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回顾：三年自然灾害，我的所见所闻及一点思考
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生活
本人生于1949年11月，1959年下半年时进入小学四年级。人民公社时，我们那里也是吃食堂的。孩子们放学了都不用回家，直接就到食堂里去吃饭，大家当时是很高兴的。
不知道从那一天开始，我在食堂里第一次吃到了玉米面做的粥，当时感到很好吃，一顿就吃了三碗。以后老是吃，就吃烦了。这时应该是困难时期已经开始了。
粮食开始定量的时候，食堂还没有解散，由于我的父亲在公社住，因为忙，一个月也难得回家一两次，我姐姐当时在南京第四女子中学读书，家里只有我母亲、比我小3岁多一点的弟弟，还有我的年近80岁的奶奶。我的外婆50年代中期时在我家的后面盖了一间小屋，另外单过。
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是种蔬菜的，由国家供应粮食。在困难时期，供应量最少时是大人小孩平均每人每月18斤。由于当时副食和油的供应都比较少，不用说整天从事体力劳动的青、壮年社员，就是当时只有11岁左右的本人也感到了饥饿的滋味。
吃食堂的后期，我们都是把饭打回家里来吃，奶奶就单独打回来吃。我母亲、弟弟和我，三个人，每天每顿打回6两粥来，平均分配，我劳动的母亲绝对不多吃一口。由于吃不饱，有的人家就往粥里兑水。我们觉得那样也是不管用的，因此一般并不兑水。
那时侯，自己家里有一点自留地，种了点蔬菜，吃不饱，加上点蔬菜，也吃过槐树叶和其它的野菜。还有生产队收获胡萝卜的时候，胡萝卜的缨子（叶子）是不要的，大家就把它弄回来做熟了放点盐，也觉得挺好吃的。
后来食堂解散了，就把粮食分回家来做着吃，我们三人仍然以稀饭为主。我奶奶年纪大了，不愿意吃稀的，仍然单独吃。她老人家一天只吃两顿，那时候，她一次蒸三两米的米饭，做好以后，就会喊我的弟弟和我来扒两口，因为当时很少能够吃到干饭，所以吃到奶奶口里省出来的米饭就象吃了肉一样的美滋滋的。但是也不敢多吃，因为吃多了，奶奶就要饿肚子了。写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奶奶在1962年春节后去世，享年82岁，并没有什么疾病，应该是属于老死。我父亲常说，如果不是赶上三年灾害，我奶奶可能会多活几年。
我们在上学的路上还会到收割后的包菜（北京叫洋白菜）地里，去掘包菜的根，把皮剥了来充饥。那时侯在星期天，我也为母亲顶过工，看过西红柿、黄瓜或西瓜地。看西红柿和黄瓜地主要是怕鸭子和鹅等家禽来糟蹋，西瓜地一般离家远一点，怕外村的人来偷。说实在的，虽然当时自己饿得口里直往外冒清水，但是就从来没有动过吃一个西红柿或西瓜的念头。
父亲虽然也是吃商品粮，但是他的工作很累，所以当时我听说他患了浮肿病。父亲对我们子女管教很严。有一次，7、8岁的弟弟与村里其他的孩子一起去挖野菜，在生产队的地里拣胡萝卜缨子的时候，看到别的孩子挖了胡萝卜，他也拔了几个胡萝卜回来，正好赶上父亲在家，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通。这件事情让我的奶奶很不高兴，因此把我父亲骂了一顿。
我所在的小学校里当时发动老师学生一起开荒种了许多蔬菜，我们学生也挖过野菜交给学校，这些为度过饥荒肯定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受灾，生产队里种的蔬菜完不成上缴任务，还要给社员分配一定的任务。我家里的自留地上当时种了一种水芹菜，很好活，割掉一茬，很快就能够再长出来一茬，除了自己家吃以外，就用这种水芹菜顶了任务。
当时还有政府从苏北地区疏散来的灾民，我们家就住过一户（我家就只有两间茅草房子，四分之一间是我父母、弟弟的住房，另外四分之一的地方搭了一张床是我奶奶住的，我多数时候是和我外婆住在一起的，四分之一的地方是做饭的），他们就住在那四分之一的堂屋里，是从四洪县来的，夫妻两人带了两个孩子，安排在附近的一个农场干活。
曾经问起母亲自己在那段时间的感受，她说，她平时吃的就比别人少，所以觉得还行。当然我母亲吃饭一贯很慢，属于细嚼慢咽那种的，这可能使她在吸收营养方面强于别人。我母亲干活也不如别人快，每天的工分也比别人少好几分，这可能使她少消耗了能量。
另外，据母亲几年以前透露，那时候，生产队长一再叮嘱大家，在摘黄瓜、西红柿等瓜果蔬菜时不要吃，不过大家还是会偷偷地吃上一点的。
59到60年，我姐姐在南京第四女子中学读初中（定量为31斤），当时南京10中是男女混合学校，男同学确有吃不饱的，四女中的同学就会将自己节余的粮食支援他们（这是最近才听我姐姐说的）。后来她考取了南京动力学校（中专），粮食定量为32斤，也是男女同学互助，直到64年毕业。
二、受灾害影响，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个事实
受灾的几年导致婴儿出生率下降——我母亲的一段叙述对此是一个辅证：
本人所在的生产队里有一位年轻的妇女，是我父亲表哥的儿媳妇（也应是本人的表嫂，在习惯上称她XXX姐姐），1953年生了一个男孩，与我弟弟同岁。
此后一段时间因她的丈夫有病（与生育有关的，在农村，要好的妇女之间还是会有些交流的），一直没有生养。后来，他的病好了，却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有再生。
到了1962年之后的几年里，她又生了两个孩子。
我母亲是这样跟我说的，XXX当时解开衣服给我看，真是瘦的皮包骨头，要是再这样饿下去，就会饿死，那里还能生孩子？
这也使我想到，我们村里在1957年时有一大批孩子出生，在受灾的那几年里，我们村里出生的孩子确实也是很少的，印象中有一个半农半工的家庭生了一个孩子。她的第一个孩子也是57年生的，但是不幸因出麻疹夭折了，可能是大人疏忽了——这也是我知道的我们村里解放后因病死亡的唯一的一个孩子。
三、毛泽东时代，人民是否一直在挨饿？
总是有人说在毛泽东时代如何挨饿，是一段时间呢，比如三年、五年，还是几十年一直挨饿，一直饿到人民公社解散的那一年？是一部分人，还是所有的人一直挨饿？挨饿的人是逐步减少还是越来越多？
