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一年，法国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虽然巴黎公社只存在了短短的七十二天，但它是世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试验。一九六六年中国进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则是无产阶级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而进行的第一次伟大试验。一个是夺取政权的试验，另一个是巩固政权的试验，虽然它们都失败了，但是它们那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将永远铭刻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和人类的文明史上。
一百多年来，关于巴黎公社的探讨、分析、评价数不胜数，更有无产阶级导师们的经典分析和评价。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原因以及它的意义，三十多年来，无论国内外，也有过不少的分析、探讨和评价。今天，仍有进一步分析、探讨的必要。
一、无产阶级巩固政权要比夺取政权难上一百倍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经历了多少的艰难困苦和无数的流血牺牲，才换来革命的胜利果实。拿中国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和各进步阶层，经过了长达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了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才建立了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如果没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苏东社会主义各国的红旗落地，政权易人的悲剧发生，谁要说无产阶级巩固政权比夺取政权还要困难的话，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而现在，相信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巩固政权比夺取政权还要更加困难呢？因为：
1、资本主义私有观念的传统势力、习惯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资本主义私有观念的影响力、感召力是成百上千倍地强大于社会主义的公有观念的。没有长达数百年的顽强不息的、每年、每月、每日、每时不停顿的斗争，社会主义的公有观念就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的私有观念，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就不牢固，资本主义从制度上复辟的危险也就依然存在。
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私有观念，它是人类社会乃至整个自然界的一种自然常态。一个人当他呱呱落地一生下来，便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个体，生存的本能需要，自私自利的观念便自然而然地植入他的大脑中，随着人的逐步长大，如果家庭和社会不能够帮助他不断地克服自私的观念，特别是社会上不能形成一个人人为公、以为公为荣的良好的社会风尚的话，那么个人的自私自利，罔顾他人的观念便会占到上风。特别是人类自进化到阶级社会以来的几千年中，推行的都是私有制，不管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以及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奉行的都是私有观念，崇尚的信条都是“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国内国外，历朝历代，年复一年，数不清的说教、事例、典型，都在告诉人们：勤劳、奋斗、成名、成家、富贵、荣华、享乐、光宗耀祖便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这样的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人类本性，加上几千年私有社会制度又不断地将其理想化和制度化，在这样强大的传统习惯势力面前，刚刚建立起来的以公有观念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简直就是一个幼儿对一个成年人一样。在这样一强一弱的力量对比中，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轻易被颠覆，私毫也就不奇怪了。无产阶级如果不拿出比夺取政权还要多出成百上千倍的努力来，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如何抵制和克服私有观念，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公有观念，便成为无产阶级巩固政权的核心任务之一。
2、最可怕、最难于防范的是无产阶级政权内部产生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本来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只不过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到革命队伍中的共产党的同路人而已。革命胜利以后，他们在无产阶级政权内部掌握了这样那样的权力，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暴露出他们资产阶级的本来面目，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改变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另一种情况是这些代理人本来并非资产阶级分子，并非一开始就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他们是在社会生活中，受到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侵蚀，逐步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分子，变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可怕之处和难于范之处在于他们虽然已经蜕变成为资产阶级，但他们仍旧披着无产阶级的外衣，他们肩上扛着的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红旗，他们口头上说的还是社会主义，他们在无产阶级政权内还有着显赫的身份和地位，手中还执掌着大大小小的权力。特别可怕、特别危险的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中央核心机构中出现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可以将无产阶级政权颠覆于无形之中，他们往往可以兵不血刃，在无声无息中完成资本主义复辟。
3、资产阶级往往最先采用的是外部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同时进行的手段对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进行颠覆。实践证明，资产阶级采取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手段来颠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是难以奏效的。这里面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无产阶级政权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特别是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他们是旧社会中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群，他们受压迫最重，受剥削最深，生活最为艰辛。一旦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他们自己直觉是翻了身，得了解放，好像是从黑夜中盼到了天亮，从寒冬里熬到了春暖花开，一直跪着的双腿站了起来。资产阶级用政治手段去孤立无产阶级政权，劳动人民在翻身之前就没有过自己的政治利益，他们对此无所谓。用经济的手段扼制社会主义的生产发展，广大劳动人民原本苦难深重，他们能够经 得起并能够克服任何的经济困难。用军事手段来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也难以得逞。因为数量庞大的劳动大众，为了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保卫人民自己的政权，他们会前仆后继，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与尽管装备精良的资产阶级军队进行殊死的搏斗，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任何所谓强大的资产阶级军事联盟，都不过是纸老虎而已。虽然如此，资产阶级是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无产阶级政权发展壮大的。他们往往也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的。所以，资产阶级必然地不会放弃利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手段来跟无产阶级进行反复较量。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实力上和军事实力上都十分强大的资产阶级同盟面前，稍有不慎，也很容易遭到失败。
