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毛泽东两大时代史实和饿死人真相对比
康秀峰
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推翻蒋政权难道真的推翻错了？难道张澜、柳亚子、张文白、傅作义、章士钊、黄炎培等人经过清、民国和共和国三朝的人，难道还不如你们对历史了解熟悉吗？
反革命右派对主席的最大的几个栽赃污蔑之一就是讲毛主席浮夸、放卫星以致饿死四五千万人，并且在教育上对学生进行这种教育，在宣传上统一口径进行这种教育宣传。直到今天没有停止。所以才有北京中学历史课教师袁腾飞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中央党校党史博士副教授胡尚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副教授解启扬、浙江大学近代史博士副教授邓文初污蔑毛泽东、妖魔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如果不是教材上反毛，任何右派是无此胆大妄为的。那么真正的真相到底在哪？
搞浮夸、造假、放卫星，严格讲是发生于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在完成新民主主义过渡期，刚刚以三面红旗为政策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农村刚好成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成立是有历史背景的。
【一】１９４９年前的中国农村社会
清朝因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而正式迈上灭亡之路。武昌起义后辛亥革命后，各省宣布独立。袁世凱北洋军队南压，革命停顿。开始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在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并推举袁世凱就任正式大总统，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大军阀冯玉祥进兵北京，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宣统逊位，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凱就任正式大总统。孙只４５天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１９１９原沙俄被列宁推翻，苏联建立，此时之前沙俄是很落后的，大部分物质靠进口。这与民国初期和清朝是同一平面上。
1915年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袁世凯当皇帝。12月11日上午9时，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1915年12月１２日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称帝是中国的文人精英和士大夫豪強所推上去的。８３天皇帝梦后，袁世凯死，中国进入北洋军阀时期。因此武昌起义为导火索逼清交权而建立的中华民国在1915年12月１２日已亡国了。
1924年国民党成立，与共产党联合进行北伐，到27年打倒北京军阈政权（又称北洋政府），在取得西方势力支持下，此时蒋在上海突然对盟友共产党进行屠杀，这就是4.12事变并在南京成立政府，同期汪精卫在武汉的政府也存在，到7.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对共产党进行屠杀，由此形成宁汉合流统治中国22年。
国民党时代，从农业上看，中国农民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单干）和地主占据百分之六十的耕地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蒋政权没有加以改变。旧中国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国60%到80%的耕地。而占人口90%的农民。仅有20%到60%的耕地。1950年，邓拓先生在北大讲课时指出：“旧中国农村土地分配极不合理，约占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60%到80%的土地”（邓拓著：《旧中国的阶级关系与土地制度》，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第3期。）至于土地经营方式，各省都以出租为主，只有少量土地由农民自己经营。有的地主占地几百亩，有些大地主占地上千亩以上。
地主的形成，大多数是旧政权时的官僚和名门望族世袭，部分是商人购地或巧取豪夺形成，也有些是人穷后卖地卖祖产逐渐成赤贫。
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产量为2800亿斤，而1949年大约只有2240亿斤。棉花生产的情况更坏，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大多自产自织，土布我就见过用过。当时农村每人每年的收入平均约3－400斤粮食，这还包括佃农和贫农在内。还需要向国家缴纳80斤公粮，这就是农民种田或租地主田种，－年到头还没饭吃。如无灾收成好，还可过活否则种田还欠债。由此即使非灾年也有卖儿卖女的事常发生。
【二】１９４９年前的中国工业社会
旧中国的工业更极其落后，如国外学者指出，国民政府时期根本没有象样的工业，钢铁生产150万吨还绝大部分在日本人的手上，除去日本生产的只十几万吨。石油工业更糟，如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新疆地方政府出银３０万两，从俄国购进一台小型蒸馏釜和一台挖井机。开始打新疆第一口油井，掀开了新疆石油工业的第一页《新疆图志》。年可产煤油４０００斤每斤１６两计，折合２３９２公斤。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新疆巡抚袁大化借口经费短缺，下令停止采炼。杨增新执政时，石油仍依赖俄国输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石油大部分运往前线，进入新疆的石油日益减少，货稀价昂。于是于民国５年１９１６年拨银５５００两，派人学习采炼技术，一年后仅杨庆熙一人返回，新疆遂决定从民国７年（１９１８年）２月１日起，在博罗通古、迪化县的苏达车、四岔口等地开采原油，“开厂制油”。 民国１０年１９２１年建成新疆历史上乌鲁木齐开办的第一个商办石油企业。日产油１００斤，其中灯油５０斤，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年苏联输入新疆的石油猛增，致使各公私炼油厂无力竞争，被迫停产。 民国２５年１９３６年，新疆与苏联联合经营。所有采炼机械设备、技术人员均由苏方承担。最初日产汽油２吨，煤油１．５吨。１９４１年新厂建成，２４小时可炼原油５．５万加仑，也在苏俄手上。１９４１年德国进攻苏联，盛世才开始公开投靠国民党政府，终使生产完全陷入停顿。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９日，苏方以保护油矿为名，将哈密驻防苏军号称红八团的载重车、坦克、武装官兵调驻独山子。同年６月１６日，宣布：“停止独山子油矿炼油工作，召回专家，并将自有设备运回苏联。”此状况一直维持到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６日新疆和平解放。还有就是纺纱、面粉、绸缎、肥皂的生产。
1949年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主要产品就是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了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极为混乱。以上海为例，，物价上涨高达200倍，城乡人民购买力低下，大批工人失业。航运可供使用的船只很少，大都是吨位小的沿海、内河轮船，许多海轮被国民党胁迫到台湾或香港。国民党时期有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人头税、壮丁税等。淮海战役蒋失败后开始作逃离打算，下令逐步把财产运往台湾陈诚，最后蒋介石搬去台湾的黄金和财产，关于从上海运出的黄金总量，历来是个模糊不清的数字。李登辉在2004年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不要以为台湾今天的繁荣是国民党抵台时运来了960万两黄金，”，还有政府1948年9月至10月间，用金圆券收兑民间黄金、银元、外币的账册完全消失。兑换这150多万两黄金，花费了10亿金圆券，而到了1949年7月，这10亿金圆券竟然连1美元都换不来。以致中国老百姓在解放后手上无黄金，最多只金戒指。银元还保留小部分。被掠夺成这个样子，这个政府又如何能不倒台呢？
【三】１９４９年前国民党时的饿死人情况
1924年国民党成立，与共产党联合北伐，1927年成功而得政权。国民党时代22年的灾害饿死人的详细数据，今天大陆只保留未被蒋逃台湾之时毀掉和来不及运走而遗下部分省县资料。据这些不完全资料证明，这些资料所记载的和我爷爷（１９００－１９９８）对我所述是完全符合的。
史载；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
1929年斯诺出访是由当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然而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斯诺还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指出那里根本就没有兵害，却饿殍满地。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Snow'sChina，Random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这本书中有很多斯诺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这是引发后来斯诺到延安去见毛泽东的首要原因，并写下《西行漫记－前所未闻的故事》电稿发回国内。斯诺指出，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但是，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摘自斯诺《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
