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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之“大炼钢铁”（旧文）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 2011-01-05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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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15周年　　

关于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之“大炼钢铁”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我国真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就是高举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探索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昂首阔步前进的；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一切辉煌成就，无不铭刻着“三面红旗”的丰功伟绩！无不闪烁着“三面红旗”的夺目光辉！笔者这样说，很可能有人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谬论的，笔者写作此文的目的虽然不是想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以上的结论，但是，如果读者是对新中国的发展历史有一定研究,不抱有任何偏见和成见的话，你就会得出这样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结论。　　

薄一波同志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就比较客观和准确，他说：“毛主席在三大改造的后期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决策，事后看来过急了一些，有缺点有偏差之处，但当时大家都是同意和接受了的”。“要求在探索中不出一点偏差，完全正确，那是把探索理想化了，而这种理想化的探索在现实生活总是不存在的”。“要充分地看到，这些缺点和偏差同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是非常次要的，而且许多也是难免的。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党中央和毛主席所确定的指导这个时期工作的总路线和基本方针、基本政策是正确的”。“我们所以能够成功地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首先应该归功于毛主席”。（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65页至566页）。　　

无须讳言，在高举“三面红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歪风邪气：那就是以“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五风”。有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那一小撮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占据着共产党的高位，实际上已经沦为洋奴、卖国贼的共产党中的败类；那一小撮始终信奉着“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分田单干”， 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是“五风”歪风邪气的制造者！他们反手为云、覆手为雨，拿出诬良为盗、诬良为娼的看家伎俩，疯狂攻击和竭力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说什么“搞早了”、“搞糟了”，说什么“得不偿失”，说什么“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说什么“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谦虚谨慎了”，说什么“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什么“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说什么“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说什么“‘ 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借以达到他们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在他们看来“大跃进”就是“五风”，“五风”就是“大跃进”，“大跃进”之所以错了，就是因为有“五风”，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当搞“五风”问题的根源查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又变成：因为搞“大跃进”，所以才有“五风”。总之他们认为，“三面红旗”是错误的，错误是毛泽东的！他们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他们是正确的，而且是一贯正确的！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在反对和攻击毛泽东的歪风邪气甚嚣尘上的三十多年中，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毛泽东搞“五风”的事实，他们不得不靠欺骗和谎言来过日子！与其相反，却有无数的事实来证明，毛泽东是发现“大跃进”中“五风”问题的第一人，是反对“大跃进”中“五风”问题的第一人，是解决“大跃进”中“五风”问题的第一人！　　

那个当年在“大跃进”时期主持党的宣传舆论工作的人，那个与搞“五风”有着千丝万缕关系而难辞其咎的人，当他主掌朝纲之后，大肆鼓吹“改革开放”，“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的所作所为，经过三十年的检验，证明给我们的国家和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理所当然的受到全国人民强烈谴责的时候，他却说什么：“我们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大错误没有犯，小错误不断”，“”没有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今后也难以避免。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把“客观准确”和“实事求是”挂在嘴边上的那个他，实际上实行的是截然不同的两套标准，是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对待大跃进，竭力混淆局部错误和全局错误的区别，不遗余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对待自己的错误，则文过饰非，百般掩盖。当年在“大跃进”中极力大刮“五风”，后来又180度转弯又大刮“单干风”的头面人物，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严厉批评和组织处理的吴芝圃、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周小舟等人，在毛泽东逝世之后都被平反昭雪了，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路线斗争，由此也可略见一斑！　　

关于在大跃进中毛泽东是怎样反对“五风”的，网友们已经有大量的文章加以论述了。我的这篇小文主要是想使读者对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高指标有比较准确清醒的认识，使那些借此问题对毛泽东大加污蔑和攻击的阴霾早日烟消云散。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真实的，谎言与伪造终究不是历史！　　

下面是节选于袁宝华同志的文章，题目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关于毛主席的若干回忆》，这篇文章刊载于中央文献出版社《缅怀毛泽东》一书的上册第318页。袁宝华同志在1949年至1959年先后担任过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副处长、处长，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秘书长，重工业部钢铁局副局长、基本建设局局长，重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冶金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冶金工业部党组委员、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他是毛泽东调查研究决定钢铁指标过程的亲历者，有着不可争辩的发言权。　　

　 　

