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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主席讲话看大跃进饿死人真相

锦秀山峰 · 2010-04-24 · 来源:

  

揭露大跃进饿死人真相, 要理直气壮地高举毛泽东思想  

康秀峰  

  

主席带领没文化的工农民众,为实现共产党人的理想闹革命,凡28年之艰辛,终于创建了个无剥削制度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又经28年让一个一穷二白历尽109世界凌辱的中华民族终于成为世界第六的工业強国。然而,取得这些成就是十分不易的。因为进城后不少人当大官了,把主席进京赶考的话忘了,把主席进京赶考不当李自成的话抛进了太平洋,不仅“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了”。他们严重干扰中央通过的党的方针政策,背后擅自解散人民公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搞针插不进水泼不出的独立王国,把主席说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束之高阁,把主席反复強调的“希望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置于脑后,把主席反复说的高级干部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成耳边风,把主席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 ,“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现在就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把农村“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和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成整人运动,把文化领域的思想大革命,把教育高级干部不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思想改造运动当作阶级仇恨。而且,30多年来资改派和反毛的右派,对己去世的人民领袖进行丧心病狂般的人身攻击,歪曲史实,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不应该进行三大改造,没有走新民主主义之路。  

见于杜导正、鲍彤作序的《改革历程》一书,此书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就是杜导正、鲍彤的赵老板,党的一把手。书中原话如下;【全面逆转中国发展方向与制度的是“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为名和57年的“反右”为名的运动。决定通过国有化、集体化、计划化,达到消灭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目的。走上这条名曰“社会主义”的路,就消灭了私有化。杜润生就更明说了:毛泽东1953年就“急急忙忙”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抛弃新民主主义论和《共同纲领》,以后反右、反右倾、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闹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社会的和谐遭到彻底破 坏。”(杜润生:《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姚监复整理,《炎黄春秋》。"经济改革,就是重新分配财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退出历史舞台,倒是西方议会制度显示出生命力。西方议会制度合符现代文明,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这是赵紫阳的原话,理性、务实、明快、恳切。这是第二个问题。---毛死后党囯领导人开的药方内没有改革开放,是赵紫阳在四川先搞起来。赵紫阳在四川把农民和企业不再定位为“党”和“国家”。记得六十年代初在广东、四川、河南、安徽、河北张家口搞了包产到户,包产到组,联产承包制。】。  

2:大跃进饿死了三五千万人。  

《建国以来的决议》中指出【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2009年9月28日,《财经》杂志2009年第20期(总第247期)发表封面文章——《吴敬琏:中国经济六十年》,而且发表了编者按。   

这则编者按和吴敬琏的文章中说:   

“60年前,中国开始了一个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民族振兴的宏大尝试。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   

“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故主席所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 第二,大跃进、饿死人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各级政府响应毛泽东‘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号召……无偿调拨农民的资源,来完成‘钢铁生产一年翻一番’之类绝无可能实现的高计划指标。结果很快爆发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的‘共产风’盛行,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在食品供需出现短缺,全国性饥荒即将爆发的时刻,毛泽东却在思考‘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提出采取‘休耕制’‘敞开肚皮吃饭’一类解决办法。在人民公社中,纷纷采取了‘公共食堂’‘五包’‘十包’等‘各取所需’的分配办法。”   

“因为政治局委员彭德怀致信毛泽东,要求认真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临时决定延长会期,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活动’进行严厉批判,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整个政治气氛从‘纠‘左’‘转向‘反‘右’’”。“由于封锁消息和缺乏拯救措施,城镇地区广泛出现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3;不应该反对右倾翻案,而且扩大化了。  

《建国以来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五七年,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4;毛泽东错误的判断形势,提出还存在阶级斗争,党内存在-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司令部,并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大批老干部。党內没有走资派。  

《建国以来的决议》中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就上面的几大问题,主席仙逝了无法和他们辩论,总理丶朱老总和其他元帅都走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也早去世了,共和国初期的各民主人士都早去世了,证人没有了,档案又不公开,但庆幸的是主席的文稿指示讲话部分公开了,反毛右派的言论及政治观点当宝贝随手可捡。因此当我们走回到历史当中去,就能看个水落石出。  

【一】三大改造和新民主主义问题:  

