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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1958年6月14日)
要组织生产，也要组织生活，是不是组织生产运动是基本的主要的，把生活也可以组织一下。我也是还没有想好的，还不成熟，不要拿到外边去吹。一切经过试验，取得成熟经验，然后再推广，推广时再吹，再刮风，如果没有经过试验，就刮风，就会出毛病。这里讲一个宣传问题，对新事物作宣传，特别是号召大家办新事物，要选择个时候，有什么建议，提出个计划纲领、意见，还未实行过，但是想要实行，那么，就要经过试验，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切经过试验，有放手发动群众，还有一切经过试验。宣传工作有几种，一种宣传是讲讲道理，并不要行动、组织；还有一种宣传是宣传办什么事，例如办托儿所，一宣传，大家都行动起来了，把托儿所办起来了。还有办合作社，一股大风一刮，就刮起来了。最近关于半工半读学校，在报纸上大登起来，宣传得嫌早了一些，还没有成熟经验，一登报，大家都办，大批地办起来，势必大批的垮台，因为还没有成熟经验。
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人人没有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族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族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他说如果把妻子儿子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 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
社会上的劳力也有很大浪费，这里牵涉到妇女劳力解放问题。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作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子，家家补衣服，作鞋子，有那么几项是家庭要作几项劳动。农村还有磨面等。这些都是家务劳动。的确，我们也曾鼓吹了下家务劳动，三次妇代大会提出勤俭持家，那个决议案是对的。在没有想出新的办法之前，只有那么作。在工厂、机关没有事情作，有人作不了工作，还请个保姆，自己回家搞家务正是节省了社会劳动力。但这样作不能作为长期的方针，不能讲将来的目标就是这样，还是要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不是对妇女特别有好感，而是为了整个生产，为了社会的进步，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件设想：要建立很多的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的事业。在农村、工厂、机关、街道无非这四个地方，其他地方还有，但那是比较很少数的地方。主要是农村，工厂、机关、街道。组织生产是基础，是否可以把职工家属、农村妇女为生活服务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为生活服务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可以节省劳力，腾出很多劳力去参加生产。同时，可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参加社会劳动，成为社会劳动力。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二百多人作饭变成四十个人作饭，同时把煮饭的事业变为集体的事业，变为大生产、大经济。
我到上海职工宿舍区去看，小孩子多得很，象蚂蚁子一样，哇哇叫，工属抱着孩子没有事情作，每天是带孩子、煮饭、洗衣服，情绪不高，问她想什么，她想找点事作，可是没人带孩子、煮饭。没有事情，又不甘心，只好带着孩子去串门子，东说西说，说闲话，引起吵架、纠纷。有人宁愿出去替别人煮饭、带孩子，自己家里又请人来煮饭、带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她们认为带自己的孩子是家务劳动，带别人的孩子是社会劳动。作了工人，心里愉快些。现在是不是可以设想，把职工家属的家务劳动可以组织起来，不要家家烧饭、洗衣服、补衣服、带孩子、作鞋子，而是合起来作。不齐心，落后思想可能有，比如：怕小孩子吃亏，……等；这是落后意识，不要光看这一面，还要看另一面，家庭妇女操作家务很苦，一有出路，有了光明前途，心情愉快，积极性会很高，他们进步可能会比别人更快，愈苦闷，积极性愈高，干劲会更大。眼光要看远一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从现在开始，逐步前进，一直作下去。家务组织起来，劳动力多出来了怎么办？劳动力节省出来，这是好事，首先是扩大服务事业，不只是食堂、托儿所这些服务事业，而且家属可以把商店搞下来，代购代销。原来的商店店员，只留下几个人作师傅，节省下来的人可以调走，调到需要的地方去。
家庭已经不是生产单位了，家务劳动社会化之后，消费单位也剩一半了，分配还是把家庭当作一个单位分配的。
在天津地委的讲话(1958年7月19日)
集体办托儿所、办学校、办食堂、办医院、办澡堂、办洗衣房，养鸡也可以集体养吆！要想这么一个问题：谁家都有老人，你家有，他家有，都要有人照顾。留下一个人照顾就够了，一个人可以照顾几十个人，要水有水，要饭送饭。很多事情要集体搞。由小到大，象办互助组那样，起初几户亲戚朋友办在一起，以后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托儿所办到后来也可以全托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生下来就有人管，直到死时烧成灰。
在南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3日)
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