１９２８年延续到1930年的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荒，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多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１９２８年延续到1930年的大荒，难民估计达五千多万。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法计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二千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河南籍作家刘震云披露（见他的历史报告作品《温故1942》），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延津县，上岁数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不堪回首。"飞蚂蚱那一年，一个村饿死几十口。"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就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大灾而言，陈布雷说，蒋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里有"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样，蒋介石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一些政府军高级军官把部队的余粮高价卖给灾民，大发横财。来自西安、郑州的奸商，地方政府的小官吏、低级军官，一些仍然囤积粮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土地。
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日军进攻，结果平民死亡80余万，1000余万人流离失所，而日军只淹死1000多人。这种抗战实在史无前例。
陈布雷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而绝望，于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
1943年2月，白修德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自潼关来到洛阳。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白修德的愤怒无以言表。在由郑州返回重庆途径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白修德义愤难平，向《时代》周刊本部匆促发稿。按照惯例，国民党中宣部要例行检查。凑巧的是，这份电报竟躲过国民党严密的新闻检查，顺利发到纽约。 白修德都会倾吐他对中国受灾农民悲惨命运的深切愤慨"。他毫无不掩饰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说："我开始让每一个我认识的人愤怒起来。"
还有1931年8月17日，也就是汉口市最后被大水淹没的时候，蒋从南昌飞上海，为宋氏母丧执纬。2日，他在南京官邸接到何应钦从南昌发来的"促请赴赣督剿"的急电。当天又匆匆乘舰再赴南昌。他坐在这条战舰上，"由苏而皖，自赣而鄂，上千里"地转了一转，算是对灾区的"视察"！25日，蒋跑到汉口，9月1日发表了一通《呼吁饵乱救灾》的电文。这篇奇文的重点在所谓"饵乱"，悍然宣布"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同时又对在广州召集"非常会议"的国民党1反1蒋1派别进行恫吓，制造要"筹划对粤军事"的舆论。而对于大水灾，则声称此属"天然灾授，非人力所能捍御"，将无力更无心防灾抗灾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如此呼吁"救灾"，不如说是对"救灾"的讽刺。正是蒋介石政权"不计其他"的内战决策和自上到下的腐败无能，使千百万人民陷入了灭顶之祸。更多的死人事件不须一一在此叙述。
陈布雷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而绝望，于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
近百年来，较大水灾平均5～6年发生1次,旱灾平均7～8年发生1次。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３亿以上人口。解放前上海滩的某一个寒风刺骨的早上，环卫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饿殍来。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到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4岁。不知打在谁脸上？
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大陆22年，因灾害饿死了多少人？流离失所的又有多少？无法统计！更有甚者蒋下令炸黄河花園口堤活活淹死8.0多万人，1000多万人逃难，这些历史美国欧洲的档案馆里就保存了，为何无人说呢？又为何美化国民党、蒋介石呢？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灾难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去作历史教材，不去宣讲，倒把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肆意攻击诬蔑，这样做，无非让全世界的人看笑话，无非让全世界的人看清了中国人的卑鄙无耻，除此外，还能得到什么呢？
对民国时期的这些大饥荒，不少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们是闭口不谈，即使说也只避重就轻。民国时期又饿死了多少人？有人去公布吗？当今的不少官僚和文人精英，是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呢还是没去研究？没去研究又怎么提出1926到1936年是蒋介石的黄金时代？没去研究又怎么提出蒋委员长有海般的胸怀？没研究怎么会允许反毛小丑公开丑化共产党和毛泽东？不少官僚和文人精英反毛小丑对蒋的歌功颂德连今天台湾的国民党也脸红。对辛亥革命的颂扬也远远超过事实的作用。我到要骂毛颂蒋的有权有势的文人精英们回答下列几个问题；如果国民党和蒋介石更比毛泽东更关心民众，更事实上帮助民众，如果中华民国的蒋总统比毛主席让人民更幸福、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如果蒋总统的中华民国的私有制度是95%以上民众所拥护，那么无刀无枪的共产党，靠大刀长矛梭镖的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为何能打败蒋介石的集国家资源和大炮飞机的正规军呢？又怎么能靠小米加步枪打掉有美现代化装备的800万蒋军呢？毛泽东的工农红军的兵无钱无吃，根本和国军那些官兵有大把银元收入不可比，自古丘八只为钱又有吃，而工农红军什么都没有，这怎么解释呢？
蒋时代国民党的黑暗和官僚腐败，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蒋、宋、孔、陈四大豪强家族，居第一位，而宋丶孔二大豪强家族又与蒋为姻亲。故而国民党的黑暗和官僚全面腐败是由蒋引起或带头。毛泽东贪腐了吗？毛泽东的亲戚成了豪强家族吗？有人大大夸大主席稿费，把100多万元夸大到几千万，实无耻之极。这100多万元还包括49年前书店出版主席的书的稿费在解放后给了主席，还有就是国外付的稿费。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到1975年出版发行的主席著作，党政机关和军队內发的主席著作是没标价的，去书店买的才有标价，0.78元一本。我至今有保存。
我始终不明白，身披共产党员外衣的人，尤其有文化并有地位官衔的人为何如此对毛泽东刻骨仇恨呢？如此颠倒黑白呢？你说他没人性吧他还宣扬孔孟之道的天地君师亲，你说他没文化吧他又是专家又是精英，你说他眼瞎了吧可天天数钱一清二楚，你说他对历史蒋介石时代不了解吧可他又歌颂蒋介石。如此他不是共产党员则无话可讲，偏偏他还是共产党的高官。你如此恨毛又不退出毛泽东缔造的共产党，这种现象地球上只有中国出得起。
【四】１９４９年后毛泽东时代
1949年10.1日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国内形势是相当错综复杂的。实际上解放战争还在进行，除台湾外，沿海岛屿还有舟山、马祖、金门、海南尚待解放；在大陆上，两广和西南的云、贵、川以及新疆、西藏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战争还要继续进行，衡宝战役正在进行。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军以美军为主导，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南非等15个国家也派军队参战。韩美麦克阿瑟上将为美军远东军司令。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在国内，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几百万军政人员，到1950年最高峰时，这些俘虏达到550万人，加上国民党政府的350万公职人员，共计900万人。毛主席都包养了下来。
1农业方面：
中央在1950年6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草案》。6月14日至23日，又召开以土地改革为中心议题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土改法草案。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30日正式公布实施。随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文件。至此，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小农个体经济和大多数土地由地主占据、大多数人无土地的历史到此结束。正如外国著名学者所说，毛泽东把封建的中国体制翻了个底朝天！毛泽东是人类社会和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思想家。
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商业，并且大量地存在着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随后依宪法进行了三大改造。农民就是由高级互助社的优越性而自发要进入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中央依据人民的激情，于1958年8月，作出了成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定。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论十大关系，是经典之作，不在此赘述。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 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 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关于农业问题指出；