众所周知,共产党在二十年代初的横空出世,并非是是在民族和平繁荣之下诞生的。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本来是英国強盗因对中囯输出鸦片毒害人民而引起全中华民族的愤恕,火烧英国鸦片后英国对中囯发动的侵略战争,这在1949年前有定案。但是,三十年前却把它说成是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此且不论,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又惨败后,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以曾国藩李鸿章、崇厚、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刘坤一等为先后展开的洋务运动,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先后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在官办的几年时间里,开始时的自造政策确实让人高兴,因为同期日本的军舰和清朝差不上下,但是,随后改为进口不再自造,一直到清光绪十年中法(1884年)马尾海战,又称马江海战,1895年的甲午海战,这二次海战把中华民族的海军发展彻底断根,近55年中国无海军,也无造舰工厂,只有修理漁船的小作坊。国民党几条军舰是二战后从美国所购的淘汰下来的。中国造飞机那更是形同做梦了。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又将买办洋务和清王朝送上断头台之路。1911年武昌起义,宣告清王朝行将灭亡。但辛亥革命后,从桌子底下请出黎元洪。不管黃兴还是宋教仁、居正、刘公、孙武、张振武、张知本同盟会上层,都没站出来承担重任。而是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选出刚回国不久的孙文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民国成立,孙文就任。但此时清朝政府还存在,当时革命党也节节败退,武汉三镇已被袁世凯北洋军攻下两镇。为了结束南北对立,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逊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此时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经南北议和,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所以孙文只做45天临时大总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黎元洪出任大总统。而国务总理段祺瑞独断专行,演成“府院之争”。翌年6月,黎元洪引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斡旋,7月1日张勋复辟,黎元洪被迫弃职。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法统重光”再任大总统。次年初曹锟贿选,逼黎下野。6月黎元洪辞职赴天津。这就是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严格讲,把孙文称为中华民国国父是错的。  

在清朝洋务运动初,1863年,美国南北统一战争之关健年。应该讲中国起步不晚。但由于1840年以来的腐败无能和贪生怕死,使中国在屈辱中进入20世纪并最终成为东亚病夫和桌上肉,汉奸卖国贼充斥政权之中。共产党就是在这情况之下来到人间。1924年国民党才正式成立。随后国共两党共同努力进行北伐,取得革命胜利。  

正如主席所说;"中国资产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刚刚由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得到胜利之际,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举行了十年的“剿共”战争。“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十六年来,国民党自己违背了这个声明,以致造成今天这样国难深重的局面。“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如果有人还想从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经是新的“剿共”典型,同旧的多少有点区别。但是这种新的“剿共”事业,不是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奋勇担负起来了吗?这个人就是汪精卫,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谁要加进他那一伙去,那是行的,但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呀,资本主义社会呀,基马尔主义呀,现代国家呀,一党专政呀,一个主义呀,等等花腔,岂非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吗?如果不入汪精卫一伙,要入抗日一伙,又想于抗日胜利之后,一脚踢开抗日人民,自己独占抗日成果,来一个“一党专政万岁”,又岂非近于做梦吗?他们还在那里高叫什么“限共”、“溶共”、“反共”吗?不见他们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后,再来一个《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再来一个《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吗?好家伙,这样地“限制”和“处理”下去,不知他们准备置民族命运于何地,也不知他们准备置其自身于何地?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   

毛泽东说;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  

毛泽东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  

毛泽东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   

毛泽东说;"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了,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仅在此时,两个战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才起了一些变化。然而就在我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百分之四十四。抗击伪军的情况则完全无变化"。   

毛泽东说;"还应指出,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七十九万七千人之多。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   

毛泽东说;"国民党政府这个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十年的内战,将刀锋向着同胞,置一切国防事业于不顾,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东北四省。日本侵略者打进关内来了,仓皇应战,从卢沟桥退到了贵州省。但是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见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案)。"  

毛泽东说;"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主席在这里明确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时期,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 言指出;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胜利地进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这就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根据主席的政治报吿和共产党的宗义及宪法,建国后进行的三大改造是合符党章和宪法的。不进行三大改造才是违章违宪的。建国以来的决议》中指出;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如果不进行改造,那么是允许剥削制度的存在,这对剥削阶级是有利的受欢迎的,而对广大工农及无产阶级则是十分不利的,是维持旧制度的,那还叫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吗?如果不进行改造,那不表明新民主主义停止不前吗?停止不前不进入社会主义那不说明了违背党章吗?现在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定为长期性,无时间性,这是违唯物主义反辩证法,也十分可笑!中国精英水平是不是太高了?那有长期无变化的事物呢?而作为党首脑的赵紫阳等人,却提出不该进行三大改造如此观点,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参加共产党的动机,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其改革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剥削阶级的复辟,正如他们自已所说只能一步一步走。其走一步看一步的目的是温水煮青蛙。忽悠群众而达到复辟目的。  

这里应该说赵及其杜导正、鲍彤是真话心里话。我欣佩其真话的勇气而不是骂人又讲假话。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无形中证明了:LD及追随者破坏中央当时的政治路线---在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经济。而是会上一套背后又解散集体所有制经济-人民公社,私自解散农科所丶农技推广站丶公社养猪场等一切集体所有制经济体,置孤丶寡丶老人及单亲家庭于不顾;其次证明了当时LD是当时主管农业的具体负责人。是中央的一线负责人。也让人明白了人民公社化后的曲折原因在哪。那么要不要进行三大改造?答案就是要不要走社会主义的路线问题。  

