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周总理在时，老一代地震预报专家还清晰地记得周总理的嘱托，“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地震预报事业源自周恩来总理。
1953年11月，中国科学院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综合组、地质组和历史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计委审核重大项目提供咨询。
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恩来总理曾先后两次到邢台视察，面对地震灾害，周总理明确提出开展地震预报工作，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组成地震办公室。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群测群防的地震方针。
1967年国务院决定在国家科委内设立“京津地区地震办公室”，主管京津地区的地震预报工作；在国家建委内设立“京津地区抗震办公室”主管京津地区的地震预报工作。同年12月国家科委京津地震办公室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局合并，成立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地震办公室。
1969年7月18日，渤海湾发生7.4级大地震，当天下午周总理接见地震工，作了“团结起来，共同对地震之敌”的指示，为了加强地震工作的统一领导，第二天组建了中央地震工作小组。
1970年，周恩来力排众议委托致力于地震预报工作的李四光担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从事地震预测预报研究工作。
1971年8月2日国务院国发56号文，决定撤销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成立国家地震局作为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统一管理全国的地震工作，国家地震局由中国科学院代管。
海城地震成功预报曾震惊了世界
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李伯秋和时任省委书记的毛远新立即查问情况。
省委办公厅主任尹灿贞汇报：省地震办综合各方情况的预测意见是，近期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李伯秋问：“破坏性地震具体指什么？”回答是5到6级地震。李伯秋与毛远新商量，向营口、海城一带群众发出地震预报。毛远新提出，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直接播出。李伯秋说：“预测说是‘近期内，很可能’，什么叫近期内？一小时叫近期，十天半个月也算近期，电台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几天之内地震还不来，岂不要闹大笑话。”毛远新说：“关键在于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室内过夜。”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在辽宁省海城、营口一带发生7.3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为16公里，震中烈度为9度强。然而，由于海城大地震发生之前，各级地震台站积极开展地震预测预报工作，比较准确地做出了地震预报，地震发生地的市、县、公社、大队积极组织开展群众性预防，及时组织当地群众转移疏散，使得海城大地震的灾情灾害被降低到了最低程度。
而改开后，“特别是”梁太祖先后当总理时，国家地震局开了一系列会议，对地震预测方法进行验证，把几乎所有的地震预测方法都否定了。1996年，在伦敦召开的“地震预测框架评估”的国际会议上，与会者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地震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不仅现在没法预测，将来也没法预测。所以，有了这样的理论指导，在每次地震之前，地震局将不会发出任何预报。《防震减灾法》发布后，地震预报制度正式被纳入法律，其中明确规定，地震预报信息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群测群防的政策基本停止。
陈建民，男，汉族，1956年7月生，天津宁河人。199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3月参加工作，1986年10月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地质专业研究生毕业，研究员。
1975年3月至1978年10月 北京顺义县牛栏山公社插队，北京工艺美术厂工人。
1978年10月至1982年8月 北京大学地质系地震地质专业学习
1982年8月至1983年8月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
1983年8月至1994年6月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研究生，技术干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
1994年6月至1998年10月 国家地震局科技监测司监测处处长，预测预防司副司长
1998年10月至2000年11月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
2000年11月至2001年6月 中国地震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2001年6月至2004年11月 中国地震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2004年11月 中国地震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6年7月15日，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在《中原减灾》报上发表《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扎实推进我国的防震减灾事业》的署名文章，文章中称，地震预报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难题，攻克难关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正如陈一文所说，“正是这篇文章的发表，为地震不可测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了地震局工作日后的指导思想。”然而，在2005年12月18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中，陈建民局长还曾认为，地震是能够预测的。
08年汶川地震后，网上曾出现了众多质疑、指责、嘲笑地震局的声音，众网友在震惊之余不无疑惑：“地震局为何没有发出预报？这么大的地震会一点征兆也没有吗？”
始于汶川地震，对地震局曾经一度声势浩大于玉树地震前几近销声匿迹的质疑，玉树地震后，在网络上又一次发酵，网民们对地震局的质疑开始升级，从其基本的职能向其财政预算如何使用的纵深发展，“既然地震不能预测，留着你们干嘛用，打酱油吗？”“没本事预测什么时候地震，有本事预测什么时候不地震？”“花那么多钱，不预测地震的地震局留着何用？”
玉树地震后，一条消息在网络上流传甚广，消息称，玉树第一次地震发生后，青海省地震局预报部门成立应急预案，对地震的下一步趋势进行研判和会商，正在会商期间便发生了7.1级强震。网友震怒，“地震后，再去判断、监测那要地震局干吗？不是事后诸葛亮吗？研究出个结果来，能预测出个大概来，也还说的过去，搞来搞去搞不出名堂，还不如不搞。”
更有细心的网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上找到了中国地震局公布的2010年部门预算达240,739.51万元的数据。从这份预算表中可以看到，用于地震预报预测的为270万元，专项基础科研66.36万元，重大科学工程65万元；而用于开会的支出有三项，国际组织会费70万元，对外合作与交流80万元，在华国际会议80万元；地震局内部人员福利安排方面，住房改革支出16,362.28万元，购房补贴8,678.25万元，提租补贴518万元，住房公积金7,166.03万元，医疗保障83万元；行政运行费用17,943.75万元，机关服务1,392.36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480万元；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091.08万元。 网友戏言，“吃喝住房汽车出国成了地震局预算的主角。”
