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朝以前，儒，即术士，勾当是祀天地，敬祖先，理鬼神，与祝史，史巫为同类人物。他们因技能特殊，在那个没有开化的年代，常常就成了靠近国王的一群。秦始皇身边自然也有这样一群，主要为两类，占星的和炼丹的。秦始皇英雄盖世，终因时代局限性，相信世间有长生不老药，不能认识到，人终有一死。术士们，投其所好，牛皮吹得天大，不打腹稿，也不计后果，仿佛长生不老药，就长在他们家的菜园子里，或在他们胡乱堆砌起来的炼丹炉里。这让秦始皇心动不已，真就派了两人去寻找。这二位“儒”，本是谄佞之徒，又是半吊子学问，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时候，就露了马脚。二位复不了皇命，回去还得送死，不如逃之夭夭。这样逃了，岂不错在自己？于是，二位就大放流言，蛊惑人心，说秦始皇性情暴急，不符合长生不老的条件。秦始皇盛怒之下，要抓这二位问罪，不得，就把其他还在炼丹撞骗的和与这两位又密切来往也卖弄类似方术的家伙，共计460人，抓了起来，坑之，就是活埋。
这便是“秦之季世坑术士”。这件事略作总结有这么几点值得留意：一、事件具有偶发性，并非出自事先精心设计的什么目的。二、事件具有单次性，局部性，不是长期行为，更不具有普遍意义。三、事件的表面起因是是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而事件的实际起因是术士们妖言惑众。如果两位单是找不到长生不老药逃之夭夭，不制造流言蛊惑人心，秦始皇可能不予以追究，更不会牵连到被坑的460位无辜者。这不是臆想，综观秦始皇的所作所为，这样推断是站得住脚的。他对吕不韦尚且刀下留情，平嫪毐之后，对嫪毐的门徒不予追究，都能说明他的实际心胸。
这个“坑术士”事件后来不知怎么就成了“坑儒”，还把这个“儒”等同于知识分子。二者能不能划等号？这要取决于术士的儒与儒家的儒是不是一回事。有人认为儒家的儒是由术士的儒演变而来。这样说，是否辱没了孔孟二位圣人，不得而知。姑且一听。但我个人觉得二者不能划等号，因为，到了周朝的晚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还远没有统一七国之前，儒家的儒，已然脱颖而出，通过建立起自己的学说，自成一体，而术士的儒还在那里做着他们祖传的勾当，并没有与时俱进。也就是说，术士的儒和儒家的儒，是两个并存而又完全不同的体系。秦始皇坑的是没有与时俱进的儒，一帮江湖骗子，而不是作为学派的儒家的儒，也就是今天知识分子的正祖。这一点十分重要。他事关知识分子的荣誉和对秦始皇这个建立了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制的皇帝的实际历史地位的合理评价。
说来也怪，要是儒家没有脱颖而出，知识分子往术士堆里凑，倒也情有可原，因为这些术士，用今天的话称为“半吊子的科学家”，或半吊子的知识分子，确也无妨。但既然孔夫子在秦始皇统一七国前就已经自成一体，成了知识分子的祖宗，知识分子不与江湖骗子们划清界限，就有点匪夷所思。今天，这些术士依然没有断子绝孙，还在到处坑蒙拐骗，严新，张宝胜，还有其他的这个法，那个功的创始人，就是其代表，说他们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说知识分子是他们的同伙，恐怕知识分子并不答应。知识分子给自己认祖归宗，当然要归到儒家，在秦始皇时代寻找代替人，合情合理的人选是“士”，而不是被秦始皇坑的“儒”。“士”由各门派人物组成，最有名的当属兵家鬼谷先生的两位高足，一个是苏秦，在“合纵”抗秦中，尽显风流，功成名就；一个是张仪，在“连横”助秦统一中，功败垂成。他们，而不是术士，当是让知识分子引为骄傲的一群。
既然如此，秦始皇坑术士，虽然源起于其私心谋长生不老药，实际效果却是在打击招摇撞骗，匡扶正义，与残杀迫害知识分子，搞学术钳制，思想禁锢，并无一鳞半爪的瓜葛。（有点瓜葛的是“焚书”）。如此指控他，完全是个欲加之罪，莫须有。列为看官，请留意这样的事实：秦始皇平定嫪毐之乱后，听了李斯的进谏，收回“逐客令”，大赦天下士人，许多还被重用，这个原也在逐客令中的李斯，不仅没有被逐走，还在秦始皇的栽培下，成为了一代名相，我们今天使用的统一文字，还得益于秦始皇对这个知识分子的重用。这与“坑儒”引申出来的残杀迫害知识分子，大搞学术牵制，思想禁锢，是不是大相径庭？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其实很简单，其一，廓清术士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要借题发挥。其二，知识分子，要检讨自己，尤其要正视自己虚伪，半吊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喜作惊人之语，得志猖狂，失意便骂翻天，对真理叶公好龙等等劣根性，并加以改正。