  

【二】大跃进饿死了三五千万人的问题  

三面红旗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河南信阳饿死了人,主席去世后把责任归到毛主席身上。并满口胡言说饿死了三五千万人,把五风也说成是毛主席主导的,从教育到宣传上无不如此,致无数不明真相人都相信党国军父是罪大恶极了,事实真相如何?好就好在主席的文稿在,而造谣者的传上空白无一言,这就应了百密终有一疏吧。  

  

下面看主席这么说的;  

在一九五七年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 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 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1957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现在,我讲一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那个四、五、八,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没有改,只是少数条文改了。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如合作化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相应的条文就作了修改。有些过去没有强调的,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现在要大搞,条文上就加以强调了。还有条文的次序有些调动。这个修改过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经过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以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国农村中去讨论。工厂也可以讨论,各界、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  

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两千万吨。今年是五百二十万吨,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一九五二年钢产量是一百六十万吨,现在是一百七十几万吨,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九万吨,三年恢复时期搞到一百多万吨,又搞了五年,达到五百二十万吨,五年就增加三百多万吨。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呢?是可能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  

 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否则明年不好办,要留点余地。苦干三年,基本上改变面貌。以后不是不战了,我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希望。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有真有假,都是真那不可设想。  

什么叫改变面貌?要粮、油、棉三者翻身。今后要大搞油料,用各种办法,千方百计搞种花生、芝麻、黄豆、养猪、养鸡。我们几年来主要注意粮食,现在要把油料提高到粮食一样的位置。回去要做出计划,雷厉风行搞,搞点油水给大师傅做菜。  

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一片绿。树种下去就叫做绿化?好多地方还是黄的,只能叫黄化。  

《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布完成什么化,人们以后要问,你们化了几年,为什么还要化?树种下去,稀稀拉拉的还没有活,倒宣布绿化。“化”搞得很滥,动不动就宣布“化”了。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 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  

"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  

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云南省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毛泽东在一个教训中批示;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平均主义分配办法,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二  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  

  

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在郑州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公社是1958年秋季成立,括〈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还有三是猪鸡鸭无偿归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无偿归公共食堂,以及自留地归公。  

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不能被许可的。我们只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日德意)、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生产资料),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粮食、房屋),而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国主义者、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劳动成果,他们是不劳而食的,无所谓劳动成果。----“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看看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我提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共产党就是反反复复。 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  

"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钱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  

"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付业生产都要归队办。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我提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共产党就是反反复复。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今年你们要节制,尽最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转发山东经验的批语  

小平同志  

对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要少讲空话,多讲办法。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  

党内通讯  

省级丶地级丶县级丶社级丶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丶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丶一千斤丶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能增加二百斤丶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已,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较高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二日毛 泽 东   

  

关于解决春荒缺粮问题的批语  

总理: 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议:(一)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十五省的表,一件是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在〈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十一时   

  

党内通讯  

二  

恢复社员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三)以上五条,请你们立即布置实行。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  

<<关于农业的紧急指示》  

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丶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用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丶鸭丶鹅也是如此。  

此事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上午二时  

  

毛泽东关于注意粮食供应问题的批语  

震林同志:此件请你一阅。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三人(都是干部队队员,给我们守卫的,排长级干部)问一下情况。因我忙,不暇找他们谈。毛 泽 东五月廿四日  

二 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发到会各同志。  

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毛 泽 东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二时  

注释;指中央警卫团干部队李宝森、王立勤、段明玉写的反映山东省一些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  

  

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月)一 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五月二十二日) 二:为要流通,交通运输必须相应地办起来。城市当然以工业为重点,但现在是处于副食品严重不足的时期,必须强调郊区的农业。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七月四日)毛泽东  

 三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七月四日)   毛泽东  

  

对江苏涟水县一封来信的批语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日  

转寄江苏省委江渭清同志一阅。  

 毛泽东     六月十日  

注: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一九五九年六月八日转达的江苏涟水县一位化名东风的读者的来信,信中反映了当地农村"大跃进"以来弄虚作假,干部作风恶劣,农民生活困难,学生生活下降,耕牛减少,肥料不足,劳动力缺乏等实际情况。  

  

关于如实报道灾情唤起人民全力抗争的批语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  

乔木丶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喚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瞞。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上午四时  

粮食问题  

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以上几点意见,只供同志们此次讨论的参考,切勿下传。不对之处,准备修改。毛泽东  七月五日上午六时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吴冷西同志: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  

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  

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  

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  

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  

对中组部丶中监委关于信阳问题的调查材料的批语  

-九六0年十月二十六日  

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毛泽东  

                           卄六日上午  

此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丶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一九六0年十月二十-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十月二十四日李富春将这-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李富春的报吿上。  