与此同时，中国地震局地震台网中心原首席预报员孙士鋐的采访发言也被网友搜索了出来。
2月25日，孙士鋐人在民网科技频道说，从《1900年以来的全国七级以上地震的分布图》来看，地震活动水平提高主要发生在1960年后，但近40年来世界上八级地震明显减少。近年来2004年和2005年印尼发生了8.7级、8.5级地震，从MT图上来看似乎确实有强度上升的态势。“但是现在要说它是不是比以往的百年活动水平高，这个说法现在还不成立，还要再继续做工作。”
而2月27日，智利发生了8.8级地震。2月28日，孙士鋐称，“从强度上，8.5级以上地震频发，我个人认为，全球地震活动出现一个明显增强的态势，也就是说有可能要进入地震活动活跃时代。”
这两篇报道，说法截然不同，但却出自同一人之口，而且时间前后相差仅仅3天，这不禁让网友们嘲讽孙士鋐“变脸比变天还快”，更指出智利地震是对孙士鋐“巨大的讽刺”。
2010年4月27日上午，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委员会组织，在北京北郊凤山静悄悄的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灾害预测方法研讨会》，与会众多专家学者，态度却几乎一致，“如果获得中国地震局哪怕有限的支持的话，青海玉树7.1地震完全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出来。” 从周总理提出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群测群防预测方针，到现如今“地震预报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难题，攻克难关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的地震预报思路的转变，有老专家们认为：我国的地震预测思路偏了。从曾经预报过海城地震并做过20多次成功的预报的地震局到如今地震发生前总是出来辟谣的地震局，让当下的地震局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更使那些对中国地震预报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老专家们痛心不已。
“地震是可测的。那么多次地震都测出来了，怎么叫‘不可测’？比如，1975年海城地震，测出来了，也报出来了，它（地震局）不敢不承认；唐山地震时汪成民创造的‘青龙奇迹’，联合国授的奖，能否认吗？还有汶川地震前，耿庆国也提前报给了地震局；汶川地震，钱复业对时间、震级都做了准确的预报，只是定不了地点，但也汇报给地震局了。”对于地震前是不是应该发出预警，中国科学院工程质量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李世辉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情绪很是激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简单系统是这样的，将经验发展成理论性的东西。可是作为复杂性系统，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不确定，不完全，不一致’，地震预测所要面临的对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是自然界的复杂性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的一个交织，它的复杂性甚至于超过战争，人类在战争上可以转弱为强，可是人类在面对地震时，人类永远是弱者，只能够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周总理说，地震是有先兆的，是可以预测预报的，按照周总理的观点方法出发，就是毛泽东思想，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上，地震一定是可测的，所以应该发出预警。”
如今的地震局已经沦落为“只会辟谣，不能预报”的“鸡肋”，这不仅和地震是个复杂系统、地震三要素
（时间、地点、震级）不能准确预测有关系，也和现如今地震局的指导思想、预报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地震局的彻底西化，思维方法发生了改变，是地震不可测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地震局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委员任振球揭开了地震不能预测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科技领域，从科学基本观念、地震局管理体制和制度，到地震局主要领导接受的教育，基本上已经全部西化，这非常严重，包括一些中央领导都没意识到这些问题。”
中国地震局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汪成民也认为，我国的地震预测成绩是辉煌的，曾经是高于世界水平的，现在反过来，要跟国外学，这很不正常。
在全盘西化的地震局体系中，西化的论调自然占了上风。如此，在地震局体系内就形成了这样的的一种状态，“无论出现多大的地震灾害，死了多少人，跟地震局都没有关系，因为地震不可预测。他们冠冕堂皇的开个国际会议，回来以后，即使出了问题，他们也没有责任的。只要继续说地震不能预报，在他们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他们都会这样去做。”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对地震局“地震不可测”的指导思想表达了不满，这样的指导思想指导中国地震局承担“地震预报”工作，那么与“地震预报”直接有关的所有工作，包括“地震预测”研究项目、经费支持、现有地震前兆监测仪器的维护、更新与支持，全部被认为以后某世纪应当给以认真考虑，而不是当代应当给与认真考虑的工作。而且在地震局系统内所有坚持搞地震预测的人，也就等于被边缘化了，这些人都是地震局在职的搞地震预测的人，不像汪成民一样，已经是退休的人。
在2008年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后，2010年，中国地震局长陈建民：政府工作报告肯定地震监测工作
文章来源：人民网 发布时间：2010-03-06
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总结2009年工作时温总理指出，我国气象预报预警和地震监测工作得到加强，灾害防御能力不断提升。对此，人民网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党组书记陈建民。
政府工作报告肯定2009年地震监测工作“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气象预报预警和地震监测的工作，使广大地震工得到极大的鼓舞。”陈建民表示，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地震监测工作的发展，加大了对地震监测和预测的投入经费，加快了我国地震台网由模拟型向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化的转型，同时还提高了地震观测点的建设密度。
“目前已经有几千个地震监测台点覆盖全国，技术水平和规模都有很大的提高。”
而面对质疑，时代周报记者联系到了中国地震局新闻处处长马明，记者提出就广大网民的质疑希望安排采访中国地震局相关部门的要求时，马处长表示，他们不接受涉及到质疑或综合内容的采访，只接受单独的采访，并要求记者发去采访函。记者按要求给中国地震局发去了采访函，但直到发稿前，记者并没有接到任何回复。
这就叫对人民负责？这就叫让人民更有幸福和尊严？
资改派西化派最喜欢叫嚷“不换思想就换人”，看来，中国人民如果以后不想再遭受被地震震死的悲惨命运，就应该对这些资改派西化派严厉问责，罢免他们，换上真正对中国人民负责任的人，而不是对帝国主义负责任的洋奴们。现在，广大百姓关心的不仅是地震局在以往的地震来临前没有提前预警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解释清楚地震局高额的年度预算是怎么使用的，而是在未来，地震局如何能够更好的预测地震或者提出预警，从而来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汪成民给出了答案，“这需要恢复周总理时代的群测群防制度。”
（本文主要采用了《漩涡中的地震局》：王英辉以及雨夹雪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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