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中国粮食安全的出路在于生态农业

　　中国粮食安全的出路在于生态农业

　　蒋高明

　　本文发表于中国战略研究会主编《战略与管理》,2015年第1期, 第41-54页

　　一、中国粮食生产的基本国情

　　近几年，笔者到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辽宁、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川、广东、海南等地实地考察后，我对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问题非常担忧，甚至心焦。我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中，有50%的省份粮食不足。其中海南、青海、福建、浙江、上海、北京等等自足率只有12%-56%，粮食真正富裕的只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等少数省份，自给率150%-375%;而甘肃、宁夏、江苏、湖南、四川等刚好够用(自给率102%-107%)，几乎无粮可调。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粮食危机，如果处理不好，这个危机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

　　目前的中国，在粮食生产与消费上，存在下列现实问题：

　　一是人多地少，耕地资源严重不足。我国耕地面积在世界上排第四，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印度，但是咱们国家人口太多，平均到每个头上，拥有耕地才1.4亩，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50%。加拿大，人均耕地是我们的18倍，印度是我们的20倍。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在世界上190多个国家中排110位以后，耕地面积排在126位以后。目前中国已经有664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以下。全国的耕地面积已经下降到18亿亩，人多地少的矛盾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突出。

　　二是农民逐步失去种粮积极性。农民种地成本高，而粮食价格低廉。以山东农村种植小麦玉米为例，化肥、农药、除草剂、机耕、浇水、收获、种子等种地成本每亩580元，山东中产田小麦玉米大约都是800-900斤/亩(不计人工成本)。如遇天旱、化肥、农药、地膜涨价，收入只有500-600元。山东一带种两季只收一季，远不如出去打工一个月挣得多，而据袁隆平测算，湖南一带农民种水稻的净收入只有四五元!上世纪70年代，山东一带小麦玉米周年产量即突破1000斤/亩，可收入人民币200元。那时候的200元人民币若以黄金购买力计算，值今天的2.7万元!

　　三是地力下降。由于种地不挣钱，农民就不好好伺候土地。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被无情抛弃，转而依赖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造成地力严重下降。农田、果园、菜园大量使用农药，农田里到处充满杀机，害虫越杀越多，益虫益鸟越来越少。由于地力下降，我国粮食单产最近8年几乎没有显著增长，但化肥施用量却增长了40%，每公斤化肥生产的粮食不足19公斤，每公斤化肥生产效率正以少产1公斤粮食的速度下降。这一趋势正说明，中国耕地不是缺化肥，而是缺有机肥和土壤生物多样性。

　　四是耕地撂荒，种植面积无法保证。由于粮食便宜，即使产量提高，也不能给农民带来实惠。聪明的江南农民已经让土地撂荒，够自己吃就行，没有心思为城里人生产粮食。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广东、四川等地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另外，全国各地大搞房地产开发和工业开发，屡屡冲击18亿亩耕地红线。地方政府以“占补平衡”名义占用良田，但换回来的几乎都是劣质农田，这使有效的粮食播种面积大打折扣。

　　五是粮食进口对中国农业生产冲击很大。一方面农民种地积极性下降，粮食生产能力先天不足，另一方面大量进口粮食与油料作物。2014年，我国从美国、巴西等国家进口了7250万吨粮食，包括大豆、大麦和高粱。其实，我们的粮食安全底线早在2011年就已突破，那一年我国进了5250万吨转基因大豆、500万吨转基因玉米、120万吨小麦、151万吨大豆油、660万吨棕榈油。进口的粮食，加上进口油料作物和油料折合粮食，共高达1.39亿吨，占当年中国消耗量的19.2%，大大超越了10%的安全警戒线。粮食大量进口与官方宣称的粮食“十一连增”不是相吻合的。

　　六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靠吃毛泽东时代的老本过日子。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我国农田水利骨干工程大都建于20世纪50—70年代，到目前，水利设施出现老化损坏现象非常严重，又缺少维护和修建，一些农田水利设施已无法发挥应有的抗旱、排洪和灌溉功能。据水利部门调查，全国大中型灌区工程配套率仅70%，骨干工程完好率仅50%，骨干渠道病险段达30%，斗渠以上的闸涵桥等建筑物完好率仅50.1%，大中型排灌泵站完好率不足60%。导致耕地的有效灌溉面积每年减少300万亩。

