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海外反华反共势力一直试图借妖魔化文革来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对文革及毛泽东等历史问题必须按照历史唯物辩证法客观实际地分析，不能为了发泄私恨而盲目否定从而中了海外反共敌对势力的奸计。《炎黄春秋》及南方报系和海外反共势力是一丘之貉。在对毛泽东、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上，叛逃海外的宋永毅和继续潜伏大陆的辛子陵、李锐、徐友渔等并无差异。因此这篇文字同样是对《炎黄春秋》及南方报系阴谋史学的批判。
老兄吾：我们该称呼宋永毅先生为什么“家”？
从《中国文革研究网》上看到在推荐宋永毅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据称该光碟收集了文革文选上万篇，总数三千多万字。又称，这是宋永毅先生等经三年努力的结果，也是迄今为止文革研究最大规模的资料库。
宋永毅先生的这一努力，得到赞同和不赞同他的观点的人的一致肯定，对于笔者来说，却是早就预料到的事。因为笔者和宋永毅先生是大学里同班同学，连寝室也是门对着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在寝室聊天的时候，宋永毅就得意地说，他收藏着文革初期的所有的上海《红卫战报》《工人造反报》以及当年的各类造反小报和许多宣传单。他说全部放在家里的阁楼上。有同学想让他拿来看看，宋永毅拒绝道，帮帮忙。要派大用场的。真没想到，多年后真的派上了大用场。从这个角度来说，似乎应该称其为“文革资料收藏家”。
大学毕业后，宋永毅（反正是老同学，不称他“先生”了）进了上海卢湾区业余大学当老师。他给学生上的是现代文学课，但他对当代作家老舍的研究花了大力气，又是利用寒暑假到北京去收集资料，又是到图书馆去查阅文选。尤其让笔者感动的是，有一年夏天，宋永毅要请笔者到他家里去，一进门，我惊呆了，只见他赤着膊，流着汗，在昏黑的上海老式石库门后厢房里，疾笔奋书着一部有关老舍的专著。更让人感动的是，他爱人姚晓华在他身后边用凉毛巾帮他擦身，边用蒲扇帮他散汗。后来，大作出版了，他送了一本给我，扉页上他签上了自己和爱人的大名。笔者曾为他的大作作过小小宣传，后来他一有著作，就送我签名本。有了专著，宋永毅加入了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这时候的宋永毅应该称其为“作家”或者“老舍研究专家”了。
宋永毅是同学中最见过世面的。他是全国重点中学上海中学66届初中毕业生。文革中，据他说，他也是最早起来造反的老红卫兵。后来因为参与炮打张xx而受到审查。在审查中，惨遭毒打，头顶上缝了好多针，年纪轻轻，一直谢顶。文革后期他进了一家单位工作。那时候称其为“激进的红卫兵”好一点。
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突然和宋永毅失去了联系，只听说他到美国去了，又以后他爱人和女儿也去了美国。笔者后来在海外期间，才从报刊杂志上看到他的大量抨击文革的文章，才知道他已经被海外成为“中国文革史专家”了。作为专家，当年的《红卫战报》等资料是不够的，于是他趁回国期间，收集了大量文革期间的中央首长的讲话，被国家有关部门拘留。事情闹得很大，出境后，他在香港开了记者会------笔者看到这些报道后，和同学聊起，都说这小子这下堵死了后路，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四年前，笔者在香港和宋永毅通过一次电话，他说，现在我已经回不来了。我有啥不对？这种三四十年前的资料还是国家机密吗？无所谓，随便他们。两年前，又和他通电话，他说，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下次再说。没有下次了，因为宋永毅先生已经是著名的“中国文革史专家”和学者了。
虽然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但书店里一有宋永毅的著作，笔者就会去买下来，报纸上一有他的消息，就会读几遍，甚至剪下来保存。越看他写的文革专著，越有一个疑问：我们应该称呼宋永毅为什么“家”？
《辞海》里对“家”的注解是：经营某种行业，掌握某种专门知识、技能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如：商家；行家；专家；科学家。还有学术流派。如：儒家；墨家；法家；百家争鸣。按这个权威的解释，宋永毅是文革史专家。但成为什么史的专家，他对史料的研究是非常公允，持论非常客观平实的。鲁迅是小说家、杂文家、文艺评论家，但当他以“中国小说史专家”的身份出现时，他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中国小说史稿》就是典范。其实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当你是一个“史家”的时候，都会这样去做。从马克思到陈寅恪、胡适、钱穆，不会固执己见，也不会“彻底否定，一举推翻”了事。研究，就是否定之否定。否则，还要研究什么呢？