干部恢复到打游击时的供给制要事先做好准备，从前和现在的供给制不完全一样。以前是一部分人，现在老百姓也搞供给制。我们照他们做，五亿农民的制度一改，我们非改不可。逼上来了。机关干部跟农民走，军队跟农民走，工人阶级跟农民走，城里人也要跟农民走。迟早都要跟他们走，不改不行。我们过去实行的供给制，吃饭穿衣不要钱，粮食两斤半，发两套衣服，津贴也很少。现在农民一部分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再发一点钱，或者叫半工资制，虽然还没有定，但方向是这样的，过去我们物资少，搞供给制，现在物资多了搞供给制，所以有不同。这是一次大的革命。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但这还是社会主义的事，不过是更进了一步，将来到共产主义可能也是这样一种形式。这是一种生活的形式，也是交换分配的形式。
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不要顾虑，过去那样的困难我们也克服了，现在比过去好得多，你的工作做得好，群众拥护你，群众生活好了，群众不会亏待你的，我们的干部要把眼光放远些，要算大账，不要算小账，不要为几块钱、几十块钱失掉了群众的信任，群众不拥护你，这是最大的损失。
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4日)
你们调农民来炼钢铁，一个省都有几百万，一个基地也有好几万，他们来了就集中在一起，没有工资，也不带家属，搭个棚子睡在炉子旁边，干得很带劲。我看，倒是这种工人进步些，他们头脑里的共产主义思想还多些，我想，能不能反过来，把他们当作正式工人呢？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劳动制度来呢？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以后新建的工厂，就和现在炼铁一样，由公社里调人出来。现在搭个棚？一声号召，就可以动员几万人、几十万人上山开矿炼铁，条件那末坏，生活那末艰苦，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干起来了。我们开个纺织厂，把房子宿舍都盖好了，要公社调几千、几万个小姑娘来作工，吃饭不要钱，基本菜不要钱，和在农村的公社里一样，生活不降低，还能学技术，你说他们肯不肯来？我就不相信她们不肯来。
炼钢铁不是短期的事，看样子势必长期的搞下去，在现在的基地上建立钢铁工厂。当然还是要把这些工人长期留下来，老搭棚子不行，要盖宿舍，要接家属住在一起，实行粮食供给制，再加一点津贴。如果这些新盖的工厂实行新制度，老厂还是保持老制度，到后来到底是谁影响谁？谁向谁看齐？是老厂照新厂办呢？还是新厂照老厂办？我看，势必是老厂要跟着改，老厂要学新厂的样。我们要搞出一个新的样子来，老厂的工人假使不愿意来，我们也不一定要他们，我们就从公社里调新的人来干，将来看看，到底谁干得有成绩，到底那一种制度好？大家可以比赛嘛，我就不相信，新厂比不过老厂，拿供给制的工人比不过拿工资的工人。
将来工厂的工人和农民不应该有什么区别，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工人、农民的生活待遇就应该差不多。当然，工人和农民稍微有些差别还是合理的，但差得太远就不合理了，目前当然不是说全部不合理，但有若干部分是不合理的。公社里动员出来炼铁的，晒盐的，采矿的，修水利的都应该看作是工人，这不是降低工人现有的水平，而是为了要力求更合理些。一个家里哥哥上山去炼铁，工作很艰苦，拿的钱少，妹妹去工厂纺纱，作的活很轻巧，拿的钱反而多。这就是不合理，不合理就一定会有矛盾，有意见。
苏州地委的××刚才说，农民对吃饭不要钱这个制度非常拥护，农民说“一个心思放下来，一个心思又来了”，这两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前一个心思是农民几千年来都担心吃不饱，现在宣布吃饭不要钱，等于把几千年的重担子放下来了。后一个心思是想怎样把生产搞好，不然怎样对得起共产党。
有人担吃饭不要钱，是不是会出懒人？苏州的事实说明，吃饭不要钱，不是工作马虎了，而是工作得更好了，劳动效率提高百分之三十，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少数的懒人还是有的，对这种人我们有办法治他，最好的办法是不给他饭吃。列宁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对于懒人就要这样，他没得吃只好劳动。对多数人来说，吃饭不要钱，干活更有劲，不是做得少了，而是作得更多了；不是作得更坏，而是作得更好了。这是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标志。列宁说：“共产主义的劳动就是不要报酬的劳动，是没有定额的劳动”。不管你钱多钱少，不管你规定什么定额，总是作得那么多那么好。这就是共产主义的道德面貌。只有当劳动成了社会全体人民的普遍的生活习惯，这时候才能产生共产主义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
譬如我们先宣布吃饭不要钱，群众就得到很大鼓舞，共产主义的觉悟就提高了一步，工作不是更坏了，而是更好了，少数的懒人在群众中很孤立，很没有道德，很臭，人人都瞧不起他，在这种压力下，懒人也势必会得到改造，势必去参加劳动。
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27日)
