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能否再现? 再现的历史能够说明什么? 我们在读历史资料时常常会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那些相似的“社会事件”令人驻足。由此我们需要把当下与并不久远的昨天相联,思考那些相似性是什么? 变化了的又是什么? 特别是在时间的框架下,相似性更值得反思。
笔者遭遇的历史场景是这样的:1924 年,上海一家丝织厂发生大火,烧死80 多名女工;1993 年,深圳一家玩具厂发生大火,烧死80 多名女工。这两起“社会事件”或“社会历史事件”带有某种“社会戏剧”(social drama) 的特点,因为它的悲剧色彩让人过目难忘,但是作为一名社会学者,有更多的问题要思考。这两起社会事件,可以作为“一个道德脚本”加以分析。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社会显微镜”和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因为不同的事件宣讲出同样的语言,显露出人们的内心冲动和可以强烈感受到的社会价值(伯克,2001 :46 - 47) 。这种“社会历史事件”把人带到一种时间与空间的场景中,事件的相似性使人们似乎可以抽离掉时间和空间,而剩下的便是女工的命运和社会结构性因素。当以历史的眼光看中国时,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当下的社会是如何嵌入在历史的发展路径之中的。相似事件的背后说明的是什么问题? 时间是如何消失的? 结构因素与事件的相似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一) 1924 年的大火
1924 年3 月11 日至3 月20 日《申报》以《川公路织绸厂失火惨剧1 - 9》连续报导了1924 年3 月10日在上海发生的一起火灾。
“1924 年3 月10 日晚10 时停工,本地男女工人回家,来自盛泽、湖州、南浔、嘉兴、广东(3人) 共计400 多名女工,当晚分卧于东屋底层和二层楼之地板上,10 点40 分起火,起火时女工皆已入睡,只有女工工头一人在厂房平房内洗衣,发现厂房起火后大叫……
各女工闻声跃起,则火已延烧东屋,东屋本有可通西屋之大梯,但晚间在东屋的门皆关住,故无论西屋之梯已烧断或不烧断,皆无从逃生。只得向东屋之梯奔逃,此梯由厂屋右侧一小弄内出入,人多梯狭,门口又极小,而可怜之女工,虽际此生死关头,犹不舍其饭篮与铺盖,于是体大口小,愈是难以挤出。昏乱中互相践踏,反将门口堵住,二层楼本有窗三扇,然皆用铁栅阻止,不能跳出,及十一时余, ……救火车到时, ……中有照顾其儿女,而不及逃生者,有因扶携其亲母,致葬身火穴者……焚毙者约百人,有方哺乳之幼儿及怀孕之妇女多人,皆罹于灾,可谓浩动矣。
(《申报》,1924 年3 月11 日)
川公路织绸厂,又名祥经丝织厂,是一家拥有700 多工人的工厂,它的厂房、厨房和工人的睡房是在一个相互连结的四层楼房里。有近四分之三的女工来自周边农村。睡于底层的女工都在火灾中逃了出来,但有20 多人受伤。第二天,工厂对从火海里出逃的女工以每人发给15 元的方法令其回原籍。当时留下了100 多名女工没有动身,因为那些死者要么是其同乡,要么是其姐妹,梅堰一地区就有13 人被焚烧致死。这些没有回原籍的女工住在宜乐里的四个房间中,她们睡在地板上,晚间没有被枕,寒苦异常。
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响和极大愤慨。《申报》连续9 天报导此事件。邵力子于次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上发表社评,强烈谴责资本家的罪恶,指出“各厂不但没有保障工人安全和生命的设备……而且在资本家和资本家的走狗眼中看来,女工不是娼妓,便是盗贼”。天津《妇女日报》对此事做了极为详尽的分析报道。国民党上海妇女部、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职业女子联修社、基督教妇女节制会、竞雄女学等5 团体,除向受害女工表示声援外,还联名函请各工会及工业委员会共同向各工厂提出改良工厂建筑,增加消防设备,制定赔偿条例等要求。上海市各界群体团体,如工团联合会、纺织工会、商联会、学商公会、红十字会、南洋烟草公司职工会、中国工会、中华印刷工会也纷纷对被害女工进行援助。例如,上海纺织工会3 月12 日下午4 时召开紧急会议,请求本埠各团体对受害女工进行救助。上海丝纱女工协会做出决定:第一,派人前往火灾地点进行调查;第二,对于设备不合法的工厂,应督促从速改良;第三,要求该厂主从优抚恤被害女工。
3 月13 日上午对36 具女工尸体进行安葬,安葬途中,曾游行闸北各马路,至水电厂前发生冲突,死者家属们认为这是“官办水电之牺牲者”,挽联写有“被官办水电所害”。最后,事件演变为闸北市民的因官办水电的失职而罢市。到3 月18 日, 《申报》刊登出死者的详细资料,以亲属关系的方式公布,总计死亡80 人,失踪19 人,死母20 人,妻14 人,女11 人,幼儿2 人等。最后对那些办理后事的女工们,由红十字会送回原籍,按名单每人各发给银元二元及船票等。
(二) 1993 年的大火
1993 年11 月19 日深圳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发生了一场大火。在这场大火中有87 人死亡(女85人,男2 人) ,20 重伤,25 人轻伤。（注1）
致丽工艺玩具厂是港商租用葵涌镇厂房进行独立经营的“三来一补”独资企业。生产、经营皆由港方负责,利润由港方独享。葵涌镇派一名厂长协助港方经理管理企业。厂房是一幢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于1988 年5 月建成并投放使用,建筑面积2166 平方米。第一层是裁衣车间和仓库,第二层是手缝和包装车间,第三层是衣车车间。该厂注册员工418 人,事故当天在厂工人404 人。