但宋永毅和海外的文革史专家们是怎样看待长达十年，有八亿中国人投入参加的文革的呢？。请看宋永毅在《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一书“前言”中说的：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中共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反文化、反人道的人间惨剧。这场浩劫不仅残酷的清洗了被毛认为是他的党内对手的刘少奇等一大批中共的高级干部，更在所谓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和破四旧等等的名义下，戮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民众，毁坏了遍及全国的文明古迹，使中国的经济陷入了濒临崩溃的泥沼，使一个文明古国的教育、文化、道德毁于一旦。它不仅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是一场浩劫，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无疑是一场只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法西斯纳粹党徒发动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才可以比拟的人道灾难。”
这就是宋永毅凭借三千万字的文革资料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他研究文革史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十多年来，材料越收集越多，分析方法越来越简单，结论也越来越极端。毛泽东自然不在话下，是第一打击对象，后来又转移到周恩来，现在干脆断定中共在文革中是“集体犯罪”。文革早就是一无是处，直到现在是法西斯人道灾难。有时候，笔者在想，宋永毅已经脱离中国实际生活那么多年了，他实在不了解中国太多了。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大量还原一个真实的文革的声音。他周围的人和他一样，就像外星人一样，听不到，长此以往，这研究还怎么做？什么极端的结论都下了，以后还怎么面对新的材料、新的见解？
文革是不是“人间惨剧”？应该由生活在中国人间的所有人来决定。在这之前，应该让所有参加文革的人平等的来讨论。但三十四年了，我们还是看不到这样一种平等的政治环境。剥夺了绝大多数文革参加者的发言权，或者说绝大多数文革参加者的发言权被代表了，那怎么能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呢？老实说，现在国内的环境，还是停留在“十年浩劫”的阶段。“十年浩劫”和“人间惨剧”的区别是不大的。共产党给了宋永毅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这一点，宋永毅理当欣慰。
文革是不是一场中共高层的政治清洗？这个结论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暂且各表。中共公开是不会同意这一点的，但像李锐辛子陵一批所谓老党员史家权威都作如是观的。这就让宋永毅有了知音。至于“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民众”，请宋永毅解释一下，什么是“杀”？是误杀、互杀、自杀、他杀？是中共最高领导下令“杀”还是政府最高领导人签署令“杀”？杀了“一百万“还是九百万”？你说杀了一百万，就要拿出一百万个证据，你说杀了九百万，就要拿出九百万个证据。“证据”！宋永毅及其一切说文革杀了数百万人的学者，要拿出证据来，才叫学者？才叫研究？哗众取宠，不齿学者所为！虚张声势，难道就是研究？
文革是不是毁坏了遍及全国的文明古迹？正好有一个享誉华人社会的学者叫余秋雨，最近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我等不到了》。他是一个“文革灾难”论者，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中国文化好像是在经历五年（指1966年后的五年）”休克”之后全面勃发。篇幅空前的《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始集中大量人员编写，《二十四史》第一次全部标点，《红楼梦》英译本出版……这些宏大的文化工程居然能在整治乱局中一一完成，我不能不对周恩来产生特殊的尊敬。”（第134页）
“就在这个时候，大地深处又出现了动静。我相信，每当中华文化濒临危亡，总会有一种来自古代的神秘力量发出伟大的命令。……在眼下的文革灾难中，这样的命令也频频从大地深处发出。先是我家乡河姆渡遗址的出土，带来了有关中国人”生存之本”的伟大命令。于此同时，兵马俑、马王堆的出土，带来了秦汉文化的伟大命令。无数中国文化人立即行动起来，不管身边有多少政治喧嚣，硬是把这些世界级文化遗址保护的妥妥帖帖，并及时作出了高水准的考察和研究。”（第134页）
剔除余秋雨先生的故作玄虚的保护自己和保持一致的语句，宋永毅和一切反共文革学者，你们怎么解释余秋雨先生所说的这些事实？好像有意要将宋永毅们这些反共文革学者一军，余秋雨先生说：
“直到今天还经常有外国人问我：（请注意：是“直到今天”，还是“经常”。）你们国家很多人一再向外宣称，”文革”毁灭了一切历史文物，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去参观的最重要的古迹，都是在那个时候发掘和保护的？”（第134页）
文章摘到这里，笔者闭起眼睛，问自己该怎么回答？我只能说文革非但没有毁灭一切中国历史文物，还发掘和保护了最重要的古迹。如果问宋永毅们，又怎么回答？聪明的余秋雨呢？他说：
