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冬话：毛泽东缘何结怨于知识分子
苏杜
时间 2009-11-26
（本文大意：毛泽东本身人就是大知识分子，他的事业从来就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为工农大众服务是知识分子革命不革命的唯一标准，也是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年代所谓“学者”“大师”所表现出来的，无一不是对毛泽东这一“标准”“改造”的对立与仇恨。专与工农大众作对、专为私有化改制、资本主义制度复辟服务的知识分子三十多年的疯狂倒算，证明了毛泽东知识分子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而不是相反。）
粗一看，这个题目是要被判为“伪命题”的。毛泽东何时与知识分子结过怨？他只不过是与一部分知识分子结了怨罢了。但是，将知识分子分成这一部分、那一部分，这本身就是毛泽东的思想。许多知识分子其实是不认其可的。甚至，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毛泽东岂止于“结怨”于他们呢，毛泽东简直是“结仇”于他们。毛泽东革了文化的命，就是革了他们的命，他们与他，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即便是到不了这个份儿上，对毛泽东还能说几句“公道话”的，对于1957年“打右派”之“阳谋”，对于1960年后文艺界批判“中间人物”，哲学界批判“合而为一”之“运动”，还有全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大革文化命”，恐怕也总是不以为然，芥蒂于心，历经两个“三十年”也难以释然的吧。所以，我以为，这个题目，既不是“伪命题”，也不是无病呻吟，讨论起来，于左于右，应该是两得其益的。
首先来说，毛泽东本人是不是知识分子？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大知识分子。晚清民国的大诗人南社的柳亚子，并不是无能无名之辈。他对毛泽东的诗词便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愧弗如。法国将军戴高乐，大约也不是寻常百姓，对毛泽东也是钦佩之至。这些，便是一个小小例证。次说其二，毛泽东要不要知识分子？这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毛泽东是革命家、政治家，从南湖共党初创，井岗武装割据，延安窑洞论剑，太行浴血抗日，中原国共逐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着手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他确实器轻了知识分子，他怎能战胜并不草包的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买办集团？如何能让工农业迅速复苏并发展，胰岛素人工合成，断指植活，卫星上天，两弹成功，样板戏至今仍然无可超越？所以说，如果以为毛泽东自己不是知识分子，他也不用知识分子，从而与知识分子结怨乃至结仇，是不能成立的。说他搞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只是他结下了怨、记下了仇的那些知识分子对他的恣意诋毁，如果有一点讨论问题的诚意，是不会简单地恶骂一声就自以为得了胜利的。
那么，毛泽东缘何与知识分子结下了怨仇呢？为什么确实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虽不以毛为敌也以他为过呢？
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大，但其实是很简单明了的。纵观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他自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以来，终生以一贯之，终生矢志不移的思想与立场是：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这自1927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到1939年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再到1957年的《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系列论著中，都是一条光明的“赤道”，没有半点的拐弯抹角，没有一丝的迂回曲折。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这是判断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还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唯一标准，舍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标准。一个知识分子，他今天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了，他今天是革命的；他明天不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了，他就是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了。
在中共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毛泽东更是大大发挥了这一标准的内涵，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工农再教育，建立工农大众感情，树立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立场，作为新时代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知识分子当然要改造，不仅知识分子，毛泽东说，自己这样的一些人也要改造。要当先生，就要先当好学生。
毛泽东还一再深刻地指出，知识分子的“改造”，不是轻而易举，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感情”的改造，是“立场”的改造，是“脱胎换骨的改造”。根据毛泽东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判断，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的改造问题，新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也有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要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
