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的回忆
武光
2009-4-27
建国60年是我学习前进的60年，但前进中也有遗憾。
1949年春（忘记几月了），中央决定：将中共晋中区党委一分为二，留下一半，准备进太原；组成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班子。另一半组成南下区党委，由我任区党委书记（区党委即省委）。
南下区党委下设六套地委、专署、工、农、青、妇群众团体的领导班子。县委、区委等也都是照样按六套配备的领导班子。这是成建制地配备好了的接管一个省的全部老区干部，约三千多人。于1949年“五一”前后离石家庄南下，后继还有二千华大的学生紧跟南下。
南下区党委到开封，中共中央中原局；被该局给解散了，并且全部南下干部除个别人外都下降一级。区党委书记改任地委书记，地委书记改任县委书记。我带领部分干部进入湖南省任湖南省委委员、长沙地委书记。
进入湖南后，首先进行接管工作，紧接着就是进行建党（地上党与地下党会师），建政、建群、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
在接管旧政权；处理旧人员中，我们采取的政策是“愿留者留”，“愿去者去”，去者还给发路费。
在土改工作中，我们在执行中央政策时，特别注意“保护中农利益，不受侵犯”。
在武汉时，我们就确定，进入湖南后，狠抓两个重点：一是建设；二是培养地方干部。因此一进入湖南岳阳市，立刻就办起了“建设学院”，大量培养本地干部。后来，在湖南、广东、北京等地的干部中都有该院毕业的学生。
1951年夏初，中央调我去广东工作，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中共粤西区党委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当时主要是搞土改。在土改中根据粤西区是主要侨乡的特点，我们特别注意执行了“保护华侨的利益不受侵犯”的政策；直至侨眷在城镇的工商业也未受侵犯。经检查，这一“保护华侨利益”的政策执行得比较好。
在此期间，广东还进行了“反地方主义”，但在粤西没有进行，因而，更好地保持了外来于部和本地于部的团结合作，顺利地完成了土改工作。
土改完成后，我们搞了一个“合作化试点”，当时的“南方日报”不点名地批评我们的“合作化试点”搞早了。其实，只要没有强迫命令，农民愿意，做为“试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1954年春夏之交，中央调我到北京航空学院，任院长、党委书记。我在北航工作了近10个年头。这是我又一次在实践中学习的过程。此时；正是我人到中年，经历了地下斗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锻炼，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且身强力壮，为了党的事业和国家富强，真是豪情满怀，斗志昂扬，敢想敢干，日夜忙碌，但心情愉快，总想一定要为党的事业做出成绩。
到北航开始首要的工作是团结。全国八大院校的航空院系组成北航，各校的校风不同，大小矛盾不少，抓团结是第一项工作。在这方面经过工作后，得到市委的好评；说‘北航的领导班子和全校是最团结的。”
在北航这段工作中，至今我还留下了以下几点突出的记忆：
敢于独立思考：一，当知识分子在全国被称为臭老九的时候，我曾在全校大会上公开宣布：“知识分子同样是国家的主人”。使广大教师更努力更热爱自己的工作。二，1957年反右派时，敢于不同意上级规定的划右派要占全体人员百分之三的比例，强调北航与北大、清华等老校不同，北航的师生都是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才进入学校的，这样就保护了一些教授未被划成右派。三，1958年大跃进时，上边提出大炼钢铁，当时不少学校停课；炼钢铁，搞体力劳动，到处听到“树红旗、拔白旗”的口号，而当时北航却提出“宁接受一百面白旗，也必须拿到教学科研的红旗”。结果全校师生大干一百个昼夜，做到‘十一”前三个型号的飞行器上天，为国庆献礼。紧接着又进行了“飞人’的研制、试飞和“克服地心引力”的研究。
敢于破旧立新：一，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是“先破后立，不破不立”，我认为这是对的；但我还认为“有时是先立后破，边立边破，不断完善，不断提高”。北航火箭系的教材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成绩；二，一般说‘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也认为“犯错误是难免的，但如发挥主动性、预见性，又是可免的”，（在反右派、大跃进这两次运动中，北航的做法均可证明）。
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关键在于培养又红又专高质量的教师”，北航在师生中进行了“永争第一，永创新”的教育。并且要求教师对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创新思想要贯彻始终。
制定了十六个字的校训：“艰苦朴素、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勇于创新。”
提出了编教材的七字方针：“高、精、尖、虚、实、系、重。”
提出了校长工作的‘十字法’：“招、教、科、学、物、生、体、文、劳、思。”
1963年春，中央调我去新疆工作，任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去新疆之前，我已想过进入新疆之后；首要的任务是“加强民族团结，努力建设边疆。”
加强民族团结，要首先从自我做起，我到新疆之前，自治区的汉族领导干部和少数民族的领导干部，在乌鲁木齐分别居住在距离较远的两个大院，除开会见面，平时来往很少，影响相互之间感情交流。我一进入新疆即住进少数民族居住的大院，这样和少数民族同志来往较多，谈心机会多，关系融洽，孩子们不分民族，玩乐正常，亲如一家。
领导干部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在民族地区更需特别关心少数民族的生活。到新疆后不久，我发现在少数民族居住区（乌市南樑）缺少文化活动场所，于是让市政府在南樑建设了一所俱乐部（大剧院）。后来我又了解到有些少数民族居住条件差、住房困难，于是又在南樑地区建了一片服务机构比较齐全的少数民族居住小区。（据说当时国内城市还没有专为困难市民进行居民小区的建设。）
