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8月19日
唐山大地震
万名开滦矿工生还奇迹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开滦煤矿在只知道中长期将要大震，但临震信息并不明确的情况下创造了奇迹：井下万名矿工胜利逃生，开滦的经验也许为人类防震减灾提供了些许借鉴
漆黑的夜蓦地亮了！
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53.8秒，在唐山地下12公里的地方，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的能量瞬间释放。
多位幸存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描述，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声响，由远而近轰隆隆地奔腾而来。疯狂的大地，垂直着颠起又跌落，跟着就是左右摇晃。几起几落，建筑物便酥松了。猛然间，大地浑似次第伸展的海潮，似波涛滚滚地颠簸起来。数十米的烟囱，硕大的商场，成片成片的居民住宅楼，都在强烈的摇撼中倾斜了，断裂了，夹着无辜的人坠落。睡梦中的人们大脑还在麻木状态，人跟桌椅板凳混杂在一块，任地震波随意摆布，从床上抛到床下，被恶狠狠地摔来摔去，听凭死神成千成万地吞噬。整个城市都被令人窒息的灰尘淹没了，高达数丈的灰尘在夜空翻卷奔腾着。
短短的23秒过后，唐山被夷为平地。
但就在地震发生时，还有一群人正处在距离震源最近的大地深处。他们是开滦煤矿的1万多名井下工人。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上万名矿工将成为灾难中境况最惨的人。“星罗棋布的巷道，宛若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几百米的地层深处，那种漆黑不同于闭上眼睛的黑。”曾经写过《唐山警示录》的张庆洲亲自下过矿井，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仅凭头上的一盏矿灯，平时从井下到地上都还困难，更何况是在地震中。”
然而，地下这1万多名矿工在这场毁灭性的灾害中竟得以生还，震亡率仅为万分之七。井下矿工绝处逢生靠的到底是什么？
冷静和秩序
1976年7月27日晚，地震前几小时，全开滦放高产，那时全国工业战线盛行的口号是：学大庆，赶开滦！快到月底了，为了达到产量，大多数机关干部和工人一起下了矿井。
吕家坨矿，当时井下工人1006名，这1006人中，有100多名机关干部，有兄弟单位的打井队，有参加大会战的洗煤厂工人，有下井不足半个月的新工人，还有四十几名女同志。最高的领导是这个矿的革委会副主任贾邦友。
大震来临那一刻，先是一阵强烈的震风，煤尘轰然而起，什么也看不见。接着，从底板方向传来巨大的声响，由远而近，渐渐地震耳欲聋。整个巷道都在晃，顶板上的煤和矸石哗哗地往下落。钢制的拱形支架接头，在激烈的碰撞和摩擦中发出巨响，令人恐怖的火花四处乱溅，地下深处的矿井立即陷入了地狱一般的绝境。
现场管理者即是抗震指挥者。一个临时的党支部和指挥部成立，由贾邦友担任书记和指挥。他鼓励大家：“要看到光明，增强勇气，在撤离过程中，一定要遵守纪律，团结互助，服从指挥。”最后，贾邦友宣布了撤退路线，撤退的顺序是，兄弟单位的同志先走，然后是井上工人、采煤工人，最后是机关干部。“各单位都要先群众后党员，先工人后干部，领导必须最后撤离。”
军人出身的贾邦友，已经快八十了，一直被脑血栓等疾病困扰，腿脚也不好，行走需要拄拐杖，记忆也开始有点模糊。在唐山古冶区融园小区的家里，他努力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当年的往事。
从采面撤到大巷，从大巷撤到井口，在撼人心魄的余震中走完十几里路，攀上一千多米的陡坡，是何等艰难。在黑暗和恐怖中，谁也看不清谁，一千多人在并不宽敞的巷道里，犹如一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缓缓蠕动的长龙。但是，在这个决定生死的通道下却没有拥挤，也没有嘈杂，有的只是贾邦友镇定自若的指挥。
终于来到最后的关口，风井的梯子道。吕家坨矿的风井是竖井，竖井的梯子道是矿工生还的唯一通道。这梯子长达90多米，分为 14节，每次只能上—个人。上的人多，会造成拥挤，甚至梯子倒塌。梯子—塌、上井的路就断了。上人少了，又拖延时间，如果地震再次发生，井口变形，剩下的人便会失去生存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绝对维护好秩序，做到紧而不乱，以最快的速度按顺序撤离。” 贾邦友说。