4、一切国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残余势力绝不甘心于自己政权的被推翻，而采取激烈地反抗活动，他们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列宁语)
5、采用“和平演变”的方式，以基础广泛、深厚地“私有观念”为价值核心，潜移默化、培植造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逐步瓦解和摧毁社会主义思想基础的价值观，用几十年的时间，不费一枪一弹，最终达到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这一策略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在美国朝鲜战争失败之后总结出来的。当时的杜勒斯曾经预言：用时间来等待社会主义的变化，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通过西方生活方式的宣传和渗透，和平地、不通过战争就可以使“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制定了针对社会主义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建议书，称为《十条诫命》。具体内容如下：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鄙视、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替他们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成功了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色情、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4)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因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旧仇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5)我们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词来攻击他们自己。在一些国际聚会的场所，拍摄照片时要特别留意，这是丑化他们的最佳时机。
(6)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传“民主”。一有机会，不管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我们的商业机构和人员，都绝不能以占据了商业市场为最后目的，因为商业市场会转眼就会失去的，如果我们没有占领政治市场的话。
(7)我们要尽量鼓励他们消费，鼓励他们扩大信用，只要他们的物价失去控制，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就会全跨台了。
(8)我们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9)我们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手段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的刻苦耐劳的精神。
(10)暗地运送武器、装备给他们的一切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你看，这是一条多么细密、多么恶毒的策略啊!实践证明，这确实是资产阶级一条花钱最少，损失最小而又已经奏效了的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之策。
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成因
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的提问时说：“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那么，促使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是什么呢？
1、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
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窖洞与毛主席有过一次精彩的关于“周期率”的对话，后来被史界称为“窖洞对”。黄炎培在其回忆录《延安归来》一书中这样写道：“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如何？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慢慢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至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存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我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以说，从那时起，在毛主席的头脑中就已经种下了“文化大革命”的种子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非常广泛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凡是属于“人民”范畴的人们，都可以不经任何审批而成立自己的“战斗队”、“兵团”、“司令部”等各种组织，印发自己的“战斗纲领”，散发自己的“传单”，出版自己的“小报”，检举、揭发、批评任何级别的大小官员。而且在最初，作为大专院校的学生们，还可以免费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的“大串连”，中央还要求各级政府对各地来的“红卫兵”要管吃管住、管路费。这真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在很多人看来，这确实是“乱”。但当时的党中央，毛主席是支持、鼓励这种“乱”，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没有伟大的气魄，没有坚定地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及以和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的思想感情，恐怕是不会让自己领导的国家这样“乱”的，也不会让人民群众享有这样大的民主和自由的。用这样“大民主”的方式来监督自己领导的政府，来揭发国家管理层的“黑暗面”，进而清除官员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从而使得人民的政权始终保持“活力”。敢于采用这种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并且能够驾驭这种“动乱”，使之达到收放自如的境地。纵观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除了毛主席之外，谁人有此胆略？有此气魄？有此本领？
2、从文化大革命前国内的实际情况分析，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势力还相当强大，无产阶级在许多领域还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领导权，中央和地方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