今天要随意问一个人，“坑儒”是怎么回事，什么人被坑，坑了多少人，得到的答案让人啼笑皆非（我问过许多人，居然有研究生、博士生说，全国一起坑，坑了好几万，都是当时的社会精英）。而问坑儒的动机是什么，基本众口一词，打击迫害知识分子，搞思想禁锢。再问，根据是什么，历史书上都这么说的。由此可见，“坑儒”这个事件，以讹传讹到了何种程度。这些讹传造成的恶劣影响有多深！谁的错，当然是知识分子的错。他们不顾历史事实本身，或虚伪与虚荣，或害怕真理，或别有用心，或不学无术，分不清是非，有意无意地断章取义，裁剪历史，对历史事实做只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他们垄断了对秦始皇的骂权，骂，就得借个名，借这个“坑儒”的名来骂，最有蛊惑性。学术钳制，思想禁锢，残暴，专断，这些最抽象的道德指责，结合“坑儒”这个具体的事情，就显得不再捕风捉影，而证据确凿。所以，真相当然就不必戳穿了，戳穿了岂不是自己理亏，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不然，孔乙己怎会说，读书人偷书不算偷，是窃。
要说这些“儒”该不该遭坑，我看该。没有什么真学问，吹了牛皮，完不成皇命，逃责不打紧，还要流言惑众，坑了也无妨。看看今天我们民族劣根的东西：吹牛皮，拍马屁，学不精，业不勤，不负责任，好大喜功，等等，等等，那个和这些“儒”的行径没有直接联系？要不是后来这些个知识分子为被坑的“儒”平反昭雪，把个秦始皇骂的一钱不值，我看我们民族不见得有这么多的劣根性。
知识分子的先人，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士”，原是末流的贵族，在贵族奴隶主没落，工商奴隶主上升为社会主导力量的时候，由于其地位靠近社会底层，感受社会变动强烈，凭着机灵，顺应了潮流，“上下其手”，很快就摇身变成了地主阶级。这个出身说明，他们都不是体力劳动者，都不是劳动人民。如孔子的三千门徒。他们不是自己为地主，就是寄生在地主阶级身上。而他们的出路，就是两条：“学而优则仕”，或读书，或当官，或通过读书而当官。这与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差别了。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天生就是贵族官僚的后备队，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和官僚贵族的结盟，成功了，就说他们的“盟主”是明君，他的时代，就是开明盛世；失败了，就把再英明的皇帝，也要骂成昏君，暴君，他的时代，就漆黑一片，无有日月。秦始皇的千秋功业就是这样被骂失在历史的虚无中的。可惜，历史有有字的历史，也有无字的历史。知识分子再怎么骂秦始皇，以下的历史事实也是无法掩盖或抹煞的。
公园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七国，古代中国国家概念得以确立，直到与毛泽东的现代中国相连接。秦始皇要是不继承好列祖列宗的基业，把个强秦折腾黄了，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我们在这里谈爱中国，恨中国也就没有实际对象和实际价值了。今天中国在英文里叫做 China，这个China是源于秦的古音，中国就是“秦国”。就凭这一点，这个秦始皇的功绩也抹不掉。况且，他的功绩远远不止这个。他是个勤奋的人，经常批阅竹简，夜以继日，以重量计算，不完成不收工；他四海游历，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以便决策；他兼听兼信，每做重大决策，总是先民主后集中。更为重要的是他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这是开化来者的伟业。今天为什么举国哇哩哇啦学英语？为什么要搞个GB（国标），还总是出不了国门，要出国门就要遵循JIS（日标），DIN（德标）等标准？商业企业运作方式要搞ISO9000系列认证？为什么各位的手机到了美国就不能自动漫游？秦始皇2000多年前，就替我们做了回答。
知识分子，能量十分了得，治国安邦未必行，毁一个历史伟人的名声，却是得心应手。挨骂的不光秦始皇自己，毛泽东因为自比秦始皇，也成了一大罪，也被骂个没完没了。秦始皇被骂，说到底，是因为“焚书坑儒”，尤其是因为“坑儒”；毛泽东被骂，说到底，无非是搞了个“反右”和“文革”，文革按下不表，就说说这个“反右”。今天，骂毛泽东最起劲的，有多少人敢面对当时的真实历史？有多少人真的知道当时的真实历史？一些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一些人则是彻底的不学无术，人云亦云。这些人在“反右”问题上的心态，和在“坑儒”事件上的心态，完全一样。“反右”成了另一个“坑儒”事件，以讹传讹，被一些人用来申张小集团的利益，制造思想混乱，毒害青年，祸害国家。
