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贡·克伦茨《89年的秋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毫无疑问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强国。民主德国有着令人称道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平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这两项重要指标上，都曾位居世界前列；即使到了1989年，这两项指标也仅仅是略低于其对手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平均预期寿命73.0；婴儿死亡率8.7‰/联邦德国：平均预期寿命75.0；婴儿死亡率8.3‰，阎海琴《世界人口》）。七十年代是民主德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70-1975年，人均生活水平增长率为4.9%；1970年时，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的家庭拥有率分别达到69%、56%、54%、16%；经济实力在世界各经济强国中名列第9，以至于当时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乌布利希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建成”（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到了80年代初，民主德国的人均住房面积为25平方米，小汽车拥有率为45.9%，每千人有病床10.2张，每名医生负担的人口数为455人；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入学率分别为95%和89%，高等教育入学学生占20-24岁人口数的百分比为30%，均达到世界前列（阎海琴上引书）。不可否认，相比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民主德国的确处于下风，但这里有着一些客观的原因：“直到1953年，民主德国所偿还的15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比西德的份额高出25倍。在民主德国的范围内，有2000多家企业被拆走。这是战前德国工业生产能力的一半。铁路交通的轨道几乎被全部破坏，总长达到11800千米......民主德国是以7%的积累率开始起步的，这7%是来自在战争期间被摧毁了的大伤元气的苏联方面，与此同时，联邦德国的起点来自在战争期间更加强大的美国方面的22%的积累率。德国的东部地区在1945年的时候，就不是德国的一个经济繁荣发展的地区。民主德国的战后一代人不得不从零开始；与此同时，西德却得到了马歇尔计划的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民主德国人民用努力和意志力所不能相比和不能替代的。”（克伦茨上引书）
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民主德国面临的困难也在逐渐增多，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民主德国的自然资源相对贫乏，长期依赖苏联的石油供应。但当1986年世界石油市场暴跌时，苏联却拒绝相应降低油价，结果民主德国只得以3倍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从苏联购买石油，这加重了其经济负担；民主德国也患上了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的“外债病”，其外债规模从1970年的20亿马克上升至1989年的490亿马克；民主德国的人口结构一直很成问题。1950年时人口总数为1838.8万人,到了1989年时下降到1660万人，同时性别构成比例失调，老龄化现象严重，劳动力人口的不足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影响，再加上人口外流的因素，更是雪上加霜；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苏东国家，一直都未能探索到一条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道路。苏联式政治模式的弊病在于它培养了人民的政治消极性：广大人民虽然被称作“国家的主人”，实际上却很难参与到社会主义民主应有的建构过程中去。结果使人民渐渐地产生了对于政治和政权的怀疑和疏远的态度，转而开始迷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因为它至少能产生出一种“买者自负”的政治幻觉——“选举的民主政治和股票交易所的世界是何其相似”（乔治·索雷尔《论暴力》）——以为在那种制度下自己能够做出“民主”的选择；“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而这种期望在现存制度下是无法得到满足的，似乎在西方可以满足”（福凯斯上引书）。电视和大众媒体的发展与普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神话和诱惑，尤其对民主德国的年青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著名的电影《再见列宁》中，主人公在西德商店的电视里看见色情片，瞠目结舌的那一幕就是颇具典型意义的时代写真。
1989年，民主德国迎来她的40周年大庆，但却因局势的迅速恶化，而使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年5月，匈牙利拆除了与奥地利接壤的所有隔离网；8月，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借赴匈牙利旅游之机，涌入布达佩斯的西德使馆；9月，匈牙利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允许1.2万多东德人在72小时内离开，匈牙利的这一做法违反了它与东德之间的一项长期协定，并且最终导致了东德的崩溃”（福凯斯上引书）；在国内，以“新论坛”和“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反对派组织纷纷登场，举行各种示威抗议活动；10月，逃往西德的民主德国公民已达到3.7万人。形势如此危急，德国统一社会党在10月10-11日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不过未能扭转局面；同时，一场逼迫党的领导人艾里希·昂纳克下台的政变也在酝酿之中：政变的策划者除了统一社会党的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帷幕后的决定性力量苏联。
