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过民国时期中国大饥荒的记者很多，其中有美国人斯诺（EdgarSnow）、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英国人哈里森·福曼（Harrison Forman）等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
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上海滩的某一个寒风刺骨的早上，环卫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饿殍来。有人认为民国时期的战争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对。1929年斯诺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China，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这本书中有很多斯诺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饿死人不一定非得是战争造成的。民国时期的中国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战争。战争不能完全解释民国饥荒的成因。另外，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和平时期，也经常会发生大饥荒的事情。拿印度来说，2004年，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孟买就饿死了近一万儿童。2004年的印度3.5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
手头上资料不多，统计民国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有：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
..(为了访问速度,省略若干字)
讨伐***。”（杨志《斯诺笔下的大饥荒和饿死上千万》）
资料3：
“我们在黎明之前离开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汤池”的高大的木头城门在我们的军事通行证的魔力面前霍地打了开来，拖着门上的链条铛铛作响。在熹微的晨光中，军用大卡车隆隆驶过飞机场，当时每天都有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到红军防线上去侦察和轰炸。
对于一个中国旅客来说，在这条从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会勾起他对本民族丰富多采的绚烂历史的回忆。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一小时以后，我们摆渡过了渭河，在这个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肤色发黑的野蛮的人发展了他们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传说。快到正午的时候，我们到了宗蒲县。大约两千两百年前，那个最先“统一”中国的威赫一时的人物秦始皇就是在这个筑有雉堞的城池附近诞生的。秦始皇第一个把他的国家的古代边境城墙都连结起来，形成了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伟的砖石工程————中国的万里长城。
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摘自斯诺《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
资料4：
“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这是由当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回到繁华的上海，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此时，上海正在准备中华民国十七周年的庆典。鲍威尔要斯诺写点文章，以便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在黄浦江畔，斯诺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那些可怕的景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正是那些闻所未闻而真实存在的死亡景象，使他放弃了原来的幻想，转而为中国的命运而大声疾呼。
1928年，中国北方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斯诺当即写了《中国五大害》加以报道：“今年，在遥远荒漠的陕西省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紧接着传来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的消息。许多人活活饿死，数以千计的人正陷于绝境，——河南和甘肃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深受其害的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但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听到这些灾情后，能立即进行捐助，以缓解可怕的苦难。“不久，斯诺再次前往张家口、内蒙等饥荒地区，继续向西方读者报道受灾难民的真实情况，并写下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长篇通讯，记述了许多令人心悸的场面。六个星期过去了，斯诺并没有离开中国。他发现美国给蒋介石源源不断的援助没有用来救灾，反而大力扩充军备。连年的战乱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