七个规划一起讨论太多了，还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这是讲长远规划。作了，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条，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一共十二年，过去了两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从这里看出，主席在1957年就明确提出了靠精耕细作吃饭，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不能统统吃光。还提出在农业技术改造后，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这充分说明了主席对农情的深知。
毛泽东1958年6月22日在报告上批示指出；
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个教训指出；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1958年11月10日、12日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指出；
（四）在注意抓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抓农业。必须特别注意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去处理有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必须严格禁止和纠正假借组织军事化的口号而打骂捆绑群众和任意处罚群众的现象，严格禁止和纠正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用所谓"大辩论"、"辩你一下"，即整你一下的方法来压服群众的现象。２、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一定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谎报成绩，隐瞒缺点。无论工业、农业、文教、卫生等哪一方面的数字，也无论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应该是多少就说多少。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现在有一种在成绩方面以少报多，怕说缺点的倾向，这是十分有害的；必须在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教育，彻底克服这种不良风气。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指出；
最近四个月内（１９５８年十一月到１９５９年二月）大闹粮食油料大不足的风潮。一方面，省、地、县、社党委大批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瞒产私分；一方面，生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批评公社、上级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是合法的，它们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合理合的法的正当权利。一、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去的积累太多，如河南，竟占百分之二十六，连税收（国家积累）７％，共为３３％，再扣除１９５９年的生产费２０％，再加公益金、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其中有的有脱产文工团１８０人之多），共计５３％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４７％以下，这太少了。公社是１９５８年秋季成立，括〈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还有三是猪鸡鸭无偿归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无偿归公共食堂，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中，有些是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食堂房屋用具，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应当不动的，如全部鸡鸭和一部分猪，另一部分猪应当作价归〔社〕，而不能无偿归社。共产风就括〈刮〉起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不能被许可的。我们只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日德意）、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生产资料），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粮食、房屋），而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国主义者、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劳动成果，他们是不劳而食的，无所谓劳动成果。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了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成果呢？
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三）谈一谈明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讨论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管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〇七十万吨，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的很紧报。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走路。北戴河会议后，两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要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大跃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修改文章，要证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洗矿之关、破碎之关、选煤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1.7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增加到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克思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我看不能随便批评XXX，也不能随便批评XXX，因为基数大了，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二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二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二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样多？（XXX：明年第一季度，只有二百九十万吨钢材，加上进口，不过三百万吨，不够分配，进口要三万吨，只能给一万吨）吕正操，没有钢怎么办？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1958年就搞了两万公里，吕正操的报告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还有什么办法？----例如湖北第一季度地方要钢材八万吨，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六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灾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极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后以为真，实际根本没有，我看见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没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子上来就有虚假，我看实际设有这样多。
(四)作假问题。公社决议（按：指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就有假。没有假的比较，哪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谭震林：七千五百亿斤到八百亿斤，差不多。）（XXX：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丢掉不要紧，物质不灭，变了肥料。农民很爱惜，听说又收第二道。---"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
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铁无煤，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几次电话互译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到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们2400万人中有800万人在城市），而不是别省，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几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问题要在党内讲清楚。