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感情上、立场上的改造，既是坚定不移的，又是摆事实事讲道理，既不追求毕其功于役，又不强加于人的。他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走马观花也好，下马观花也好，安家落户也好，都是值得肯定的进步。身体条件好的，就在乡下山上多住一些时间，身体条件差的就要少住一些时间。农村教师医生农业技术人员，本身在乡下山上，就要铺下身子来，一辈子与工农结合好，为他们服务好。马克思主义也是可以批评的，怕批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有的人不信马克思主义，不信唯物主义，不信唯物辩证法，但是爱国的，爱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也是好的，应该团结的。如果我们有了一大批不仅学习了书本上的马列主义，还更多地学习了实践中的马列主义，那我们事业就更兴旺发达了。
且莫小觑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这个“标准”，这个“改造”，它揪住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能不能千秋万代不变颜色，能不能彻底胜利的牛鼻子，也切中了知识分子，包括新旧社会培养出来的两部分知识分子的要害。毛泽东缘何与知识分子结下了怨仇，“梁子”全结在了这儿。而中国知识分子中，能够完全接受并实践了毛泽东的这个“标准”与“改造”，终生成为诚心诚意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终究是少数。而大部分知识分子，正如毛泽东生前所分析的那样，表面看来，他们也仿佛与工农有了接触，对工农大众有了感觉，但接触并不是“结合”，感觉也不是“感情”，他们虽然口头上有了几个马列主义词句，但立场、感情还是旧的，一有风浪，他们就动摇回去了。毛泽东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这两章，历史就将毛泽东的分析与论断证明得完美无缺。国际上不说了，国内的，这些年来，“毛泽东(假)秘书”李锐，“党内理论教育家”谢韬，临末写了“真话集”的巴金，“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的季羡林，“准确右派分子”茅于轼，“政治小说家”张贤亮，“主流经济学家”的一帮子，全都充当了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与生力军，用自己晚年的言行，为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做了最好的佐证。他们所表显出来的，所折腾着的，所洋溢着的，所坚持着的，无一不是对毛泽东这个“标准”与“改造”的强烈仇恨。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吗？是的。他们的知识不渊博吗？渊博的。但他们顽固地站在反工农大众的立场上，真就应了他们诋毁毛泽东的那句“知识越多越反动”，其所发挥的作用，的确是知识匮乏者所起不到的。他们在响应国际上反华反共势力上，在鼓噪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复辟上，在对70年、80后、90后几代年轻人的毒害上，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没有他们“大师”级的“真话不全说”的伎俩，单靠美国人向台湾卖导弹军舰飞机，单靠日本人跑到靖国神社去摇幡招魂，甚至单靠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国的私有化改制，按照世界列强意愿的“与国际接轨”，甘心于“国际分工”，中国社会超越历史的腐败与黑恶，还是难以达到这种级度的。
那末，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思想，是不是只是一种根本在实践中无法实现的“理想主义”呢？不是。在为新中国诞生而奋斗的三十年革命中，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的建设中，甚至在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与工农相结全，为工农服务，而终于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是不胜枚举的。在一穷二白基础上为新中国恢复工农业生产拼尽了全力的，为新中国生物工程、光学工程、医学工程在前三十年就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那一群群从来不计名利、默默无闻的英雄群体，一代英豪，我们就无需一一例举了，单拿同样是文学名家的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巍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浩然（《艳阳天》）、赵树理（《三里湾》）、柳青（《创业史》），以及科学名家李四光（地质学）、华罗庚（数学）、钱学森（航天工程），等等，就足以令当今的中国科学院、中国“文学院”的“院士”们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们除了令人生羡的“部长级待遇”，令人齿冷的“进取术”，在“国际上认可”、在国内于民于生却毫无用处的“成果”之外，还有些值得称道的地方呢？在这里，我们就更不用提及那些凭着他们不知何以自诩为“知识”的“知识”，硬“创造”出来的“自杀秀”“恶意讨薪”“非正常上访”“自焚有罪”的“法学家”了。他们的“知识”就是专门给工农大众伺候这样的“罪名”。
这些专与工农大众作对、专为私有化改制、资本主义制度复辟服务的知识分子三十多年的疯狂倒算，是不是反证了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方针政策“太仁慈”“太相信自己人”了呢？是不是前三十年时应当对不信马克思主义、半信马克思主义、假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大开杀戒”，将他们“斩草除根”为是呢？是不是像法国大革命镇压反对派、俄国革命消灭沙皇势力一样“灭族”，就可以避免今天的私有化改制、中国社会的腐败黑恶呢？我以为，不是的。这种认识，是对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标准”“改造”方针，以及整个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误解与歪曲。前边已经提到，毛泽东认为，你不能强制别人信服马克思主义，你只能说服，用事实与道理来说服，而不能压服，压服总是压而不服。毛泽东甚至批评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作中的一些粗暴做法，指出这些做法不仅没有收到期望的效果，反而伤害了一些人，是有害的。戴高帽子，挂大牌子，剃阴阳头，抄家扫地出门，“早请示晚汇报”，这些是无法让人们相信并信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如果这些东西曾经大行其道，那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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