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地震预报：国退民进
民间地震预测组织曾是一支受倚重的力量，然而，现在他们却报国无门
本报记者 金微 发自北京
在杨智敏12岁的时候，他拥有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当使用收音机时，我发现收音机会受到某种干扰，我认为在我周围一定存在某种看不见的东西。这促使我不断向前探索。”杨智敏说。或许正是这台收音机，让他走上了探索地震之路。
如今，作为贵阳市京剧团的一名下岗职工，杨智敏每天都要为生计奔波，不过“地震预测”却仍是他生活中重要的内容。“我每天十几个小时都花在地震预测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下一个地震成为千万个老百姓的悲惨结局。”他说自己是冒着坐牢的风险在网上发布预测信息，“每当我接收到地震异常信号，如果不能告诉民众，我真的是比死都难受。”
杨智敏监测地震，全依赖于他自己发明的地震前兆接收装置。他坚信通过这种仪器能记录到地震前兆信号，“地震前几小时至几天内总有一组准方向性的信号出现，我反复上百次试验成功验证了它能预测到地震。”
为了证明这种信号的存在，他多次用自己作试验，“这种信号通过我的身体时我身上的电阻会增强。”
结合自己早年开矿的经历，杨智敏建立了一套地震成因的“地下通道理论”，他认为地震就是地气爆，当地下熔岩流从通道流过时会使地下能干层受压挤排，气体受压胀暴。而他的装置所接收的信号就来自高温熔岩流冲击爆炸时发射的脉冲离子波。同时，地震前天上也会形成有规律的“地震云”，一些敏感的动物则会捕捉到这种信号，发生“耳鸣”次声现象。
有人认为杨智敏的这套理论是毫无依据的天马行空，特别是他提到的中微子，这是组成自然界的最基本粒子之一，以接近光速运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捕捉到过这种粒子。
不过一些人却对杨智敏推崇备至，因为他“准确预测”过数次地震。
民间地震预报崛起
事实上，杨智敏只是中国诸多宣称自己能够准确预测地震的民间人士之一。和他一样，这些民间地震预测者在“5·12”汶川地震后集体浮出水面。凭借网络，他们建有自己的平台，并宣称获有广泛的号召力。
与杨智敏的测震理论不同，山东临沂博物馆馆员徐淑彬则主要通过地震云来观测地震，“5·12”地震前两天，他发布的贴子“我在临沂看见大片地震云”让他“名声大振”。
“依据地震云，60%的地震我可以预测得准.根据地震云的形态、颜色和结构，我基本能够判断地震的震级和时间，至于地点则难确认。”徐淑彬说，他现在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卫星云图，一天有1/3的时间花在观云上。
不过，徐淑彬认为自己和山东另一位民间测震高手李传芳相比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在家务农的李传芳，从事“地震研究”已有34年之久。在百度地震吧里他可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据说他“多次精准预报世界一些大地震”，除了地震的地点、时间、震级，李传芳的预报还能测到震源深度，并对余震进行跟踪。
类似的民间地震预测者还有张德亮、王斌等，凭借自己的预报经历，他们在网络上都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杨智敏说，现在民间地震预报员有各种流派和理论，预测的方法都有道理，但基本上都是“盲人摸象”。
科学预测？还是散布谣言？
随着近期地震谣言的不断，民间地震预测者也受到了质疑。
以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为起点，北京、包头、廊坊、邢台四地陆续传出地震谣言。一些地区出现人们聚集街头的现象，迫使四市地震部门出面辟谣。“6月13日地震”的传言则让南京、佛山、潍坊等地公安拘捕了传谣者。
有媒体指责这些谣言的源头就是民间地震预测者提供的预测信息。他们被认为是对一些地震谣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张晓东介绍，目前我国地震预测预报的实际水平是对一些类型的地震进行某种程度的预测预报，较大时间尺度的中长期预测预报有一定的可信度，但短临预报的成功率还很低。而地震谣传都过于具体，如谣传中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非常具体，甚至发震时间精确到“上午”、“晚上”。
在他看来，强烈地震瞬间造成的灾害使人们对地震恐惧，加之对地震知识和相关法规不够了解，人们便容易偏听偏信一些无根据的、所谓的“地震消息”，这是地震谣传得以存在的土壤。
而在徐淑彬看来，谣言广泛传播是因为官方的公信力下降，“地震局10年来没有预报哪个地震，只知道辟谣。一个不会预测与预报的机构，只会辟谣，没有公信，老百姓宁愿相信谣言。”
一支曾受倚重的力量
在青海玉树地震的前一天，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孙士鋐相继收到两条来自民间测震者的预测短信。
