员可以随便不承认的,这是笑话。
刘警察:通知在这里,你接受不接受?不接受请你签名。
答:这么荒唐的通知我怎么能签字?
刘警察:签不签字是你的态度问题,你自己负责。
答:你不要威胁我,我的态度早已说了,你们非法关押我几年了,我抗议! 我总有一天会走向社会,你们把我关在这里,非法进行岁月的谋杀,你们这样对待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是对社会、对人民的犯罪!
刘警察:你这些话给我讲没有用,你签不签字?
答:你代表什么,省委、市委?你代表鲁大东或是华国锋?谁让我在这样的东西上签字都是没有道理的,非法的,我是毛泽东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刘警察:你不签,那就回监房里去吧。
就这样,直到我在四川省三监狱坐牢十八年,到1994年出狱均无人再找我谈党籍问题。但从我的内心和政治志愿上始终保持自己是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三、社会的回音
由于上层集团的政变和华国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叛,我被无辜迫害,被强加跟着四人帮的反革命罪,冤枉坐了18年牢。1994年出狱之后,1996年碰见我曾经在海军北海舰队的战友干本忠同志(是重庆某某局的处级干部),他告诉我:你坐18年牢,现在已是妻离子散,流浪街头。但有人却踏着你的名字荣升进京当了京官为荣。
干本忠告诉我说:你认识一个叫唐克碧的人吗?文革被否定后,她已升任为中央妇联主任,一次偶然机会,我与这个原四川省委书记坐在一起,由于我们都是四川人,她问起我知不知黄廉这个人,我说我们是同年参军在二野军政大学的同学。唐克碧说:我也认识黄廉其人,要不是黄廉,我还调不进北京,因为当年我在四川省委任省委书记时,1976年2月我来北京出席中央打招呼会议,在会上,江青找到我,要我和她共同作黄廉的入党介绍入,当时,我回答江青:我还不知道黄廉的情况,他家住在哪里?门向何方开都不清楚,怎么能作黄廉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四人帮垮台了,邓小平上台了,黄廉被批判了,本来我也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从卢州到省委的,就是因为我在打招呼会上顶了江青,因此说我顶了四人帮,算我觉悟高,省委书记虽当不了了,但由于我是反江青的,因此我调来北京当了全国妇联主任。从这个角度看,黄廉还帮了我的忙啊!
黄 廉
二00四年十一月
注:研究此文涉及的问题可查阅《鲁大东在重庆》2001年10月重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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