　　七是粮食大量浪费。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粮食与副食品价格与其价值严重脱钩，再加上长期以来农业重数量，轻质量，农产品质量不断下降，廉价的食品逐步与垃圾联系在一起，浪费了也不心疼。在2006年至 2008年经过对大、中、小三类城市共2700桌不同规模的餐桌中剩余饭菜的蛋白质、脂肪等进行系统分析表明，大致推算，中国2007至2008年一年仅餐饮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分别是：800万吨和300万吨。有人依据餐饮浪费的蛋白、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生素综合推算，中国消费者仅在规模以上餐馆的餐饮消费中，就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粮!我国已经逐步进入餐饮消费大国，特别是节假日，亲友聚会和公务接待时浪费问题更为突出。有专家预算，如果加上集体食堂浪费、个人和家庭的食物浪费以及粮食储藏和运输过程中的浪费等，全国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估计可养活25到3亿人!从这层意义上看，我们大量进口的粮食，在餐桌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垃圾，这样的现象真令人触目惊心。

　　二、转基因农业的风险

　　在农业产能形势恶化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多年“连增”很值得怀疑。粮食生产的规律是“一丰一欠二平”，连续多年粮食丰收就不符合农业规律了。还有一个蹊跷的地方就是我国进口粮食的力度在随着粮食产量增加而加强。仅小麦、玉米、大豆的进口量就由2004年的2749万吨升至2014年的7140万吨，进口量增加159%，这还没有将进口的油料折合粮食在内。与此同时，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包括谷物、豆类、薯类)从2004年的46946万吨升至2014年的60709万吨，增加仅29%。可见，粮食进口量的逐年增加，而且力度逐渐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粮食“十一连增”。

　　我国当前的农业基本上是一盘散沙，是在吃过去的老本。粮食危机正如冰山下的一角，徐徐袭来。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个危机呢?不少专家和企业都在呼吁搞转基因，只有一少部分人像笔者这样建议搞生态农业。到底哪条道路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光明道路?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贸然将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农业，将会给我国的食品安全、生态系统、粮食战略带来极大的危险。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转基因与食品安全

　　转基因技术是一项高科技，作为科研力量储备，我们应当大力支持对它的研究。但若要将其应用于人命攸关的粮食生产，就一定要慎之又慎。过去20多年来，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尽管许多专家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但他们并不能确定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事实上，由于人类认识的相对性，在食物中使用某种技术的效果如何，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看得清楚。而在此之前，任何对其安全性的承诺或担保，都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例如，苏丹红最早被誉为人类的新发明，但现在向食品里添加苏丹红是犯罪行为，而家喻户晓的三聚氰胺刚是作为科技进步二等奖流向社会的，直到数千名孩子的生命健康受到致命影响时，人们才认识了这个杀人的化学名字。尽管人类科技发展迅速，但人类对基因的掌控力还远远达不到随心所欲的地步。轻易地将不同源的基因整合在一起，是否会带来严重后果，尚需要长时间的检验。这不是由几期动物实验的结果就可以轻易下结论的。至今孟山都公司从未提出任何人体食用转基因食品无害的直接证据。我们知道，新药研发尚且需四期的临床人体试验，而转基因食品却因一句轻飘飘的“国际规定，食品不必进行人体试验”或“实质等同”而轻松过关，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关于转基因粮食的食品安全问题，一个具体的争议是，转基因Bt蛋白是否对人体有害?根据我国转基因专家的说法，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安全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的，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那么，这个“苛刻的”评价到底是什么呢?仅仅是一项进行了7天的Bt蛋白的“急毒试验”而已!就是直接拿Bt蛋白给小白鼠灌胃，剂量是每公斤小白鼠灌5克Bt纯蛋白，结果表明小鼠无中毒表现。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获得安全证书的“华恢1号”，稻米中的抗虫蛋白含量≤2.5微克/克，要达到5克/千克(抗虫蛋白与体重的比率)的接受试验的剂量，体重60公斤的人需要吃120吨稻米。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实验结果推理，如果按照每天吃500克稻米计算，一个成年人即使吃‘华恢1号’转基因稻米657年应该是安全的。然而，上述水稻安全实验都是在假定状态下的实验。小鼠Bt蛋白灌胃实验，和一个成年人甚至是孩子天天吃含有Bt蛋白的稻米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用老鼠的体重机械地推向人的体重，并由此判断一个成年人吃657年的转基因水稻也不会有安全问题，也是非常武断的。事实上，科学研究表明，对昆虫细胞有毒性的Bt蛋白，可以导致HL-60等人类细胞的凋亡。这充分证明了，Bt蛋白对人类是有潜在毒性的。因此，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必须被重新评估，否则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二)转基因与生态系统健康

　　生态系统是指在自然界的一定的空间内，由生物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环节遭到破坏都会危及到整个系统。将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农业，将会给生态系统带来一场灾难。