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
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我提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
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钱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付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的信指出；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粮食问题指出；
(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指出；
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
毛泽东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指出；
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
毛泽东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彻底纠正"五风"指出；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
毛泽东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指出；
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
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
主席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是人民公社成立才二个多月时，从主席讲话中已明确看出了公社刚成立，就有人造假，正如主席讲＂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这个武昌会议是为了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继以前几次会议后，于1958年11月21～27日,又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强调，要纠正"左"倾错误。其主要之点：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指某某某),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
主席强调"压缩空气",把高指标压下来。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有点右倾机会主义了。 毛泽东在1958年11月武昌会议上反复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958年毛主席在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严厉反浮夸共产风后，浮夸共产风并没有得到纠正，反而继续在进行。看主席在1959年春给小队级的信，就能明白主席讲话指示对某些人根本起不了作用，这又那来专制？
那么，又是谁在"横竖浮夸、卫星、争名誉、造假呢"？是毛泽东本人吗？参加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难道都把这些忘了？某些研究党史的人又研究到那里去了呢？难道专门研究如何说谎言造假吗？重蹈58年的覆辙吗？
在五十年代中期中央已分一线、二线了。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注：邓小平实际职务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这说明了除毛主席在二线外，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以及周总理等均为一线，农业是刘、邓主管。
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反浮夸、反造假、反共产风、反"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毛泽东一直強调的。是各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次讲的话题，可谓苦口婆心了。
然而，主席去世后，78的十一届3中全会就迫不及待的分田单干，这做法和大跃进时期解散人民公社是一脉相承的。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十一届第六次全体会议又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却指出，（１７）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但是，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
这个决议，完全违背历史事实，抹去真相，颠倒是非，自我粉饰。而且根本不提1957年以来的成都、郑州、武昌、等会议上毛泽东的反造假、反浮夸、反共产风的讲话和严厉批评，也根本不提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六十条、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的信、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等各问题的批示。也根本不提一线、二线负责问题，反而把责任归于毛泽东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甚至于说是毛主席头脑发热。随后，右派和某些学者便在此决议之庇护下，把河南信阳、安徽、四川、山东、甘肃的造假、高征购、求政绩和严重违纪，以至饿死人的责任全部栽到主席身上。并无限夸大饿死人的数据，从二千多万到七八千万人。根本无视49年全国只47500万人，1960年全国六亿来人的事实。重灾只五省，还不是五省全部地县，那来饿死四千多万到七八千万人？如真饿死了四千多万到七八千万人，那么责任也是全由刘、邓负责，因他们才是一线具体负责人。另外，一个是党的付主席，另一个是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两人均主持日常工作和主管农业，如果能执行主席的指示，执行中央的决定，落实主席的讲话，三年困难和饿死人的事就不会发生。如果在59年能执行主席给小队信中的意见，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事。这些是不能否定的历史证据。为何不提出来呢？决议中隐含了只有他的领导，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人们如果没有健忘，"反右倾"专案组组长和反右政策丶定性等不就是这个组长吗？讲刘伯承丶粟裕不能平反不就是这个组长吗？摘"右派分子"帽子和对战犯的特赦是从1959年建国10周年国庆时，怎么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会后开始呢？庐山会议就不在此谈了。
无耻文人们，你们看看主席从1956年论十大关系起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的一系列指示，和武昌、郑州、成都、北戴河、上海等等大小会议上的讲话，你们为何不讲？能毀掉吗？毛泽东反浮夸造假反了整整5年，到1961年才好些。这根本抹不掉！你们拿出否定这些证据来嘛！不能嘴巴如妓女的逼不值钱。
‘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的‘共产风'盛行，‘休耕制'‘敞开肚皮吃饭'一类就是贼喊捉贼。
主席讲；明年增加到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克思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二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里的南方这个人从二千吨浮夸到明年六十万吨，这不是放卫星吹牛皮？本性不改，80年后又改不了吃屎！
这里的南方这个，主席又是批评谁呢？主席曾多次说过，我是孤立的。宁都会议解主席的一切职权时，主席就说；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说了两个字"完了"。
毛泽东在1965年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的代表团时，曾回忆起这段被打入冷宫的往事。毛泽东风趣的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在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的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1965年2月的一天，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其中谈到对经济指标党内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说，＂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这句话是30年前，即江西苏区时期，在宁都会议上说的。在那次会议上，博古、张闻天、顾作霖、项英等人，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并剥夺了指挥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毛泽东的兵权。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对毛泽东不服判决的发言印象深刻。于是，周恩来就检讨自己保守。毛泽东摆摆手，笑言道：恩来，你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往自己身上揽，你不用多虑，有些人是觉得我毛泽东的思想过时了，不想跟我走了，可是，你还会跟我走的。
