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发展中国家粮食危机的根源

　　在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区分导致粮食问题的长期和短期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因素不仅影响着印度的经济发展，也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将粮食从穷人手中夺走用于饲养牲畜，这一现象的产生由两种途径引起：发展中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和粮食）分配越来越不平等，而后一途径与粮食的国内消费与对外出口这一矛盾紧密相关：自由贸易迫使发展中国家消除贸易壁垒，改变国内土地用途，增加出口产品用地，这样一来，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形成了粮食是用于国内消费还是为了其他利益而用于出口二者之间的矛盾。最后，人们把农业对能源日益增长的依赖称为第三个矛盾。我们将看到，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能够彻底地驳斥关于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原因的一般假设。

　　人类粮食与动物饲料的竞争

　　中世纪的欧洲，粮食和饲料之间的竞争就已经开始。那时候，由于生产力低下，生产的粮食不足以同时满足人类和家畜过冬的需要，于是便出现了普遍的季节性的家畜屠宰和对咸肉的高消费。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革命”也没有完全解决生产力低下的问题，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从气候温和、饮食迥异、服装多样的殖民地进口小麦。西欧国家消费的糖、饮料、大米和棉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从被征服的热带地区掠夺来的进口盈余。由于殖民地的土地和资源被用于满足出口的需要，供殖民地人口消费的粮食不断减少。

　　现代的粮食与饲料竞争虽然本质上有所不同，但包含着类似的国际分工，即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为世界部分富裕人口生产动物饲料和畜产品。粮食的淀粉含量是饲料的2倍，由于这些粮食被转化为昂贵的畜产品，结果导致畜产品的能量和蛋白质含量大大低于未加工饲料中的能量和蛋白质含量。如，1千克牛肉能提供1140卡路里的能量和226克蛋白质，但是，生产1千克牛肉所需要的饲料作物，如果直接作为粮食消费（而不是被转化为牛肉），则能提供24150卡路里的能量和700克蛋白质（见表1）。

　　昂贵的畜产品需求主要集中在富人阶层，是他们把粮食抽走用作动物饲料，从而减少了全球和某个特定的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对粮食的直接消费。根据实验观察，我们可以得到每一个技术水平的畜产品与粮食的转化率，即每单位的牛奶、鸡蛋、肉等能够被分解为许多单位的粮食。精确的转化率随着家畜生产的工业化程度的变化而变化。以发达国家的转化率为例，1公升牛奶相当于0,2千克粮食，而1千克鸡蛋或家禽肉相当于2千克的粮食，等等。动物越大，转化率越高，1千克牛肉至少需要7千克饲料作物。

　　个人或家庭的收入与粮食的整体消费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粮食的消费有两种形式：第一是粮食的直接消费，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如面包、饼干、蛋糕等（在发展中国家，如米饭、印度抛饼、玉米粉圆饼、皮塔饼等）；第二是粮食的间接消费——由—定量的饲料作物转化而成的畜产品（如牛奶、黄油、鸡蛋、家禽肉以及牛羊肉）。人类粮食消费的总量是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之和。

　　随着个人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用于畜产品消费的粮食总量也不断增长，所以人均粮食消费总量也随着收入的增加急剧增长。谷物类粮食的直接需求在家庭粮食预算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谷物的总需求是绝对增加的，所以粮食预算总额并没有减少。

　　图1总结了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直接和间接粮食消费变化的实验数据。在落后国家，人均直接粮食消费量很低；随着收入的增加，人均直接粮食消费量上升；然后呈平稳状态，一旦达到非常高的收入水平时，消费可能会下降。

　　在落后国家，把粮食作为生产畜产品饲料的间接需求几乎为零。在那里，畜产品的消费主要靠打猎和天然放牧。随着社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天然放牧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圈养。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饲养动物的饲料对粮食的间接需求明显地上升，并最终超过了对粮食的直接需求。对粮食的总需求是两条曲线之和，并且随着经济达到高收入水平而急剧上升。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消费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人每年消费近1吨粮食，其中的4/5是间接需求。随着比较健康的饮食趋势的出现，美国粮食需求总量正在缓慢地下降，但仍居世界最高，年人均粮食消费可达900千克。而最不发达国家年人均粮食消费仅130千克。