以党内第二号人物埃贡·克伦茨和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施托夫为首的统一社会党政变者想要让昂纳克下台，就必须得到苏联的认可，而苏联对昂纳克的确也已经不耐烦了。昂纳克与苏联之间早有罅隙。1983年11月，昂纳克在做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时，曾同时指责美国和苏联道：“你们的导弹统统见鬼去吧。它们必须从德国的土地上撤走！”1984年，当苏联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昂纳克曾拒绝追随苏联，因为他觉得这是世界体育强国民主德国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获得国际比赛第一名的好机会。但苏联得知这一企图后，以石油供应相威胁，最终迫使昂纳克屈服。此外，早在1984年6月的经互会国家领导人会议期间，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就极其露骨地对陪同昂纳克与会的克伦茨说：“您不认为现在正是您的总书记离开的最好时候吗？您不想在他的政治局里讨论这件事吗？”（克伦茨上引书）——这几乎就是马林诺夫斯基事件的翻版。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两大阵营与他们各自卫星国的关系，有些类似于过去中华朝贡体系下的宗主与藩属关系，甚至比朝贡体系下的宗藩关系更具强制性。有不少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好感的学者认为，戈氏的“功绩”之一就是抛弃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让东欧从苏联的控制下解脱出来，连霍布斯鲍姆这样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持有这一观点：“他不啻独力扛起责任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核子世界大战噩梦，并决定让苏联的东欧附属国自由出走。”（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我的20世纪人生》）其实这并不准确。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东欧阵营的最后时刻，多次介入这些国家的内政，更迭领导人选；在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只是到了后来戈氏在国内穷途末路，自顾不暇的时候，才在1989年10月25日宣称“苏联再也不会干涉邻国的内政”，而此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差不多已是一片废墟，即使想干涉也不可能了。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政策颇类似于朝贡体系末期李鸿章的朝鲜介入政策：在加强控制的同时却又加速了体系的解体（可参见拙文《“自然化的权势话语”在近代中国的确立——以国际法体系对朝贡体系的取代为中心》中的相关部分）。
“1989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了莱比锡，随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高层开始发生频繁的人事变动......那时开展了一个代号为“光线”的行动，似乎普京也参与其中。行动的实质是招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高级干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主要官员......德国报纸（特别是《法兰克福评论报》）指出。普京的功劳就是招募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德累斯顿州委书记汉斯·莫德罗（他随后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阿·穆欣《普京与幕僚》）。经过了一番秘密串联后，10月16日傍晚时分，在莫斯科的“信使”哈里·蒂什打电话向克伦茨传达了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他衷心祝愿克伦茨即将成为新的总书记，并祝愿计划成功，而昂纳克当时就在克伦茨身边，但他没有听到电话内容。10月17日，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昂纳克在政治局会议上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他被指责“偏离了苏共的政策，疏远了与我们有兄弟情谊的苏联和戈尔巴乔夫”，潮水般的发难令他措手不及，然而大势已去；在次日的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昂纳克正式宣布辞职，他在离开会议大厅的时候不禁流下了热泪。
昂纳克的去职并没能挽救民主德国，相反，“他被解职犹如雪上加霜，使得国内本来就已动荡不安的局势迅速恶化。国内各种自发势力大增，混乱的闸门大开。”（尼古拉·津科维奇《权力与争斗》）克伦茨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戈尔巴乔夫和苏联身上，在当选后13天就出访苏联，可是戈尔巴乔夫此时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11月1日，克伦茨在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时问道：“民主德国一直是苏联的一个孩子。今后是否还将保持这种关系，我们非常想知道，这对我们很重要。”戈尔巴乔夫在回答问题前自言自语地轻轻说了一句，“我听到了，这是一句俄国谚语，意思是：缠绕的绳子再长，也有到头的时候。”（克伦茨上引书）戈尔巴乔夫已经抛弃了民主德国。