在无情的自然灾害面前，文人们的任何煽情都是毫无意义的。河南的问题是因减产而缺粮，一缺粮就什么事情都来了。各种情景，即便几个文人不写下那些文字，都是能够想象得到的。毕竟民以食为天，一天不吃就饿得慌。不仅老百姓慌，干部也得慌，从下到上都慌。干部工作好些，报告写早些，可以少死人。这说明吴芝圃等人确实是有重大责任。不过话说回头，吴芝圃在河南发动水利大跃进，修了数不清的水库，客观上这是他的功劳，否则的话在特大自然灾害面前还会死更多的人。在这些事情上，需要公正。
不死人不可能吗？不可能。这是因为河南自古就是中国的旱涝中心地域，一有大灾河南总得大面积地死人，这对历史上的河南来说是一个改不了的规律。三年自然灾害，百年不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只能说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使然，因为到那个年代，人们还没有能力可以超越历史的必然。
明亡于李自成起义，即以崇祯十三年的全国大旱为近因，是年“河南继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来一次蝗旱，闹到‘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烈皇小识》）的地步。”“‘土寇’之所以并起，是因为没有金钱去掉换高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换而已。——‘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明史。李自成传》）”，李自成“从此一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几乎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而导向大清灭亡的19世纪末的那场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饿死1300万人，在其中河南便是直接的灾中地带。
知道河南有个林县吗？“民国初，林县任村桑耳庄村桑林茂，大年除夕爬上离村七里远的黄崖泉担水，等了一天才担回一担水，新过门的儿媳妇摸黑到村边去接，不小心把一担水倾了个净光，儿媳妇羞愧地回屋悬梁自尽了。采桑狐王洞村王老二，媳妇洗衣服用水多了，婆婆说了几句，媳妇一气之下，上吊自杀，后来王老二含悲搬家到桃园村就水吃，从此该村王姓断绝。原康西南山村民，一到旱年，就携儿带女，到浙河畔的头道河村就水居住。”(《红旗渠建设的回顾》, 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
就是这样一个自然条件。本人读史才知林县人铁了心要修后来闻名世界的那条红旗渠，是到了大跃进的年代才成为现实的。为什么历朝历代这样的愿望都无法实现？还得说这是赶上了社会主义的好年代（市场经济下，红旗渠现已部分枯竭）。可是自然灾害总是按时不请自来，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按我说，林县人修红旗渠也还是晚了一步。
这就是河南，一有大灾河南总闹大面积死人。
愤青们是否肯和我一起控诉万恶的过去，看近代的中国，仅河南一省直接或间接死于自然灾害人数的“下下限”竟然达到了何种的程度？这里说“下下限”，因我实在没有“专业”人氏的本领，下面这些统计充其量不过是挂一漏万：
1876年～1878年大旱，河南省累计饿死400万人。
1929年～1930年西北和华北大旱，河南处于灾害边缘仍饿死100万人。
1937年，鲁、豫、陕、甘、宁、川、黔、桂等省大旱，灾民食树叶、树皮充饥，河南省灾民1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人数未见公布。
1938年，蒋介石扒决花园口黄河大堤，下遊44县市受灾，河南省淹死47万人。
1942年，大旱波及全国，尤以黄河流域受灾最重。旱区庄稼枯死，农业无收，仅河南一省饿死者即达300万人，“寥廓中原，赤地千里，饿莩遍野”，1500万人濒于死亡边缘。
太悲惨了！！！让我们推而广之到全国范围，继续我们的控诉。
近代，“蒋介石统治大陆的20余年间，国家山河破碎，精英们胡闹，而大灾频繁不断，水利失修，农业产出奇低。广大的农民濒于饥饿死亡的边缘，终岁劳作而不得一饱的记载在文献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而因饥饿而死的农民可谓数不胜数。1920年，山西等省因旱灾而死亡人数尚不过50万人，而到了1929～1931年间，陕西因干旱死者达250万人，山西120万人，山东150万人，甘肃竟达350万人，四川更达到600万人；受饿者贵州300万人，湖南700万人，山东500万人，山西400万人，甘肃250万人，江苏800万人，广东1200万人。到了1934年间，长江中下游流域因灾死亡600万人。1937年，蒋介石扒开黄河大堤淹死下游河南、安徽89万人。到1942年，仅河南一省由于干旱和蝗灾而死亡的人数即达300万。而到了解放前夕的1946～1947年间，仅广东、广西和湖南3省，又有1750万农民被饿死。”（以上是拷贝自己在别处的文字）。
有人做了估计，民国时期“我国除战争原因以外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致估计如下：
1912年人口已达4.43亿，1949年人口5.4亿，此38年间因战争死亡的人口据统计约6千万人，平均每年死亡160万人左右。在人口的自然增长方面，这38年间当不低于每年1000万人，因为1950年代每年增长约1300万，而民国期间的生育率大于建国初期。这样，民国期间除去战争原因，每年净增长的人口当不下于840万人，1912年到1949年的38年间就是3.2亿人。也就是说，除去战争死亡，如果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我国总人口应不低于7.6亿人，但是实际上只达到了5.4亿，也就是说，民国38年间，除去战争原因，估计有2亿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死亡的原因是恶劣的生活条件。”
知道吗，近代的中国在外国人眼里，是被称做了“饥荒之国”（Land of Femine）的！
如果你同情多灾多难的中国人，如果你认为上述才是近代中国最为悲惨的人口事件，请在楼下和我一起真诚地为死难者祈祷，为他们致哀。
——为近代死于自然灾害的数不清的同胞们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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