　　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指出：对于粮食的需求存在一个自然上限，因为一个人能吃多少粮食由他胃的大小决定。他无法预测当人们富裕时，对畜产品需求的急剧上涨度是多少。美国人均直接和间接粮食需求总和每年达900千克，是最贫穷国家人均粮食需求的7倍。尽管北美人的胃显然不是一般人的7倍大。为了满足工作和健康需要而摄入的日最低能量所需要的直接粮食消费在最贫困的国家经常得不到满足。任何微小的产量或进口缺口都能使大量人口陷入饥荒状态。这并不总是因为这些国家生产的粮食太少以至于不能养活它们的人口，而是因为它们生产的粮食的最终用途是由拥有较高购买力的精英和比较富裕的北方人决定的，而不是由它们自己决定。

　　食用大型动物的肉是满足能量和蛋白质需求的一种极其浪费的方式。美国一个消费者日常食用的半磅重的牛肉汉堡能满足三个印度人（粮食和牛奶搭配食用）每日所需的全部能量和蛋白质的需要。习惯吃牛肉的、长期垄断世界粮食供应的发达国家，不仅从发展中国家购买粮食，而且精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像豆饼之类的食物，以维系其肉食工业。仅占世界人口16%的发达国家的谷物消费量却占世界粮食消费总量的40%左右。

　　在某些特定的发展中国家，随着间接使用份额的增长，中、高收入阶层能够使国内粮食消费陷入困境。而低收入阶层甚至被剥夺了满足其最低需求的直接消费。在贫穷国家，畜产品消费增加并不是生产现代化的结果，而是以森林和水资源的迅速减少为代价的。例如，对印度部落人来说，他们的畜产品消费多是诱捕鸟类和鱼类。在发展中国家，收入增加10%导致了畜产品需求增加14%—16%。在印度，由于8%的GDP增长和6%的人均收入增长，年畜产品消费增长9%，导致对饲料作物的衍生需求增加，使粮食的直接消费比重下降。因此，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中、高阶层收入的增加对于大多数低收入人群的粮食供应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负面作用。

　　虽然收入增加，但是粮食消费持续下降

　　发达国家观察员普遍认为，2007年和2008年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是由中国和印度部分富人粮食需求的快速增长引起的。多年来，这些地区的年人均收入保持6%—9%的增长，高收入群体对于畜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然而，对于解释全球粮食价格的通货膨胀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论点。与小布什总统和保罗·克鲁格曼观点截然不同的评论员可能也正希望看到，两国的人均粮食消费总量大幅上升。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会变成事实，因为他们的观点基于一个暗含的假设——那就是收入分配保持不变。

　　事实正相反，由于国家对农村发展投入的减少，失业率上升，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多数人的实际收入下降（货币收入相对于价格变化的调整），使得人们的粮食消费减少。公共事业，如运输、电力以及卫生服务等行业的高成本，迫使人们进一步削减粮食支出。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印度和中国人均粮食消费大幅度下降，只有高收入群体的粮食需求迅速增加。统计资料指出，在印度，大多数人收入和购买力的缩减大大抵消了少数富人粮食需求的上升。尽管我们见证的是印度的情况，但对于人均粮食消费下降的中国而言，这种观点也同样适用。

　　粮食实际消费低于预期消费是因为后者假定收入分配是不变的。而事实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正不断加剧。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在1999年做了一个有趣的研究，巴拉（Bhalla）、哈泽尔（Hazell）和科尔（Kerr）预测，基于印度人均收入年增长6%的假设，到2020年印度将总计消费粮食3,75亿吨（2,67亿吨直接消费，1,08亿吨为间接消费），同时也作了人均收入年增长3,7%的假设。从两个投影图中显示的粮食消费增长率可以估计出，2004、2005两年的总需求分别为1,985亿吨和2,185亿吨。