(1)文教卫生领域不为人民服务现象相当普遍，无产阶级在这些领域还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领导权。
A.文学艺术不去反映和表现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不是宣传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占据媒体版面和荧屏的多是封、资、修的东西，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古人，是死人，是外国人。总之反映和表现出来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而不是“人民创造历史”，因而毛主席批评文化艺术的主管机关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B.医疗卫生战线严重地存在着不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服务的倾向。“文革”前一年的1965年，毛主席从当时卫生部长钱信忠的汇报中知道，全国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中，70%集中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而当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高级医务人员中，80%集中在城市，全部医疗经费中，广大农村只占25%。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状况，他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C.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由于教育战线大部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虽然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当家作了主人，但在教育领域，教育制度、教育方针、教育方法以及教材基本上还是沿袭资产阶级旧的一套。列宁在评论资产阶级教育时说：“事实上，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革前，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状况实际上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2)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不久，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还大量存在，还顽固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而且适合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生长的土壤依然存在，社会上还会不断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在工资制度、消费品分配方面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按照列宁的意思就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只不过在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已经被推翻了，不再占统治地位了，因而这时的国家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毛主席也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还说：“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我国的农民占绝大多数，是小生产像汪洋大海这样一个国家。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毛主席在援引了列宁的这句以后接着说：“工人阶级一部份，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就是充满着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观念以及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3)共产党内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一论断，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久，刘青山，张子善就蜕变为资产阶级分子即是明证。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产生资产阶级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的。列宁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A.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它是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和生存的土壤。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受益最大的是党内的当权派，而地位高、权力大也最容易使一些人脱离劳动、脱离人民群众而变成走资派。列宁曾经十分形象地讽刺那些党内的走资派和腐化变质分子，他在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经已捞了一把了，现在该轮到我了’。”
B. 许多党员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是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阶级根源。毛主席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毛主席又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份党员却不想前进，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毛主席还说：“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事实上，党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着寻求他们的出路而到无产阶级、共产党内“入股”来的。他们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程度不同的接受了党的最低纲领，但并没有承认和实践党的最高纲领。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还可以为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他们不想前进了，后退了，甚至反对革命了。
C、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根源。在社会主义时期，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虽然被打倒了，但还没有被消灭，阶级还存在。特别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相对的独立性。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为了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推销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推销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对共产党进行腐蚀侵袭，千方百计地在共产党内寻找和培养他们的代理人。
(4)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修正主义上了台，正在把苏联引向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道路。