那些手握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的国家权力的人疯子样诬蔑毛主席。三年自然灾害时，造成了5个省有饿死人现象，这些卑鄙无耻小人根本不反思自己不执行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组织及管理，违反毛主席及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搞形左实右，破坏人民公社制度，有些参与严重违纪致群众饿死，本来罪大恶极，但在主席去世后，便把自己干的这些罪恶不仅強加到主席身上，而且任意无限夸大事实，自以为一朝手握大权，便肆无忌惮篡改历史，还作出什么决议強迫人接受。甚至于某些自谓学者，根本不知如何研究历史，把片面之词，把罪犯丶盗贼的言论作为＂史料证据＂，肆无忌惮的内外上下的以官方权威＂宣称；第二，大跃进、饿死人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那些无教养的右派便更加猖獗加以发挥说什么＂共产党从来就没干过好事，毛泽东饿死人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是希特勒---＂。而且不受官方任何制止或处置，反而洛阳群众清明自发纪念主席时反被国家权力机构暴力抓捕，甚至警察公然叫嚣＂社会主义就是不好，我就是毛主席＂。这是令人震惊！
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由以上艾奇逊的言论给我们提供了1949年蒋统治时期中国农村的现状证据，那就是中国人民生活在饥饿灾害的水深火热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清朝末年中国人口无确切数据，但辛丑条约人口从中日马关条约，日本要求的赔款数目就是当时中国的人口吧，4亿5000万两。即4亿5千万人，辛丑条约赔款也叫庚子赔款。赔款按中国当时人口计算，每人一两，共计四百五十兆两，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高达9.82多亿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0.2亿两以上。因此,总数达白银10亿两以上。那么庚子赔款中国人也是4亿5千万人。到1949年解放时中国当时人口4亿7千5百万人。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止，49年时间才增加2500万人。这个事实怎么精英们忘了去研究呢？大肆宣扬蒋介石功德的小右派小汉奸们，如果没有毛泽东，安蒋介石政权49年才增加2500万人，你们还是孤魂野鬼做不了人身嘛，你们有何理由辱骂毛泽东呢？蒋政权又死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没法生存？为何不说？
主席说；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尤其大跃进后，即使受到严重的4年干扰破坏，到主席去世时不仅研究出了世界上首次的高产杂交稻和杂交小麦，让世界各国前来学习，而且粮食自足还有出口，也彻底宣告了美国艾奇逊的结论的破产。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彻底解决了数千年不能解决的吃饭问题。资改派把解决了数千年不能解决的吃饭问题归功于18户有1000多亩良田，而年年靠政府的救济粮生存的懒汉村小岗村的单干，这是无耻之极。单干能解决数千年不能解决的吃饭问题，还轮得到你们吗？中国的那些相信资改派谎言的人历史知识等于零，他们连中国的历史和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农田水利建设，是大跃进中在农业方面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群众性运动。数亿农民和广大水利工，忍饥耐寒，长年苦战在工地上，从事着造福于子孙后世的艰苦事业。到主席去世共建水利水库近九万座。如1958年1月，开始修建十三陵水库，1958年6月30日建成。1958年春，修建全长170公里的淮沭新河。
1958年5月1日，黄坛口水电站成功发电。1958年5月1日，河南林县英雄渠建成通水。1958年7月，响洪甸水库竣工，58年4月响洪甸水电站兴建，1959年9月一号机组发电。1958年，广东台山修建长坑水库。1958年9月，密云水库开工建设，1960年9月密云水库建成。
1958年11月18日，海河拦河大坝合拢使海水不再溯内河。从此咸淡分家。1958年11月22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完成。许家崖水库，始建于1958年10月，1959年10月19日主体工程建成并拦蓄洪水。唐村水库，1958年11月开工，1959年10月建成蓄水。会宝岭水库，1959年12月建成。
日照水库，1958年10月开工,至1959年6月建成蓄水。小仕阳水库，1958年10月开工,主体工程于1959年6月基本完工。陡山水库，1958年9月开工,1959年7月建成。拔山青峰岭水库，1959年11月开工，1960年建成。
新安江水电站，1957年4月动工兴建，1959年9月21日截流，1960年4月22日投产。1958年底，侨乡福清东张水库建成，1959年11月11日东张水库低干渠电站建成。
1958年9月27日刘家峡水水利枢纽工程动工修建，1960年1月1日实现大河截流，1961年停工缓建，浇筑混凝土13.4万立方米。1964年正式复工，1968年10月下闸蓄水，1969年4月1日第一台机组发电，1974年底五台机组全部相继投产，枢纽工程竣工。1960年4月，西藏拉萨纳金水电站建成。
1960年，河南省林县红旗渠破土动工，历时9年，于1969年7月竣工。1960年2月24日，黄河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南塘水库，1958年修建。江西袁惠渠，1958年修建，可以灌溉农田40万亩。
亚洲最大沙漠水库－甘肃民勤县红崖山水库，始建于1958年。甘肃引洮上山工程，1958年6月动工。
河南许扶运河，1960年，附近27个人民公社用1个月的时间挖成的，可以通行载重40吨的货船，还能用作防洪、灌溉、发电、水产。、涿鹿人民公社劈山大渠工程，始建于1958年3月，1960年完工。
国民党时代又做了什么？？？
2，毛泽东时代工业方面
工业上呢？单从大跃进后的一九六四年起，总理说；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而大跃进中，全国新建钢铁厂计43座，现在的所谓国企，就是那时建起来的。而且当今有些人把3万来人的企业称作超特大型企业！这是很幼稚可笑的。正式职工五六万人，连家属一起十多万人的工厂在毛主席时代那是常事！尤其在钢铁和船舶飞机行业均是如此，有些工厂工人就超10万人！要不然怎么会有省部级的厂长呢？
毛泽东时代中国钢铁业：宝钢股份原称宝山钢铁厂，1978年12月23日在上海破土动工，1985年9月投产。
武钢股份，武汉钢铁厂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于1955年开始建设，1958年9月13日建成投产。1953年2月成立马鞍山铁矿厂，马钢全面恢复生产。1958年8月11日，马鞍山钢铁厂正式成立。1964年7月29，我国第一个直径为840毫米的整体车轮在马钢诞生，结束了我国车轮轮箍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包头钢铁厂，1954年建厂。
鞍山钢铁厂，1953年3月19日，完全依靠自己力量修复的鞍钢8号高炉开工。
邯郸钢铁厂，1958年建成投产。攀枝花钢铁厂，1965年春开工建设，1970年出铁、1971年出钢、1974年出钢材。
唐山钢铁厂，1952年，唐钢在国内率先试验成功侧吹碱性转炉炼钢技术；1953年，在国内率先试制成功高铝质耐火材料；1958年，又在国内率先试验成功了侧吹碱性转炉富氧炼钢技术；1960年，作为国内首批企业建设了一套连铸机。济南钢铁1958年建厂。
首钢始建于1919年，解放前30年累计产铁28.6万吨。1958年建起了侧吹转炉，结束了首钢有铁无钢的历史，1964年建成了我国第一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在我国最早采用高炉喷吹煤技术，70年代末首钢二号高炉成为当时我国最先进的高炉。
太原钢铁厂，1952年9月，炼出我国第一炉不锈钢。1954年，轧制出我国第一张硅钢片。1958年8月，太钢1053m3高炉、1000mm初轧机。1966年8月，中国第一套万能、炉卷轧机投产。本溪钢铁厂“一五”计划时期，本钢被国家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开始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扩建、改造，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江苏沙钢集团，1975年建厂。
八一钢铁建于1951年，是驻疆解放军和新疆各族群众艰苦奋斗、节衣缩食创建起来的。浙江钢铁厂，成立于1958年。1958年建成投产的广州钢铁厂。南京钢铁厂始建于1958年。莱阳钢铁厂始建于1970年1月。安阳钢铁厂,1958年建厂。
西宁特殊钢铁厂建于1964年，由本溪钢厂整体搬迁代号五六厂。
抚顺特钢是我国大型特殊钢重点企业和军工材料的研发基地，被誉为中国的"特钢摇篮"，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枚导弹，第一艘潜水艇和多项国家重点国防工程提供了大批关键的特钢新材料。
韶兴钢铁厂，成立于1966年。长城钢厂，创建于1965年。柳州钢铁厂(柳钢），1958年创建。
酒泉钢铁，始建于1958年8月，1961年自然灾害暂缓。1964年7月二次上马，出铁。
成都钢铁厂是四川省最大的建筑钢材生产基地，始建于1958年。承德钢铁厂改称，“承钢”，是国家“一五”时期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三明钢铁厂，兴建于1958年。
金瑞原山川机床铸造厂成立于1965年。凌源钢铁厂始建于1966年。成都无缝钢管厂组建于1958年。大冶钢厂，大冶钢厂一期工程（1954.6—1958.12）竣工投产。1965年实现“转普为优”即由普通钢厂转为特殊钢厂。1967年建成RH真空脱气装置，增设2.5吨电渣炉，开始生产特殊不锈钢管。1970年建成铜录山铜铁矿，1971年正式投产。1965年至1975年先后进行了三次革新改造。
华菱钢铁下属涟钢、湘钢、衡钢。(1)涟源钢铁厂1958年建厂。(2)衡阳钢管厂，始建于1958年。 (3)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58年。
重庆钢铁厂，1950年轧制生产出我国第一根铁路重轨，铺筑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东源1964年定名为重庆钢铁厂第四钢铁分厂。大连钢铁厂1953年6月，大连钢铁工厂改名为大连钢厂。南昌钢铁厂、江西钢厂、江西新余钢铁厂、萍乡钢铁厂、洪都钢厂。等等共43座钢铁厂。全建成后以最低每厂年产100万吨钢计，也有4300万吨，何况半数左右生产能力在300万到500万吨以上，因此，钢铁产量15年超英赶美又错在哪里？蒋介石时期22年又做了什么？