五、对苏联的援助不要要求太高
　　1952年上半年编了“一五”计划。1952年8月，我跟着以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到苏联去。总理是团长，团员4个人，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王鹤寿、陈郁、刘亚楼、罗舜初、宋劭文等是顾问，我们这些人是随员。这个代表团有百把人，各行各业都有人去，我当时是东北工业部的代表。稍后，东北工业部撤销，王鹤寿任重工业部部长，我又算重工业部代表。我们在苏联呆了整整10个月，直到1953年6月才回来，周总理去了后，依据毛主席的意见，向斯大林讲了我们面临的形势，包括抗美援朝的形势和我们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定，要求苏联对“一五”计划给予援助。苏联人要研究一下，总理就回国了，把我们这些人留下。接着苏联召开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总理又去，谈了谈，又回来了。苏联十九大后人员变动比较大，估计他们顾不了我们的事，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才开始分别谈判。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任，我们就分成了十几组，分别对口谈判。我当时负责冶金这个组，他们专门有一个副主任管冶金。与他们谈判时，他们一天到晚追问我们的矿产资源，我们答不上来，因为我们的地质工作太粗糙，条件太简陋，只有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十几台钻机，就是东北有一点，底子也很薄。苏联援助的项目基本确定以后，派宋劭文回国汇报，他那时是中财委秘书长兼计划局长。宋助文汇报时，毛主席亲自听了。他回去给我们讲，毛主席很高兴，说，苏联已经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了，不要要求太高，可以签字了。举个例子说，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总想一口吃个大胖子，第一个五年内提出要修一万公里铁路，而那时全国铁路一共也就是三万公里，是从清朝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修了几十年才修起来的，我们五年就要修一万公里，苏联人听了认为做不到。所以谈判时卡冈诺维奇问我们，你说要修一万公里，铁路器材谁给？你们需要多少机车，多少车皮，你这些机车、车皮谁维修？电动机车少，主要是用蒸汽机车，每个车站都要有上水设备，风、水、电气，这一套东西，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时答不上来，最后商量下来，把计划砍掉一半，改为修五千公里，这时苏联才答应，觉得差不多。协定于1953年5月15日签字，当时苏方的谈判主持人是米高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贸部长)，卡冈诺维奇(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交通部长)、卡维尔(他是贸易部第一副部长，留美学生，后来曾到中国检查苏联援建项目)参加；我们这边是富春同志主持，宋劭文、钱志道和我参加，我是管重工业方面的，钱是管军工的。签了协定，完成了任务，我们就动身回国。　　

　 　

（这段话表面上看来与“大跃进”及大炼钢铁无关，我之所以把这段文字也抄录在此，是为了说明所谓的“高指标”，是早已有之的事情，并不是毛泽东所提倡的。有些人在建国之初，在“一五”时期就提出过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高指标，这些高指标高的连苏联人都感到惊奇！是毛泽东指出对苏联的援助不要要求太高！这显然是对那些指责毛泽东搞“五风”的人是一种有利的回击！）　　

　 　

六、敢想敢说敢于，一切经过试验
　　“一五”时期，从传达中听到的毛主席的讲话，还是实事求是的。
　　1958年大跃进，是从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开始的。成都会议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成都会议讨论了计划、财政、金融、物资、商业等的体制改革问题，形成了好几个讲体制改革的文件。1958年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我作为冶金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结束以前，毛主席专门找我们谈了一次。当年完成1070万吨钢，冶金部的部长王鹤寿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后来王鹤寿专门检讨了这一条。毛主席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王鹤寿、刘彬和我都参加了。当时刘彬是冶金部副部长，我是办公厅主任主要管建设和计划。毛主席找我们这些人在他的会议室里详细地询问了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一个人一个人地问。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已去世)行不行，说可以。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钢)。太原市委书记姓麻，问行不行，说可以。毛主席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大家都说行。问到刘彬，毛主席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到过，刘彬说，我是刘英的弟弟(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毛主席说“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主席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我当时心里打鼓，估计会问到自己，得作些准备。后来问到我，说“你做什么呢？”我说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毛主席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我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别人讲得简单，只是拍拍胸脯，我讲了十面红旗，毛主席很注意听十面红旗是什么。问到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当时是八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不赞成1070，可是又不好说不赞成。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主席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当时他要秘书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这一次谈的时间不短，总有两个钟头。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所以专门开了这个会，结果大家都说行，而且报的数字超过1070，所以毛主席相信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他对陈云说，1070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我去谈了一次。“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我就把当时他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这也是按公称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个月我按四个月算。这样算了细帐，陈云认为，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后来毛主席与陈云同志谈话时，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陈云同志说话向来是很慎重的。
　　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拉。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
　　1070有个背景，就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后，毛主席窝了些火，要超英赶美。那时说，你苏联比我们强大，你超过美国去，我们选的对象是超过英国。
　　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
　　1958年8月初毛主席去北戴河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说，大跃讲问题，是我们在那里唬弄毛主席。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这样。鞍钢的党委书记就写了一首诗登在鞍山日报上：“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坐八百，看一千。”现在鞍钢生产八百万吨不成问题，但三十年前坐八百看一千，确实有些浪漫主义。后来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提出，他和农村基层干部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农村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要负责任，而且写了检讨，要求发到全党。少奇同志把它压下来没有发，我参加了他主持的西楼会议。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事后来看，不如发了，发了容易统一思想，毛主席都检讨了，大家还不认真地去检查自己？

　　