毛泽东1949年使现代中国的概念得以确立。在这个过程完成时，有500万无法也跟了蒋介石去台湾的知识分子，从旧中国落到了他的治下。他可把这些人当作心肝宝贝，一再苦口婆心告诫他的同僚，就是共产党的各级官员，这500万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产，没有他们，一件事情也做不好。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教员。另一方面，正因为他寄厚望于这些知识分子，希望他们当好教员，就严格要求他们，对等的提出，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相结合，必定也一事无成。正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教员，就该先接受教育，这个教育当然是指社会主义的教育。在毛泽东看来，国家只有三种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工农离不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要为工农服务，这样才能共同提高，于所有各方自己和国家民族有利。总结共产党走到1949年来的成功历史经验，可以说，毛泽东的说法，已经被检验为真理。这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黄金搭档确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是使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国家的惟一正确选择。
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先后有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为了避免社会动乱，最广泛的团结知识分子，1957年，毛泽东在自己的党内，力排众议，要求共产党各级领导，要和知识分子和平和睦相处，对知识分子，不能搞武力压服，要搞据理说服。在行动上他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要求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降低入党条件，争取把1/3的知识分子吸收进党内，改善共产党的文化素质，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还批评共产党干部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是宗派主义作风。
毛泽东用心良苦，胸襟高远，但却高估了知识分子的自觉性，低估了一些知识分子对于自身那点可怜的优越感的固守。从“士”的渊源起，知识分子就把自己别于人民，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已经“癌化”在知识分子的意识中，要他们走工农服务的道路，他们就必然要叫喊：士可杀不可辱！以示自己铁骨铮铮，傲气凛然。那许多已经习惯了和旧政权结盟，并实际结盟的很好的旧知识分子，从1949年以来，就对于自己与大老粗们同甘共苦的处境敢怒不敢言，总躲到自己精神的果壳里，梦想有一天回到过去的好时光里。当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出现，他们狐狸一般几翻试探之后，便以为可以咸鱼翻身，居然要共产党从学校、机关、工商业里，统统滚蛋。至于国家最高领导层，也要搞“政治设计院”（章伯钧语），让知识分子来给共产党搞政治设计，说白了，就是让共产党放弃权力，还在行动上，号召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上街游行，甚至对与共产党走的较近的民主党人士，进行公然的恫吓。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向共产党直接挑战（至于失败后把自己打扮成被虐待的小媳妇，是另一码事）。毛泽东提倡与知识分子改善关系，提出“双百方针”，本来就是要避免“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出现，而这些知识分子，却偏偏要利用毛泽东共产党的好意，为自己的利益鸣锣开道，偏偏要借机制造出“匈牙利事件”来。于是，共产党内便出现了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指责他的“双百方针”，搞得共产党要丢江山，必须立即组织回击。毛泽东不认为问题有那么严重，指示不要回击过早，以免伤人伤己，要他们充分表现，把要说的都说出来，这样好最后一次解决问题（这被后来的人刻意表述为“精心设计，引蛇出洞”）。为了了解实情，不出偏差，毛泽东还亲自派了人，每天到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高校去看大字报，了解高校动态。当明确一些人动机的确不再是善意批评共产党而是想复辟失去的权力时，毛泽东和他的得力助手邓小平便带领共产党开始组织了被今天人们广为批评的所谓“反右”运动。
从此，毛泽东骂名随身，“英名不再”。毛泽东说过，秦始皇不就坑了460个儒吗？我坑他4600个何妨（大意）。当然，毛泽东是刀子嘴，豆腐心。他的坑是要右派们接受思想改造，却不是肉体的消灭。实际上，直至“反右”扩大化（另文论述），虽然先后一共有约55万人被打成了“右派”，被肉体毁灭的却没有谁。（邓拓，吴晗，翦伯赞，田家英，老舍，还有上海的金仲华，傅雷，李平心，叶以群，孙兰，这些今天可被称为殉道者的人都是后来自杀于文革初期，都与“反右”运动无关）。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本来器重如山，可一些知识分子并不知道自己的浅薄。明摆着这个世界，不再是封闭的农业国，虎豹豺狼，对我虎视眈眈，非得要用虎豹豺狼的仁义道德，不能安邦立国，儒家那点祸过国殃过民，适用于封闭农业社会，不适合开放工业社会的浅薄玩意，实在不应该再当宝贝用，可偏有一些人向毛泽东贩卖自己的“炼丹术”，要做帝王师。不成，就差不多指着毛泽东的鼻子骂。毛泽东雅量实在了得，那些被打倒了的大“右派”，一个个还是他的座上客，谈古论今，风流依旧，令秦始皇的“儒”们在阴曹地府大喊冤枉，世道不公。共产党内，有一些人，高风亮节，总能把国家民族大义与个人恩怨分清，毛泽东当为第一人。