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吿中,所讲的一段话.他涚:"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周总理讲这番话时,正是右倾翻案风者攻击文革之时，他们胡扯什么中国国民经济正处在漰溃的边缘。周豪迈的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怖：中国既没有外债，也没有內债，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已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強国。可在企业改制的昨天，资改派睁着眼睛说瞎话，无端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极力抹煞工业学大庆的丰硕成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毛主席去世后下马的国防军工尖端项目达200项之多，这些不少领先于美国或紧跟在美国之后。这能否定吗？如果一直按毛泽东思想走下来，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岂会再受辱？！
当前民族确已处于十分危亡的时候了！
如果不资改，今天的中国绝对和美国不相上下，既不会有新的黑社会重现，更不会有失业和各种严重危机。更不会有地球人只中国种转基因主粮，平民又被強迫吃转基因主粮的天下奇冤！又怎么会被奧巴马讲中国是1911年的美国呢？这不正说明了我们倒退了整整100年吗？2010年奥巴马还在访问澳大利亚前，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通过电视镜头向全世界明确宣布：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如果说1949年艾奇逊还是要打开中国市场，要中国从美国进口面粉的话，61年后的美国总统却要中国自动消亡了。
美国总统奥巴马还说，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奥巴马的话中要中国领导人想出个什么样的新模式呢？中国领导人应该是知道的，有头脑思考的人也知道，就是奥巴马说的：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要让世界（实是美国和欧洲）不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你中国领导人就必须想出不让人类的悲剧和灾难的发生的模式，那是心知肚明的。
主席去世34年，资改33年后，奥巴马这里就是明确表达了＂新模式＂就是中国人要快速减少到2亿以下。怎么快速减少，是你中国领导人的事，其中也隐含着如果你中国领导人想不出＂新模式＂，那么就会面临美欧日牵头和其他国家参加的新的对中国的大战，以通过战争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这就是身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的话释放出的信息。转基因主粮就是一个＂不让地球无法承担的新模式＂。这也是北京至今支持转基因主粮的原因。因可避免战争围剿！
从蒋介石的22年统治到毛泽东的27年，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黑白和是非了。也可分出优劣了。
当前民族确已处于十分危亡的时候了！
附文：
浮夸风的始作俑者
：环卫工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震撼环球的时代最强音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基本结束。帝国主义被驱逐出去，封建主义基本上被消灭，代表官僚资本主义的蒋家政权退居台湾的几个海岛。在重大历史关头，新中国何去何从，走什么样的道路，构建什么性质的社会制度，便成了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在此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高层为新中国要走什么社会道路的问题发生了分歧，毛主席提出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头号走资派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论点当时受到毛主席的尖锐批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论点又受到革命群众的严厉批判。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是由其当时的阶级、政治和经济等状况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届代表大会之所以将中国的革命性质确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还存在帝国主义势力，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还没有推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政权还统治着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后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民主革命已经完成，革命的性质应当随之而改变，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当时照某些人的主张办理，革命仍然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那么势必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中国无产阶级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何以得到解放？而“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思想实质就是为了维护剥削制度，使少数人占据大量社会财富，继续剥削和压迫多数人，因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刘少奇在天津毛纺厂讲话时大力赞扬资本家剥削有理，资本家剥削有功。他还明确提出：“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他这种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思想在农村革命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和具体。提出发展富农经济和土地出租自由、雇工自由、放贷自由等“四大自由”。1950年1月23日，他在批发中组部《关于“农村支部工作指示”的意见》中，答复东北局的请求的信中提出：“单干”和“雇工”是党的政策是允许的。并说东北局所主张的通过“变工组”与“合作社”向集体经济方向发展是错误的。他还明确地说：我们的意见党员参加变工组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不得加以强制。……如果在今天过分强调党员不准剥削别人， 必须参加变工组，并必须起带头作用等势必使部分党员对生产消极。“各地经验均已证明，党员不雇工，群众即不敢雇工。”这种政治主张与改革后共产党员下海成为资本家、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其政治方向和性质是相同的，同样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照此办理，土改后的广大农村必然出现新的阶级分化，因为小生产者每时每刻大量地自发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革命进程没有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胜利完成，由个体和私营企业变为国营和集体经济，实现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第一个决裂，即与私有制经济决裂。但却有人攻击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糟了、搞错了”。
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1958年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当时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称之为“三面红旗”。那是一个催人奋进的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许多奇迹。但却被走资派们称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xxx还说当时毛主席头脑发热，刘少奇和他头脑不热。这话只说对了一点，即他头脑不热是真的，因为那时全国人民都忙于建设社会主义，xxx却集聚一些人在一起打桥牌，这样的人自然对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冷眼旁观。但大跃进运动取得的惊人成就是谁也抹杀不掉的。
1958年3月17日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1958年4月12日第一台40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1958年6月1日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山钢铁厂建成出钢；1958年7月17日第一个最大的炼钢厂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1958年9月14日第一台内燃发动机车试制成功；1958年12月28日，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的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1959年1月1日，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60年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1962年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上述成就现在看来并不令人惊奇，但当时却为中国的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以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在当时却是全国人民欢呼鼓舞的大创举，因为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那个年代，除所列上述巨大成就以外，还在大庆找到了油田，推翻了“中国是贫油国”的错误论断。为中国石油事业的发展创下了良好开端。