这是毛泽东决定1070万吨钢铁指标过程的真实述说！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是怎样向毛泽东拍着胸脯保证的，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一个的当面询问那些相关省市的领导和钢铁企业大员的，王鹤寿是怎样想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动员全国大炼钢铁的（后来是付诸实际行动了），薄一波是怎样“实事求是”的向毛泽东建议将钢铁指标登报的，陈云是怎样“慎重”的向毛泽东说“看起来有希望的”，毛泽东在1070万吨钢铁指标上是怎样留有余地的，毛泽东是怎样在“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的同时又讲“一切要经过实验”这两条的，毛泽东是怎样勇于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的，在这里全部写的清清楚楚，说的明明白白！这对那些靠造谣污蔑和谎言欺骗过日子的人，对那些靠无视历史事实和昧着良心向毛泽东身上泼污水的人，毫无疑问是有力驳斥！　　

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忧国忧民，一心为了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奋斗精神；毛泽东身体力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发现问题的锐利目光，解决问题的不懈努力；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主动做自我批评，千钧重担一身担，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高风亮节，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怀的！历史是不能任意戏说的，毛泽东的光辉是乌云遮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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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强国论坛》的这个帖子，或许能说明一些东西：　　

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口号是谁提出的吗？我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师跟我讲，是某个管工业的副总理提出的，有人把脏水泼到了毛泽东头上。　　

[ 218.24.160 ] 于2008-04-24 16:07:40 上帖 [ 发短信 ]　　

实事求是的写作文风,真实客观看待历史.写的很好,收藏了.    [ 124.135.237 2008-04-24 09:53:27 ] 0字 [ 0/59/0 ]　　

我选了几篇文章请读者品读，或许能有些心得。　　

附文1:　　

请看《沙家浜论坛》署名“皮皮鲁”的奇文：　　

1956年9月，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说：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们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央代表团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毛泽东主席在世界64个**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苏联15年可以超过美国，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怎么跟人家“老牌帝国主义”比，有一个指标就是看钢铁产量。当时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达到3000万吨。有人估计中国再过15年可能达到4000万吨，不是超过英国了吗？
    1958年3月，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随着总路线的实施，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跃进”运动就在中国大陆轰轰烈烈展开了。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到小民，大家的头脑都发热了，“大跃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作为革命家、政治家的毛泽东，向来是说出来就要做到的。他放出豪言，在两年内要在钢产量上赶上英国。英国在1957年钢产量是两千万吨，中国是535万吨。于是他下令在1958年钢产量要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命令九千万人“土法炼钢”。就在大跃进的浪潮中，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钢铁产量要超过英国的雄心勃勃的指标，中央发出了“大炼钢铁”的号召，要“让钢铁元帅升帐”。于是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　　

“皮皮鲁”还写到：　　

二五计划中，原已超额的钢铁生产指标，被毛泽东的新指标代替了，这新指标对钢铁生产的预计是，一九五八年的生产量是一九五七年生产总额五三五万吨的翻了一番，成为一○七○万吨了。这一个钢铁产量大翻身，据当时实际主管钢铁生产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事后的回忆，也是出于一个天大的偶然。原来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初，为想提高钢铁生产量，曾召见薄一波到他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并提供口头咨询。毛在池中问薄，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的指标能否翻一番？刚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个身，因而随口说翻一翻。毛闻言大悦，就说翻一翻吧。他二位决策者，因而就这样决定了，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翻一番，就订下了一○七○万吨的指标了。　　

　 　

简评:　　

这位“皮皮鲁”先生，就是靠想当然和主观妄想来戏说历史的的一个佼佼者。他说，“毛泽东下令在1958年要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命令九千万人‘土法炼钢’”。最为有趣的是“皮皮鲁”先生对1070万吨钢铁指标由来的说法，真是令人惊诧万分！1070万吨钢铁指标竟来源于游泳池，谁人在游泳池中游泳翻身时还要说一说啊，毛泽东问的是时候，薄一波翻身翻的是时候，薄一波回答的也是时候！说什么此事出自薄一波自己的回忆，这样的文字如果也需要评判，那会把人累死的，就是不累死也要被气死啊！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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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二．“大跃进”的发动和全民大炼钢铁（选）　　