鉴于对国内阶级斗争状况的精确分析，加上苏联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教训。为了确保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不变颜色，避免重蹈苏联共产党变修的复辙，毛主席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断然发动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得失。
先说得。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重要指示。这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能够深刻地领会毛主席这个指示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毛主席比我们看早了几十年哪!文革结束三十年来看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特别是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苏共下台，资本主义复辟，人民遭秧的悲惨现实。使得无产阶级和普通的劳动大众都深刻地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懂得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周边的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内外反动派们，即使这些反动派掌握有强大的军事武装也不那么可怕，因为这些反动派是看得见的，明明白白地。最可怕的是党内那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那些修正主义分子，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是伪装着的，看不见的，隐藏起来的，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这些人才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文化大革命为无产阶级如何巩固政权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文化大革命赋予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民主形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监督自己的政府，防止政府官员脱离人民群众，产生官僚主义和产生腐败的最有效的民主形式，这种民主形式，是执政的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实践证明，没有了这种民主形式，共产党内就很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很容易脱离人民群众、很容易产生各种腐败现象。人民的监督才是有效地监督，因为群众的眼睛才是雪亮的，不相信人民群众，甚至害怕人民群众，共产党的根基也就动摇了。以至于现在官场的腐败现象泛滥成灾，愈演愈烈，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种“四大”民主形式，曾经写进了宪法，用最高法律的形式给予了肯定。可惜的是由于全面否定了文革。这一条防止官员腐败变质的有效的民主形式被取消了。值得党内的高层领导及广大党员认真反思。
一些资产阶级的“精英”说当前的官场腐败现象是法制还不健全的结果。这是不顾事实的瞎说。事实上是改革开放以来法律年年在不断地增加，法制是在不断地完善，法律监督机构也越来越多，审计、监察、纪检、法院、检察院、人大等等，而腐败现象却随着法律的逐年增多，法制的逐步完善，监督机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不见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出现这样怪象的根本原因，就是靠官去监督官，靠腐败分子去监督腐败分子，而不是依靠人民。一句话：离开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将一事无成，离开了人民的监督，共产党也必然走向腐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三)广大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都经受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考验锻炼和洗礼。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经风雨，见世面”。文革期间，由于打破了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思想、兴无灭资的思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勇于奉献、助人为乐等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得到广泛的宣传、鼓励和发扬，而贪图享乐、自私自利、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受到了普遍地抵制和批判。黄、赌、毒基本绝迹，偷、盗、抢劫等刑事犯罪降到最低点。整个社会的思想面貌和道德风尚焕然一新。
(四)文化、教育、卫生等国民公共福利事业取得长足的发展。文学、电影、戏剧从古人、王公贵族、才子佳人为中心、到劳动人民为中心。从表现古人，外国人为主题到表现歌颂工农兵为主题，从英雄创造历史还原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现象。教育事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发展。仅以山西省昔阳县的数字来说明(全国的数字未找到，应与昔阳的情况大致)。昔阳县1968年普及了小学五年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7%。1972年普及了初中教育，初中由文革前的三所发展为150所；在校学生由1119人发展到10407人，相当于文革前的9倍，高中由1所发展到19所，在校学生由130人发展到2918人，相当于文革前的22倍。当时由于发展太快，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水平一时还难以跟上，这是应当承认的。但那可是动员整个社会力量来办学的，而不是靠向学生收取办学费用来支撑的。不像当今社会，扩大办学规模的目的(如高校扩招)那是为了多收费、多赚钱的啊!再说卫生医疗。文革前，医疗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不为广大人民服务特别是不为农民服务，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广大农民群众缺医少药。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卫生部，并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66年8月，全国第一个合作医疗的试点在湖北省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挂牌成立，从那时起，广大农村人口看病吃药不花钱(只交挂号费每人次5分钱)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迅速推广，许多大城市的医务人员也下放到农村去支援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1980年在一份考察报告中称赞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可是就是这样一项福荫8亿农民的卫生保障制度，到了2000年的时候，在被一切以“金钱为中心”治国理念的漠视下基本消亡了。2000年，又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成员国进行绩效排序中，中国被排到了144位，而在卫生资源分配不公的评估中，中国被排到了倒数第4位。医疗卫生是人类最基本的公共福利事业，因为治国理念的不同，特别是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立场的不同，一前一后和一反一复如此巨大的历史反差，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么？