带头改变领导干部作风：①下乡搞社教时，从住村到下边去参加会议；不坐汽车，也不骑自行车，而是背着粪筐，一边走一边拾粪，为开会村的贫农积肥。②下乡调查研究，不让地委、县委各级领导干部陪同；自己专找村中的破门破院进入访问调查。有一次进入一家维族困难户，进房后，发现女主人坐在坑上不站起来，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这家夫妇两人只有一条裤子，丈夫穿着下地干活去了，她只能靠裙子掩盖下身，见人不敢站起来，待我环顾周围，发现房内一无所有，我把这情况反映给当地领导，请他们考虑，尽快解决。③和社教干部同吃同住，有一次老伴给我带来了一点小食品，挂在墙上，一直未动；不敢吃，后来又带回家去。
社教期间，在这个大队；开始建立了“合作医疗”。
为了真正实现党的民族政策，巩固边疆；必须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少数民族干部，由这样的少数民族干部代表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为此，当时我曾让教育厅派人到北京与北京市政府商量，在北京办一所“新疆少数民族中学”，学生中学毕业后，在北京直接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分配工作，工作三年后，取得了一些工作经验，然后回新疆任职，并继续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主义教育，使新疆的政权真正掌握在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民族干部手中，这是重中之重的百年大计。但当这件事已经和北京市政府商量好，准备继续按计划进行下去时，文革开始了，这一事关新疆前途的重要措施也就停止了。
关于新疆治沙的问题，我已经请有关的专家做好了调查研究和实施计划；也因文革开始了，美好的计划也就搁起来了。
文革中我受迫害、诬陷坐牢、流放共11年，落实政策回京后，于1979年到中国社科院工作，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分管院办公厅、人事局、外事局、基建局、政治部、宗教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对中国社科院建院初期各项工作机构的建设做了部分的工作。于1982年我正式离开中国社科院时，曾向院党组提出一份工作建议书（1981年10月1日）。内容有：一、社科院的工作方针。二、社科院的领导体制。三、领导方法。四、对外学术交流问题。五、培养新生力量。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1982年我被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内任党组付书记）。分管城建委的工作，但这段工作时间不长就离休了。在这段时间里，为了树立更好的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我曾亲自处理了这样一件事：一封工人群众来信反映：自己租住的房子被公安派出所拆了，派出所要占地盖房，把工人的家具、锅、碗、瓢、勺都堆在马路边，盖上一块大棚布就不管了。工人向派出所要临时住房，派出所让工人去找原来租给他房子的房主去解决。这怎么可能呢？工人在不能解决住房的情况下，才写信给人大常委会求助。看了这封信，我认为派出所太不讲理了；这不是欺压百姓吗？为此，我亲自找了这个工人，又找了他工作的车间支部书记了解情况；并到现场亲眼看到了堆在路边的东西和无家可归的一家人。于是我找到了派出所；和他们讲清共产党应关心人民生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还好，派出所同意了我的意见，为工人解决了临时住房问题。这虽然只是解决了一个工人的问题，但这是用什么态度对待工人群众的大问题。
1986年我离休后，本着发挥余热的精神，为使后人不忘历史，我首先为建立“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做工作。从建碑的选址、筹经费、到请人撰写碑文，请书法家为碑文写字，这一切都是我亲自筹划办理的。现在这个纪念碑已被北京市政府定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之一。此外，我还主持编写出版了纪念平北抗战史的《巍巍海陀山》四卷本。
离而不休，为了尽自己的责任；我还向北京市党政领导提出过如下一些建议：
一、为了开发山区经济；以利山民生活，我曾几次当面向当时的市长提出过‘修建门斋铁路”（这是日本曾修而未成的），但始终没有回音。于是于2003年10月29日，为此事，我又正式给市党、政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
二、2005年3月5日，我给市委常委会写了一封信，内容有：①精兵强政。②提倡节约。③少建脱离劳动人民，高标准的形象工程。④改善首都形象。⑤精简会议。⑥严控假借名义出国旅游⑦端正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
同时同样内容，也送给了市政府党组。
三、2005年3月1日；我给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写了一封信，内容有：①关于立法问题。②关于监督“一府两院”问题。
四、2008年11月1日，我遵照“学习科学发展观’办公室的要求；又写了一封建议信，内容有：①关于解决马路交通堵塞的具体措施。②彻底纠正“用办企业的思想办大学”的问题。
以上不成熟的诸多建议，可能有不符合实际的个人愿望，但这些都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只供参考。
本着发挥余热的精神；也为了给后来人留下一点思想，这些年我出版了以下几本书：《冬夜战歌》、《不是梦》、《刺梅》、《征程漫漫》、《征程花絮》、《永怀新疆》。还协助出版了《棲风沐浪》（武光传），《武光与北航》。现在，经过调整内容，增加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再版了《冬夜战歌》。
附文：
百度百科介绍：
武光：原新疆自治区第一副主席
武光（1912— ），男，汉族，1912年生，河北深泽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任红色革命互济会平市西城区委委员。1931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著有《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
历任：1931年任共青团北平市西城区委委员，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团市委书记。