郭大钧　　

11月，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在会上，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目标。毛泽东在征得中央其他领导人同意后提出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12月，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词中，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这年冬天到1958年春，全国农村动员了六、七千万人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这实际上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从酝酿发动进入了全面开展阶段。
    ……
　　自从中共中央提出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和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以后，追求钢铁产量的增长成为经济建设的中心，成为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
　　1958年3月成都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的第二本帐为700万吨。5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提高至85O万吨。6月，各协作区钢铁规划会议竞相提高计划指标，冶金部经过汇总向中央提出1959年全国钢产量可超过3000万吨，到1962年达到8000万吨，甚至900O万吨。为此，1958年必须达到1000万吨以上。　6月19日　，毛泽东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1100万吨（后对外宣布为1070万吨）。但是，7月份的产钢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只生产70万吨钢，l月到7月底累计产钢380万吨多，同1100万吨的计划相差约700多万吨。　8月16日　，毛泽东感到产钢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实行党委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办钢铁。
    　1958年8月17日　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北戴河会议”。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工业生产、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等问题，通过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等40项决议。会议对当时国内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1958年农业生产出现“大跃迸”，粮食总产量可达6000—7000亿斤，比上年增产60—90％，棉花将达7000万担，比上年增产1倍以上。基于这种盲目乐观的估计，会议认为我国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了，注意力应转移到工业上来。会议决定当前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生产和机械生产，并正式确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在1957年的535万吨的基础上增加1倍，达到1070万吨。此外，会议还确定了一批1959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生产和文教事业的高指标，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
　　北戴河会议以后，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掀起高潮井成为“大跃进”的中心。然而，在4个月时间里生产620万吨钢（前8个月生产了450万吨），从当时钢铁工业生产能力和交通运输、采矿、能源等生产能力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为了实现钢产量翻一番的高指标，全国各地采取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例如：
　　（1）各地区、各部门把钢铁生产放在首位。凡与大炼钢铁在设备、材料、能源、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其它工业部门，一律“停车让路”，保证钢铁生产的需要。（2）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小土群。除了原有大中型钢铁企业发动群众突击炼钢炼铁以外，全国动员大批群众采取土法炼铁、炼钢。到1968年9月，全国有5000万人直接从事冶炼工作，建立各种规模、大小不一的小高炉、土高炉60万座。到12月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000万。同时，尚有2000万人从事找矿、挖煤、交通运输、后勤保障等工作。（3）不断追加投资，扩大基本建设规模。
    ……
　　经过几千万人4个月的日夜苦战，到1958年底宣布全年钢产量为1108万吨。但是，其中300万吨不合格，无法使用。　　

　 　

简评:　　

在描写“大跃进”的诸多文章中，郭大钧的文章是比较少见的。之所以说少见，是因为此文中基本上不含有恶毒攻击和漫骂毛泽东的文字，而且，还提供了这样的基本的历史事实：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中国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说法，是事前征得中央其他领导人同意的，也就是说，在提出这个目标的时候，毛泽东并不是独裁的，也不是武断的，而是民主的。应该准确的说：中国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是中央的决定！　　

需要说明的是，毛主席说的是“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请注意，这个“可能” 用词是严谨的，是留有余地的。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毛泽东在1957年11月18日在苏联的讲话中说：　　

我国今年有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吨到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许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一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二千万吨钢，再加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钢，岂不超过了英国？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的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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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3:　　

简评：　　

这是一位自称“有良知的当代中国史学家”的文章，很值得一读。其用语之尖刻、之恶毒，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是造谣污蔑，什么是信口雌黄，什么是胡说历史，什么是狂犬吠日，这位“有良知的当代史学家”在这篇文章中有“上佳”的表现，给善良的人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连起码的历史事实都不顾的“史学家”，他所谓的“良心”不是献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而是用来向洋人主子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献媚的！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大跃进“始作俑者”心理动机探秘
余习广　　

      起于1957年底的那场大跃进，给亿万中国人带来了一场无情的大灾难！
      毛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施以”机关枪、迫击炮及其他“的火力攻击时，曾经怒发戟指地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其无后乎？“
      祸起于莫斯科会议后毛泽东“超英赶美”压苏联、与赫鲁晓夫争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雄心壮志”，和由此而来抢先于苏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中国社会拖进了灾难深重的苦海。
      　1958年1月11日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大批周恩来的“反冒进”时，他气势摄人地借题发挥了一通：“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毛泽东一股作气应承下来，并以此洋洋自得地大谈起他心中的宏图伟略：大跃进！大跃进是毛泽东狂热冲动的产物，是一场因“伟大领袖”个人好恶和性格而造成的民族大灾难！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焦虑状态！
      南宁会议，体现了他不顾一切向前冲的决心；北戴河会议，正式吹响了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炼钢铁”的进军号。什么大不列颠、美利坚，统统不在话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三年建成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了毛泽东心中最富特色的口号。毛泽东的激情好象一把火，燃烧着整个神洲。中国大陆陷入一场全民狂热的激情冲动之中！
      以历史的眼光，平心静气而论，就毛泽东的心理特质，遇上鲁莽而又叛逆，大刀阔斧而又敢作敢为的赫鲁晓夫，真是他命中注定的不幸！引发起毛泽东晚年心理上纠缠不息又挥之不去两大梦魇的，就是这个苏联人！
      晚年毛泽东心理障碍重重，寻根刨底，基本都能溯源于赫鲁晓夫行为所造成两大刺激：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全面破产，否定斯大林而引发的接班人危机。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揭发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布达佩斯“暴乱”，愤怒的群众捣毁了斯大林铜像……
      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对于斯大林神像的坍塌，毛泽东也是有些私心窃喜，这是中国人伸张民族情怀的大好机遇。他说：“孙悟空甩掉了头上的金箍咒！”他在党内发起了一场关于斯大林对中共所犯错误的清算。
      毛泽东不喜欢也看不起赫鲁晓夫这位鲁莽、冲动、夸夸其谈且狂妄自大的苏联领袖，他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身后的批判，和由此将在中国引发的危机。他说：“个人崇拜还是要搞一点的。六亿多人口的中国，不搞一点个人崇拜，那还得了！”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焦虑状态！
      在大唱“苏联为首”高调的同时，毛泽东以斯大林问题、国际共运中各国党的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核时代是和平过渡还是战争、社会主义建设要赶超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对“以苏联为首”的提法不以为然的波兰的哥穆尔卡时就耐心的做解释说服工作说:“有事总得有人来召集一下，大家才能商量，开会讨论，现在苏联的力量最大，苏联作为召集人是最合适不过了。赫鲁晓夫同志说希望轮流召集，我觉得不行，论到霍查、金日成、胡志明，可能不太好办。赫鲁晓夫同志还说过由中苏两党轮流召集，我觉得这也不妥，我们还是要搞成一元制比较合适。哥穆尔卡同志，你和南斯拉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看法是可以理解的。”“要不要以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总得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人来召集一下嘛。”“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我们谁能代替苏联这个角色？”（三豆村  曹志为编著<毛泽东两次苏联之行>第213页）　　