11 月19 日13 时25 分,该厂一层东北角仓库起火,火势顺风向厂房东南和西侧迅速蔓延。经全总调查组确认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港商违反我国法律法规,无视工人生命安全,强制工人冒险作业。厂仓合一,安全通道被堵塞。该厂窗户全部用铁条焊死,大部分窗户还用铁丝网罩闭;厂房内东西侧各有一个疏散楼梯,但港商将东面疏散楼梯用拉闸门上锁封死,只留西面一个疏散楼梯,而且这个楼梯通道上堆放了货物;一层有四个安全出口,有三个出口被锁死或焊死,只留西南面一个出口,并在仅留出的西南面出口中间处装上铁栏,形成一条长约8 米,宽仅018 米的窄长通道。在疏散通道少且不畅通的情况下,近300 名工人根本无法迅速逃生,再加上燃烧的化纤物散发出的毒气,许多工人窒息在楼梯口处。这是火灾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雇用无证电工,违章接线。中方厂长负责消防等监督职责,然而对港商的违法行为不加制止,盲目服从。《工人日报》1993 年11 月26 日
事件发生后, 《工人日报》、《光明日报》都载文对此进行报道和提出抗议。2001 年3 - 4 期的《天涯》杂志对该事件有追踪报告,长达四万余字。常凯曾随调查组进入火灾现场,收集了200 多封被遗弃的打工妹书信,写有《废墟上的凭吊》(一夫,1994) 。此后国内外不少学者提到此事,特别是两名社会学家用这些书信分析中国的劳工问题,论文值得一读(谭深,1998 ; 陈佩华,2002) 。
二、历史时间与社会结构
1924 年的火灾已经过去了近80 年,80 年间改变了什么呢? 今天的上海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市,成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最吸引投资者目光的大都会。街区的名字也发生了变化,它已经成为各类高科技人才、金融人才进出的高档城市。
1993 年至今也快10 年了,深圳及其附近的东莞、中山等地依然是“三来一补”企业的重镇,在现代化的城市之中及其周边,打工妹的足迹随处可见。
(一) 时间框架
布罗代尔对历史和时间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历史变迁是以不同速度发生的,是时间下的变迁。有几种不同的历史与时间,第一种历史是“一种几乎察觉不到其消逝的历史,一种永恒轮回,永远反复循环的历史”。这是人类和他们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地缘历史(geohistory) 下的时间。第二种历史是“经济制度、国家、社会和文明的时间”,虽然缓慢但可以感觉到它的节奏,是有关“局势的历史”。第三种历史是事件和个体的“事件史”(布罗代尔,1997 :121 - 204) 。上述看到的两个“事件”,使我们置身在至少两个时间框架下,一是经济制度、国家、社会和文明的时间;二是个体的事件史(女工事件史) 的时间,这两个时间框架的相互作用是我们认识女工社会地位的关键。
(二)“事件”的历史背景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是一个人民多灾多难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开始,这一阶段充满制度变迁与人们生活的调适,此时期女工的出现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看,女工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并成为资本最感兴趣的劳动力。这些资本既包括了殖民帝国主义的资本、官僚资本,也包括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资本。
邓中夏先生针对1925 年日本已在中国建立的41 家纱厂,雇用中国员工88000 余人的情况,深刻地说:“日本在华设立纱厂,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经济侵略的一个有力的手段。它在华设厂的原因:一、是因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二、是不要纳付关税,便可将生产品卖给中国人,以占取中国的市场;三、中国残酷的军阀政治,绝对禁止工人的集会及一切政治自由,而且在租界内更纯然是外国政府,对待中国‘下等人’可以用对待牛马的法子。这都是日本资本家在他们本国求之不得的。所以日本资本家乐于在中国开设工厂。”(邓中夏,1949 :130) 女工在纱厂中占了绝大多数,成为中国工业化早期资本原始积累的牺牲品。
当下社会,大批农村女工(常常被统称为“打工妹”) 的出现是在1980 年以后,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再次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此时大批发达国家在中国沿海地区设厂,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链条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以广东省为例,作为沿海地区它是全国各地外来人口的大省,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在其中占了8 成。一些发达的市镇,外来劳动力已经超过甚至数倍于本地人口,这其中六成以上是年轻的打工妹。深圳1996 年总人口345 万,其中户籍人口88 万,外来的129 万是农村人口,其中女性83. 6 万,占64. 8 %。外来女工主要在制造业,特别是在宝安、龙岗区的“三来一补”工厂工作,她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3 岁(谭深,1998) 。
