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于历史问题，向来众说纷纭。本站欢迎各种基于公正立场，有事实依据的文章。希望不同观点之间能够相互学习、批判，以利于揭秘历史真相。
周恩来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
中央革命根据地丧失和红军被迫长征（1）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中革军委领导人周恩来和军事顾问李德不经政治局讨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 10月10日 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以及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了长征。从 11月25日 抢渡湘江开始到 12月1日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渡过湘江，整个湘江之战，中央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5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说明了什么？不仅说明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的错误、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也说明了中革军委领导人周恩来的错误。
关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早已定论，是人所周知的。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很多资料、文章、书籍只提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而回避提及周恩来的错误。笔者认为这是不公正的，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全面的。这里仅就此问题谈一下自己的思考和认识，供读者参考。
执掌最高权利的所谓的“三人团”，是由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军事顾问李德组成的。毫无疑问，他们三人是一致的，他们都忠实地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就和他们不一致，所以也进不了那个团体，所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如果说是博古、周恩来、李德指挥，作为军事最高负责人的周恩来难辞其咎，理应对失败负责。如果说是军事顾问李德负军事指挥之责，那么周恩来为什么把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放手交给一个外国军事顾问？如果说是博古把指挥权交给李德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愿意当这个有名无实的最高军事负责人，为什么不坚持原则？为什么不做斗争？也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历史资料来说明或者证明周恩来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是持有反对意见的，是采取了抵制措施的。上述三种情形，无论是哪种情形周恩来都难辞其咎。打了败仗，司令不负责，却要顾问来负责，道理讲不通，也说不过去嘛。
总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湘江之战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几乎造成灭顶之灾，说是一场“浩劫”不为过吧。这个责任理应由王明、博古、周恩来、李德来承担，周恩来是不能置身事外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军事斗争，从军事上来讲，周恩来负责，所以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之战的重大损失，周恩来的责任比较其他人来说，应该更重大一些。
这样讲，可能会有人持否定或怀疑态度。周恩来应不应该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的前期失利负责呢？这个问题关键要看指挥权是不是在周恩来手里，此处仅举四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其一：第五次反围剿中对萧劲光的处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第320页中写到：“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没有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说要找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们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他是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映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可见这件事的矛头其实也是对着毛泽东的。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等坚决反对，萧劲光没有被处极刑，但仍被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并开除党籍和军籍。萧劲光被关押后，毛泽东要贺子珍前往探视，并转告萧劲光说：犁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问题，‘你应该撤退，作的对’。萧劲光被关押了一个月后，调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请读者注意，这里也是只提博古和李德，而不提周恩来。“他们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他是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这里的“他们”是不是包括周恩来呢？当时是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而不是博古、李德二人团，处置战场指挥员，不经过周恩来这个最高军事负责人点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里的“他们”是一定包括周恩来的。“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等坚决反对，萧劲光没有被处极刑”，这里的“等”，可以肯定是不包括周恩来的，如果包括周恩来则肯定会写上其大名的，因为，坏事情可以回避周恩来的名字，好事请是绝对不会忘记周恩来的名字的。
我们再来看一段文章，张聿温著《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第272页至276页写到：
彭德怀已经对毛泽东谈了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的看法。那是全国财经会议后，时间在9月份，地点在毛泽东的办公室。
彭德怀说：“听说财经会议开的很热闹，大家对刘少奇、恩来有不少意见？”
毛泽东说：“是啊。事情是由薄一波的新税制引起的。”
彭德怀说：“新税制的事我不清楚，但历史上有些事我却一直有看法。”
毛泽东问；“哪些事呀？”
彭德怀毫无保留地谈开来：
……
毛泽东又问：“对恩来同志呢？”