而这位有良知的史学家，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信口雌黄，说什么毛泽东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是“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向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发起全面挑战”。 他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功力已经到了睁着眼睛说瞎话毫无廉耻的程度！)
      但他心中有数，关键的问题还是经济实力。
      　11月7日　，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激情洋溢地宣布，要通过和平竞赛，苏联在十五年内要赶上并超过美国。苏共领导人确定，从1959年内算起，在十二年内达到共产主义。
      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毛泽东闻风而动，　11月18日　，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更是慷慨激昂地向世人宣布：“中国人是很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8年8月风起云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将中国大陆引向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潮。毛泽东豪情勃发，激情似火，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争雄苏联，那是为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情，为了他领袖群伦的欲望，更是为了他从青年时代痴迷的“新村”主义演绎而来的那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梦想！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这位史学家不讲“大跃进”产生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不讲“大跃进”中“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由来，不讲毛泽东为制止这“五风”所做的种种不懈努力和斗争，而是把所有的污水都一股脑的泼向了毛泽东，说什么“大跃进是毛泽东狂热冲动的产物，是一场因‘伟大领袖’个人好恶和性格而造成的民族大灾难”，说什么“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焦虑状态”，谴词用句之恶毒，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极点，他不是摆事实讲道理，除了污蔑还是污蔑，哪里还有一点“有良心的史学家”的影子呢。按照他的观点，我们中国人是不应该“豪情勃发”，也不应该“激情似火”，也不能“争强好胜”，更不能“不甘人后”！应该老老实实的仰人鼻息，跟在美英苏等外国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的慢慢的爬行才正确、才伟大、才能不患什么“极度狂燥焦虑”！什么是小人之心，什么是小人之口，莫过于此人！）
      “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的社会模式被创造出来后，毛泽东自认为是找到了他心中的“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被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新曙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结构”。
      在两千多年历史的小农经济和皇权专制的中国，人民公社大有市场。
      人民公社的“原教旨”指导思想是“一大二公穷过渡”，组织原则即军事共产主义，社会结构为共产、共食、共居的新村乌托邦。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并建立起公共食堂、托儿所、幸福院、缝纫厂，实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公社所有，建立起军事化共产主义体制。
      这种军事化的国家农奴制，使得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农民，成为国家农奴，并成为其最大限度榨取农产品的源泉，成为各级干部大搞“大兵团作战”，“争上游”、“夺红旗”、大跃进的工具，“五风”如洪水猛兽横扫中国大陆。所谓“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高征购风”及“强迫命令风”下的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和生活特殊化。
      这一切使得中国大陆的广大农民彻底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加上时值秋收季节，又大搞“钢铁元帅升帐”，“九千万人大炼钢铁”，致使收割时节严重缺乏劳动力，各地普遍出现“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的情景。
      到1958年底，丰年不丰收的各人民公社，就普遍陷入严重的饥荒。而1959年的春荒，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据中共中央有关材料表明，至1959年4月底，全国因饥饿而发生浮肿、干瘦、胃肠道、妇女绝经、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疳积、紫绀等严重病情，将近四千万人次，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北、四川、广西、广东等15个省普遍发生饿死人的情况。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这位史学家在这里还比较客观，只是说因饥饿而发生病情近4000万人次，15个省普遍发生饿死人的情况。而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饿死4000万人！仅因此给予表扬吧！）
      无情的现实，迫使毛泽东逐渐清醒起来。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1958年11月开始的9个月纠左工作，使得大跃进以来的社会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
      1959年8月，庐山风云，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万言书中一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诘难，激起毛泽东歇斯底里的勃然大怒，一场“反右倾”、“更大跃进”势不可挡。从此，中国社会彻底改变了因面对困境而实施半年之久的调整方向，并由此陷入了长达三年之久而造成5500万人死难于斯的大饥荒和大灾难！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我刚刚因此还表扬过这位史学家，在这里他就变本加利了，说死了5500万人口！中国当时的人口情况如下表：　　