“女同志先上！” 贾邦友指挥着，她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上了几百米高的铁梯，每攀上一级便向生还靠近了一分。她们头上是暴雨般的淋水，脚下是不断摇动的大地，无数矿灯光柱无声地照耀着她们。
“新工人上！”
“老工人上！”
最后是干部，这是一群真正受人尊敬的领导者。贾邦友最后一个返回地面，当贾邦友爬到地面时，已经是上午8点半。撤退共用了近5个小时，这短暂的时光恍如隔世一般。在井口贾邦友一眼就看见，昨日的家已经夷为平地，先上井的人并没有跑回自己的家，都在余震中焦急地等待，等待贾邦友安全返回地面。贾邦友心里一阵发热，“矿上不要管了，都回家看看吧。”
说到这里，贾邦友干涩的眼睛有些湿润起来。
当记者提起再说说井下的事时，贾邦友用很苍老的声音说，“那点事啊，不想再说了，不是不想回忆，想起来心里都难受。华国锋啊，煤炭部长啊，都来问过这点事。”
坚守岗位
吕家坨矿震时井下工人1006名，零伤亡；位于极震区的唐山矿，震时井下工人1600多名，零伤亡；赵各庄矿震时井下工人3000多名，2人遇难；马家沟矿4人遇难；唐家庄矿1人遇难。
这里面有个细节不得不提。贾邦友等1006名矿工在井下蜿蜒蠕动时，井下完全断电了，水上来了，通风也停止了，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每个人的体力都快支持不住了。
“人们只知道，井下震害比地面要轻，往往不知道井下潜在的凶险。一旦断电停风40分钟以上，地下水会像猛兽一样咆哮着淹没矿井，各种有害气体也会让人窒息。”张庆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可是就在这时，巷道里突然吹过一阵凉飕飕的风。原来是负责通风的工作人员，在地震中逃出后，并没有回家，没有电就用人力代替电动绞车，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打开了全部风门，保证了矿井的自然通风。
而唐山矿同样负责通风的一位科长，在大地还在震动的时候，从家里逃出，顾不上亲人的安危，立即奔向他的通风岗位。同样用人力代替电动绞车使矿井通风，地处极震区的唐山矿亦无一人伤亡。
其他几个矿井也是一样，地面脱险人员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保证了地下通风，为矿工向地上逃亡争取了时间。
另外，唐家庄矿唯一遇难的矿工张勇，是井下炸药库的保管员，地震时张勇距地面仅有150米，因为担心炸药库发生危险，他一直没有撤离岗位，直到飞速上涨的地下水把他吞没。还有林西矿正在值夜班的绞车司机吴显东，地震时绞车房已经摇动不止，吴显东却按操作规程要求，把闸把打到紧急制动的“O”位上。就在那生死攸关的几秒中，车房倒塌，把他砸在里面。当矿上派人把他扒出来时，他仍然坐在操作位上，手还紧握着闸把。
奇迹绝非偶然
在震前两年，开滦煤矿在国务院69号文件指导下，已经制定了周密的抗震防震计划，并且全部进行了落实。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手里翻阅的1974年国务院下发的69号文件就曾指示：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这个文件并不是针对开滦煤矿一家企业颁发的，但因为开滦煤矿地位之重要，它担负着北京、上海等地发电的用煤重任，所以，开滦煤矿本着“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的思想，始终把井下的防震抗震摆在首位。吕家坨矿、范各庄矿的撤退过程几乎就是这份文件的体现版。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手里另外两份开滦煤矿的档案资料，(1975)开革震字281号和(1976)开革震字第17号，则详细地为井下万名矿工安全脱险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灾方法。
1975年9月，开滦煤矿抽调了大批人力物力对井上井下的抗震能力进行了全面检查，并拨出专款进行加固和维修。9月4日，开滦煤矿革命委员会下发第646号文件规定：“生产系统关键部位的抗震是必保项目，必须在1975、1976年内解决，初步计算共需134万元；与生产关系密切、人员比较集中和存有重要设备的建筑物的抗震工作，初步计算共需133万元；在工房、宿舍中，确实比较危险的部分初步计算共需510万元……”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人均月收入不过几十元，这700多万元可以说是天文数字，而且这些钱都花在了井下、生产区、工房。如果说上一份文件中的措施是为了保证矿工们在地震中逃出来，那这天价预算则是为了保证矿工们在地震中能够活下来。