彭德怀略一思索，说：“历史上，我对恩来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指挥很不赞成。对干部，尤其是对萧劲光的处理很有意见。三三年十月下旬正式成立的红七军团，寻淮洲是军团长，萧劲光是政委。11月间，黎川失守，萧劲光差点被杀掉。最后脑袋总算被保住了，但政委的职务却丢了。黎川丢了，这能怪萧劲光吗？‘左’倾机会主义瞎指挥嘛！按他们那一套搞，整个苏区不是都丢光了吗？该杀哪个的脑壳呢？这里面，恩来应当负相当的责任！”
一谈战争，一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罪过，毛泽东就来情绪：
“这个萧劲光，就是不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喜欢。在此之前，他曾被打为‘罗明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受到过批评打击。老彭，你说得对，打仗，王明他们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他们居然骂我：‘你毛泽东懂什么马列主义，你不过看了部《孙子兵法》！’可他们呢，连《孙子兵法》都没看过！”
读者请注意，这里彭德怀说的再明白不过了，由此看来，“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没有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说要找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们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他是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这个“他们”里包括周恩来是确凿无疑的。
其二：第五次反“围剿”中和长征途中，周恩来多次主持和召集会议，如 12月12日 通道会议由周恩来召集，如 12月18日 黎平会议也是由周恩来召集，一般的规律是，会议的召集者，必定是有决定权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其三：周恩来一九四三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讲过：“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既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也与以前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由这段话中，读者可以明确看出军事指挥权是在周恩来手中，尤其是从“我决定采用毛主席的意见”，“军事指挥与以前不同”等话语，更可以证实周恩来是最高军事负责人，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是有着实实在在的权利的，不是一句空话。由这段话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知道，在黎平会议之前，周恩来是听不进其他意见的。
其四：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革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这也证实周恩来是有指挥权的，应负相当的责任。如果指挥权在李德那里，作副报告的人应该是李德，而不是周恩来。周恩来所作的副报告中，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值得说明的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这是很多文章的说法。何谓主动，何谓不主动，主动与不主动只能说明态度问题。应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应该有多大责任谁就负多大责任。不能因为主动承担了责任而无责任，也不能因为不主动承担责任而加重责任。总而言之，周恩来是有重大责任的。在遵义会议上，只不过博古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强调客观因素多，而周恩来相对来讲转弯子则比较快一点罢了。
伍修权在《回顾革命史难忘毛泽东》一文中写到：
周恩来作为博古、李德指示的主要贯彻执行者，主动承担责任，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大家马上对他表示了谅解。
伍修权在《回顾革命史难忘毛泽东》一文中还写到：
在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发言中，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李德可说毫不留情，措辞十分尖锐严厉，多处直接指责了他个人。对博古则留有余地，并且对事不对人。毛泽东会下还曾向参加会议的红军将领打了招呼，让他们将博古和李德区别对待，对博古这个才20多岁的中央负责人，尽量予以爱护和照顾。毛泽东这样做，使李德完全孤立了，他对此感到十分恼火和委屈，认为许多事原来是中共中央推给他干的，现在出了问题却集中火力攻他，弄得他一肚子火气无处发。但是毛泽东的处理方法实际效果很好，会议团结和争取了博古，使他冷静地听取了批评意见，开始认识并逐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从这里我体会到了毛泽东努力缩小打击面，尽量团结大多数的策略思想和政治胸怀。
对三人团之首博古爱护照顾，对事不对人；对军事负责人周恩来予以谅解；而对外国军事顾问李德猛烈开火。这是在那种党和红军面临绝地的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遵义会议要速战速决，不能搞成马拉松，毛泽东为了迅速解决问题的一种策略。并不能以此来说明错误程度李德最重，博古次之，周恩来更次之。后来，在长征途中，李德对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是信服的；张国焘欲以武力威胁中央时，毛泽东处理危机的方式，李德是大加赞赏的；李德惟独对遵义会议要他承担军事指挥上的主要责任是颇有异议的，看来是可以理解的。
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朱德）、周（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后不久，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共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此时周恩来对中国工农红军如何摆脱困境，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如有不同意此种说法者，请举实际例子来说明周恩来是如何挽救红军的），只有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再次大显身手，屡出奇谋，从而毫无争议地重新成为事实上的党和军队的统帅。
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部部长张民著《毛泽东是怎样战胜对手的》：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是博古、李德的“御敌于国门之外”战略的破产，[小人物：就在这同一部著作中，讲过，宁都会议，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撤消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周恩来接替了毛泽东的职务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并决定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另外，周恩来是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的重要成员，这是人所周知的事实。和许多的文章一样，在这里也回避了周恩来的名字。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真的与这位“负战争领导总责”的周恩来无任何关系吗？历史事实已经作了有力的说明。]他的具体过程，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失败的三步曲：