1932年任中共直中特委委员，团直中特委书记。
1933-1937年在国民党监狱中任政治犯中的中共党支部书记。
1938年任中共乡吉特委书记。
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时任党支部书记。
1940年任陕北公学干部处长。
1943年任平北地委副书记。
1944年任中共冀察区党委城工部长。
1945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
1947年任中共察哈尔省委组织部长。
1948年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副书记。
1949年任中共南下区党委书记。
1949年7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长沙地委书记、长沙军分区政委。
1951年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粤西军区政委。
1954年任中共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1963年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
1967年11月—1978年12月，“文化大革命”中被关监狱和流放。
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副院长、党组副书记。
1982年任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北航第一任校长武光谈毛主席
作为北航第一任校长，我们有机会与他面对面谈，真是荣幸！
今年已有91岁高龄的武院长，看上去只有70多岁，矫健的步伐，矍铄的精神，流畅的思维，清晰的谈吐，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特别是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那份执着，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们。
我们说明来意后，武院长就开门见山，询问我们是否去过河南临颖南街村——这个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实行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红色亿元村。相比之下，中国绝大多数分田单干的农村则是极为贫穷；即使有富起来的，大多也是靠剥削富起来的。武院长举了北京郊区的韩村河为例，尽管媒体对他们村宣传很多，他们名义上也是集体经济，但实际上他们是靠在北京城里承包建筑工地，剥削外来民工富起来的。而南街人则是自己干出来的，南街村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育人。
武院长又说，今年是110周年，前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等几位老同志上书总书记胡锦涛，希望在全国掀起纪念110周年的高潮，并形成固定的活动，在以后每年都纪念主席诞辰，但中央还未表态。而武院长自己曾在主席诞辰100周年时去过主席的家乡。
谈及毛主席，特别是主席晚年，社会上很多人把它描述成一团漆黑，“文革”被描述成了十年浩劫。而武院长说，看待文革应当一分为二，“八?二七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笔者注）彻底否定文革。但应该看到，文革的目的和愿望是好的，即反修防修，防止党变色。
赫鲁晓夫在苏联搞修正主义，十年论战批“唯生产力论”，批“三和两全”（“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即“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笔者注），毛主席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希望国家有更多的人提高马列主义的水平。
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1956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三大改造，这样消灭了资产阶级，消灭了剥削制度，但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并未就此消亡。资产阶级没有了，但“阶级斗争”并未熄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要坚持“不断革命”，从意识形态领域中彻底消除资产阶级的影响。在是否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党内是有分歧的。真正的走资派就是要借文革具体做法上的一些错误，彻底否定文革，彻底否定毛主席。
在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性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贡献最大的就是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思想，它对中国、对世界、对未来的意义都是巨大的。
关于如何评价毛主席，武院长讲，五十年代实行的是义务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免费的；七十年代初美国入侵柬埔寨，北京举行反帝大游行，最多时达150万群众。毛主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显示了人民的力量。这些方面，今天和以前是大不一样了。国家担心群众游行影响国际关系。武院长举到了今年3月美国侵略伊拉克，许多国家人民都举行反战游行，唯独中国没有声音。
关于对毛主席的历史评价，武院长提到了山西太原一位60多岁老同志的看法：毛主席坚持正确路线，不左不右，宁愿被开除党籍，也要坚持，不动摇。在路线斗争上，毛主席始终是正确的，解放前领导革命战争走向胜利；建国后，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人民吃饭穿衣都有了保障；文革的思想政治是先进的，那时讲“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是第一位的，群众接受了正确的思想教育，因此生产积极性也是自觉的。而现在不讲政治，不讲思想，只讲权，只讲钱，通过经济手段调动人去生产，动辄制裁、奖赏。
