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应该如何评价大跃进？
本文选自韩丁（William Hinton）Monthly Review Press1990年出版的《大逆转》（The Great Reversal）第十章。
我认为，对大跃进（Great Leap）的评价有一致的观点，大跃进中出现的理想主义（utopianism）、主观主义（voluntarism）、命令主义（commandism）、大干快上（gigantism）、急功近利（egalitarianism）和其它不良风气，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引起的混乱，是导致生产危机、粮食歉收和大饥荒的重要原因。（大饥荒的影响面和破坏程度尚不清楚。）现在讨论自然灾害和政治原因对大饥荒的影响孰轻孰重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两者都是重要原因。但是，大跃进中的政治问题，还有究竟是毛的想法本身有缺陷还是执行中出现了偏差，都是值得深入的探讨的。
大跃进是要动员中国农村的闲散劳动力，开发未利用的资源——边角土地、灌溉渠道、矿物等，这不是一个荒谬的目标。湖南有一些公社创造性的把公社当作集中劳动力从事大项目的方式。毛/泽/东也对此表示赞成，他认识这是释放人们潜力、继续解放的过程。在创造非官僚主义化的自治组织，自行管理当地的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和军事的过程中，农民在废除传统地方权力体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这些做法震动了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认为农业生产合作制是“错误的、危险的、理想主义”。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 ）写道：
毛/泽/东主义者（Maoist）在理论上赋予公社的政治功能，以及人民公社的现实，对当时党内和地方的官僚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如果人民公社能够按毛/泽/东的设想一样发展，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将已经土崩瓦解，正如马克思歌颂的，在巴黎公社中夺回被地方篡夺的社会权力还给生产者。公社的反官僚主义倾向是很明显的，既得利益阶层对这种威胁做出了迅速反映。21[非龙在天：那时候公社有多少人？了了可数。现在呢？七站八所，七姨八舅。老田等更多的注意到公社的经济功能，但公社的民主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注21 迈斯纳，《毛时代的中国》第241页，1977年发表于纽约《自由时报》（Mao's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p. 241.）
这段话强调了一个被传统学院派和当今中国官方认为无足轻重问题，那就是（可以看作当时的政治背景），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在革命方向问题上，党内和社会上存在重大分歧。1949年后，长期存在两个司令部对立日益明晰。一派是毛/泽/东为首的，主张建设土改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派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主张扩张和巩固新民主的混合经济（现在被改革者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派都有党内外从高层到底层的拥护者。由于后者控制着中共中央组织部（Party Organization Department），负责干部的任免、奖惩、教育和党组织建设，有更多机会进行公开声明和政策管理。尽管如此，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毛派仍占了上风。但是，在现实中农民并非直截了当被动员起来进行合作化，相反经历了严峻而长期的斗争——双方相互采取行动争夺主动权的拉锯战。这场斗争从合作化的第一步起就开始了，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直到今天——农村集体大部分早就被解散的今天还在继续。
毛一直保持着优势（The predominance of Mao was never more than marginal），这来源于他获得下层支持的魅力。他直接向激进群体和基层群众直接发表演讲，以此避开反对意见，给刘邓造成一系列的既成事实，而刘邓也操控手下的广大职能机关造成既成事实予以回击。
在这样的气候下，政策极容易歪曲最初面貌甚至走向反面，政策的优势减弱了，缺点却被放大。如果职能人员对政策的结果没有信心甚至持反对意见，还能希望他们能够执行像合作化这样复杂的政策吗？他们对中央的各种消极信号非常的敏感，他们懂得如何拖延不办，如何反其道行之，把上头指示执行到荒谬的地步，然后归咎于政策的失败。
世俗力量现在把毛和毛主义者斥为偏激、极左、乌托邦、唯意志论，同时却赞赏刘少奇和其官僚体系为一贯的、冷静的混合经济路线。确实，毛曾经高估过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端风潮兴起打开方便之门，但毛并不是像当前社会所指责的那样“左”，例如，他建议20个而不是2个5年计划（100年而不是10年）从集体所有转入共产主义所有制，并且鲜明反对集体剥夺私人财产和其他形式的平均主义如“一平二调”的蔓延。
形“左”实右