更令人自豪的是，在尖端科学方面也迈出了重要步伐。1958年6月，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还建成回旋加速器；1959年9月，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为发展国防事业奠定了基础。当时在交通和水利方面也取得了惊人成就，如全长1000公里的宝成铁路于1958年1月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的鹰厦铁路于1958年1月全线通车；全长1000公里的包兰铁路于1958年3月通车；1958年3月1日，昆明铁路与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1959年2月7日，全长605公里的黔贵铁路通车；1960年1月1日，全长1315公里的兰新铁路通车。兰新、宝成，黔贵、包兰、鹰厦等铁路的建成对改善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区内陆交通条件和发展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另外，在此短时间内，还建成了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和郑州黄河大桥，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轮渡历史。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在兴修水利方面的伟大成就，且不谈全国的全部水利工程，只点部分项目。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库；1958年11月18日海河提河大坝合拢；1958年12月9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1960年1月1日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1960年河南林县 红旗渠破土动工……全国各省还修建一大批水利工程，如北京的十三陵水库，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王快水库，石家庄地区的黄壁庄，岗南水库。这三座大型水库除了为当地的灌溉与民生服务外，还向首都北京输送饮用水。在那个时期还造就了一大批电力灌溉区，为提高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作用。而改革开放后，却忙于私有化，罄尽国力、借助外力发展资本主义，而忽略了农业基础设施，才出现了西南五省市遇到大大旱而束手无策的惨景。如果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建国方针何止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在大跃进的推动下，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1960年1月22日，新华社发布：“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提前三年胜利完成。
当然在这个时期所出现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也是不可忽视的。这股“左”的思潮所“造成的危害”也是不能容忍的，但“五风”的始作俑者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等人。当时国际风云激荡，因苏联变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伊拉克反帝斗争胜利，宣布成立独立的伊斯兰民主共和国，美国出兵中东；美帝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美国与印度反动派和西藏农奴主头子达赖喇嘛相互勾结，准备发动叛乱……针对这一系列的国内国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毛主席于1958年6——10月把主要精力置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等问题。还亲临前线，指挥炮击金门，将美帝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以减轻中东人民的反帝压力。还要考虑西藏问题，如何准备对付以达赖为首的农奴主的反叛问题。因此让刘少奇主抓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刘少奇作为领导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线人物，利用手中权力掀起一股“左”倾潮流。
在“五风”中尤以共产风和浮夸风为最严重，我们看一看刘少奇是如何煽动共产党风党的。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人谈话时说：工人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都是自己干……。他还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现在赶上美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就要超过英国……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讲话时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类似上述内容的讲话在同一时期内在其他地方也讲过。1958年7月14日——18日视察寿张县，相关报道说：少奇同志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少奇同志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刘少奇对亩产几万斤粮食的浮夸风也大加赞赏，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政府拔出几百亩土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用这个办法，不要好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时，听一个乡党委书记说一亩地产1万斤稻谷，刘少奇反问道：还能高产吗？你们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一些。刘少奇在视察江苏城乡时提倡农民搞供给制，他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必须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1958年9月27日，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这样的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刘少奇鼓吹“共产风”，“穷过渡”的事实很多，不便一一列举。在当时河北省保定地区的徐水县和河南省的信阳地区是刘少奇的两个试点，这两个地方受的损失最大。家家户户交出自己的粮食到集体食堂吃饭，男女老少统统如此，概不例外。男女分开住宿，实行军事化的大兵团作战，每周夫妻团圆一次。河南省的做法是：夫妻分开，父母分开，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社员原来的房子，由公社统一分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个星期家人团聚一次。毛主席知道后提出严厉批评：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污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群众起来造反。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大搞实验田，深翻地，给庄稼灌狗肉汤，一亩小麦下种100余斤，产量12万斤，一亩山药计划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亩产匹棉5000斤……凡高产放卫星的都插红旗，实事求是的是扛黑旗。这股左倾风迅速刮向社会，男女老少被卷入共产风和浮夸风之中。当然也有例外，石家庄地区晋县的周家庄公社，雷金河是个原则性十分强的老党员，人称：“老坚决”，在“五风”面前巍然屹立，坚决抵制，自然也就被插了“黑旗”。但他坦然对待，让人将黑旗插在本公社范围内的最高处，向世人展示。在改革开放以后，周家庄仍走共同富裕之路，经济发展远远高于个体经济，但在石家庄地区的经济发展排行榜上，周家庄还是位于下游。雷金河又让人将该排行榜用红纸抄写下来，贴在木牌上，戳在沧（州）石（石家庄）公路一侧。如果在大跃进年代，全国共产党员都像雷金河那样坚决，“五风”也不会泛滥成灾。
鉴于“五风”愈刮愈烈，如果任其泛滥，必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法估量的灾难，其损失不可弥补。为此，毛主席先是泼冷水降温，后是大力纠正。毛主席在天津新意村听说一亩水稻产10万斤稻谷，他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1958年11月初，毛主席在湖北省听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他摇头说：我不相信。毛主席还对外国朋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1958年11月初，在郑州会议上说：……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是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还指示《人民日报》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还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国民党报纸）。并指示《人民日报》负责人：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