“民间地震预报早已经客观存在。”孙士鋐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1966年邢台地震后，我国建立地震预报机制，与官方预报同步出现了民间预报人员。“那时实行专群结合的方针。”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海城”这个地名反复被专家提起。1975年，一场7.3级地震在这个地处辽宁的地方发生，由于专家群众结合，地震被成功预报，挽救了10多万人的生命。
此前，1970年，周恩来力排众议，委托致力于地震预报工作的李四光担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地震预报工作正式开展起来。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形成了一支支由中学生、人民教师、老八路、工人、农民与专业科学家汇成的地震预测大军。
根据1988年《唐山市科学技术志》记载，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有组织的群测群防活动，组织村民观测水井水位变化，一些厂矿、学校建立地震测报组，并安装一些简易观测设备，如土地电、土应力、土地磁，通称‘三土’”。那时正就读唐山十中的曹凡回忆说：“学校有地震监测站，老师的带着教我们如何观测记录地下监测室的设备数据。操场边上会圈一块地养些鸟鸡鸭狗等小动物，按土法儿来观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开始发生变化。1980年，地震局实行机构改革，地震预报室变为地震分析预报中心，1998年，在地震局的再次机构改革中，地震分析预报中心又一分为二：国家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和地震预测研究所，前者负责日常的监测预报工作，后者负责科研。而据了解地震局内部的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预报难出成果，不准还要担责任。别的研究所接一个课题就是几十万，预测得好一点也就一万多。”
而群测群防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不为重视。尽管从法律上，民间预报仍然是我国地震预报的组成部分。比如2008年修订的《防震减灾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观测到可能与地震有关的异常现象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报告，也可以直接向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
但民间地震预测这个群体并未消失。有地震专家指出，随着民间预报的人越来越多，各种混乱的现象由此诞生：“现在地震局的威信失去了，下面又没有建立良好的机制，而且民间地震预报间还存在矛盾和分歧。”此等乱象，也难怪会生出诸多谣言。
国家需整合民间力量
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退休研究员高建国看来，网络上之所以产生地震谣言，反映了地震预报工作底气不足，防震减灾基础工作欠账过多。“减轻灾难，需要政府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把预报权放在精英手里，是很危险的。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但他也认为，民间不能随便发布地震预报，需要有正常的渠道。“有些民间人士比较偏激，报的地震震级较大，而且是些敏感地区。”
对此，多名民间人士表示，正常渠道不通。杨智敏在汶川地震前就曾向有关部门预报，但地震局没有回执。
按照有关规定，各地专业地震机构、工作人员和非专业单位及个人在预报地震时，必须要填地震预报卡。一位地震预测爱好者网友讲述，他在某省地震局要求填写地震预报卡时，一位预报员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要想准确预测是不可能的，即便是让你填，你能保证一定会有地震吗？没地震的话损失谁来赔？况且预报卡的准确率很低，填了，政府也不一定发出预警，你还何必费这事呢？况且，如果把预报卡给你，让你填，预测中心的主任也要承担责任，你去找，也不会给你填。”
在孙士鋐看来，无论如何，地震预报工作到了需要改变的地步。“中央需要考虑整合民间的地震预报力量，把这些预测综合起来，在地震预报上百花奇放，百家争鸣。”
“更多的人来关心地震预测绝对是一个好事。”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对民间积极参加地震预报工作应该抱一个非常欢迎的态度。“我觉得有关部门要经常倾听这些民间人士的意见，关注他们提供的信息，并要认真分析。但因为民间研究力量和设备、水平比较差，而地震预报是一个科学系统的工程，所以，对民间的预报必须有一个去粗取精的过程，不能盲目地相信，也不能够不负责任地传播。”闪淳昌指出，总之，要依靠群众，同时又要正确引导群众。（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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