年份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总和生育率
　　    （万 人）     （‰）    （‰）      （‰）           (个)
1949      54167       36.00      20.00       16.00           6.14
1950      55196       37.00      18.00       19.00           5.81
1951      56300       37.80      17.80       20.00           5.70
1952      57482       37.99      17.00       20.99           6.47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6.05
1954      60266       38.19      13.18       25.00           6.28
1955      61465       32.18      12.28       19.90           6.26
1956      62780       33.67      11.40       21.39           5.85
1957      64238       34.03      10.80       23.23           6.41
1958      65346       29.22      11.98       17.24           5.68
1959      66012       24.78      14.59       10.19           4.30
1960      66207       20.86      17.91        2.95           4.02
1961      66457       18.02      14.24        3.78           3.29
1962      67295       22.63      10.02       12.61           6.02
1963      69172       40.00      12.11       27.89           7.50
1964      70499       30.68      11.50       19.18           6.18
1965      72538       38.42       9.50       28.92           6.08 
1966      74206       31.82       8.83       22.99           6.26 
1967      76032       33.04       8.43       24.61           5.31 
1968      78198       36.70       8.21       28.49           6.45 
1969      80335       35.35       8.03       27.32           5.72 
1970      82542       35.07       7.60       27.47           5.81 
1971      84779       34.42       7.32       27.10           5.44 
1972      86727       30.59       7.61       22.98           4.98 
1973      88761       30.49       7.04       23.45           4.54 
1974      90409       25.91       7.34       18.57           4.17 
1975      91970       24.59       7.32       17.27           3.57 
1976      93267       21.35.      7.25       14.10           3.24 
　　1953年的人口死亡率是14‰，1959年和1961年的人口死亡率与之相当，显然这两年没有发生大量的饥荒和非正常人口死亡。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是17.91‰，超过1953年死亡率14‰数量3.91‰，超过1958年人口死亡率17.24‰数量0.67‰，这里面还应该包括着自然死亡率。总不能说1953年和1958年的死亡率统统都是非正常的死亡率吧，你更不能说1960年的死亡率全部是非正常死亡率吧！请大家自己算算那几年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最大值是多少，最小值是多少？虽然是个计算得来的理论值，但是也足以说明大跃进期间饿死5500万人是纯粹的无稽之谈！再者，我国1960年的人口为66207万人，如果说非正常死亡了5500万人，那就是每十几人里就死一个人啊！现在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还多的是啊！可以访一访、问一问嘛！这位“有良知的历史学家”撒了弥天大谎啊！）　　

 “反右倾”运动，在“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同时，党内370余万敢于讲真话的正直之士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这还不包括在9月“鸣放”运动中远远大于此数的被动员起来“鸣放”而治罪的广大社员群众！
       但是，毛泽东决不甘心承认失败，更不愿意为他所造成的失败承担责任。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什么“毛泽东决不甘心承认失败，更不愿意为他所造成的失败承担责任”之类的谎言是值不得一驳的！因为，毛泽东不止一次的说过，无论中央和地方的问题和错误，“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
      当大饥荒来临之后，河南省最早向中央报告饿死人的原因时提出，“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因吃了不卫生的食物和不注意卫生，造成一些地方发生了死人情况”，毛泽东将此批转全国后，于是心领神会而又急于推卸责任的各省省委正好以此为由，在上报材料时纷纷效尤，以此为死人的缘由。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国各省、地、县纷纷成立“防病治病领导小组”。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我没有查找毛泽东是否批转过这样的文件的资料，就是毛泽东批转过这样的文件，毛泽东的批语是什么，难道是让各级领导“心领神会”的推卸责任吗！？这样说有什么事实依据呢？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河南省的吴芝圃可是搞“五风”的高手呢！）
      尽管赫鲁晓夫鉴于中国发生的严重灾难，主动提出希望中国暂缓还债的建议。面对惨败而恼羞成怒的毛泽东，记恨于赫鲁晓夫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不顾于大饥荒和大量死人的严峻现实，意气用事，硬是为了“争一口气”，还清外债。
      为此，强夺饥民口中食，以高额征购任务，加重了那场灾荒的程度。毛泽东又一手挑起了中苏大论战，造成中苏交恶。“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成为“伟大领袖”用民族矛盾掩盖国内危机、转移民众视线的有效口实。
      于是，“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成为推卸1960～1962年大饥荒责任的理由，成为向全国人民推诿造成苦日子原因的最好解释！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按这位史学家的观点，难道我们面对苏修咄咄逼人的攻击，毛泽东让中国人民高举白旗向苏联俯首称臣才算正确的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满足赫秃子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的欲望啊，是不是应该修改我们独立自主的五项外交原则啊，是不是应该让赫秃子来入主北京啊！？我很怀疑这位史学家是不是中国人，很可能是个典型的外国奴才！）
      与此同时，各级干部中迷途知返者为解民于水火倒悬，开始推行的“责任田”，与农民死里求生自发的“承包制”和“单干风”相呼应。随着中央一线领导人对于“好大喜功”、“头脑发热”、“专权独断”的“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失去信心，“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路线”，实行起明智的政策调整。随着救民于水火倒悬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出台，中国大陆，终于逐渐走出困境，国计民生渐次有了起色，人民群众、尤其是亿万农民才有了填饱肚子的粮食。
      然而，他人的成就必然会凸现其既往的错误，必须将以刘、邓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置于万众唾弃的绝地！
      为此，“伟大领袖”刻意进一步煽动起民众新的危机感，刘、邓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渐次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联系挂钩在一起。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这位“有良知的史学家”，把发现“五风”纠正“五风”的毛泽东丑化为制造“五风”的罪魁祸首，而把大刮“五风”以及后来又大刮“单干风”的元凶美化为“救民于水火倒悬”的英雄！真是一位颠倒黑白、颠倒历史的“史学家”！要知道历史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掩盖的啊，人世间是有真理的啊！）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批“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危言耸听地对深入人心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举发难。他说，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愤愤不平地说，“赫鲁晓夫也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历来习惯于受人愚弄和臣服于强权而刚吃饱肚子的中国人民，被“两极分化”吓得胆战心惊，又将再次随着牧羊人手中的皮鞭，被轰赶紧了新的危机和灾难……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两极分化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外国的政党还是中国的政党，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国民党，都无一例外的打着讲民生，讲平等的旗号以争夺人心，只不过是有真有假！国民党实际上是为四大家族牟利的，只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而在这位“有良知的史学家”看来“两极分化”好象是个好东西，其为人，其立场，其观点由此可见一斑啊。）
     的确，大跃进是毛泽东自诩的“好大喜功”，狂热冲动的产物，也是从此以后毛泽东心中讳莫如深的疮疤。如果说此前毛泽东的心理动机，志在高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慨，要建千秋大业，立万世奇功；而自此以后，他心中感到受人以柄，危机四伏，惶惶不安，生怕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落到像斯大林那样身后被人否定的下场。
      从而，一场新的运动，又在窥视着劫难丛生的中国……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简评：这位史学家的立场是多么的旗帜鲜明啊，他对“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是多么的情有独衷啊。他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多么的顶礼膜拜啊，他对“大跃进”是多么的“恨之入骨”啊。可是历史已经对他所崇拜的东西判了死刑！因为邓氏上台后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经用无数铁的事实告诉中国人民：“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是错误的、是万恶之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动的、是卖国的，毛泽东是正确的、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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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4:　　