“对此我只能泛泛作出一些回答，而内心的感受却要深刻得多。我没有告诉他们：重要的命令总是在黑暗中发出，集合的号声总是在黎明前响起。我听到了这些命令，这些号声。”（第134-135页）
借用余秋雨先生经常耿耿于怀的一句话，这里也没有一个主语。谁发出命令？谁吹响号声？谁都知道，谁都不说。就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余秋雨先生只说了周总理，比较保险。而宋永毅这些海外反共文革专家就干脆装瞎装傻，或者像鸵鸟一样，装不看见，继续他们的文革毁坏中国文明古迹的结论。但余秋雨先生告诉我们，今天的外国人已经用反问句来表达他们对这种结论的厌恶、反感。在外国人面前，还能将学者装下去吗？
文革是不是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泥沼，文明古国的教育、文化、道德都毁于一旦，是人类历史上和希特勒法西斯一样的大屠杀？这些问题，已经无需解释给宋永毅听，他也不愿不会听。但仍然要指出几点：
一，“陷入濒临崩溃的泥沼”，这不是一个中文系毕业的人应有的水平。既已“陷入”怎么又“濒临”？到底有没有“陷入”？“濒临崩溃的泥沼”，这是什么样的“泥沼”？前后矛盾，语义含混，太差劲了。不怕当年的老师骂吗？
二，“都毁于一旦”，那今天中国的教育文化道德都从何而来？你当年读的古汉语、古典文学都是哪里来的？
三，文革是“法西斯党徒发动的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才可以比拟的人道灾难”，请回答，当年真发生了这样的灾难，为什么联合国非但不予以谴责，还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为什么竟对法西斯大屠杀视而不见？美国总统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杀了几百万民众之际，还前去访问，签订两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公报，这是曾经消灭希特勒法西斯的美国所为吗？美国怎么会讨好法西斯呢？
当年红卫兵的宋永毅那样激进。到了美国成为学者了，还是那样激进，宋永毅，你什么时候才会冷静对待浩如烟海的文革资料，静下心来，慢慢梳理，然后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呢？
恕笔者直言，这是笔者迄今为止所看到的评介、评论文革最果断也最凶恶、最激烈也最凶狠、最情绪也最凶残的结论，希望是之一吧。这已经超出了研究的范畴，而是政治判决、政治角力和政治决裂。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宋永毅激进的思想演变过程，那么也许是：文革早期的积极参加者------文革初期的异端者------文革中后期的忏悔者------文革结束后的反思者------海外文革研究者------海外反文革研究者------海外反共文革研究者。
说到“反文革研究者”，有网友可能会感到奇怪：从来只有“文革史研究者”,怎么加个“反”字？对，要加个“反”字。君可见过中晚年的宋永毅何时对文革有过不反之论？连中庸之论也欠奉。同样的，对李锐，要称其为“反毛泽东的秘书”，他从未好好地肯定过毛泽东。对辛子陵要称其为“反党史研究者”，他也是从未有过不反党史之论。称宋永毅为“文革研究者”，李锐为“毛泽东秘书”，称辛子陵为“党史研究者”是名不副实的，也是欺世盗名的。
说到“反共”，这是海外几乎所有反共人士最讨厌的也最不愿意接受的一个名词。其实真不必客气，也不要推辞。现在反共有最低和最高限度。只要在最高限度之下，还是安全的，既然“反共”的事天天在做，“反共”的文章天天在写，“反共“的话天天在讲，且做、写、讲都到了这个份上，还拒认“反共”，这就有点虚伪了。再说，在海外“反共”，安全系数最高，既不会有莫名的追杀，也没有无谓的恐惧，更可以得到基金会一类的青睐，屁股决定脑袋，市场决定立场，金钱决定结论，笔者理解。
宋永毅在久居海外，他的反文革研究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其中有大名鼎鼎的余英时先生。余先生亲自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作序。余英时先生有一个观点在包括这篇序在内多篇文章里讲道，“文革正是不折不扣的”亡天下”之祸。理由很简单：一九六六-一九七六这十年之间，”邪说暴行”席卷了整个中国大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和近百年来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普世价值都为之一扫而尽。”“文革的根源本在”党天下”的体制，只要根源仍在，谁也不敢保证”亡天下”之祸绝对不会重来。”（《苹果日报》2010年5月30日A18版）自称文革时不在大陆的余英时先生对文革的抨击，源自于对“党天下”的厌恶。他的结论就是只有推翻共产党才可以避免文革发生。令人惊讶的是，余英时先生一边编织着推翻“党天下”的大计，一边和国内出版社合计着出版他的学术著作，收取大量的稿费版税。这倒是一个两面讨好的做法。宋永毅真给好好学学师长辈的余先生，做一个能游走于中美之间、共产党共和党之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的学者多好。到那时，该称宋永毅为“反共恰到好处的文革研究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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