(五)国民经济能够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有人说，文革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这是完全不顾事实和别有用心的糊说。诚言，在67年，68年全面内战时经济出现了下滑。但整个“文革”期间，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的统计，1966年到1978年“文革”期间，工农业产值平均增速为8.5%，这还没有包括第三产业的增长数字，但是，这也是远高于其他绝大多数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速的。科学技术也突飞猛进，两弹卫星技术以及水稻杂交技术、人工合成胰岛素等一大批具有国际尖端水平的科技成果就是文革十年的产物。
(六)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声望与日俱升，国际地位迅速提高。被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排斥，封锁21年后，1971年，社会主义的中国重返联合国，并且名正言顺地成为具有核打击能力和具有一票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72年2月，被号称为最坚决的反共分子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冒着风雪跑到了北京，到毛主席的书房里拜会毛主席。据基辛格(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回忆录中描述，他们去见毛主席，好像是学生去见自己的老师一样，颇有点手足无措的那种感觉。而毛主席也像是在见自己的学生一样的口气向基辛格发问：“你就是那位博士么？”自尼克松之后，世界各重要国家的元首都争先恐后地跑到北京来，一睹这个被封锁20多年的，敢于与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同时抗衡的神秘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风采，而且都以能够在毛主席的书房里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为一件荣幸的事。当时的世界，就是，苏、美、中三极鼎立的世界，整个世界基本上都是在围绕这三个国家，根据他们的喜怒好恶来行事。再从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数量看，文革前十七年，西方除了法国之外，与我国建交的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中立国家及亚洲、非洲的一些弱小国家。总数不到50个，到了1976年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经上升到110多个。特别是毛主席创立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后，我国不仅从道义上，而且从实际行动上都坚决支持世界上所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和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和欺负。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不畏强权、敢说敢干、敢于反抗的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慨，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声誉和国际地位。被划为第三世界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俨然将北京看作是第三世界的总部。
再说失。
毛主席自己给“文革”做了总结，说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三分错误就是八个字：全面内战，打倒一切。
(一)全面内战，打倒一切造成严重后果。文革开始后的一两年，全国的党政机关几乎全部瘫痪，领导干部基本上全部被打倒和靠边站。学校停课闹革命，工农业生产也受到冲击，导致经济出现下滑。
(二)两派在武斗中互相打死不少人，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三)文革自始至终忽视了法制的建设。好的经验，好的东西，如何通过法制把它固定下来，不好的也要通过法制加以约束和规范。比如说“四大”，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崭新的民主形式，它对于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机关，使政府官员不敢懈怠，不敢腐败是非常有效的形式，是共产党永远保持活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动力。虽然“四大”被写进了宪法，但没有形成一部具体的法律。如“四大”的地点，是不是每个机关，每个单位都设立一个“四大”专栏，作为一个阵地，有序地进行“四大”，而不允许满街张贴而影响市容环境。在内容上，凡是政府官员的工作问题、作风问题、财产问题等，群众均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检举揭发，属于国家机密的人和事除外。凡是被质询的、被检举揭发的问题，有关的政府官员在规定的时间内要作出解释。哪些属于个人隐私的不能上“四大”，以及如何防止打击报复等都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好的东西如“武斗”。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但结果是有人武斗了，那怎么办？也要制订一个法律，谁武斗了，谁打伤人了，谁打死人了，就要按照法律的规定予以处罚。
(四)文革中最大的失误是选拔接班人的失误。当然，不搞文革，也有选拔接班人的问题存在。但是接班人选拔的失误的确是文革中的最大失误。先是选拔林彪，但他是个野心家、阴谋家，王洪文更是个不成器的人。
四、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巩固政权的伟大试验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它来的“轰烈”，失败的“悲壮”。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只不过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就在1991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强大的苏联无声地解体了，列宁亲自缔造的，曾经领导着这个伟大国家的苏联共产党灰头灰脸地被赶下台了，党产被没收了，资产阶级卷土重来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了，广大劳动人民又重新遭受剥削和压迫了。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红旗终于落地了，列宁墓被迁出了红场，列宁格勒被改称为圣彼得堡。那时那刻，千千万万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布尔什维克的英灵在莫斯科上空，在列宁格勒上空，在整个苏维埃大地呜咽。他们问：为什么？为什么？在中国，虽然共产党还在执政，社会主义的称谓还未改变。但是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政府官员的腐化堕落愈演愈烈，一小撮资产阶级精英和专家学者高高在上，以老百姓为对立面，把广大劳动人民当作讽刺 、挖苦的对象，把劳苦大众看作是天生的应当被压迫被剥削的当然之物。社会上黄、赌、毒、黑、恶、假泛滥成灾，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越趋紧张，矛盾越趋扩大。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么？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主席还以他那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比睿智的眼光，洞察出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将是随时可能复辟的，无产阶级巩固自己政权的任务不是一般地艰巨，而是非常非常地艰巨。
历史的脚步总是那样急匆匆地往前赶。转眼之间，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法国“巴黎公社”更过去了一百三十多年了，它们给世界无产阶级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及教训，人类的文明史上也必将留下它们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注:文中引用的数据资料来自一些网友文章和文革期间的刊物,未能一一注明出处,在此深表歉意.)
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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