　　首先，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一方面，转基因生物对非目标生物产生危害。释放到环境中的抗虫和抗病类转基因植物，除对害虫和病菌致毒外，对环境中的许多有益生物也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导致一些有益生物死亡。最近国外发现蝴蝶、蜜蜂等物种因转基因农作物种植出现种群下降趋势。更严重的是，在种植具有抗虫和抗病类的转基因作物时，人们便会更加毫无顾忌地使用除草剂、杀虫剂，从而将转基因作物以外的物种一概杀灭，从而造成农田生态系统物种失衡。另一方面，用转基因作物抗草、抗虫容易引发目标杂草、目标害虫的变异，从而产生更加难以清除的“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如此一来，就需要喷洒更多的农药，对农田和自然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危害。

　　其次，对土壤肥力的影响。土壤肥力是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而在影响土壤肥力的诸多因素中，土壤微生物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土壤活性的具体体现。土壤微生物在有机质形成和降解、营养物质的矿化与固定、土壤结构的改善、植物病理的调控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种植转Bt基因作物后，土壤中一些功能性微生物数量及活性下降。转Bt基因棉与传统棉相比，在苗期土壤根际细菌多样性的相似度只有74%~77%;在蕾期和花期，相似度只有58%~60%。在印度种植了转Bt基因棉花的土壤里，放线菌数量减少了17%，其它有益微生物的数量也减少了14%;在我国种植转基因抗虫棉10年的土壤里，固氮菌的数量显著降低，对照为17%，转基因棉为11%，下降了35%左右。另外，种植转基因作物还对土壤动物群落发生影响，造成土壤动物结构与功能发生改变，所有这一些，都对土壤肥料产生重大的影响。

　　最后，对水环境的影响。2010年9月，美国科学家发表于权威杂志《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发现，美国中西部玉米带周边很多河流都受到转基因玉米毒蛋白的污染。美国有超过85%的玉米通过转基因技术驱虫或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可以驱赶玉米螟，还能产生一种具有杀虫功能的Cry(12A)b毒蛋白。在玉米地周边500米以内的河流中，科研人员在植物残屑中检测到这种毒蛋白;在抽样调查的217条河流中，86%的河流中有玉米叶、壳、秸秆或谷物穗轴;13%的河流含有可检测出的Cry(12A)b蛋白质。

　　转基因农作物另一最大用途是杂草防治。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已经远远抛弃了精耕细作农耕法，对于杂草是利用除草剂来控制的。抗除草剂作物的最大问题是草甘膦残留问题，这样的食物安全吗?2012年9月21日，法国凯恩大学通过为期两年对200只实验鼠进行试验，发现用抗草甘膦玉米NK603，容易患肿瘤及内脏损伤。当试验进行到第14个月时，对照组的实验鼠没有一例发现患癌，而在被喂食含有NK603和草甘膦除草剂饲料的组别中，有10%到30%的实验鼠患上了肿瘤。试验进行到第24个月，在所有喂食含有NK603和草甘膦除草剂饲料的组别中，50%到80%的实验鼠长了肿瘤，而且平均每只长的肿瘤多达3个。

　　转基因对健康的影响早已引起了医学机构的注意。早在 2009年，美国环境医学科学院就正式宣布：转基因食品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该院就发表研究报吿称：“一些动物实验表明，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包括不育、免疫问题、加速老化、胰岛素的调节和主要脏腑及胃肠系统的改变”。

　　(三)转基因与粮食战略

　　除了对食品安全和生态系统造成潜在威胁外，大面积推广转基因作物——尤其是那些跨国公司控制的转基因作物——将会对中国粮食生产主权乃至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控制不好，将动摇中国粮食安全的根本。

　　不妨以阿根廷和巴西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1996年以前，阿根廷传统农业还有很大优势，粮食安全基本能够保障，无需政府进行农业补贴。然而，转基因大豆引入该国后，传统农业几乎毁于一旦。小扁豆、豌豆、绿豆等种植田地几乎全部被转基因大豆占据。2002年，孟山都转基因大豆占据了阿根廷大豆总种植量的99%。由于盲目实行“拿来主义”，阿根廷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研发，当发现本国粮食安全根本已被转基因大豆动摇后，想放弃转基因作物却为时已晚。一家转基因跨国公司造成一个国家的粮食生产主权丧失，这并不是耸人听闻，阿根廷已是明证。但转基因巨头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在全球实施其转基因技术的扩张计划。巴西长期拒绝使用转基因技术于农业，但相关公司通过不正当手段，得以在该国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而后对政府施加压力。由此，巴西的传统农业也岌岌可危。

