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
马也
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史称“同治中兴”，主要标志为洋务运动，二而一也。这个“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洋务运动，发动于清廷，起始于被称“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最大代表为李鸿章。
1860年前后，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由拉变打，对清廷由打变拉，汉族地主阶级同满族地主阶级愈加合流，西化派官僚渐居主流。
1860年，英法两军攻入北京。清皇室亡命热河，命负责“夷务”的恭亲王奕訢议和，分别与俄、英、法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5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奏复，主张“资夷力”以“助剿”济运，纾一时之扰。1月13日，恭亲王奕訢奏称，“发捻交乘，心腹之害”，借三国诸葛亮“联吴伐魏”故事，力主联合列强、消灭太平天国和捻军。随后他又上奏，陈述办洋务的政绩和经验：“臣等自联络英法以来，目前尚称安静，似可昵而就我。若乘此机会，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不难渐次扫荡。”他的“机会”，就是列强“安静”而且“可昵而就我”。7月7日，“上谕”从奕訢奏，“东南贼氛蔓延，果能购买外国船炮，剿贼必能得力”。8月13日，曾国藩有“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摺”，称由这一“上谕”“仰见皇上圣虑周详，安内攘外之至意”，奕訢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这里显示的，是最高统治集团与列强统、与国内人民战的战略一致。8月22日，咸丰卒于热河行宫，同治继位。
“同治中兴”由洋务运动的热闹登场，敲起开台锣鼓。
所谓“中兴”和洋务运动，由曾国藩的外购，到李鸿章的建厂，“第一要务”均为用外洋船炮镇压国内人民反抗。李鸿章1865年9月20日有“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摺”，说到他1862年在上海设制炮局、后来创江南制造总局，宗旨皆为平定太平天国，对洋技术之被百姓掌握，用于发展国内生产和资本主义的民族工业，则须“向例设禁”、“随时设法羁縻”。直到光绪年间，李鸿章还有1882年4月23日的“试办织布局摺”，说“十年以内，祗准华商附设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894年，他的“推广机器织局摺”，再次强调国内无论官办民办，皆以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
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31，收有一篇署名俞赞的《卹商论》，如此评论洋务运动：“开矿、商务、机器织布等局，事事步其后尘，事事为所愚弄”，结果不过“化子虚为乌有”，“到处创办，到处无成”。唯一成功的，是摧残稚嫩的中国民族工业。这也正是西方列强的本意。《时务报》第8册，刊有原载1896年9月29日上海《字西林报》，署“英人某”的匿名文章《论机器不宜进中国》。《时务报》的按语就说：“西人之妒我兴机器以夺彼利，其言如此，而中国犹有以机器为不当兴者，岂欲保护西商之利权耶”。
西方军人直接参与曾国藩、李鸿章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成为洋务运动的一部分。美国人华尔组建的一支军队，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华尔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称，他成为“中国政府所可以希望拿来剿灭叛乱的唯一力量”。华尔的后继者，是英国人戈登。为李鸿章作传的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的胜利“得力于华尔、戈登者实多”。为左宗棠作传的倍尔士索性说，“实际上消灭太平天国的就是外国人”。
曾国藩、李鸿章之“洋务”，始终贯穿的指导思想，用曾本人的话来说，叫“坚持一心，曲全邻好”，叫“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此人特别赞扬“米夷质性醇厚，于中国时思效顺”，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亲美派。他在外交领域的最大成绩，是1870年在直隶总督任上处理天津教案，明知“曲在洋人”，却判当地府县官员充军、无辜百姓16人处死、赔偿法国人白银46万辆，直到清廷大员赴法道歉。由是天下汹汹，“中兴名臣”一变而为“卖国贼”，连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怒火中烧，砸掉他悬在湖南会馆的匾额，声言开除他出同乡会。
曾国藩的继任者李鸿章，尤其是办洋务的“高材生”。日本人说他“前半生甚亲英国，后半生最亲俄国”。其实他的方略，是“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这就叫“以夷制夷”。从朝鲜、辽东半岛、山东沿海、硫球、台湾，到新疆、越南、缅甸一线，凡遇列强，则每战必败、一路退缩，无不丧权辱国、割地赔款。
“同治中兴”期间，帝国主义逐步建立起对于清政府的控制。以海关为例，此前之为外国人支配者仅上海一处，这时则变为上海海关制度推行于其他各口。1863年，广州英国领事馆翻译赫德，被任命为总税务司，在职45年，制定和一直推行殖民地性质的海关制度，中国海关完全落入外人之手。
这就是曾国藩所谓同治登基以来的“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曾经编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阅编》的陈弢，称这个“同治中兴”的政绩，是“削平僭伪，绥靖边陲，伟烈丰功，为书契以还所罕觏”——即有史以来所未见的意思。1876年，中国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在他的出使日记中写道：西方列强“以信义为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中国“惟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舍是无能自立者”。
清王朝分明已经徒有其表、架构支离，1879年，王之春奉南洋大臣沈葆桢到日本考察，还在打肿脸充胖子、漫天吹牛：“我朝威灵堡叠，一道同风，受万国之共球，萃塗山之玉帛，聘问之使联翩而赋皇华者几于无远弗届焉。盖中天运会所开，初非秦皇汉武徒逞远略者所可同年语也。”
1884年中法战争，后一年，曾出使英法的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更在外国报纸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其文尤妙不可言：
中国与西国人相交，更为亲睦，更出以实心，为从前所未见。其於英国尤为莫逆。诸国有所请于中国，苟能合理，每许虚公妥议，可从则从，从前亦无此舍己从人之美意。近日与诸国交接，中国可谓和谐而无强求，以后当复如是也。愚以中国虽记其前之屡败，决不愿弃其和好之心。盖中国不似他国，一受灾害，始终切齿······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已经不仅是卖国求荣先驱内政外交的纲领，而且成为交付其后各代“皇协军”和他们徒子徒孙的政治遗嘱了。
参加洋务运动的人，后来发生分化，有些兴办实业，有些走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是在总体上，洋务运动和它所代表的“同治中兴”的功业，仅仅是在鸦片战争开始，确立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这实在很难说成中华民族的光荣。
不妨引述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的评价：所谓“同治中兴”“削平僭伪，绥靖边陲”，就是不惜借外国力量镇压人民、向侵略者屈膝，就是“勉强糊起来的可耻的纸老虎”，“好可怜好可耻的‘中兴’啊”。
2010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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