就在克伦茨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当天，在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民主德国政府被迫重新开放了自10月3日以来暂时关闭的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这又一次引发了出走狂潮，一周之内多达50万人；11月19日，民主德国全面开放了与西德的边界，对于民主德国这不啻是致命的一击。克伦茨根本无力救国家于危难，12月1日，人民议院九届十三次会议修改了宪法第一条，取消了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地位；3日，在统一社会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昂纳克、施托夫等人被开除出党，克伦茨辞去党的总书记一职——他于次年也被开除出党——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体辞职；12月8日，统一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选举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柏林律师居西为党主席；1990年2月4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灭亡；3月18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灭亡。
前民主德国的领导人们在国家灭亡后受到了一系列的审判。昂纳克被关押在柏林茂比特监狱；这个监狱对他其实并不陌生：纳粹时期他曾在此被囚禁长达11年，这种“故地重游”的心境实在令人不忍想象。一个存在了40年的主权国家的领导人，蒙受如此的羞辱，除了联邦德国政府作为胜利者的傲慢自大，戈尔巴乔夫的背信弃义更应该受到谴责：“在热列兹诺沃德斯克的谈判桌上，当德国总理科尔提议，要求对方列出德国统一后应该免于诉讼的人的名单时，难道他需要绞尽脑汁才能想起那些忠心耿耿为克里姆林宫效力的人吗？......他没有提及任何人，不论是在苏联高校学习过的年轻的毕业生，还是反法西斯主义的老战士及其家人以及德苏友好协会的积极分子们，更别提那些在军队、安全部门和边防部队服役的军官了。这位前苏联总统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西德方面对自己民主德国的朋友和战友们提供最低社会保障的承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这个问题德国人自己完全可以解决。’戈尔巴乔夫的回答完全出乎科尔的意料，对此科尔感到迷惑不解......苏联方面甚至没有提出保证那些对莫斯科的友谊始终不渝的东德人不受政治歧视的要求。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苏联方面抛弃了自己的亲密战友，出卖了自己的老朋友。这给国家的声誉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俄罗斯人行为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可靠性。这也是人们谴责戈尔巴乔夫的一个方面，他在德国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至今仍扑朔迷离......”（津科维奇上引书）艾里希·昂纳克最终于1994年客死智利。1973年智利法西斯政变时，民主德国曾派遣其最优秀的谍报人员，帮助智利左翼人士逃离皮诺切特的屠刀。当时民主德国还接纳了其他的智利流亡者，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智利总统的米歇尔·巴切莱特，而昂纳克的女婿也是智利社会党的党员（马尔库斯·沃尔夫《隐面人》）。智利人民懂得知恩抱恩的道理。
当柏林墙在21年前倒塌时，多少民主德国的公民沉浸在兴奋和狂喜中，仿佛德国西部式的“美好生活”近在眼前，然而在巨大的喧嚣中，仍然存在着清醒的思考。1990年3月3日，莱比锡的一位女性给莫德罗政府——民主德国的最后一届政府——的副总理卢夫特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我是非党人士，30多年来一直在一个企业里工作，没有挪动过地方。不久的将来这个企业里也会进行结构改革，因此失业这个恶魔也许很快就要来临。我不知道，到时候仅仅转变思想观念本身是否就能在将来的‘新世界’中立足生活，就能保住衣食饭碗。取消社会主义，就等于杀死我们老百姓的最敏感的、生存毕不可少的神经！”（克里斯塔·卢夫特《最后的华尔兹——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如今在统一后的德国东部，她的担忧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这些年在原民主德国地区，很多人开始怀念起过去的时代；右翼评论家们把这看作是一种不明事理的感伤，他们讥讽道：“瞧！当初他（她）们是怎么逃离极权统治，哭着喊着投奔自由世界的？”难道这种普遍的“恋旧”真的只是右翼所谓的“好了疮疤忘了疼”？
“劳动（物资、工业生产）被认为是社区和团结的特权场所——这种观点的影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为深刻。不仅仅是从事集体生产本身能给人带来满足；而且私人问题（从离婚到生病）也可以在自己的劳动集体中谈论，从而使它们被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也许那就是产生怀旧情感的终极原因，是始终怀念不复存在的‘现实社会主义’的终极原因，是这样一种观点产生的终极原因，即尽管现实社会主义有许多失败和恐怖，但某种宝贵的东西也随着它的崩溃而失去了。按照当今的思想观念，工作本身（与‘象征性的’活动相对的手工劳动），而不是性，成了必须避开公众眼睛的淫秽下流的场所”（斯拉沃·齐泽克《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
“Ossi”和“Wessi”：两个德国；柏林墙其实没有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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