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你可以在一切问题上，批评他，但有两个原则问题，你是不可以让他放弃的，那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党不懈的斗争使民族站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使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组织起来了。这二者的结合，给出了中国光明的前途。谁要在这两个问题上，动歪念邪念，那么必然要被请到冷板凳上去。这是大原则。毛泽东不会让步的。
要说毛泽东具体得罪了谁，还真说不上。但毛泽东得罪了两个集团，一是打完江山后要享福的少数官员集团，毛泽东要他们不做刘宗敏，要继续艰苦奋斗，继续“革命”；二就是这个能翻云覆雨的知识分子集团，就是“右派”集团。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攀缘性，总想寄生在一个权力阶层。毛泽东却把知识分子的寄生体，放在人民的监督之下，使知识分子无从寄生，还要知识分子自己，改变攀缘的天性，平展自己，把根植于人民中，变寄生为独立生存。这样，就动摇了知识分子的立身为命的根本。毛死后，就差被某些知识分子鞭尸，就势所难免了。
秦之亡，都说是亡于严刑峻法，亡于暴政。但单单忽视了基本的事实：秦二世不仅荒淫无度，腐败透顶，还投降了，投降了被老爸废黜的贵族地主官僚和知识分子结成的同盟。换句话说，秦亡于二世没有效法祖制，没有坚持祖制。秀才们，为了可怜的优越感，当了亡秦的帮闲帮忙和帮凶，但又不敢承担责任，只好做文章盖棺定论，说秦是亡于暴政亡于严刑峻法。要是此说成立，那后来的汉武帝吸取教训，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废了暴政，废了严刑峻法，把知识分子捧到了天上，这刘家的天下，该万古长青了吧，却没有。秀才们却又鼓噪出别的理由。这些理由当然都与他们自己无关。他们是完人。暴君明君们不是完人，有错，即使是用了秀才的方子出的错，也与秀才们没有关系。
为了防止秦二世亡秦的悲剧在共和国重演，毛泽东便采取了足可以被充作专制独裁的手段，作了许多的防范，包括让那些自命不凡的秀才们靠边站，就是“反右”，还力图铲除秀才们赖以生存的土壤。秦始皇愚昧，看不到自己也有一死，为了长生不老药，惹了知识分子，被骂个狗血喷头，倒也活该。毛泽东知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得罪秀才们，不是为了自己长生不老，却是为了这个国家长生不老，也被骂了个狗血喷头，实在是冤枉不已。共产党确实是没有外来力量可以战胜的，能战胜她打败她的只有她自己。随着毛泽东的离去，共产党开始了自废武功，这个过程是从否定毛泽东开始的。而它的发动者，正是党内的“右派”，党外的“右派”，则推波助澜，唯恐这个自废武功的过程拖的太长。我是共产党的党外人士，只想知道共产党对此引起的后果有多少防范。
毛泽东和秦始皇确有相似的地方。一个建立了古代中央集权制，一个建立了现代中央集权制；两个人都限制贵族们的权利，要求官员按能力任职，不得吃老本。对知识分子，有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让其学点真本事，自食其力，不然就靠边站。毛泽东自比秦始皇，是有些道理的。但他自比的秦始皇和“右派”们嘴里骂出来的秦始皇不是一回事。这坛子里的年轻网友切要记住，别上了半吊子的秀才们的当。这些秀才把诅咒伟人的污秽印刷成文字，换了几个铜板，就以为自己比伟人还伟大。我看是瞎忙乎。
历史发展了两千年，毛泽东与时俱进，实远在秦始皇之上。然而，毛泽东的右派，比起秦始皇的“儒”来，似乎还是那么心胸狭窄，2000多年来，没有多少长进：得志猖狂，失意就骂翻天。当然，毛泽东的“右派”中，也确有杰出人士，也像毛泽东一样分的清楚民族大义与个人恩怨，可惜他们作古的作古，退隐的退隐。余下的半吊子，招安了，投降了，“去帮着打方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终又回到自己精神的果壳里，过起寄生的生活，感觉十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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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银湖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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