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台湾土地改革
□陈 恩
台湾在日据时期是个典型的农业地区，人口非常密集，土地高度集中，农村阶级矛盾尖锐。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土地改革，不但用和平赎买方式实现了台湾农村封建土地制度变革，而且极大地解放了农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台湾经济的发展。土地改革成为台湾民营产业发展的契机和台湾经济腾飞的起点，对后来整个台湾经济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土改
长期以来，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土地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的政治理想，也是国民党立党的重要理论基础。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而要“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要农民得到自己的劳苦的结果，……不会被别人夺去”。孙中山看到了土地问题对农民的极端重要性，系统地提出了降低农民捐税负担，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并使之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理想和理论基础。
为了实践孙中山的这一政治理想，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也曾多次尝试过以进行“二五减租”和实施“耕者有其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但都失败了。如早在北伐战争胜利后的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面对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极度困窘、民怨四起、农业凋敝的状况，浙江省政府便积极筹备和实施“二五减租”(即将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年收入先扣除25%的种子、肥料投入，再在佃农和地主之间平均分配)，但因遭到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反对而失败。
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陈仪在主政浙江、福建时，也提出上述主张，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引起国民党C C 派和军统人员对他动机的怀疑，认为他是被共产党利用来组织农民，扩充自己势力。结果，陈仪的土改主张遭到了浙江省参议员和省党部的联合反对而流产。
此外，国民党在1930年代还分别在四川和江西等省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尝试，但都无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虽已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并尝试进行土改，但都失败了。
后来在台湾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重要原因是由于大陆时期的国民党统治者，本身大多是大地主或与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实际上当时大陆的国民党政权是代表和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进行土改无异于“挖祖坟”，将会直接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注定要失败。而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当权派，与当地封建地主豪绅瓜葛较少，而且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好利用土改来削弱地方势力，强化和推行国民党的管治。所以，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得以毫无顾忌放手进行。其次，是国民党在大陆长期处在反共内战和内部争夺、地方割据、军阀混战的特殊时期，由于国库空虚，通货膨胀，根本不可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充足的资金实力来进行土改。
台湾土改的现实压力
1948年，台湾耕地的77.6%计63.3万公顷掌握在国民党政府和地主手中，而88.3%的农户仅占有22.4%计18.3万公顷耕地，其中半数是无地的佃农和雇农，土地问题十分尖锐。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农民受到残酷的封建剥削和殖民压迫，国民党接管后，同样横征暴敛。佃农每年向地主交纳的地租，一般为耕地年收获量一半以上，甚至高者达70%。地权高度集中，农民租税负担沉重，农村阶级矛盾尖锐是农业生产发展滞缓、社会政局震荡的重要原因，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就是包括农民在内的一次大规模的人民抗暴运动。
国民党政权迁台后，租佃问题更趋严重，经济残破，百业凋敝，农业产量不及战前最高产量的一半，而工业生产则不及1/3。因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带着数百万人退据台湾，造成物价飞涨，物资奇缺，给经济本来就极为困难的台湾增加了生产和生活的极大压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首先需要农业生产的发展，但落后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村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两极分化，租佃关系极为紧张，1950年，耕地不足或无地可耕的农户占台湾总农户的64.9%。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时曾说土地问题“如不加改善，乱源就由此发生，征诸往事，历历不爽，如此之故，台湾必须实施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
为了国民党政权能在台湾生存立足，为了确保台湾社会的稳定和国民党政权的巩固，同时也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所以非实行土地改革不可。这样，当时在台湾主政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便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全面部署和实施土地改革。