时至今日，现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的都是封闭型的防灾备灾策略。联合国全球计划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UNCP-IPASD)中国协调办公室主任刘小汉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开放型的防灾备灾。“开放型的防灾备灾策略，会给行政管理部门带来很复杂的局面。他们最担心的是社会稳定，这就需要引导和管理，而且要逐步地做，使老百姓了解预报科学研究的现状，使他们知道地震科学的知识。”刘小汉说。
开放型的防灾备灾，开滦便算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刘小汉看来恐慌不是由于泄露震情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对老百姓封闭、老百姓缺乏地震科学常识造成的。“政府越封闭，老百姓就越恐慌。而老百姓参与和不参与防灾，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准备和没准备完全不一样
开滦煤矿地处唐山极震区，八个矿和一个建设中的矿均处在9～11度烈度区内。在360万平方米的建筑中，有80%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矿区除范各庄、吕家坨、荆各庄矿外，建筑物几乎全部倒塌，变成了一片瓦砾废墟。运煤的铁轨弯曲变形，有的竟然竖起两米多高，运送工人上下井的井架都扭成了麻花。供电、排水、通风、通讯、提升、运输系统全部中断，百里矿区陷于瘫痪状态。
尚在余震中，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就抵达开滦拍摄纪录片——《开滦奇迹》，画面中，那些大震后圆木支撑的窄窄的主巷道基本没被破坏，那些平时就险象环生的掌子面，和那些竖井、斜井，都没有脆弱到威胁矿工的生命。
秉着“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思想，开滦煤矿制定的周密抗震防震计划，在地震发生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矿上的基础设施及公房进行的加固维修，对工人进行的防震知识宣传，管理干部对撤人路线的熟悉，密如蛛网的地下坑道里的逃生标记，断电后早就准备好的柴油发电机等等。
“发生大地震，震中区房倒屋塌是难以避免的，但生命的伤亡应是可以减少的。”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主任耿庆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一直在强调，“对可能发生的强震，人们事先有准备和没准备，懂地震知识和不懂地震知识，在面对地震时，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不断抖动着的大巷里，断电、断风，无论是贾邦友，还是范各庄矿采煤一区副区长王同焕，在井下很快就判断是发生了地震，而不是瓦斯爆炸等情况，知道必须立即撤出而且知道该从那儿撤出。据王同焕回忆，当他和矿工浑身是汗，在半尺多深的涌水里奔跑时，前面的巷壁上清楚地用粉笔画着“去风井”的大箭头，就是在这个箭头的指引下，这一百多位矿工才找到了通往地面的唯一出口。
而在地面上很多唐山人却没有这些准备，没有这么幸运。
唐山地震那一夜，震前出现了一阵一阵的藕荷色的地光，池塘里的鱼翻白了，井水急剧地上升或下降，有的还疯了似的冒泡翻花；跟人患难的狗声嘶力竭地狂吠不止，地震爆发前10分钟，地光达到了高潮，而地声伴着地光越来越密集，像是大自然在举行一种撼人心魄的告别仪式。
“地光和地声刚出现的时候，距唐山大地震还有6小时，这是极其宝贵的360分钟。可是唐山当地好多人看到地光时却往家里跑，以为是‘苏修’扔原子弹了。”耿庆国提起这些心就痛。“如果人们了解地震前兆现象的知识，人们知道这其实是地光，是极重要的地震临震宏观异常表现，人们就可以立即远离房屋，从容走向安全地带，而不是把自己关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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