　　在成功征服阿根廷、巴西以后，转基因巨头开始全面进军中国农业，因为中国市场存在巨额商业利益。美国农业部计划以孟山都、杜邦等生物公司为先遣部队，在中国进行攻关活动，推销其转基因产品。他们鼓吹“抗农达2号”可提高产量最高达11%，借此诱惑中国相关部门官员。2009年第二季度，孟山都在中国的销售收入达到40.35亿美元，同比增长8%。而毛利润竟达25.21亿美元，同比增长14%。

　　大量转基因种子入侵中国，造成本土农业重创。中国是美国转基因大豆出口第一市场。据中华油脂网数据，2008年中国从美国进口转基因大豆1543万吨，占进口总量的41%，2014年这一数据更新为进口7140万吨大豆。而本土大豆却却以较高价格被美国、韩国等国家购买去。2009年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价格竟低于种植成本，40%的大豆销售不出去;黑龙江68家大豆加工企业全部停工;哈尔滨超市中卖的几乎全部为转基因大豆制品。中国人以吃素为主，从古到今以大豆为主的植物蛋白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如今中国餐桌上80%以上的植物蛋白、大豆油或以豆粕为饲料的动物蛋白均为转基因的，其对国民健康的影响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旦美国从终端控制了中国大宗粮食的消费，中国将会丧失话语权。中国引进的转基因种子因为不能留种，每年必须从他们那里进口。然而，转基因巨头的目标并不在种子本身，中国18亿亩基本农田，足够让他们的神经兴奋起来。只要每公斤种子加上几元钱，那么，转基因巨头就可从中国获得数亿美元的利润，而其相关的化学产品、农药、化肥和除草剂，也会接踵而至。

　　民为邦本，农为民本，土为农本。粮食增产的空间在于退化耕地的修复，在于元素有效循环，在于生态平衡，在于农业生产能够为农民增收，在于农民愿意种地。如果背离了这些客观事实，无视转基因主粮的安全风险，盲目引进转基因技术，无异于将自身的粮食生产主权拱手交给别国。中国要接受阿根廷、巴西的教训，时刻警惕来自转基因巨头的新型生物入侵。转基因绝对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救星!

　　三、生态农业才更适合中国国情

　　(一)中国有更好的农业出路

　　许多农业专家指出，转基因并不能提高粮食产量，却能带来无限大的风险。中国有更好的出路可走。我们不该用打碎自己的金饭碗、付出巨大的代价来换回一个随时会破的泥饭碗。

　　以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转基因作物的方法是为了适合美国那样人少地多、大规模生产、大面积杀虫除草的国情开发出来的，而中国的国情与美国完全不同，人多地少，自然经济，更适合采用生态农业的方法来运作。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分析，我国现有水稻、玉米、小麦等主粮在自主技术下，至少10-20年内粮食完全够用，而且只要进一步完善生产关系，拿出推广转基因研发十分之一的经费用于改善多年废置的水利设施，中国的粮食产量完全可以再增长一大截，成为粮食的净出口国。他以河北东关县古树于合作社为例，通过平整土地和合作化规模经营，在国家没投一分钱的情况下，使农产品产量提高了30%!这样做，低成本、无风险，粮食命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降到最低，根本没必要急于大规模推广风险极大、成本极高的转基因农业。

　　中国有8亿农民，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还得依靠中国农民而不能靠美国公司。目前，制约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观因素是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因为农药、化肥、种子成本高而不挣钱)，客观因素是地力下降(由于农药、化肥的过量施用)。近年来，中国农田化肥施用量不断增加，2012年我国化肥消耗量5838万吨，占全球的33%，而我国的耕地仅为全球7%。

　　过量的化肥投入直接导致农田土壤酸化、地下水污染，并且加大了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中国的国情与美国有非常大的不同，中国人多地少，美国人少地多;中国有八亿农民，美国农民不到人口的2 %。中国农民多，所以有条件走更好的生态农业之路。中国土地少，所以更承受不起转基因污染的风险。

　　因此，摆脱那种使用转基因技术、化肥、农药使地力越来越差、农民收入和积极性越来越低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引导农民采用恢复地力的措施，走绿色、有机的农业发展之路，才是我国农业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正确出路，这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总结人类几十年来农业发展道路得出的经验。搞生态农业不仅不会饿死人，相反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其道理如下：