外资在中国设厂的原因依然是:第一,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第二,中国有广大的商品市场;第三,中国虽然有劳动法,但是还有各种可以买通的地方官员,还有很多的空子可以钻,在其他国家无法实现的低工资、低的劳动保护、超时工作,在中国都可以实现。从致丽工厂的火灾看,中方厂长不仅没有起到消防监督作用,反而协助港商,贿赂消防整治小组人员,骗取火险隐患整改验收合格证。在整改过程中,镇政府没有进行督促整改,片面强调投资环境,不顾工人生命安全,过分迁就港商。5 月28 日,镇长写信给市消防整治小组“如不发给,将会影响葵涌镇的经济发展,港商将会集体上访,直接向市政府投诉”(工人日报,1993 年11 月26 日) 。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背景下,女工只能充当最廉价的劳动力,她们不过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生产与资本链条中微不足道的、一个随时可以丢弃的小零件。
三、资本主义与父权制
在基本相似的经济结构下,为什么是女工遭遇如此厄运?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与特定的劳动性别分工和性别文化相关联。
20 世纪70 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海迪•哈特曼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利用了父权制。妇女的平等之路是要既反对父权制又要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妇女受压迫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或私有制;另一方面是父权制,它们既是具体的关系制度又是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依照性别的劳动分工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在于,按性别的劳动分工具有等级制,反映了父权制的主要特点。哈特曼认为,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资本主义利用父权制从四个方面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第一,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按照经济学的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自由劳动力市场这一新的制度形式,在劳动力市场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妇女具有同男性一样的劳动力市场地位。但事实并非如此,父权制使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劳动过程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化;第二,劳动报酬制度。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直接表现为低工资,低工资使妇女依赖男人。低薪迫使妇女结婚,因为女人可以通过婚姻买到自己无力买到的东西和生活方式;第三,商品交换。为了生存,已婚妇女要为丈夫料理家务。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男人从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第四,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结合不断产生妇女的从属地位。因为妇女的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合法化,使妇女只能从事半日工作或不工作,这又加剧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由此等级制家庭分工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制度长期互相影响的结果,它使妇女的从属地位成为恶性循环(Hartmann ,1979) 。
80 年代初,哈特曼的阶级与性别的重叠理论被得以补充,杨( Iris Young) 以“超越不幸的结合”为题,分析说阶级和性别关系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的一种简单的结合,关键问题是要清楚地说明父权制的运作规律、内在动力和矛盾以及它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妇女边缘化的重要原因,压迫妇女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属性。把妇女推向边缘并使妇女起次要劳动力的作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妇女起了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力后备军的阶级作用。资本主义并不是利用了父权制来产生等级关系,而是从一开始它就是建立在规定男人主要、女人次要的性别等级之上(Young ,1981) 。