1961年9月16日  

  

彻底纠正“五风”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中央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  

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

  

  

反毛右派说饿死三五千多万人,赵紫阳说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然事实正是这些反毛非毛的走资当权派违法乱纪,置人民生产财产不顾,造成《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造成河南信阳大量饿死人,并封锁消息不上报主席,致主席令周总理〈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着重五省),原手令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主席为此给的关于解决春荒缺粮问题的批语是批给总理。我这里只摘录从五七年起到1960年底的24次讲话及批文,还只是部分。这些均是正式文件并保留在中央挡案馆,从这些文件中,我们应狠狠的给右派反革命一个耳光!睁开狗眼看看主席实际上从1955年起就十分关心农村及粮食大问题,在从1957年分一线二线后,就交给LD一线管了,在发现问题后,并多次提醒他们注意,还召开了很多会议,以求纠正,甚至直接写信给小队级干部。最后还是导致河南信阳饿死人发生。而在此前,1959年春荒时要总理在三日内,在〈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并且交待重点五省,其中就有反毛右派的四川、广东、河南、安徽在内。但是,当权派置若罔闻。正如主席后来说,武昌会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一九六一年六月),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另外从主席文稿中得知受灾人口2517万人,估计右派把这数据扩大一倍就变成五千多万死人了。因为右派精英数学经济很好,要不,怎么有股市有统计数据发布让人高兴呢?除粮食外,畜牧漁副等都有明确指示。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 这些是批评谁?逼到主席要到马克思那里去告状,可见这些人是何等猖獗一时。  

  

【三】不应该反对右倾翻案,而且扩大化了。  

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  

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一月)  

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注:另一文稿内是:地质部在石家庄专区正定县有一个地质学校,有一千多人因为暂时没有分配工作而罢课闹事,要上北京,他们的标语口号有“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落后,没有优越性!”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公开说:“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去讲话:“你要杀人我要专政!”北京高等学校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大中小资本家子弟,工人、贫农子弟不到百分之二十。)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 组织示威游行, 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但是,也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杀几千几万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能得到大多数人同情吗?“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有优越性,这都是宪法里头讲了的,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要战争不要和平”,那好呀!你来号召战争,统共那么几个人,你的兵就不够,军官也没有训练好。这些娃娃们发疯了!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四千学生里头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个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坚持这几个口号的极反动分子,只有几个人。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  

以上就是对右倾翻案和反革命分子妄图推翻共产党及人民政权的反击,是大多数不抓,一个不杀,给出路的政策。如果扩大化了也是基层单位或中层以下干部执行中出了问题,与主席无关,因主席以下还有党政公检法还有举报群众还有单位但是被举报肯定有不滿言论否则不可能被群众举报有些以公报私都有况且1959建国10周年就特赦和摘帽了部分了。《建国以来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从有学生要杀几千万人看,右倾翻案风十分猖狂,说明右派反革命是有。主席的方针政策是明摆的,《建国以来的决议》也肯定了右派反革命的存在,在此情况下,中央以下执行政策的人即使出点差错,一个1933年才入党的18岁小青年,一个解放后因当团中央书记才进中央的省级干部,根本没资格参与中央政治局事务的人,怎么能在主席去世后统统为右派平反?又怎能把扩大化了的责任堆在主席身上?现冤假错案很多,也可说成中央总书记所为吗?今天回想起来,胡当时为团中央书记,学生当中出现反共的右倾翻案风,应有责任的。
  

【四】:毛泽东错误的判断形势,提出还存在阶级斗争,党内存在-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司令部,并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大批老干部。党內没有走资派。  

1949年建国,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同时还在进行对蒋军残敌作战及剿匪,西藏还是农奴制,蒋到1962年还在反攻大陆,单北京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就八九万之多,解放后接收的国军和旧政权大小官僚都9百来万,美国的间谍呢?怎会没有阶级斗争呢?怎是错误的判断形势?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大批老干部,也不对嘛,再则,从今天看,主席去世后已30多年了,有没有走资派?现在是国营制大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吗?分田单干是不是几千年的制度?私有制是不是剥削制度?如果称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那是对社会主义的侮辱摸黑!  

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除了洋人已无法生存了,除了卖地财政和股市、彩票、房地产业、银行衍生品外已无法维持了,领土主权又如何?分裂势力又如何?国家安全态势又如何?地上地下资源又如何?中国人在外的形象光彩吗?教育及科学家又如何?工业技术及研究又如何?中国人的收入在世界上比非洲32个不发达国家高吗?国内社会又如何?这些有目共睹人人明白。  

这里要说的是,右派给主席的四大罪状没-条成立!三十多年的资改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而且是致命亡种的错误,所以,我们应理直氣壮地重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这才能救中华民族,这才能是人民的大救星!  

20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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