武院长又给我们讲起了毛主席两次“杀人”：一次在延安杀长征干部黄克功，原因是黄杀害了不肯与自己谈恋爱的女青年；另一次则是杀贪官刘青山，张子善。武院长感慨如今社会风气是远远比不上那时了，他说：“毛主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好领袖，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好领袖！”
武院长得知我们《燎原》要做纪念的专题，便告诫我们，纪念毛主席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为了接受毛泽东思想，并坚持到底。虽然已是91岁高龄，但武院长一颗红心却还还始终燃烧着激情，他现在还时时关心着社会主义的前途，亿万人民的命运，关注着社会发展的形势，如今国际共运处于低潮，国内形势也同样不容乐观，武院长讲述了他的忧虑：先是修改党章，资本家可以入党；而今曹思源（就是那个“曹破产”，武院长如是说）又拉着一批人准备修宪，要保护私有财产。武院长嘱咐我们，在学校搞活动要扩大马恩列斯毛的影响，希望让更多的人接受马列主义。
武院长又讲，看待文革要用两分法，被否定的东西是人家公认的，我们也不要包庇。文革的确也冤枉了不少人，很多人经不起考验被逼死。武院长讲了他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文革十年，武院长因为是王光美（刘少奇之妻，笔者注）的入党审批人，进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三年。武院长回忆起这段经历毫无怨言，还说，那时北航两派红卫兵都是保护他的。这段过程中，武院长始终充满信心，“党的历次政治运动到最后总会有个甄别，别人不了解我，但我了解我，坚持到底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只要有毛主席在，有共产党在，我总会得到公正的评价。在监狱的七年半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有充足的时间学习毛选和马列原著。”这种广阔的胸襟真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也让我们想起自从八十年代以来，就有那么一批在文革中吃苦的人（不管是被冤枉的，还是真正的走资派），控制了传媒的咽喉，二十年来喋喋不休的控诉着文革的邪恶，以至于不惜以点代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隐瞒歪曲历史，以便于在现实中捞得好处。比如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志绥为了捞点稿费，写的回忆录更是极尽诬蔑造谣之能事。说白了，只不过是他们一贯的资产阶级习性公开暴露罢了。像武院长那样，能够从历史的、人民的高度，去对待自己所受的苦难，客观地看待那段历史，对党和人民如此忠心耿耿，对马列主义矢志不渝地追求的人，中国还剩多少？
我们问，文革把好人打倒不少，难道就没有打倒真正的走资派，刘少奇被打倒完全是被冤枉吗？武院长含蓄的说，刘少奇也的确讲了一些错话，例如讲“剥削有功”，“四清”运动，刘少奇采取从上面下派工作组的方式，有的工作组压制了群众，毛主席一回到北京就把刘关于“四清”运动的“后十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笔者注）都废除了。有些人在文革中就死了，大家还看不清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有些人在文革后的所作所为，他们就像苏联的赫鲁晓夫利用斯大林后期肃反不得人心否定斯大林，这些人则是利用许多人对文革的不理解和不满情绪，赢得民意。“不争论”是不让人说话，而毛主席提倡的是百家争鸣。毛主席与真正的走资派的最大分歧就是，是否继续革命，是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武院长谈到“大跃进”时说，“大跃进”毛主席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思想左了，超过了现实可能。“大跃进”各高校都不上课，大炼钢铁，但北航教学科研基本没受影响，北航的想法是，“宁愿接受一百面白旗，教学科研的红旗一定要拿到。”1958年，北航师生大战一百天，“三个号上天”，即无人侦察机、中国第一箭和“北京一号”，全校师生共同参与设计和研制，“北京一号”试飞成功，苏联专家说这是不可思议的。那时，学生们学习热情也很高，宿舍里熄灯了，便到厕所里继续读书。五十校庆时，武院长送来八个大字“五八精神，创一不息”。
我们最后问武院长如何看新任总书记胡锦涛，武院长说，胡总书记一上台就去了西柏坡。但不能单就几件事来简单看，也不能看其短期所说的、所做的。现在走的道路，把人的思想脑袋搞歪了，追求个人私利。武院长说：“我想解决问题，挖根、追底，这到底走的是什么道路。领导人不爱看的，不爱听的，我也要看看，听听，使自己的脑袋不致糊涂。”
我们最后问及武院长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武院长讲述了他的革命生涯，并向我们青年人推荐他的新书《征程花絮》，最后语重心长的说，青年人的理想选择后，认为对，必须有毅力方能坚持走下去。临行武院长赠书，并与我们合影，我看见他亲笔写的座右铭：“抬头望远，低头看路”，算是与同学们共勉吧。
正如武院长所讲，纪念毛主席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为了把毛主席的思想发扬下去。而像武院长这样久经岁月沧桑，又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战士才是真正理解毛主席的人，而我们这些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大学生，又有什么理由只凭复仇者的只言片语，就轻易否定历史，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呢？
武光与18期《共产党人》刊物的故事
申春
2006年第7期
中华魂杂志
【人物风采】
——武光与18期《共产党人》刊物的故事／申春
现年94岁高龄的武光，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前辈。他在“文革”前曾任北京航空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新疆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文革”后先后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令人感动的是，老人至今还像宝贝似地珍藏着延安时期创刊的64开本的18期《共产党人》。刊物是用毛边纸铅印的，每期38页。它已伴随老人走过66个春秋。刊物的纸张现在虽已发黄，但字迹清晰，完好无损。老人说，他最喜爱创刊号，特别是毛主席题写的刊名，还有毛主席1939年10月4日撰写的发刊词。毛主席在发刊词中