　　一是秸秆变成了可食热量。中国18亿农田里除了产出6.07亿吨粮食外，还产生约7亿吨秸秆。中国7亿吨秸秆，其实就是巨大的“粮食仓”、“肥料厂”和“能源库”，我们称之为FFE, 即食物(food)、fertilizer(肥料)、energy(能源)。根据我们的实测数据估算，每7斤秸秆饲料配合一定的精饲料，可以转化为1斤活牛重。国务院要求力争到2015年，中国秸秆实现80%的综合利用。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就相当于增加了8000万吨牛肉，或相当于粮食增产40%。有机质还田还能够养地并固碳，可杜绝秸秆焚烧，保护农田生态环境。因此，秸秆综合利用才是生态循环农业的重要突破口。

　　二是将中(低)产田变成高产田。“用地养地”就需要有机肥，在现有的光照、雨热、水利、机械、电力条件下，我国许多地方的中(低)产田可变高产田，前提是需要大量的有机肥(含重金属和抗生素的工厂化禽猪粪除外)。牛是名副其实的“造粪机器”。每生产1吨牛肉约生产16.7吨牛粪，我国18亿农田可产近17亿吨的有机肥。在山东平邑县弘毅生态农场，我们经过9年有机肥还田，在坚持“六不用”(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前提下，该农场已成功将低产田(600公斤/亩, 玉米小麦周年产量)改造成吨粮田(1250公斤/亩)，充分显示了生态循环农业的强大威力。

　　(二)中国未来农业之路

　　生态循环农业的粮食生产潜力巨大，中国未来农业的出路在于生态农业。为此，我们建议：

　　首先，将各项农业补贴改为直接高价收购粮食。将被农业管理部门、化肥商、农药商、农膜商、种子商、配方施肥、生物技术专家拿走的不利于粮食可持续生产的国家经费直接还给种粮农民。适度恢复“公粮制”，让真正的种地农民直接从高价售粮中受益。作为粮食高价收购的兑现条件，农民必须承担恢复地力、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的基本责任。待粮库中的粮食充实后，逐步停止粮食进口。以保护国民健康为由，停止转基因玉米、小麦和大豆进口，转而提升中国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

　　其次，提供低息、贴息或无息小额贷款，帮助农民寻找致富出路，带动新农村建设。山东平邑县蒋家庄的农民在没有政府补贴的前提下，在专家指导下，利用秸秆养牛，产品依然走向市场，增加了收入，恢复了地力，但农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10%的利润给了银行。大量农药进入生态系统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采取物理加生物的办法，在无农药前提下控制虫害，一可节省药钱，二可保护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农村妇女，挽救了母亲(近距离喷洒农药多为妇女从事)。农田里没有农药和除草剂，诱捕的昆虫和人工除的草，可作为生物质资源，发展柴鸡、鹅、蝗虫、淡水鱼等，增加农民收入。在健康环境下养殖的动物健康、抗病、肉质安全。但所有这些公益性的农业事业，必须得到政府扶持或健康市场的认可才能推广。

　　第三，解决农民后顾之忧，解决他们面临的教育与医疗，生老病死等现实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让更多的人口留在农村，在很大程度上可减少粮食压力。这是因为，农民满足了自身的粮食安全就是满足了国家粮食安全。几年前中国的农民还占总人口的70%，现在这个数字已低于50%，如果继续推进美国式的城市化，让少数人养活多数人，中国耕地压力将越来越大。实际上，稳定农民在家乡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是合理的粮价。目前粮价低廉，远远低于三四十年前的相对价格，农民对种粮兴趣不大。如果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同时解决了他们面临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农民就会主动以保护生态环境的做法生产粮食，即发展生态农业。大量农民在家乡从事与涉农产业，城乡经济社会格局将是另外的局面。

　　第四，建立一支稳定的以青壮年为主力的粮食生产大军。将粮食安全上升到军事安全高度予以重视，要研究西方控我石油、拒绝出售给我粮食后的粮食生产紧急预案，从技术、土地、仓储、运输等方面提前做好应急准备。要认真普查我国到底还有多少亩耕地用来种植粮食?我国到底储存多少吨粮食，才能抵御未来重大自然灾害和局部战争。对那些无视国家粮食安全，非法强占倒卖耕地、虚报当地粮食种植面积、大肆非法骗取和贪污国家粮补贴款、非法盗卖国家粮食储备库存粮的各级官员，加大依法打击力度，确保国家粮食战略安全。保障粮食安全必须有一支特殊的以青壮年为生力军的种粮大军，老人和妇女只能起辅助作用。稳定这只队伍，需从国家粮食战略安全高度出发，从稳定粮食产量和保护耕地质量的实际出发，给予政策的特殊倾斜。

　　最后，笔者强烈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对生态农业多看一眼，在全国不同区域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区进行试验，将惠农资金多朝种粮农民头上倾斜，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减少乃至逐渐告别有害化学品使用，在健康的环境下，用健康的办法，生产健康的食品。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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