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重：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关于大跃进部分的摘录）
附录：老田按，下面这个工作总结出自文革时权力贬值最大化时期，当时是全国各地省委书记们“最老实”的时候，文章的可信程度远远超出1980年代权力精英群体的权力价值急剧膨胀时期。相比较而言，高官们永远都不可能完全“老实”，尤其是涉及到私利和个人小算盘的时候，就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在说到浮夸风这种明显违背常识、明显违背党性原则的根本性错误时，他就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解。
（载1967年9月「湖北省直紅司「斗、批、改」办公室省委机关总部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罪行录》第一集）
一九五五年春，湖北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有一股闹粮食的“风潮”，“户户谈统购，人人谈统销”，由于中央调进了××亿斤粮食，保证了春耕生产季节每人平均供给一斤大米，这是灾区群众感激不尽的。
一九五四年冬季在生产救灾的工作中，我们大力发展长年互助组，初级合作社也由一九五三年的七个发展到几千个。但是还不能满足贫下中农的要求，于是出现了许多明组暗社，即所谓“黑社”。中央农村工作部砍合作社的歪风，使我们受到了影响；强调整顿巩固稳步发展，办社要上级批准，这都是右倾错误，一九五五年七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省委书记会议，批判了砍合作社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制定了发展合作社的阶级路线。这就把农业合作化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从一九五五年秋季起，我们结合整党，批判右倾思想，批判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在全省出现了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带头的合作化运动的大高潮，到年底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户数加入了初级社，接着由一九五四年以前办起来的初级社带头掀起了并社升级转高级社的运动。我们报告主席批准，站在运动前头，及时制定了“党对于高级社的政策”以及“若干政策问题的回答”。积极领导了初级社转高级社的运动，并且及时纠正了刚刚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保证了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一九五六年春节参加高级社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一九五六年冬季全省就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加高级社的户数，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地、富、反、坏入社不算社员的在外），一九五六年春季在城市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一九五七年春季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作借口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进攻。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影响到农村，地富反坏乘机破坏合作社，有一部分富裕中农闹退社。在粉碎了城市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后，我们根据毛主席在青岛会议上“关于夏季形势”与“事情正在起变化”等英明指示，在农村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整风整社——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刘介梅忘本回头的展览，就是这一次搞出来的）。在社员群众中和干部、党团员中普遍进行回忆对比诉苦的阶级教育。举办了许多户（包括一部分中农）的对比展览（解放前后对比，合作化前后对比，诉单干的苦），同时狠狠鎮压了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这一次整风整社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团员和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一九五七年我省农业生产又得到了一个大丰收。出现了一批高产典型，亩产千斤粮、百斤棉的社有了一批。因干旱粮食增产幅度不大，棉花和油料则增产幅度很大，棉花又增产了××万担，这两年合计比一九五五年将近增产一倍。粮食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五年增产百分之二十左右，油料增产百分之五十，猪增加一倍左右。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題基本解决之后，我党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它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走向一个新的高潮。一九五七年冬季我省广大农村在连续两年丰收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促进之下，首先在襄阳的光化县、均县出现了群众自力更生大办水利的高潮。省委组织全省的县委书记去参观并召开现场会议，強调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大办水利，大搞肥料，一个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生产高潮在全省开展起来。这就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开端。人民日报登载了省委向中央写的襄阳地区大办水利的报告，人民日报用“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报告”为标题，发表了评论，刊登了这个报告（报告是赵辛初同志起草的），经过毛主席亲自审阅，批转了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主席指出这是各级干部应当仿效的“又红又专的道路”。经过主席提高之后（我们原来只把他作为领导生产的方法：干部带头干，革新先试验），我们在全省推广了干部、技术人员、农民三结合种试验田的制度。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主席又把他推广到工业方面。