第一阶段，继续推行冒险进攻的战略方针，企图以全线出击，以攻对攻的作战方法，把敌人的“围剿”阻止在根据地之外。这种以攻对攻的作战方法，表面上看起来很积极，实际上是单纯的以攻为守，是一种拼消耗的方法，因此是消极的。这种方法，在强敌进攻面前是要吃亏的，根本不可能达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目的。
……
“以攻对攻”的作战方法失败以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就转入了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博古、李德[小人物：在这里又一次回避了周恩来的名字]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冒险进攻，一下子转而采取完全消极的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实行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不惜一切代价地同敌人拼消耗。他们想用这种消极的阵地防御战，阻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最后达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目的。
……
于是，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失败的的第三阶段：仓皇逃跑。
在这个阶段，所有防御阵地被敌人各个击破，全线崩溃。博古、李德[小人物：在这里又一次回避了周恩来的名字]被敌人的强大攻势完全吓倒了，在战争危急关头，他们惊恐慌张，丝毫没有作为战略决策者应有的冷静和胆略，大敌当前，想不出退敌良策，只好仓皇逃跑。
……
但是，博古、李德等人[小人物：在这里又一次回避了周恩来的名字，但是却用了一个“等”字，这个“等”是否应该包括周恩来？]这时已经被敌人的进攻吓破了胆，丧失了信心，只好仓促决定丢弃江西根据地，变成了惊慌失措的大逃跑。
对于撤出江西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和战争前途的重大战略决策问题，党中央不仅没有在红军和地方的领导干部中进行动员和解释工作，甚至也没有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只是由博古、李德等极少数人[小人物：在这里又用了一个“等”字，这个“等”是否应该包括周恩来？]作出最后决定的，按照他们的决定，先由地方部队接替各路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然后将红军主力从阵地上撤下来，向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集中后既开始战略大转移。
周恩来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
中央革命根据地丧失和红军被迫长征（2）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部部长张民著《毛泽东是怎样战胜对手的》：
[小人物：所写遵义会议的有关内容，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说明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作用。]毛泽东首先取得王稼祥的支持很重要。王稼祥是博古在苏联的同学，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支持者之一，他当时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他首先站出来支持毛泽东，为遵义会议成功的召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周恩来也很重要。他和王稼祥两个人的态度，对遵义会议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尤其是取得周恩来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他是中央军委“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也是当时中央领导核心之一。[小人物：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所谓“关键作用”，是值得商榷的，当时“三人团”已无市场，失道寡助，大多数人都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在长征路上，毛泽东作了王稼祥的工作，也作了张闻天的工作，但是没有文章说毛泽东作了周恩来的工作，由此可见，周恩来的作用远不及王稼祥、张闻天的作用“关键”。再者，作为三人团的重要成员，和博古、李德一样，也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不然，就不会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名曰“战略转移”的仓皇大逃跑。通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实践，说明周恩来“谋”既不“多”，“断”亦不“善”。但是，周恩来有一般人所不及的优点，那就是懂得“看风”善于及时“转向”。]
周恩来从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他赞成毛泽东出来领导。对于他在执行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感觉到不对。后来他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夕，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小人物：我对此说法有三点看法，其一，按照周恩来的说法，毫无疑问以前是李德在指挥作战，大家想一想，一位“负战争领导总责”的中革军委领导人听从外国军事顾问的指挥，是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这里是不是有推委之嫌？其二，如果象周恩来所说，在遵义会议前夕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在当时以军事斗争为主的战争环境下，军事指挥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还会召开遵义会议吗？或者说还有召开遵义会议的必要吗？其三，按照周恩来所说“经过不断斗争”云云，周恩来把自己本来是王明路线的主要的重要的成员、支持者、忠实执行者的角色，变成了一位与王明路线斗争的一名勇士，这是与历史真相不相符的。王稼祥是博古的同学，是王明路线的主要支持者，他没有能够进入“三人团”这个核心，同样是王明路线主要支持者的张闻天，也没有能够进入“三人团”这个核心，可见周恩来与王明路线、与王明、博古等人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是何等的不一般了。换言之，如果周恩来真的“经过不断斗争”，与王明路线意见相左，他就不会成为三人团成员，他就不会成为领导核心，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毛泽东一直在与错误路线作斗争，所以就一直被排斥，就一直没有发言权，这就是鲜明的证据。是毛泽东通过不断的作斗争、通过不断地作王稼祥、张闻天的工作，才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才争得了发言权，才解决了军事指挥问题，这是人所周知的没有任何争议的历史事实。而周恩来所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夕，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的说法有多少可信度，是需要加以认真思索的。]“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不同[小人物：从周恩来的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军事指挥权在周恩来手中，而不是在李德手中]，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态度有区别。”