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一种时候，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紧要的关头，也可以说是一种带决定性的关头，或者可以说是决战的关头。正如解放战争也有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个战役就决定胜负了，以后过长江以及到西南、云南那些地方都不费多大力了，是经过决战的。现在我看社会主义建设也处在决战的时候，大概经过几个决定性的战役，才能够过关，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大家应该鼓足干劲，打起精神，跟过战斗关一样，采取战斗态度，来过这个关。这个关并不比解放战争那个关容易过，不容易过。队伍比解放战争那个时期更大，整整六亿人民，全体人民，全体工人、农民都编成的队伍，编成团，营，连、排，班，农村里面就是这样，城市里面也开始这样做，工厂里面也早有这种带军事性的劳动组织，恐怕将来也还会更进一步。所以，在这样一种决战关头，大概我们还需要苦战几年，工业上过关了，农业上也过关了，那么，我们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现在各个方面正在为着生产钢铁来战斗。我沿途也看了很多炼铁炉。在炉子旁边集中了几千人、几万人，各方面集中起来的：有工厂里面来的、有学校里面来的、有机关里面来的、有街道里面来的、有农村里面来的，各方面来的人。从前各方面来的人凑在一起，总是搞不好，别扭很多。包括我们的解放军，这个军队和那个军队合在一起，是要闹点别扭的，是不是？我们这次在炼铁炉旁边看到别扭很少，他们能够合作，情绪甚高，团结。我看那个地方相当苦，没有房子住，住在棚子里面，吃、睡各方面条件都不是那么很好的。也有点我们从前打游击、过草地那么个味道来。是不是？我们过草地的时候，不大间别扭，你看奇怪吗？大家没有心思阔别扭了，去搞别的事去了。我看这样的精神很好。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的钢铁就会搞出来的。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
我在沿路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讲的炼铁，看到成千成万的人去炼铁。江苏省有三百多万人炼铁。成几百万人去炼铁，有的开炉，有的炼铁，有的搞运输，有的砸石头，这些事情。我看到这种情形，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些人都是从农村调去的，大多数是从农村调去的，城市也去了一些，工厂、学校的也去了一些，劳动是不要钱的，并且还带饭去。在农业社记工分，或者叫包饭吃，基本工资加奖励这么一种工资制度。一个地方集中几万人，一个省几百万人，一个专区十几万人。江苏省有多少工人？(江渭清：产业工人有×万。)产业工人有×万，但是炼铁的有三百万，那个大呢？是三百万大，还是那×万产业工人大。人那个多？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我们炼铁炼钢以来就开始创造了一种新的工厂中的劳动制度，看到这么一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抓住这种新的现象，来研究一下，讨论一下，是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的萌芽，开始创造，这是群众创造的，公社里面，农村里面创造的。那么，现在几百万去从事炼铁炼钢，还是有临时性，他也不准备在那里搞多少年，不换不回家，他没有那个准备的。但是，那个炼钢炼铁，住在山上恐怕也不会是一年两年。我也曾经问过，你们炼铁准备炼几年，是不是炼一个月就不炼？还是炼一年就不炼？怎么样啊？他说，那是要长期炼下去，将来开大钢铁厂，那么赖是个大工厂嘛！就是要长期搞的嘛，不是临时搞的嘛。现在有临时性，将来会要变成长期性。如果变成长期性，他们的吃饭、工资这些东西要加以改进的，稍许加以改进就行了。也是跟着农民走，根据农民那种吃饭不要钱，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就可以了。炼钢炼铁的工人，就可以把他变为长期的工人。因此，是不是可以就这种制度稍许加以改进，做为一种正式的工厂制度，正式的工厂制度的一种新的形式。那么，也是根据吃饭不要钱，按技术和劳动态度，发一部分工资和奖励。劳动保险也可以根据农村里面什么几包几包，那么包下来就是啰。劳动保险制度也不一定按照现在工厂的劳动保险制度。既然三百万炼铁工人可以这样做，别的工人就不可以这样做？你还要办别的工厂。
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1958年10月8日)
全部妇女都积极拥护公社，她们过去一直是做饭、带孩子。有时参加了田间劳动，回来也得做饭，做得不好还挨丈夫骂。搞了食堂、托儿所、缝纫组，解放了她们的劳动力，丈夫也不骂她们了。
粮食明年计划达到每人平均1,500一2,000斤。如果达到8,000斤，就超过了美国。美国每人平均1，900斤。这样就吃不完了，猪也吃不完了。在这个基础上，粮食和猪都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棉花和油料也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现在正在讨论明年城市是否可以实行供给制的问题。粮食供给制今年年底在乡村实行，明年年底可以在城市实行。
粮食和肉都够吃了，并且实行了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后，就可以大大缩短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六小时工作制，甚至四小时工作制。
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959年8月24日)
核实过程就是反“左”过程。落实过程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曾经提出过，一九五九年要生产×万吨钢，……去年郑州第一次会议就开始反“左”了。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要充分可靠，要有实际根据，头脑不要太热，要实事求是。对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实际上是从郑州会议开始就进行反“左”工作的。一个是经济计划的指标，一个是人民公社中间的一些东西。那个时候三级所有制还没有确定，有一部分“左”的现象，就是集中过多。有一部分平均主义，过早地否定了等价交换、按劳分配这些原则。对这些原则不大那么重视了，重视不够。从武昌会议、郑州第二次会议以后，就作了纠正，确定了三级所有制，基本所有制还是原来的高级社，公社只搞部分所有制。因此，也就有人讲了：你们只搞部分所有制，我们还搞公社干什么？是否不搞公社好一点？公社是否搞得早了？