　　然而，2004年和2005年的实际需求仅1,57亿吨。对于第一种人均收入增长3,7%的假设出现了4150万吨的赤字，而对于6%的假设更是达到了6250万吨的赤字。这些预测远远高于实际消费，即使所用的参数是合理的，也不得不作出收入分配将保持不变的假设。因为在收入不平等的条件下，他们将无法预测粮食消费的变化趋势。

　　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看到的是最不合理的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实际收入绝对下降。图表2显示，粮食实际需求陡然下降反映出总需求曲线降低。这一降幅远大于人均产出，到2002年以后，产出下降速度高于需求下降速度。从1991年起，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失业率上升，大众消费严重萎缩和饥饿不断增加，我们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都忽视了这一点。

　　实际上，更令人震惊的是，与1991年相比，2005年印度每5口之家的粮食消费减少了110千克，这就反映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少数富裕人群的粮食摄入量急剧上升，而大多数人粮食摄入量的下降远远超过了这个上升量。根据国家营养物质摄入量抽样调查报告显示，1993—1994年至2004—2005年间，不仅人均卡路里摄入量有所下降，其中4/5的农村人口的蛋白质摄入量也呈急剧下降趋势。

　　世界银行及印、中两国政府一直宣称贫困人口已减少。这种贫困是基于不恰当的方法计算出来的，他们所采用的贫困线的定义也是被改过的。两国政府都使用营养标准定义贫困线，即一个家庭总支出中食品支出的比例要达到规定的、最低的营养标准。1973—1974年，印度农村贫困线的标准为每月49卢比（按当时汇率换算大约是6美元），而中国则到1984年才刚刚开始设定贫困线标准，其中，农村贫困线为每年200元人民币或者每月16,67元人民币。然而，几年之后，营养标准的说法已经不再直接使用。

　　2005年印度农村贫困线仅为每月356卢比，平均每天还不到12卢比（约26美分），在自由市场上就连1千克大米都买不到。必须记住，这种贫困线（12卢比）是总支出，它连日常食物需求都不能满足，更不用说其他的非食物支出，如燃料、运输、服装、健康、教育，等等。同样，2007年中国官方的农村贫困线标准是每年1067元人民币或者每天2,92元人民币，而当时最便宜的大米的价格是每千克4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如果把美国南部地区贫困线定为每天1美元的话，那一定是件十分荒谬的事情。

　　这两个国家所谓的贫困线只能算作赤贫线，在这个水平上生活的人们能量摄入量很低，远远低于规定的营养标准。贫困线标准已经获准下调，而大家也无需为贫困比例下降感到惊讶，这就和一个学校不断地降低及格分数线并声称提高了学习成绩一样虚假。实际上，真正的贫困线要比官方公布的高两倍还多，如果以这个贫困线为标准，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增加，尤其是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和强调出口的时期。

　　粮食出口与内需近期许多分析都试图解释2007至2008年间粮食价格异常飞涨的原因。国际大米价格在5个月内翻了一番，致使37个发展中国家发生粮食骚乱。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分析都没有提到我所认为的主要原因——那就是，在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的范式下，土地的用途发生了转变，从粮食生产转向了出口农作物。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增长率已大幅度减缓，甚至许多国家的粮食产量已出现绝对下降的情况。在1992年，我就这些趋势进行了讨论，并警告说，印度将面临粮食产量下降和严重的粮食安全威胁，就像自由化贸易带来的危害一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指导下的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促进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又强化了这一目标。这又强化了农业的国际分工，即热带地区的土地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生产北部发达国家人口所需的相关产品，以保证北部超市货架上商品供应充足——从冬草莓到食用油，再到鲜花，无所不有。发展中国家的土地不断地被用于生产出口农作物和专门农作物，以满足外国和本国富人的消费需求，结果导致粮食供应不足。于是，有人建议通过国际粮食市场来弥补粮食供应的不足，而国际粮食市场是由美国、加拿大、欧盟再加上阿根廷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小角色控制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基于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已不复存在，即使是人口不多的大国也一样。当然，富人将从专门生产有“相对优势”的非粮食作物并增加出口中受益，然后再购买发达国家过剩的粮食和乳制品来满足自己需求。发达国家怂恿发展中国家废除国内粮食采购和限价销售制度。这些制度大多是在去殖民化之后建立起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使粮食从专门化和贸易化的殖民体系中解放出来，因为这种殖民体系严重降低了人们的营养标准。历史的记忆似乎是短暂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菲律宾到博茨瓦纳，都屈服于持续不断的压力，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不明智地废除了粮食采购和限价制度。