共产风，浮夸风等不良风是在党内形成了一种势力，很难克服。不得已毛主席才大力纠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1958年11月2日——10日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1日——27日召开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8日——12月1日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3月2日——4月1日召开上海会议……在这一连串会议上，毛主席对许多重大问题作了明确指示：针对混淆和打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界限的现象，毛主席指示，我国现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在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对遏制“共产风”起到了重大作用；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主席多次批评刘少奇、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我们现在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主席还强调了现行社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格法则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毛主席针对浮夸风讲了改进干部作风问题，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谎，人民是骗不了的。他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另外，毛主席还强调农业生产和其他行业要压缩指标，否则就可能出现死人现象。毛主席为纠正“五风”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改革开放后竟有人将这盆污水泼在了毛主席头上，然而事实总归是事实，刘少奇等人煽动共产风和浮夸风以及毛主席一系列纠正“左倾”风潮的活动都有历史记载，谎话是不能持久的。但谎话是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和一切邪恶之徒的手中法宝，它不仅可以迷惑群众，而且还可以诽谤他人，抬高自己。还可以颠倒黑白，以假乱真。我们回忆一下，自从利用非常手段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以后，在“拨乱返正”的口号下又颠倒了多少历史的真实呢。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不仅被否掉，而且转嫁责任。比如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不仅一风吹，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有的委以重任。难道真的全部打错了吗？真的没有右派分子吗？一风吹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有的人至今仍坦然承认自己就是右派，没有划错。再如庐山会议事件，1959年7月2日——3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在会上发生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事件。对于这件事，社会上流传说是：彭德怀的“意见书”是针对毛主席的，对其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的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提出严厉的批评，毛主席不能容忍，予以报复，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来准备反“左”的庐山会议也就变成了反右。持这种说法的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彭德怀等人都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对谁是大跃进运动中“左”倾潮流的始作俑者和毛主席纠正“左”倾错误的一系列会议和指示不会不清楚，他们怎么能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呢？很显然彭德怀“意见书”的锋芒另有所指。根据一些资料介绍，当时刘少奇最恨彭德怀。庐山会议于7月2日开幕后毛主席提出18个问题让大家讨论，其中包括读书、形势、任务、农业、综合平衡以及团结等问题。彭德怀于7月13日起草给毛主席的信（即“意见书”），14日将“意见书”呈送毛主席。7月16日毛主席批示，将“意见书”印发到会同志讨论。讨论中对“意见书”中的观点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黄克诚、周小舟同意“意见书”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支持彭德怀的意见。7月23日，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他批评“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话，只愿意让人家讲好话，不愿意听坏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大部分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他根据大会收集的讨论意见指出：“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他诚恳地批评某些人：“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大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对动摇分子，我赞成不戴帽子，讲明是思想方法问题。”他还批评了“共产风”和“一平二调”问题，他说：“现在是刮‘共产风’取消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来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毛主席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团结问题并对大跃进的偏差承担了领导责任。
从毛主席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对大跃进持不同意见的人争取耐心开导和善意批评态度。但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的发言中，给彭德怀戴了三顶要命的帽子：一是魏延的骨头（脑后有反骨），二是朱可夫的党性（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军事力量搞政变）；三是冯玉祥作风（即伪君子）。因此，出现彭、黄、张、周事件也就不奇怪了。
7月31日，毛主席宣布会议结束，准备下山，但当天晚上毛主席又改变主意。据毛主席的贴身卫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们正式通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毛主席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争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了火，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但此决定却没执行，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奋斗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议》。还有一个《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但整治彭德怀等人是全会的主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庐山会议由反“左”转向反“右”的来龙去脉。
还可以看出，社会上流传庐山事件是毛主席出于历史原因报复彭德怀的说法。也是无稽之谈。毛主席根本就没有参加庐山全委会。毛主席为什么不出席全委会？历史资料里找不到原由，不过纵观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找出其中原因。庐山事件主角是彭德怀和刘少奇的尖锐对立。彭揪住刘在大跃进中所犯错误不放，刘欲至彭于死地，毛主席夹在中间，处理起来颇为棘手。彭德怀的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但已基本解决，再纠缠无意，只能做为教训汲取，如果再把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抖擞出来，不仅要重新考虑接班人问题，而且要重新设置党中央领导机关。反之，如果要维护刘少奇的接班人的地位，就会制造彭德怀冤案。因此，毛主席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既批评了被提意见者，又批评了提意见者，自己也做了自我批评。不仅使党内矛盾妥善解决，也保护了干部。但有人强硬主张要召开全委会，解决彭德怀等人的问题。毛主席为了顾全大局，同意召开全委会，但又不出席会议表明自己对彭德怀问题的态度。为不使彭德怀受到严重打击，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定了处理彭德怀问题的调子。不料掌握全委会的人，用心叵测没有执行政治局的决定，将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后来，（1961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时说：“所有人都可以评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评反。”而毛主席于1965年10月，在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时同他谈话时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前后互相印证，庐山会议整彭德怀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后来又给彭德怀平反，这不仅是打一棍子再揉摸一下，而且是为了转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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