提出了著名论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共产党人》第3期刊登有《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赵毅民写的《反对恐惧与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艾思奇写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等文章。可以看出，早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就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共产党人》是党中央主办的思想性、理论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党内刊物，只有相当一级党的领导干部才能得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武光担任晋西南乡吉特委第一书记。1939年春，他接到北方局通知，要他离职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学习结束后，曾一度留在学院马列主义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当《共产党人》在延安一创刊，他就有幸看到了这份刊物。他十分喜爱这份刊物，每期必读，妥为保存。到1941年离开延安前，他已保存了18期刊物。
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最残酷的相持阶段，武光找陈云、杨尚昆、彭真等领导，坚决要求到敌后去工作。最后，中央批准他到对敌斗争最艰苦、环境最残酷的冀中区去。1941年9月，他偕同新婚不久的妻子汪清和警卫员郭冲，牵一头骡子驼着《共产党人》杂志和马列著作，离开延安，踏上了去敌后的征程。由于敌人为割断抗日根据地与延安的联系，重重封锁，武光东渡黄河后，虽由一二○师派部队掩护护送，始终未能突破封锁线，不得不返回延安。1942年4月，他留下妻子汪清，带上简易行装和18期《共产党人》杂志，再次奔赴敌后，在地下秘密交通员的引导下，遭遇过多次险情，终于安全突破了敌人封锁线，于6月初翻越太行山，在河北阜平县境内找到晋察冀边区首脑机关所在地。聂荣臻司令员对武光说
，“五一”大扫荡后，环境更加残酷，部队化整为零打游击，冀中区党委已不存在了。所以，你不能去冀中。直到8月，中央回电，决定武光到平北任地委副书记。当武光在前往平北途中，走到宛平境内时，突患伤寒重病，高烧昏迷。因处在游击区，敌人扫荡频繁，无医无药，缺粮缺盐，当地两面政权的干部用门板把他抬到太山沟深处羊倌避雨的草棚，后又转移到不远的山洞里。夜晚他把一小捆心爱的《共产党人》刊物放在身边，伴刊而眠。不久，他奇迹般地转危为安，走到了平北地委所在地——延庆县境内海陀山。从1942年开始，他一直战斗在平北、平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共产党人》伴随武光度过了艰难困苦、不同寻常的战争岁月。建国前后，又伴随他到湖南、广东、新疆等地战斗、工作。“文革”中，他珍藏的不少图书、手稿和《共产党人》杂志被红卫兵全部抄走。身处逆境中的武光坚信乌云必将散去。1979年他走出逆境后，经多方交涉查找，有些文稿和图书又回到手中，（下转第22页）（上接第23页）最使他欣慰的是，《共产党人》杂志也回到他手中，并一直珍藏至今。
这就是《共产党人》杂志伴随共产党人风风雨雨66年的故事，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故事，而是有许多值得回味和思考的问题。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共产党员只有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才能奋力为党工作。如今，这18本《共产党人》刊物保存得这样完好，在北京乃至全国也不多见。这背后的故事充分展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毕生追求真理，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的精神风貌。
统战政协2005-12-20
武光的“一红百白”壮举
□申春
《贵州政协报》
http://www.gzzxb.com/pages/news.aspx?id=%CD%B3%D5%BD%D5%FE%D0%AD7118
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９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接着在全国掀起了贯彻党的路线的热潮。当时，在农业战线上有些地方搞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不切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接着是全国大炼钢铁运动。在教育战线几首所有高校都停止或放松了教学、科研，全力以赴地大炼钢铁或其他体力劳动。北京市也给北航下达了要完成７００吨炼钢任务，北航院长武光在总支书记会上说：“我们是学校，不是工厂，应以教学、科研为主，市委分配的任务可以接受，但不要所有的人都搞，只在后勤部门抽出一部分职工去炼就行了，炼出多少算多少。”
在当时掀起的“全面大跃进的狂潮”中，搞什么“插红旗，拔白旗”，武光对此冷静对待。他不仅不跟风，反而大声疾呼：“我们宁可接受一百面白旗，也必须拿到教学、科研的红旗。”这就是武光当年“一红百白”的大胆壮举，这在北京乃至全国所有高校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北航许建钺教授生前回忆武光提出的“一红百白”时激动地说：“在那种气氛中，‘一红百白’的提出既需要勇气和胆量，也是他个人的思想认识问题。高等学校到底抓什么？当时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学校为了贯彻教学、科研这个中心，武光提出了‘一红百白’，这既反映他的办学思想，又说明他是一个敢说真话的正直的共产党员。”