　　无论是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还是政府不明智的举措，专业化的出口模式总是以牺牲多数人的粮食安全为代价的。而增加出口收入和提高进入世界市场购买粮食能力的许诺，常常带有误导性和欺骗性，即使在通货膨胀之前也一样。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实行大量出口雷同产品的政策，导致出口产品的单价下降，贸易条件更加恶化。如果在十年内出口的数量翻番，但是出口产品的单价减半，这就意味着外汇收入根本没有增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改变了它们以往的种植模式以求提高其出口收入，但是收效甚微甚至毫无作用。再者，即使外汇不是制约条件，政府也不会给穷人提供某种特殊的待遇，因为印度官方一直在否认饥饿人口数量增加的现状。印度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对那些能到欧美度假的富人取消了自由购买硬通货的限制。

　　印度有个传统，就是在干旱的年代实行劳动换粮食计划，即政府会提供公共工程的职位，而劳动的报酬大部分用公共储备粮支付。但是，在2002到2003年二十年不遇的旱灾中，政府却没有实行大规模的劳动换粮食的计划，尽管失业急剧增加、购买力下降致使粮库积压了6400万吨粮食没有售出。相反，用于出口的公共储备粮却创纪录，总计达2200万吨。农业经济窘迫是2004年印度政府下台的主要原因。2006年，在进步势力和左翼政党的不断鼓动下，《国家农村人口就业保障法》才得以通过，该法案作为保障性条例，可以为每个农村家庭需要工作的一员提供100天的就业保障。

　　很显然，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粮食产量的下降已经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人均粮食产量的增长，这导致人均粮食产量和可供消费量的全球性衰退。世界人均谷物产量从1980—1985年间的每年335千克下降到2000—2005年的310千克。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占据世界谷物产量30%以上的国家，对现在的全球粮食产量下降起着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11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伊朗、埃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它们的谷物产量占世界谷物产量的40%。我们发现，在1989—1991年到2003—2004年这13年中，这11国的谷物产量仅有15,6%的增长，每年的增长率只有1,1%，远远低于这些国家每年将近2%的人口增长率。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农作物出口量也在迅速增长，比粮食的增长速度快10倍，这是土地和资源向出口农作物转移的结果。

　　同一时期，占据世界谷物产量40%的发达国家，谷物产量仅有18,6%的增长，也就是年均增长率为1,3%，高于发达国家自身的人口增长率，但是相对于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粮食需求和为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提供补充而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遵循经济改革和自由贸易会导致粮食产量如此剧烈地下降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原因很简单，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就很耐人寻味。土地并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如果给它定义的话更像是化石燃料，因为二者的供给都是固定的、不可再生的。土地的生产能力不是同质的，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寒冷的土地相比，温热带地区土地生产出的粮食，不仅在产品种类上多很多，而且在产量上也不同。对热带生物多样性取得控制的历史性动机是导致西欧国家对其他民族殖民统治的主要动力。通过建立奴隶制——之后是以契约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制度——到对一个稳固的热带商品和原材料的供应链进行控制，既丰富了欧洲人的饮食和着装，又为新工业提供了原材料。