在相反的方面，有太多的证据显示，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复的在右倾机会主义甚至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之间摇摆。面对二战时国内战争的恐惧，他从土改退却，但当土地革命爆发出来并且无法遏制时，他跳出来开始执行“左”的“贫雇农路线”，这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政策，由于疏远了中农和其他中间力量，几乎把革命变成了灾难。这条路线攻击那些真正执行土改政策的革命农民群众，说他们没有创造“平等”，破坏性的极左做法将朋友和敌人混淆在一起。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和后来的文革初期，刘均以形“左”实右的面目出现，说着超级革命的词语，反复的把斗争目标针对基层干部，却根本不触动上层的错误路线，这些都阻碍了毛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的战役。
[非龙在天：小时候看过一本小说，写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地区的残酷的“扫地出门”式的土改，后来才知道，主持者就是刘少奇。值得注意的是其形左实右，左摇右摆]
然而另一件事情不太好证明，在大跃进期间，刘派官僚把农村搞得一片混乱的、形“左”实右的极左策略究竟是不是有意识的对毛的反击。他们所有的人都采取“一刀切”（"one stroke of the knife" ）的手法，当一项政策颁布下来时，只揪住其中的一方面并把它极端化去执行。如果毛号召以粮为纲，他们就把所有的果树都拔掉去种谷物、降低油料改种粮食、在山坡和斜坡上本该种树的地方种粮食，如此等等。如果毛号召深翻土地一英尺，他们就要求耕地两英尺、然后三英尺，就这样将劳动浪费了无效的工作上。密植、大炼钢铁、集体食堂、供给制以及农村劳动军事化等问题上都是同样——把每一件事都极端化。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尤其中层的领导干部，是由刘派提拔的基层干部组成的，深受刘的路线制约和影响，既然如此，就很难把所有的一切罪恶都归于毛派分子身上。在中国的官场上，挑衅是一种进攻的最有力武器。要将一件事情罪恶化，没有一种办法比将其以夸张的手法极端执行更好了。如果你无法战胜它，就先加入它，将灾难将要发生的预言化作自己去执行的计划。我相信这样的行为确实发生了。
换一个视角，考虑到如下的因素，所有的争论都不相关：作为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的农业合作生产的生存能力。58年运动脱轨后最后明确下来的东西，就是“队－大队－公社”的三级所有体系，6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70年代、直至80年代，它在亿万农民中完好的发挥着作用。集体经济应该从它们取得的成果来进行评价，它的意义深远、潜力巨大，它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机械化提供了基础社会结构，而中国农村现在却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深束缚着，农村现代化完全被打断。
[非龙在天：分田到户被视为另一大发明，这真是千古奇谈。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不就是这样单干吗？难道不是反反复复地重演着治乱的悲剧吗？在合作化被破坏以后，现在这一悲剧又将重演了。虽然陈胜吴广还没有出现，但城市间的流民已经让社会够头疼了。这样的笑话还有不少，比如说现在大吹特吹的国退民进，一私就灵。表面上，企业私有化后，管理层成为企业的所有者，积极性确实提高了。但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从企业的主人翁变成了奴隶，积极性从何而来？没有绝大多数民众的参与和努力，靠那么几个精英，难道就能发展起来？这真是荒天下之大谬。然而，精英们就是这么想的。]
迪恩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大跃进期间水库，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他还尤其提到中国北方平原的盐碱化问题。毫无疑问，大跃进确实给某些地方的环境造成了一些损害，然而，那些损害远比不上大跃进期间为环境保护而进行的工程。而且，大跃进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比起执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对环境的破坏，简直是没法比。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致富光荣”的口号下，亿万农民争相做那些可以短期迅速增加收入的一切事情。牧民不顾一切的在草原上过度放牧，农民则烧掉草地开始无限制拓荒耕种，守林人不顾一切的砍伐他们能够找到的树木。到处是这样的现象，尤其在山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四川西部的多山地区和河北北部山区（我自己曾经亲自观察到的地方）更是如此，农民将所有的山坡都开为耕地，而那些地方从来都未大块开垦过。勿庸置疑，历史上从未这样大范围的开发过，中国现在到处都发生着这样的对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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