武光在北航坚持不懈地狠抓教学、科研这个中心，很快就收到了显著的效果：１９５８年８月１日，北航隆重举行飞机试造工厂开工典礼，武光代表院党委正式宣布试造工厂命名为８８１厂。
在武光领导下，北航的师生员工经过１００个昼夜的劳动大干，从设计方案到各种参数选定；从风洞试验到全部图纸设计；从各部件装配到组装完成，“轻型旅客”终于进行试飞成功了。
著名文学家郭沫若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日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宇宙充盈歌颂声》一首诗，热情赞颂了北航师生勇创的奇迹，诗曰：
迷信破除多泰斗，
飞机创自学生手；
不愁导弹无洲际，
飞艇行将进月球。
武光为总结北航教学、科研的成果，他撰写了《这仅仅是开始》一文，发表在１９５８年《光明日报》上，这里引录一段：
“对我们来说，‘北京一号’的诞生仅仅是我们工作的开始，今后我们将在解放台湾和巩固国防上、在宇宙航行上忠诚他贡献我们的力量。毛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指示，加上党的具体领导，一定能保证我们今后在前进道路上的不断胜利。”
北航在我国航空高等教育和航空工业史上写下了光荣的篇章，在武光的领导下，北航广大师生员工从理论到实践，充分发挥了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通过“轻型旅客”、“探空火箭”、“无人驾驶飞机”等几个型号的设计、研制、试飞、试射成功，既提高了教学质量，又获得了重大的科研成果，更可喜的是北航为我国的航空航天科学技术领域培养了一大批科学家和科技骨干，如“宇宙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飞船发射总指挥袁家军，“神州二号”的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永志，世界著名数学家蒋春暄等。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经过全院师生员工大战１００个昼夜，“教学、科研的红旗”终于拿到手了。同时文、体、卫生、绿化等方面扩大了在全市的影响。
永不迷路的健康老人——记武光的革命生涯
新华网（2002-06-1217:42:59）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6/12/content_437493.htm
新华网北京６月１２日电（杨楠）早在１９９６年４月，我刚进入北京市人大机关时，就听说有一位极不平凡的老人──武光。我最早接触到的是武老的诗集，这本诗集是他一生革命生涯的浓缩，更是老人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无比坚定的反映。它使我产生了对这位老人的崇敬之情，更萌生了采访这位革命老人的念头。
当我怀着急切的心情敲开武老办公室的大门，老人忙放下手中的书本，热情地接待了我，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字辈。落坐后我说明来意，老人沉思了片刻，就对我讲起了他的过去和现在。
武老１９１２年出生，１９３０年就参加了革命。１９岁进入北京后，以拉洋车为职业掩护，在北京串大街走小巷，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革命工作。那段时间的劳累辛苦，为他的身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他后来的南征北战造就了一个健康的体魄。一讲到过去，老人侃侃而谈，没有一点信顿，头脑非常清晰，他对所发生事件的时间、人物、地点以及事件产生的原因、过程及结果都记忆犹新，语言准确流畅，使我不得不佩服这位８９岁老人惊人的记忆力。使我不禁问起老人的养生秘诀。老人和蔼的一笑：“秘诀，没有。只是自己身体的基础好，再加上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和有规律的生活，但最重要的还是心境，有一平和的心境，一个淡泊的心境。”
武光老人曾为中国千百万劳苦大众的解放坐过５年国民党的监狱。在狱中，国民党害怕政治犯互相串联交流，而将他关进单间，每天只给稀粥、窝头等极差的食物。但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不忘学习，不忘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日出而起，日落而寝，采用散步等方法在牢房中锻炼。在５年的监狱生活中，他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国民党的残酷折磨，却从未生过大病。他一出狱就马上投入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继续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
在“文革”期间，武老一身正气，与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被关进四人帮的监狱长达７年半之久，还被流放３年半，即使在监狱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武老仍然坚持身体锻炼，他向监管人员提出买健身球的要求被拒绝后，就买回核桃，每天在手上转来转去以活动手指的关节和增强血液循环；他用计算走动步子数量多少的方法，来衡量在狱中来回散步的距离，心中想着：“从北京走到莫斯科去！”。在被流放的３年半中，老人每天早起后就带领农场的小孩儿一起跑步，想方法参加劳动，接触群众（“四人帮”害怕老人与群众联系，不允许他参加劳动）。无论环境多么艰难困苦，武光老人从没有停止过锻炼身体，从没停止过学习和斗争，从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没有降低过他怪祖国的一腔热情。武老认为，一个人想要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贡献，没有健康的身体是不行的，他把那些苦看成是一种锻炼，一种磨炼。直到现在他都坚持锻炼身体，８４岁高龄时他还能打羽毛球，并且能从木樨地徒步走到建国门。现在８９岁的武老仍然每天坚持上班，健步上下楼梯，这些都让我们年青人感到吃惊，并常常在心里暗暗敬佩这位老人，而武老却笑着把“功劳”推给了那些坐监牢的岁月和艰苦的生活条件。