上述学者看到了资本主义与性别分工的内在联系,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特有的性别文化。从早期女工和打工妹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她们与家庭的内在联系,看到她们为摆脱家庭贫困所做出的努力和自豪。早期女工常常是因为父母早逝或家乡遇灾而不得不外出打工,她们的收入成为支持家庭生活的基本来源,在1924 年的火灾中有两个遇难者带着吃奶的孩子。今日的打工妹,在她们的书信中,并不认为每天12 小时的工作是不正常的,相反8 小时工作才是不正常的,因为她们主要是靠加班才有点工资。对于她们来说,要想得到基本的收入,只有接受超过11 个小时以上的劳动时间。而面对国际市场靠订单开工的企业,要么加班,要么无工可做;与此同时,家乡的亲人还等着她们寄回家里的钱,有的女工需要供兄弟上学,有的女工需要寄钱回家盖房,为兄弟娶媳妇,家里需要钱买化肥。寄钱回家是打工妹们的一种生活状态,在她们眼中挣钱回家是天经地义的事,能为父母分担责任,能够供兄弟上大学为父母争光使她们具有了某种成就感。有学者指出,在家庭决策和打工妹自觉的背后,看到的是传统的性别分
工的迹象。这种性别分工表面的出发点是家庭整体的利益,但是暗含的是两性不平等的发展权利,它鼓励男性个人的发展并将它与家庭利益一致起来,它贬抑女性的个人发展并将之与家庭的利益对立起来(谭深,1998) 。
在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子下,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同样利用了中国特有的父权制的家庭文化,无数女工的超时劳动和自我牺牲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四、没有走出的时间与空间
笔者提出“历史时间”的概念,力求从历史角度审视中国女工的历史和现状。“历史时间”是指在相同的经济制度和文明条件下,某些社会事件可以再次出现;或者相同的社会事件说明社会是在相同的经济制度和文明的时间和空间下。此时,时间失去意义,事件呈现出结构的相似性。
中国女工史的早期(1860～1949 年) 是女工“自愿”被剥削的历史,女工们由于贫困被迫进入工厂,从事每天超过10 小时且工资十分低的工作,生存的压力使她们别无选择。这种情形与中国今日打工妹的情景别无二致。有学者用“生存的文化”概念来揭示当今中国外来工,特别是外来女工的悲惨境遇。在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生存”使她们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这些外来女工已经深深陷入“生存的文化”中了。在离开家乡和村庄前,这些工人和她们的父母非常明白工厂中生活的艰难。他们明白等待着她们的命运,但她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她们的家庭深陷于贫困。贫困迫使他们创造出一种生存文化,借以应付每天的基本需求。尽管获得报酬不确定、工作不稳定,而且工作环境艰苦,但在农村,生存的需求仍然促使家庭将他们的子女送到工厂中去。以致于女工以疼痛的身体来反抗血汗劳动(陈佩华,2002 ; 潘毅,1999) 。
使用“历史时间”概念指当某些结构性的社会因素出现时,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呈现,其意义在于,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关照女工整体命运,同时,借此深刻地认识当今女工命运的历史性。历史与时间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关注点各有不同。例如,吉登斯把时间概念与在场或身体的概念相联系,指出时间的三个向度,一是日常体验的时间,它是一种可逆时间;二是个体的生命跨度,是不可逆的时间,是个体生命历程的时间跨度;三是制度的长时段,在这一时间概念下,吉登斯引入了“历史”的问题,它涉及到制度的结构化过程(吉登斯,1998 :100 - 104) 。“历史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制度的长时段,在一个制度的长时段中,站在历史的角度,个人命运嵌入在制度以及制度具有的结构特征之中,并被结构化。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女性的角色是在家庭之中的,三从四德的传统规定了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社会生活圈子。近代工厂女工的出现是对传统性别秩序的挑战,女工由出现到发展到形成一定规模的历史过程,体现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一社会转型是传统农业社会在外来入侵者的资本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向着早期现代社会的转变,个体家庭和女性们为了生存和更好的生活对这一转变做出适应性反应。而当这样的历史条件再次出现时,即在当前的社会转型中,中国社会在西方全球资本和自身追求现代化的压力下向着现代社会转变,农村个体家庭和女性们为了生存和获得更好的生存再次进入工厂成为廉价劳动力,再次成为底层劳动者。从较长的历史时段看,这一历史时间的再现表明中国社会依然没有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根本转变。农村个体家庭和女性们被适应进这一历史进程,妇女个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通过对家庭经济的贡献重新定位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位置。
当然,历史还是有所变化的。1993 年的大火引发了全球性的关注,国际社会一方面谴责资本主义的残酷,另一方面援助受害女工。全国总工会派小组调查事件经过,在媒体上对处理结果进行报告,对当事人进行了各种制裁。有良知的学者们也纷纷发出声音,表达对事件的关注。但是,历史事实依然是80 多名女工惨死,对此,何言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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