　　所有受制于此类强制性出口的地区都遇到了国内粮食供应不足和营养下降的情况，有些地区甚至极度缺乏粮食以致饥荒，这是因为有限的土地和资源都被用于生产出口作物。在去殖民化后的短暂时间里，这些殖民地国家能够进行自我保护以免受不公平国际贸易的困扰，并优先保证国内的粮食安全。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觊觎发展中国家土地生产力的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由于现代航空运输的发展，产品需求的范围也大大扩展。以前只有少数非易腐商品才可以运输（如糖、茶、咖啡、木材和棉花），现在，即使进入隆冬季节，很多易腐商品，像新鲜蔬菜、水果、鲜花等等，都可以摆上发达国家的超市货架。农产品跨国公司通过合同制或者买断市场的形式将它们的触角伸向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转嫁到小农身上。在印度，1991年前，大量农民负债自杀是鲜为人知的。官方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中，由于初级农产品降价和WTO体系下对初级农产品的保护被取消，因债自杀的农民超过16万人。

　　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农民因为小麦出口到英国而挨饿，而现代的印度农民因为种植小黄瓜和玫瑰花出口给国外的富人而吃不饱。粮食产量的急剧下降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紧缩公共开支的改革政策削减了对农业的投资，又力图争取更多的出口，所以产量增长下降。在种植面积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兼顾出口和国内粮食需求几乎是不可能的。

　　燃料与粮食20世纪80年代和整个90年代，人们并没有注意到由于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减缓和人均粮食产量降低而引起的世界经济长期不平衡的问题，因为当时并没有出现异常的通货膨胀。相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通货紧缩，这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引导下的收入紧缩机制造成的，该机制抑制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大众收入，从而降低了有效需求和消费。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从农民到工人，从城里到乡下，人们都吃得越来越少，吞食着苦果，然而城市的学者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由于发展中国家通过降低民众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所以大多数观察家都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必须有什么事件来触动或惊醒人们，使人们对长期的营养不平衡和营养下降的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现在，这个震惊事件出现了，由于美国进军伊拉克受挫，全球石油价格上涨，结果发达国家把生产粮食的土地大部分转向生产生物燃料产品。

　　在化石燃料大规模应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人类主要的能量来源是通过饲料作物喂养的牲畜，即用牲畜耕地、牵引和运输。从19世纪中期到现在，工业化国家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动力取代了牛马的畜力，农业饲料的能源用途就不再流行了。随着发达国家对世界矿物燃料资源政治控制力的逐渐减弱，农业再一次处于重压之下，它要生产生物燃料（也叫农业燃料）以作为矿物燃料的补充或替代品。

　　在美国，以能源密集型的汽车消费为主的生活方式面临全球油价上涨的挑战，在政府大量补贴的帮助下，在2002—2003到2008—2009的短短五年间，用于乙醇生产的玉米增加了4倍，从270万吨增加到1000万吨。欧盟的粮食种植也一直在向乙醇生产转换，巴西也一直致力于将其蔗糖产品的某些成分用作生物燃料。2008年玉米产量的降低并没有阻止美国将接近产量三分之一的玉米用于生物燃料生产，这意味着其他用途的净供给下降。

　　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和出口专业化的模式已失去信誉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的出路在哪里？由于发达国家大规模地把粮食转向生产燃料相关产品，导致全球粮食储备减少和粮食价格飞涨。对于印度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像“二战”结束后一样，紧急发动全国粮食增产运动，因为现在的人均粮食产量已经跌回到五十年前的水平，它只能高价进口粮食，即使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印度沿着削减农业投资和出口导向的道路已经走出了很远（而此举措其他小国已经采用了30年），但通过提出粮食紧急增产的目标，通过恢复大众购买力，印度仍然能够扭转这种不断恶化的局面。

　　幸运的是，印度并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完全废除公共采购和分配制度。假如能将其大规模地恢复实行的话，有助于保护贫困的消费者。这就要求适当地提高包括经济作物在内的农作物的采购价格，积极建立合作小组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作物。粮食供应不足的喀拉拉邦就是这样做的，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政府到2007年底才迟迟宣布对小麦和大米的采购加价，农民似乎是对采购价格的大幅增长作出了回应，2007至2008年期间，印度粮食产量有所回升，虽然远未达到理想水平。

[王丽娜：沈阳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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