运用经济手段“和平土改”
为了保证土改顺利进行，台湾当局重视和加强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及土改工作进程的组织与管理。台湾设立由国民党政府代表、知名土地问题专家和美国农业专家共同组成的“中美农业复兴委员会”(以下简称“农复会”)。“农复会”以美国对台湾援助金额的10%作为该会活动经费，在台湾土地改革中具体负责土地政策制定、土改运动组织、领导等工作。
由于“农复会”分别由美国和台湾高水平的农经专家组成，对土地政策的制定既富有远见又细致周密，并且由于“农复会”掌握着农业技术创新、土地改革推广的试验基金和部分美援的分配权，使“农复会”具有强有力的推动政策能力与资源，“农复会”也为台湾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台湾为了在土地改革中提高运作效率，增加政策透明度，有效制止腐败现象发生，保证土地改革顺利进行，还专门把台湾土地银行作为“土改”的资金核算单位和政策执行机构。台湾明确规定，土地银行在土改中负责发行实物土地债券，按征收地主耕地地价的七成逐笔偿付地主，并按10年20期办理兑付；搭发公营水泥、纸业、农林、工矿四大公司股票，偿付地主其余三成地价；向领地或购地农民按10年20期征收现金或实物地价，全面办理农民在土改中的各项贷款等。
与不少国家和地区采用强制性政治剥夺甚至肉体消灭的残暴办法来推进土改的做法不同，台湾在土改中贯彻“农民获地，地主得利”的双赢方针，采取和平、渐进的方法，先征收地主保留额以外的耕地放领给农民，然后以协议购买方式由政府贷款予农民，并让农民购买地主保留额内的土地，以达到全面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为了确保政策公平和社会稳定，在土改中台湾当局坚持对地主耕地的征收、放领均由政府居间办理，即由政府向地主征收土地，再转放予现耕农，在全过程中，不使地主与佃农有任何直接接触，耕地所有权在融和气氛中顺利、有序地转移为耕者所有。台湾当局还特别重视对自耕农的融资支持和法律保护。由于在土改中刚领有土地的自耕农，因地价负担沉重，经济基础尚未稳定，极易丧失其土地，再度沦为佃农。因此，台湾一方面颁定法律，规定承领耕地在地价未缴清前不得转让，并防止冒名顶替承领及将承领耕地出租他人等流弊发生；另一方面则设置专项贷款为有需要的农民提供融资支持。
土改成为台湾经济腾飞的起点
台湾土地改革改变了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实现了发展生产、降低物价、增加供给、提供工业原料的目的。因此，土地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改写了台湾历史，成为台湾经济腾飞的起点。
土改使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因为规定政府所征地主土地的地价是十年还清、年息四厘，而50年代台湾通货膨胀，每年在5%以上，四厘的利息低于通货膨胀率，征购地主的土地，实际上是强制地主给台湾当局提供低利贷款。地主虽还保留一定的土地，并得到一定补偿，但对整个封建地主阶级仍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土改”后的台湾农村，已是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个体小农经济取代了旧时租佃制下的地主经济。
土地改革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获得土地，从而极大地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由于租税的大幅降低和土地所有权转移，使农民对土地的投入，无论是劳力还是资本，都有了显著的增加，粮食产量从1953~1968年，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长达16年之久的持续增长，年平均增长达5.2%。
土改后，由于农民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从而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由于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购买进口设备原料，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部分农村土地资本转向工业生产，从而使消费性的土地资本转变为建设性的工业资本。可见，在土改条件下的农业发展，为培植工业的成长提供了市场、资金、外汇、劳力和原料，土地改革成为台湾经济腾飞的起点。
土改开启了台湾公营企业民营化的先河，有效地推动和促进了台湾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土改中，将地主所得的地价由台湾当局搭配给台湾水泥、台湾工矿、台湾农林和台湾纸业这四大公营企业的股票，不但开启了台湾公营企业民营化的先河，使民营产业开始拥有技术和实力较为雄厚的最早一批骨干企业，并使相当一部分封建地主成为工业资本家。如后来担任国民党中常委和“海基会”董事长、被称为台湾“政治商人”的辜振甫，原来是台湾有名的封建大地主，土改后成为台泥公司董事长，由封建大地主摇身一变成为大资本家。而且由于台湾当局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扶植和鼓励，拉动和诱导了大量农村土地资本和社会闲散资本投资城市产业，从而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台湾民营经济的发展。
上世纪50年代台湾的土地改革，虽然对台湾经济腾飞发挥了奠基性作用，但在取得巨大成功和历史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由于将有限的土地分配给众多耕种者，从而造成了土地划分的狭小、零碎和分散，不利于农业集约化经营，也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据统计，台湾平均每户的耕地面积不到1公顷，其中约有40~50%农户耕地面积不到0.5公顷。这种过小并且零散的农地经营规模，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已显露出阻碍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端倪。有鉴于此，台湾当局于1970年代末开始进行旨在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实行农地重划，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土地改革。
(为暨南大学台湾经济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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