武光老人的革命生涯充满传奇色彩，他始终坚持思想上高标准，生活上低要求。他在饮食上以粗粮为主，窝窝头、棒子面粥是家常便饭，老人很少参加宴会，出席各种会议后往往是回单位或在家里吃饭，即使参加宴会也要求把标准降低。一次会议后，老人用餐时竟然要求吃红薯粥。老人的衣着很朴素，很整洁。老人说他们这些人还保持着延安时期的习惯，吃好的反倒认为不好。我想老人并不是不愿意吃好的，而是延安时期党的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和革命传统精神，深深地埋藏在老人的心中。
谈到老人的生活规律，我感到惊讶万分。他每天５点半钟起床，晚上最迟１０点钟睡觉。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单位上班，业余时间读书看报。老人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新闻联播是必看的节目，对如今的一些电视剧则很少观看。武老在中国社科院上班时到单位的时间往往比规定时间早１个小时，由于近一、二年身体状况比过去差一点儿，才改为准时上班。一位８９岁的老人是这样严格地遵守时间，已让我这个青年人自愧不如了。
武老谈到最重要的是心境，这是最难得，也是最难做到的。老人一生中经历了多少次的上下起伏，多少坎坷不平！遭受了多少打击挫折！老人从来都是服从党的决定，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他无怨无悔，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他从不计较职位的高低，不追求名和利。在“文革”中他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老人却能保持一个平和的心境，开阔大度，能上能下，始终坚信革命真理，直面人生，不生气、不激动，过着平静、淡泊的生活。
老人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现在仍然十分关心广大青少年的成长，他对当前社会不良风气对青少年的毒害甚为担忧。他时刻关心国家的建设，对于当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老人感到十分欣慰；对于一些不正之风老人表示极其愤慨。武光老人的书桌上，压着一幅老人８４岁时书写的“胜勿忘危，长城永筑”的名言。武老把“抬头望远，低头看路”作为自己的座佑铭，他向我解释说，远是指共产主义，而路是当前我国所走的道路，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走弯路，更不要迷路。
我怀着对武光老人的敬佩，结束了１个多小时的专访，告别时老人送我一本他心和血写成的书──《冬夜战歌》作为纪念并雄建有力地为我题字签名。这本书写出了武光老人的革命历程，也将有力地激励我们年青人永远向前。
２００１年我国建党７０周年，武光老人著的《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出版了，他亲自送给笔者一本，并题字留念，我在对老人惊人的记忆力感慨之余，更为他关心青年一代的“痴心不改”而感动。（完）
武光刚正不阿智斗国民党法官
申春
武光原名张青甫，是一位有74年党龄的中共党员。1932年他被国民党抓捕前任共青团直中特委书记，这之前他战斗在北平，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他毕生酷爱学习，视野开阔，对敌斗争顽强不屈，是一位对党无限忠诚的共产党人。在他光荣的革命生涯中，经历过无数次艰险。这里主要记述他在国民党法庭上是如何机智勇敢同国民党法官舌战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蒋介石自1927年4月背叛革命，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之后，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共产党极端仇恨，他公然沿袭西太后及北洋军阀的衣钵，大批屠杀革命者，他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轻放一个”。他还在全国设置了许多监狱羁押所谓的政治犯——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残酷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利，推行其“爱国有罪”的反动政策。
武光自石家庄被捕后，押往天津河北省高等法院看守所，他以坚强的毅力挺住了镣铐对他肉体的折磨，他逐渐适应了非人的牢狱生活，他以自信和乐观的态度等待审判的到来。
看守所里关押着形形色色的犯人，他们当中有小偷，有强奸犯，有杀人放火犯，一个个衣衫褴褛，且面色阴沉又神情不安的样子，尤其是那如烟雾缭绕的烟味和臭气，呛得他难以忍受，他深深体味到失去自由的痛苦，因而不是产生急躁和愤怒。
这时，在国共合作时他曾在国民党深泽县党部任宣传部长时的干事张玉华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当舍监。一天，她偶尔翻阅天津《大公报》和《庸报》时，得悉武光被捕关押在天津的消息，她买了些食品以亲属名义前往看守所探望。武光见到她很高兴，对她说：“他们莫名其妙把我当‘共党’嫌疑犯，但我决不害怕”。然后对张玉华嘱托说：“请你设法请《大公报》和《庸报》记者于开庭那天到法庭旁听。”张玉华点头表示一定照办。第二天她还托一位姓陈的女同事给武光送来一条棉被和几块钱。
一天上午，他接到河北省高等法院检察处送来的一份起诉书，他没等读完就大骂：“胡说八道”，“国难当头，谁不爱国？谁愿做亡国奴？！”
原来，起诉书七拼八凑给他罗列了三大罪状：指控他参加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的抗日会团体；指控他假借到石家庄游玩之名，行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符合的共产主义之实……
结论是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有关条款提出公诉。
单从起诉书来说，他暗自感到欣慰，上面既没有他政治身份的指控，又没有暴露党的组织，这一切说明，他的被捕，没有叛徒的出卖，敌人不知道他自己的“底细”，所以他慢慢冷静下来，等到开庭那天，再逐条加以驳斥，借以宣传党的主张，伸张正义，斗争到底。
他经过认真地思考和准备，等待着看看到底是谁在“危害民国”？
1933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他被传唤出看守所上了囚车。这囚车像个大闷罐，只有门，没有窗，他从来没有坐过汽车，这算是他当了国民党“政治犯”之后才“幸运”地坐上这令人恶心欲呕的囚车，汽油味加恶臭一股脑儿袭来，他只能捂住嘴加以忍受。车停在一个院里，他被押下车后在院子里等待，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才传唤他到法庭去过堂。