规定了“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作为我们领导工、农业生产的基本方法。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这是三年大跃进的时期。在这三年中，我们在水利、工业、交通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现在农业生产比较稳定，而且能够战胜相当大的水旱灾荒的袭击，连年获得丰收，还是靠这三年大办水利打下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的地方工业，所以能够生产柴油机、抽水机、拖拉机、汽车以及各种加工设备，也是靠这三年大办工业打下的基础。现在回过头去，看三年大跃进的成绩就更加明显了。三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难以完全避免的。毛主席说：这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个认识过程。林彪同志说：这象练兵一样，消耗了一些弹药，但是我们学到了本领，这种学费是要出的。现在有的人在批判三年大跃进；又有的人在批判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我们在纠正错误时所采取的一些正确措施。这些同志都不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而是脱离开当时的具体条件，主观片面的看问题。对于这五年工作的估计，有必要在全党经过辯论，统一认识，以便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作为今后工作的鉴戒。
广大工农群众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发明创造，技术革新层出不穷，大中学校学生下乡下厂参加劳动与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都开始搞起来了。真是一派大好形势。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头脑发热了，首先是我在四月下旬到襄阳地区参观，根据赵修的汇报，提出了“一季捞全年，全年翻一番”的浮夸口号。全省各地县区社，经常修改计划指标，层层压任务。这样浮夸风就刮起来了，到了小麦收割的时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块地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麦的假报告，提出了“低产赶高产”“翻一番拐个弯”等错误的口号。本来已经浮夸了，仍然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样大家比賽搞“浮夸”，搞形式主义，在技术改革，农具改革中都出现了“瞎指挥”与强迫命令的现象。对于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的，要有劳有逸，一张一弛，冷热结合，压缩空气等重要指示，我们也传达了，但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首先我自己就发烧到四十度，发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志冷静下来呢？到秋季我们发烧，浮夸到了极点。
事后看来好象故意弄虛作假似的，实际上我们是老老实实地说了“假话”，这是由于发热，头昏所造成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如果不信，请同志们想一下，当时哪个省不是向中央报告增产一倍以上呢？全国统计各省上报的粮食总产量是×××亿斤。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在武昌开的）经过打折扣正式在公报上写的产量是××××亿斤。（我省的×××亿斤，占1／××略多，1957年我省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l／××）难道各省委都是故意弄虛作假，欺骗中央和主席吗？显然不是的。由此可见，当人的头脑发热，脫离实际的时候，会幼稚可笑到什么程度！由于估产高了，所以高征购。我并且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提出“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的错误口号。
根据第一次郑州会议（58年11月）和六中全会上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采取了一些改良办法，如1958年收入的分配办法，评工记分办法，承认差別照顾差別（穷队富队之间），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題。直到1959年3月主席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价交換，按劳分配”的原则之后，我们召开了六级干部大会（一部分小队长参加）批判了“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我们也初步检查了高指标“浮夸风”的错误。当时主席在武昌，批转了我们恢复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并接见了到会干部，合了影，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
现在看来1957、1958两年的估产仍然是偏高的。1958年虽然犯了不少错误，又有部分地区遭受旱灾，秋收搞得很不及时，收的不细，浪费不少，但粮棉仍然是增产的（棉花产量比上年增加××万担）但是由于大办食堂，大搞各项建设，敞开肚皮吃饭的结果。59年春天，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农村也有不少地方缺粮，发生了一些浮肿病，并且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我到麻城新洲参加了五、六天劳动，亲眼看到农民面有菜色，生产情绪不高，我把这个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主席指出：“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要学会精打细算过日子。”并在六月分带我到湖南，学习湖南按月发粮，安排生活的经验，并带我一同回到他的家乡即韶山（这就是我写韶山风光依旧那首诗的一次），一路上主席对我谈了许多问題，对我教育很大。
至于1958年许多基层单位，甚至一些县、区干部有意弄虛作假，也不可过分责备他们。毛主席在1959年写给生产小队和公社社员的一封信中就指出这是因为上边“一吹、二压、三许愿造成的。”“主席还教导我们：“务虛名而受实祸”，“要留有余地”，这些话都是在碰了釘子，吃了苦头之后，我们才懂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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