但是不要轻视公社的部分所有制，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公社的部分所有制，一个公社有几千户上万户，每一个生产队一年可以积累百分之几，总产量的百分之几交给公社。如果一个公社有五十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交百分之几，五十个就相当多了。公社自己还办一些企业，企业完全是公社所有的。这样一个部分所有制，再经过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或者十年，那个公社就了不起了。到了这么一个时候，再经过三年、五年、七年、八年，至多十年以后，恐怕生产队所有制就不是基本的了，基本所有制是公社所有制了，因为它大了嘛！公社富起来了嘛！公社有工厂，有机器，有拖拉机，有电站，有很多东西，还可以办很多学校。那个时候生产队还是有所有制，恐怕那个时候就变过来了，基本所有制是公社所有制了，生产队变成了部分所有制了。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大概是经过三年、五年、七年、八年这么一个时期，就逐步地由生产队所有制(即原来的高级社所有制)变为公社所有制，即由小集体所有制变成大集体所有制。而这个大集体所有制、公社所有制是接近全民所有制的，跟全民所有制差不多了。
经过去年大跃进，我们最大的成绩(也是我们的经验)是取得了大跃进的经验。这个经验不是少数人取得的，是我们全党全民全体干部取得的经验。这个经验，不在实际中是学不到的。从大学里面，经济学里面是学不到的。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失败为成功之母”，只看失败，不看成功之母是不行的。我们的事情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完的，我们还要办很多事。我们是新国家，初搞社会主义，不经过失败，那有这个事！？凡是我们的失败，应该说是很宝贵的，这样才能取得经验教训。没有这些失败，要想成功，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一条：我们经过总路线提出来以后，经过大跃进以后，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快一些了，而且可能比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快一些。我们可以高速度发展，取得了这么一个成功的经验。有那么多的问题，什么不平衡啦，市场物资紧张啦，等等问题。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都有它的积极的一面。我们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这一条。我们在这很短时期里面，几乎可以说党内党外、全体干部、全体人民都有这个经验。以后就可以避免错误，少犯错误。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9月9日)
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间，不赞成这样的方针和路线，一方面，他们要革命，但是又怕出乱子，怕犯错误，怕出缺点。因而他们就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胆子不大，不敢放手。放手发动群众这是毛主席提出的口号。但是有些人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就产生无穷的忧虑，他们用许多办法搞清规戒律，限制群众运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既要革命，就不能怕出乱子，怕出某些缺点、错误。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有很多的区别，但是最重要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采取反对、指手划脚批评，还是鼓励？这是分界线。一切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都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限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当限制不住时，就反对，甚至要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是这样的，当着他要反对他的敌人时，就要一点群众来参加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当群众动手干起来，他们就害怕了，就要限制，就要颁布命令、法律来限制，如果限制不住，就要反对、镇压。这方面中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思想革命也就是在脑子里进行革命。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直接反对资产阶级和他的知识分子，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去年的国民经济大跃进，组织人民公社，以及体制下放，改革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放生产力，为什么要整风反右，提出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组织人民公社，体制下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高共产主义风格，改革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搞这么一套干什么？目的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放生产力。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来受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包括我们自己的脑子在里面。