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饿不死人，“穷过渡”、“浮夸风”饿死人
所有右派都有一个法宝，就是说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所有左派都有个麻烦，就是毕竟60年饿死不少人。毛泽东所有“罪行”中，再没有比发起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大了。说起来也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一个人头脑一发热搞一场大折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有的说3000万，有的说5000万），这不是伤天害理吗？中国历史上有哪个皇帝干过这样荒唐的、惨无人道的事情呢？
贫道就说说这件事。
首先，大跃进时期饿死了人是事实，但是所有论证死了那么多人的资料来源——1960年人口少了1000万——是个假数字。这一点贫道已经通过国家统计局给出的资料告诉疯僧了。他显然对贫道的分析没有异议。不过贫道这里不打算再辩论究竟饿死多少人，因为贫道也不能凭空胡说。贫道想说清楚的是，大跃进饿不死人，“浮夸风”和“穷过渡”（大食堂）才能饿死人。毛泽东赞同大跃进，但是反对穷过渡和浮夸风。同时，当时毛泽东处于二线，说话不管用。因此饿死人的事情主要责任不是毛泽东，甚至可以说严格来讲毛泽东一点责任也没有。
如果右派认为贫道说毛泽东当时说话“不管用”是假的，这么个专制魔王还不是一句当一万句？那么看看毛泽东大跃进高潮时的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一段话，以及后面发生的事情做个比较就知道了。
“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这样吓唬中央，但还是没人听。
孤证不算，贫道再给你们举个例子。1959年3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
“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看来，毛泽东远没有右派估计的那么“有威信”，“一句顶一万句”。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毛泽东最后在1959年四月选择了直接给各级干部写信。信的内容节选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大跃进没有错，提出大跃进也没错，日本也有“倍增计划”，很多落后国家都提跃进指标。问题在于，不能超出实际可能去做事情，尤其是不能随意变动基本制度，比如不能不切实际地马上实现“共产主义”，搞按需分配。大跃进时期农村搞大食堂、军事化、一县一社平均主义，是断绝饥荒时期农民度灾的关键。但这不是毛泽东搞的，是毛泽东反对的。我们还可以看看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此的讲话。
1958年毛泽东派田家英和吴冷西下去调查前给他们说：“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损害富社积极性，还是搞“按劳分配”；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就干，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食堂，但也要粗细、忙闲、干稀搭配，放开肚皮肯定维持不下去。县经济只能搞集体经济，不能搞全民。夫妻分开住，是帮国民党忙。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接着第一次郑州会议，吴冷西记下以下内容：“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显然，毛泽东对当时农村集体经济的性质是很清楚的，反对平均主义和穷过渡，要求按商品经济规律办。他在11月的武昌会议上讲：“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
也就是说，但是搞“自己说了就算”的不是毛泽东，毛泽东要求大家讨论人民公社体制究竟是不是就是共产主义体制。
在这次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还说：“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大食堂、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说得够清楚了吧！
关于浮夸风，思闻不知道从哪里搞出个东西，说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的消息。但是，一个人说话总是要一致的，不会今天信明天不信。下面是毛泽东几次关于批判浮夸风的言论：
虽然现在污蔑毛泽东是个风气，是个时髦，但也要注意逻辑联系。毛泽东是种过地的，10万斤粮食多大一堆他是知道的。他怎么会信这些东西？根据身边人员回忆毛泽东1958年9月在天津视察稻田，有人说亩产可达10万斤。说：不可能的事。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对着《人民日报》五位小女娃站在稻秧上的照片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11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早在大跃进前，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吴芝圃提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对人民日报总编兼社长吴冷西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四月中旬武昌会议，对吴冷西做5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
3、……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
吴冷西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这样的话：“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 吴冷西把毛泽东意见回报有关领导和书记处。陆定一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毛泽东在“秋后”发现问题更严重，再次对吴冷西说必须从穷过渡和夸张的宣传角度转过去。最后甚至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对于毛泽东这个话，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当时主持工作的人什么时候转的呢？直到1959年5月，人民日报上还有关于亩产万斤的报道。6月初，毛泽东终于坐不住了，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6月14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召集书记处会议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向的问题通报，6月20日 交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再次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不顾左右而言他。”。
而这与他1958年4月就要求做的已经过去了14个月。而全部浮夸风，就刮在这14个月。
大跃进饿不死人，“穷过渡”“浮夸风”会饿死人。毛泽东从58年春到59年一直反对穷过渡和浮夸风，警告这样会饿死人，甚至吓唬中央会饿死几亿人，但是说了不算，没人执行。后来当事人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七分恐怕也不该扣到毛泽东头上。
但毛泽东这个时候还是表示责任主要由他负。你说他冤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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