那天，他从容地挺起胸膛，无所畏惧地走向法庭。
他举目观望，像是一大间高大的客厅，红色的抱柱，深黄色的地板，前方放一张高高的审判桌，正中摆了一张太师椅，上面坐着俨然一副凶相的审判长孙鸿霖。推事汪佩文、李光祖，书记官沈家栋分坐在审判长的两旁。
传他到庭后，首先由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此刻的武光显示出沉着应敌的姿态。他平时极善言辞，在国民党法庭上，他早已准备了有力的口供，以待适时地驳斥敌人。他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同国民党法官进行较量。
端坐在上方的审判长面目清瘦，像四十出头，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子。他满口官腔，开口便问道：
“被告人姓名？”
答：“我叫张青甫。”
“年龄？”
答：“21岁。”
“籍贯？”
答：“河北深泽县武羊铺村。”
由法官问一句，张青甫答一句，坐在一旁的书记官记录下来。
接下来审判长居高临下，眼看着起诉书，嗓门很高地继续问道：
“张青甫你有名有姓也有籍贯，为何不在家中安分种地，你跑到石家庄去干什么？”
答：“我没有到过石家庄，现在回家，顺便绕弯去看看。”
“你到北平去干什么？参加过什么组织？”
答：“我是去年赴北平报考弘达学院以求深造，因落榜闲居，经华北大学同乡马文蒋介绍认识了中国大学学生东北人王国华。不久经他介绍我加入反日大同盟，他要我顺便到石家庄宣传抗日救国。”
“请问，我参加抗日同盟会，宣传抗日救国犯了什么罪？”
那法官怒目指责：
“你危害民国！”
她义愤填膺地回击：
“我之所以参加抗日团体，是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在此国难当头，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每一个有血性有骨气的年青人，都有义务、有责任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国家于危亡，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请问，是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的大好河山一枪不放拱手送给敌人，可怜那三千万东北同胞就这样白白遭到日寇的糟蹋、蹂躏。你能说说，到底是谁在‘危害民国’？”
他难以抑制胸中的怒火，心情沉重地说：
“请问法官先生，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青年，我热爱自己的国家，你们在起诉书中指控我触犯了你们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你用良心用事实说明，到底哪款哪条能认定我有罪呢？”
只见审判长左顾右盼，冲着身边的推事眉来眼去。他故意把话题引开，恶狠狠地说：
“你那本剪报就是证据。”
武光没有回避那本剪报，他口若悬河论之以理地争辩说：
“法官先生，我的这本剪报全是从你们办的报纸上剪下来的。既然你们的报纸能登，我又为何不能剪贴呢？”
“如果你们认为我剪贴就是犯法，那么首先就该查封你们的报馆。”
他这有力的驳斥，弄得台上法官难堪极了，他们对武光无可奈何，只好把审讯转到另一个问题上。
问：“你是怎么认识王国华的？”
答：“刚说了，我是经同乡马文蒋介绍认识的！”
问：“马文蒋是干什么的？”
答：“他是华北大学的学生！”
问：“王国华介绍你入会时对你说过什么？”
答：“他说要做反日宣传，要救国，要做中国人！”
问：“宗旨是什么？”
答：“宣传抗日并联络捐款，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驱逐日军出中国！”
问：“反日会的章程是什么？入会履行什么手续？”
答：“我没有见过章程，也没履行什么手续！”
问：“你是何时去的石家庄？”
答：“我是1932年11月20日去的。”
问：“是谁派你去的，要你去做什么？”
答：“是我要回家，绕弯到石家庄，王国华让我顺便做些抗日的宣传。”
问：“你是何时被捕的？”
答：“1932年12月11日被捕。”
问：“你们反日会首领是谁？”
答：“我不知道。”
审判长问来问去突然大声喝斥道：
“你说你是不是‘共党’派去的？”
答：“我只有在你们的报纸上看见过‘共产党’三个字，我不知道何谓共产党，我只知道抗日救国。”
问：“你知不知道郭沫若这本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查禁读物吗？”
答：“不知道，这本书是我从书店买的，如果你们认为这本书也违法，那么你们应该去查封书店。或你们认定这本书哪章节违法，你们最好能将它登在报纸上，让全国人民来判定是否违法。”
问：“还有，你写的那封信哪去了，写的什么内容？”
答：“我吃掉了。我假若不吃掉，如被你们得到，不就成了反日有罪的证据吗？”
问：“何况我也是中华民国的公民，宪法上有规定，公民有通信的自由，我与朋友通信，为什么你们非要看呢？你们无权看别人的信，要看就是违法。”
他在国民党法庭上这些论之以理、引之以法的答辩，让那些法官没有得到一点有用的口供，这就引起到场旁听的《大公报》、《庸报》的几位记者投以敬佩的目光，那几千言的起诉书，一一加以驳斥，驳得法官们哑口无言，不得不草率收场。当法官宣布休庭之后，记者们走到武光面前伸出大拇指说：
“你辩得真好，一定会宣告无罪。”
几天后，河北省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审判长孙鸿霖竟然不顾事实，没有证据，以推理的方法主观臆断，仍然强加给他莫须有的罪名，作出如下判决：
“张青浦以危害民国的而组织团体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这样的判决，激起他极大的愤慨，北押回看守所后，他立即同王振世、赵杏林等商议上诉或不上诉。鉴于当时国民党当局在南方更加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如果上诉到南京，很有可能改判重罪，于是他毅然决定不再上诉。准备到狱中去展开新的更加残酷的斗争。
他在法庭上智斗国民党法官，显示出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这里引录他的一首诗：
镣铐锁身进法堂，智斗顽敌保护党。革命气节奏凯歌，迎来红旗永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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