这种思想在人民中间是束缚生产力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那么大的生产力从地平线上冒出来，好象是很奇怪，生产力是那里来的呢？……我问你：人还是那么多，东西还是那么多东西，工具变更不多，那么，生产力那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蕴藏在我们社会中间，我们人民中间。潜伏的生产力，在以前由于种种束缚，有封建制度的束缚，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特别是几千年思想习惯的束缚，一下子解放好不容易呵！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鼓足干劲来干的时候，生产力就发挥出来了，潜伏着的生产力，沉睡着的生产力，就发挥出来了。机器没有增加多少，生产资料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么多，但是生产力可以很大的发挥。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民公社、体制下放，也是解放生产力。刚才讲包到石景山也是体制下放，体制下放一下，生产力可以提高一倍，这不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吗？同是全民所有制，由王鹤寿来包干，是全民所有制，包给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也是全民所有制。可是归你王鹤寿管，生产力就降低一倍，归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管，就提高了一倍，可见全民所有制内部，还有很多生产关系问题，集体所有制内部有生产关系问题，全民所有制内部有生产关系问题，这种生产关系需要不断地调整，不断地使它完备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经常要做的，在共产主义时期也是要做的。经常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一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要不断调整，不断地使它完备。去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体制下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善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是属于革命范畴里面，也属于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发动几亿人口彻底解放生产力这么一件事情。
毛主席经常讲，军队干部带兵打仗，三仗中间打两次胜仗，一次败仗，威信还可以维持，如果是两败一胜，就站不住脚了。三次中有两次胜仗，只一次败仗，三分之一的缺点，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维持威信的。如果有人，怕在革命运动中发生一些缺点、错误，或者认为你搞可以，但不准犯错误，或者把一个指头的错误夸大起来，指手划脚，加以咒骂，那就不能有革命，不能放手发动群众，就等于反对革命。这样的人，具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缺点。
这里我讲一个我在一九五七年看到的一个材料，那是北京高级党校鸣放出来的一些材料。高级党校都是地委以上的高级干部，因此我们很注意。在那些材料中，对过去的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审干和合作化等运动很有意见，认为这些运动搞得不好。这些运动都是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他们认为搞是可以的，但不要发动群众；特别是审干，反贪污和肃清反革命，他们认为发动群众来参加是错误的。这些运动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成功的，必须的，不可少的。这些运动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缺点、错误，这些缺点、错误不过是一个指头。但他们却认为根本搞错了。这些人以后都成为右派了。这些人的态度特别恶劣，他们是借此反党的。除了右派以外，其中还有右倾思想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少的，他们也说这些运动搞糟了，搞得不好。那时的左派挺不起腰来，也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什么坏事，不大好讲，见不得人似的，有右倾思想的人，说这些运动付作用太大，伤人太多，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人民，有损失或者有很大的损失，和彭德怀同志讲的差不多。他们说中央领导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表现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说太偏了。因此他们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的好，绝对正确的好。不左不右，绝对正确的领导是没有的。总会有一个指头的缺点。这些人有一股很大的怨气，有些人的怨气恐怕到现在还有，你们空军也经过三反、审干，打过大老虎，怨气也还是有的。党校，不只是党校，其他机关、部队里面是否也有一些，我看也有的。他们抓住三反、五反中的缺点，说打了那么多人，结果只有百分之五，那百分之九十五不是都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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