“大跃进”的历史教训　　

王也扬　　

50年前的“大跃进”运动，曾造成数以千万计的民众“非正常死亡”，如少奇同志所说，这是“要上书的”。假使我们不能够深刻地反省，汲取历史教训，获得人民谅解，也如少奇同志所说：“我看我们要灭亡”。（《在湖南省直和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大跃进”的历史教训，根本的一条，就是把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当作了阶级斗争（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大跃进”的发动，是作为“反右派”斗争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接下来的又“一个革命”而搞起来的（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见过“反右派”斗争的阵势，社会上已没有人再敢提不同意见。周恩来等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同志因“反冒进”，而被指“是政治问题”，是和右派“只剩了五十米”。（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表明党内最高领导层也没有了异议磋商的余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上级的意见信，果然以敌我矛盾论之，毛泽东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在如此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庐山会议的参加者无人敢就事论事地替彭德怀辩护，便完全可以理解，而违心地服从阶级斗争的最高利益则是革命者对革命忠诚的表现。一般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立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事实上，继“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毛泽东便开始了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规模尝试，这恰是“大跃进”错误的要害所在。　　

     搞阶级斗争，使人不敢发表不同意见，生怕被打成阶级敌人；搞阶级斗争，又必须紧密团结在领袖周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但人非神仙，孰能无错？领袖人物也不例外。当亿万人的命运由一个人来决定的时候，这个人的缺点错误就会被无限扩大，终必酿成巨祸。邓小平晚年说，将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个人是危险的。此乃教训之谈。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社会舆论的“一律”是阶级专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大跃进”中，《人民日报》头版曾发表过一张后来被证实造假的照片：田中密实的谷穗竟托住了一位小姑娘（说明亩产“放了卫星”）。这可能吗？质疑的声音在当时无法发表，而此类完全控制了舆论导向的假信息则能够把大科学家钱学森弄糊涂，连亲身种过田的毛泽东也对粮食亩产超万斤甚至百万斤信以为真，叹曰：“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这便成了高指标、高征购的决策依据，直至交完最后一粒粮的农民变为饿殍。50年后的今天，一张华南虎再现丛林的照片，被某地方政府公之于众，随之社会舆论一片质疑，很快造假者便自陷尴尬，造假的危害只限于一场闹剧。两张假照，两个时代，是舆论一律好，还是舆论监督好，不言自明。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决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党和国家开始了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经过近30年的奋斗，我们终于创建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新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使和谐社会建设真正成为可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中共十七大报告有“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语，的确，“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止是一个错误的口号（“口号”提法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它的错误加以清理，彻底摆脱这种思维和行为定式，以迎接时代的挑战。　　

　 　

简评：　　

此文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把“大跃进”和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拉在一起；他把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6年的“反冒进”拉在一起；他把搞阶级斗争和使人不敢发表不同意见拉在一起；还把搞“五风”当权派说成了反“五风”的英雄，把真正反“五风”的毛泽东说成“五风”的倡导者。这位研究员是个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牵强附会，是搞《关公战秦琼》这类风马牛不相及戏曲的好编剧、好导演。　　