本文在前面说了在三年灾害时期的情况，三年灾害以后，到了1962年，就可以吃饱饭了，只是包括一些白薯（我们那里叫山芋）、南瓜（我们那里叫北瓜）、玉米面等粗粮，白薯和南瓜是自留地上种的。
当时生产队里也在坡地上种一些白薯，分给社员。家里吃不完时，也可以拿去卖。我曾经与母亲一起半夜里起床，挑着白薯走上十几里路（估计）到太平门外的板仓村的一个市场上去买，卖几分钱一斤我已经忘记了。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早晨经常拿着一块白薯一边走，一边吃。白薯很干，有些吃不下去的感觉，这说明已经度过了饿肚子的时期。
65年进入中专读书时定量32斤，女同学吃不完，都会主动地支援男同学。
1970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定量是多少，我已经忘记了，但是记得那时并没有挨饿。那时经常要参加一些重体力劳动，如挖防空洞、为职工宿舍挖地基，下乡支援夏收拔麦子等等，吃的也是挺多的。
1973年到1977年在长春上大学时每月粮食定量35斤，也是女同学主动将多余的粮食用来支援男同学，没有听说谁吃不饱的。那时侯也去过吉林省的几个农村，没有听说到了70年代还吃不饱的。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本人从来没有因为国家定量供应粮食而饿过肚子。
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再加上干部素质的差异，不能排除当时确实有些地方还存在吃不饱的现象，就象现在，据说都小康了，也不能排除还存在非常贫穷的地方和人群。
从网友们转贴的统计数字来看，在毛泽东时代，除了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外，粮食产量是逐年提高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逐年提高的。如果有人拿今天的生活水平来否定那个时候的进步与发展，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今天的发展是离不开那时所打下的基础的。
四、三年灾害时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支持数学网友的建议：政府有责任搞清楚这个问题
本文只是说明三年灾荒期间，在我们那里，几乎所有的人确实有过感到过非常饿的时候，但是我们村以及附近的村庄没有听说过有人被饿死。
有人一再在网上说三年灾害时期曾经饿死了三千万人，我认为这对于当时6亿人口的国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据，是应该能够容易被感受到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我所认识的南来北往的人中，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过我，他们那里在三年灾荒时期是饿死了张三，还是李四！
大灾之年大量饿死人是自古以来的平常事。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以来，这种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虽然有浮夸风和官僚主义的影响，但是到底影响有多大，应该实事求是，而不应该是随心所欲地想说多少就多少。
再说，那时侯农业上靠天吃饭的现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贫穷和落后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早晨就可以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只是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努力。
本文并不想说明在三年灾害时没有人饿死，我想那时肯定是有人饿死的，但是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是三千万，还是三百万，还是100万不等，什么数字更接近事实，这恐怕是网友们之间的主要分歧。
对于这个问题，本人支持数学网友的建议，政府有责任弄清楚三年饥荒中“饿死三千万”的真相，是不是真的饿死了三千万？如果是，那我们应该进一步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灾难？我们是否已经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如果不是，那么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应该还历史一个清白！
2005年元月4日
补充一点：2005年，本人曾经到湖南长沙乡下探亲，见到了在安徽淮北工作的大哥（孩子的大伯，现年72岁）以及在湖南水利部门当工人的二姐夫（孩子的二姑父，现年70岁左右），还有亲属多人。问起饿死人的事情，他们都说当时吃不饱是真的，严重的时候，农村里有些人已经没力气干活了，但提到饿死三千万的传言，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是胡说八道！大哥当时在火车站工作，的确在清晨看到过几个倒毙在车站候车室里的人，这说明，安徽某些地方，的确有人是被饿死的。但是他又补充说，当时在那些农村里，能跑的都跑出去了，只剩下实在跑不动的老人了，这也说明，很多人是离家外出讨生活去了，而并不是被饿死了。（2009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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