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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人说建国初资本家是迫于共产党的压力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话往好的地方理解，就是说如果共产党不用强迫，放低身段哄一哄资本家——就像哄女人一样，资本家就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其实这是没影的事。苏联倒没有给资本家压力，列宁说过，布尔什维克只要国家政权，资本家还可以继续办企业发财，列宁也设想过赎买，资本家就是不接受，发动了大规模叛乱，大肆屠杀工人、农民和布尔什维克，以致造成了大规模的阶级仇杀。在历史上，阶级之间的冲突从来不会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善良愿望而改变。
中国之所以会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因为毛或者共产党制订了一个总路线，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在这个国家行不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乃至思想意识已完全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
全国解放，开始资本家很慌张，但不久他们就发现他们的企业加速开动了起来。他们自己也说：“想不到解放了我们反而发了大财。”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解放老板”（解放前不是老板，解放后反而办起了企业成了老板）。那是因为长期以来压迫中国民族工业的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而帝国主义的走狗，同样压迫民族工业的封建主义与大官僚大买办资本主义也打倒了。民族工业因此迅猛发展起来。
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很快突破了资本主义的限制。如土地改革后农村开始两极分化，农民又面临失去土地成为贫雇农的威胁。毛在读苏联教科书时说：“人民公社化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五三年以前突飞猛进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到了五四、五五年就陷入了困境——不是共产党让他们进入了困境，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生产萧条，商品卖不出去，不少企业倒闭，有一些工人失业。实际上如不是共产党严厉控制，使能够维持的企业尽量维持下去而不要倒闭，工人不至更多地失业，从而购买力不至进一步地下降，必然还会引起多米诺骨牌反应，使得危机大大加深，更多的企业倒闭下来，从而更多的工人失业。那个时候，共产党的政策是：企业只要能够勉强维持就决不能倒闭。资本家的原则是赚钱，如果企业不赚钱那不是白干了？他就要将企业关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遇到严重困境时，光让资本家坚持也确实不能长久，社会主义改造就应运而生了。所以当时的实情是，资本家敲锣打鼓地拥护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资本家所以会接受改造那是他们的企业本来就办不下去了，与其在那儿硬撑，甚至赔本坚持，倒不如把一个无法收拾的摊子交给共产党代表的人民，自己坐收定息还不至于一无所获。至于他们以后怎样议论这场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社会主义改造后，1956年工业立即得到了极大的飞跃。
《建国大业》里借毛的口，说共产党不会管理经济，所以要把资本家请回来，这是骗不学历史的人。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在“进京赶考”之前作了著名的报告，明确指出，革命胜利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关于在城市斗争中依靠谁的问题，毛尖锐地指出：“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毛说：“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毛还说：“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但是，《建国大业》也没全错，它至少说出了部分领导人的心声。1949年中共中央迁到北平不久，刘就跑到天津，宣布了自己的建国纲领，这就是放手发展私人资本主义，鼓励资本家大胆地剥削工人。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他竟然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青年时代”，“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
刘不仅这样明显地同党的决议唱反调，而且对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大加挞伐，横加指责。这突出地表现在从一九五一年三月至八月，围绕山西省委在晋东南老区试办十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展开的一场争论。山西省委提出，“对于私有制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刘一开始就支持华北局否定山西省委的意见。他先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批评山西省委的办法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接着，在华北局更严厉、更系统地批评山西省委，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富农要求参加互助组，“领导上应采取不干涉态度。将来富农要以阶级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它。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定中农，有利社会生产。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山西省委用十个农业合作社丰产增收、吸引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鲜活实事，上报华北局、中央，刘仍然在报告上批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企图把这一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里。
这场争论开始毛不知道。毛发现后，把刘、薄一波、刘澜涛找去，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针对刘“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论调，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取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显然，当时，不论是刘，还是薄一波，他们的思想仍然固守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上，仍然把新中国的富强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他们的思想感情一直在城乡资本主义一边。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薄一波在新税制中提出“公私一律”的主张，实际上是通过税收，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刘为了贯彻自己的纲领，竟发展到一些中央会议的决议，不经毛的审阅，就以党的名义下发。毛两次书面批评，指出：“这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重申：“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
由于当时刘、薄一波受到了毛的严厉批评，高岗就认为毛要倒刘，也觉得到还权于军队功臣的时候了，私下找了彭德怀、朱德、林彪等商量，要重分权力，拉陈云，邓等，结果邓向毛告了状。这事闹大了，逼毛表态。高岗是坚定的走集体化的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毛开始是支持高岗的，反对薄一波、刘的右倾路线的。高岗真正的错误是违反了组织原则，是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出发点不是篡夺毛的权，是夺刘、周恩来的权。毛权衡轻重，支持了以刘为首的文官集团，他发意见说有一个公开的司令部是毛，有一个地下搞阴风的司令部，搞地下水的人指高岗，批评他。
刘、周恩来要借毛指示倒高岗。借毛外出之机，刘抓住高的宗派活动不放，高岗一气之下自杀了。最后，刘给高岗定一个高饶反党集团案。真实的情况，高岗不是反党，是和刘内部权利之争、路线之争，他没有反毛主席。高岗是毛为保刘牺牲的第一个重要人物，后来毛在文化革命中说，高岗如果当时不自杀，现在就可以使用了。
刘的错误路线集中表现在他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一纲领性的提法里。一九五一年三月，刘在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起草的《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讲话中，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条件》的第二条说：“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终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从上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思想即一般不破坏私有制的思想是贯穿于他这一时期的文章、报告和批示中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现在我们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通过批判刘的错误思想，制订了党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尖锐地指出：“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这场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对城乡私有制的态度问题，而斗争的实质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较量的第一回合。较量的结果，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到一九五六年，取得了一化三改的伟大胜利。
曹为平回忆，1954年刚开始准备搞社会主义改造时，传下了刘的“政策”，说所有职工在社会主义企业里都要成为合同工，广大工人听了都很害怕，对这种“社会主义”发生了反感和抵触情绪，都说：“在旧社会资本家那儿做，一般只要好好干还不会失业，到了社会主义怎么都成了合同工？工作怎么反而没保障了？要每隔几年签订一次合同。”——其实正是在1954年通过的宪法里就规定，人民群众有劳动（即就业）的权利，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有保障。刘当时就违反宪法。后来传来消息，毛批评了这一主张，说：社会主义改造后工人的工作要有保障。广大工人立即转为最最坚决地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工人们确实眼最亮，心最明。
50多年后，中国又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东莞，这个中国资本主义的窗口，大量企业破产、转移，而且越是5、6千人的大厂越是容易破产。这难道也是左派干的？当然不是，左派早已经被打成“三种人”了。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已经无路可走了。资本主义把80%的人变成了穷人，因此也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而且它又不可能通过国外来转移经济危机，相反地，只能承受美国人带来经济危机。刘书记想要腾笼换鸟，搞产业升级，完全是痴心妄想。要发展高新技术？凭你一个小小企业，有可能吗？没有国家支持，高新技术能发展起来？想想空客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集十几个欧洲国家之力啊！但东莞根本就没有创新发展的勇气，它幻想的是发达国家把高科技企业迁到东莞来——人家有毛病啊？把利润的大头白白给你？刘书记可以禁摩、禁电、禁猪，但在历史上，只有生产力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它不听从任何人，哪怕你是书记，哪怕你是总设计师。总有一天，被从后门悄悄送走的社会主义，又会被敲锣打鼓的欢送回来。“风物长宜放眼量”，50年，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浪花一小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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