中国有史以来：商纣王时期的奴隶倒戈，周历王时期的国人暴动，秦二世时期的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王莽时期的绿林赤眉起义，汉灵帝时期的张角兄弟黄巾军起义，隋王朝时期的王薄长白山起义、翟让的瓦岗军占山为王、李渊太原起兵，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宋太宗时期的青川农民王小波起义，宋徽宗时期的方腊起义，明崇祯时期的李自成摇旗呐喊杀进京城，清道光时期的以洪秀全金田起义为标志的太平天国运动，清咸丰时期的刘丽川上海小刀会起义，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的黄兴黄花岗起义，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　的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　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各种起义和运动更是风起云涌：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　周恩来同志等领导的南昌起义；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张太雷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彭德怀同志等领导的平江起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　，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学生爱国运动；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　，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　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反对美蒋反动派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群众运动等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复杂的、曲折的、严酷的、激烈的种种斗争，这些活生生的历史事实，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此话千真万确，一语中的，太深刻了，太精辟了！何人能驳倒？共产主义没有实现，阶级斗争就不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抓住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抓住了根本！“以阶级斗争未纲”何错之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错！　　

这个研究近代史的研究员，这个不讲历史事实、不讲科学的高级科学工，我真不知道他是如何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我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结论的，我真不知道他能有什么有关近代史的研究成果可以贡献给祖国和人民？在这里，我实在是愤怒了，我也要犯一回主观主义了，我也要骂人了，我看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不学无术的、滥竽充数的、带者“科学工”桂冠的不入流的超低级混混！我真的不想对他的文章作什么评价了！但是，我很奇怪，我很惊诧，我们的那些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为什么会用人民的血汗钱养这样的狗屁研究员！实际上我是不应该奇怪的，也不应该惊诧的，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什么样的主子，就会有什么样的奴才！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　　

附文5：　　

赵启强在《毛泽东扼住了历史的咽喉——1958年纪实》写到：　　

　　慢性子的历史老人在中国这块国土上显得特别的懒散——几百年一个朝代，几千年一种社会形态。这种几十年、几百年如一日的生活，是那样有力的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惰性，所以中国的政治家都把超越这种惰性、使中国社会飞跃前进为己任。　　

毛泽东是所有这类政治家中最伟大，也是最性急的一位，他以“一千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气吞山河的魄力，使１９５８年——这个没有战争、没有革命、没有动乱，也没有流血牺牲的平常年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年。
　　这是“一天等于２０年”的一年，是中国人不再象中国人的一年，最富有理性的中国人一夜之间便被超越历史的欲念和狂热煽得如痴如醉，他们不分昼夜地战斗——向可恶的经济法则开战；向无情的自然法则开战；也向苍蝇、麻雀开战——没有哪一位政治伟人有胆量发动一场战线如此广泛的战争，也没有哪一位政治伟人能动员出如此规模的战斗力——从几岁的红领巾，到七、八十岁的小脚老太太全上阵了——这场战争的目标是明确的：立即实现人类梦寐以求的天堂——共产主义。　　

毛泽东真是所有伟人中最大胆的一位——他要中国在１９５８年就实现共产主义！他凭什么敢于作如此危险的政治许诺？凭人。这是毛泽东的答案。
　　年青时代的毛泽东是位什么都不相信的伟大叛逆者——他不相信家规、祖训、国法；领袖时代的毛泽东则是什么也不相信的挑战者——他不相信斯大林的权威，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强大，不相信原子弹，不相信技术能力……
　　毛泽东只相信人——而且是没有文化的人——相信“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碰巧这位只相信人的伟人就出在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尤其是没有文呵化的人——的中国。于是，领袖找到了用武之地，而人民却从人多为患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从领袖那里得来了世界第一大国的民族自豪感的满足；而劳动人民也从无知的屈辱中解脱出来，从领袖那儿得到了历史创造者的伟大称号和雄心壮志；于是，上自领袖，有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治国雄心，下至农民有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豪言壮语……
　　１９５８年的序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拉开的。　　

简评：　　

这个赵启强，毫无疑问是个小人。　　

之所以说他是个小人，是因为他把“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错误强加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过：“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毛泽东的这些话，这个置若罔闻，却硬着头皮在那里造假，说他是个小人，不冤枉吧！　　

之所以说他是小人，是因为他把毛泽东的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作了“性急”这样荒唐的解释；是因为他把毛泽东“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种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真知灼见，作了“只相信人——而且是没有文化的人”的荒唐解释；是因为他把毛泽东歌颂中国劳动人民的著名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中的“敢叫日月换新天”作了是领袖的“治国雄心”的荒唐解释，并且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荒唐的联系起来，这种集歪曲与污蔑、诽谤与胡说、卑鄙与无耻大成的所谓文人难道不是小人吗？对于这种文人，国人应该用唾液淹死他一百回！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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