张闻天也很重要，他也是王明路线的主要支持者之一。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在行军路上，也向他作了许多思想工作。遵义会议前夕，张闻天也已经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早在江西广昌战役时，他就批评博古不应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在一次会议上同博古闹翻了。
朱德对博古、李德早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对他们取消中央集体领导，实行个人专权很不满意。朱德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历来尊重毛泽东，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李聚奎《深切怀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一文：
自1930年冬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到1934年秋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每一次我都参加了。前两次反“围剿”作战，我在红三军九师二十七团团长；三、四次反“围剿”作战时，我在红三军八师、七师、九师三个师里先后任师长；第五次反“围剿”前，又调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其间，由于工作岗位的局限，我对中央在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知道的不多。但有一点我和战友们的感受是很深切的，那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红军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逢凶化吉，根据地能扩大，部队能壮大，革命政权能巩固。反之，尽管还是这些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在浴血奋战，还是那些可敬可亲的根据地群众在全心全意地支持党和红军，但根据地总是缩小，红军总要减员，最后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
杨得志《我见到的毛泽东同志》一文：
那时，确实是这样的，说毛泽东就是说红军、说共产党，说红军、说共产党也就是说毛泽东，也就是在说胜利。
可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虽然打了很多硬仗、恶仗、苦仗，伤亡却极大。当时，我虽然在团一级的领导岗位上，对中央在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所知甚少，不过也从实际中感受到那种与强敌拼消耗，和毛泽东提倡的打法不一样，再看到根据地一天天在缩小，伤员运送、治疗都十分困难，仗越打越艰苦，心里就憋闷得慌。我所在的团在高兴圩、狮子岭一线打了一个月左右，牺牲了很多同志，最后还不得不撤下来，走上了长征的道路。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从新回到红军的指挥位置，我们才四渡赤水，巧过金沙，翻越雪山，走过草地，转危为安，胜利到达陕北。每想到这些，我就想到“用兵如神”的话，他从根本上打破了战争如神物的观念，正确地认识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指挥我们无往不胜的历史。是啊，他的英明和正确，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
伍修权《回顾革命史难忘毛泽东》一文：
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广大群众中的很高声望，在1931年举行的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也就从那时起，人们开始称他为毛主席，并且一叫几十年，后来“主席”二字竟成了他的专用称呼。不过，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都不知道，正是当时，毛泽东的日子并不好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不断对他进行排斥打击，他的思想主张都被当作所谓“右倾错误”和“富农路线”等等横加批评指责。在1932年10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他受到排斥和打击，会后被撤消了所有军事领导职务，被迫离开军队。1933年初，受王明遥控的博古等人的临时中央迁入苏区（这事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一面批判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一面不得不投靠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来立足存身），王明的“左”倾错误全面深入地在苏区推行贯彻，毛泽东的处境就更糟了。当年秋天，一个来自苏联的德国人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份来到苏区，我被中央指派去为他做翻译，直接领教了这位“洋钦差”的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李德和博古一唱一和地完全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和否定了他的主张。当时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以被完全剥夺了，仅剩了一个苏维埃主席的地方政府职务虚衔，所以博古曾嘲笑他成了“加里宁”，和苏联没有实权的苏维埃主席一样。毛泽东被迫“靠边站”时，不是去“养病”，就是去农村调查，中央和军委的会议很少通知他参加，他的声音也很难听到了。
但是，正是由于党和红军失去了他的领导，人们反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正确主张和积极作用。他指挥苏区军民反击敌人的第一、二、三次“ 围剿”，每次都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粉碎了5到10倍敌人的进攻。第四次反“围剿”，由于仍沿用了他原来的战略战术，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时，李德和博古凭着洋本子在地图上指挥作战，盲目宣称“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要打“国与国之间的正规战争”，搞什么“六路分兵”“全面抵御”等等，结果使红军处处被动挨打，部队伤亡惨重，阵地连连失守，兵力越战越弱，苏区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下撤退转移一条路。严重失败使许多红军指战员都发出了疑问：
“为什么毛主席指挥我们时连连胜利，现在却光打败仗？”
“为什么不让毛主席来继续指挥我们？”
连高级领导人中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了异议和批评，并且逐步转而听取和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也由应该听从李德的指挥，转为更加信服毛泽东的领导。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