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怪才”柯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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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怪才”柯庆施
“柯老”和“柯怪”
中国共产党内素有对某人赋予“×老”尊称的习惯，例如众所周知的徐老特立、林老伯渠、董老必武等，这是以年龄、资历论的。就此而言，柯庆施也在其列，据说他当年见过列宁，而且他的早期革命经历确有老资格的一面。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原名尚惠。原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被停学。但此挫折并没有影响他的激进思想。他在前辈、友人的关照下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续读书，其间大量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开始了解、探寻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后来写成的《南京人力车夫底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一面。
1920年8月22日，由俞秀松、施存统、沈定一(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发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李达、沈定一等人曾被邀作有关演讲。就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柯庆施与陈独秀有了更深一步的来往。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柯庆施同陈独秀的通信。在信中，柯庆施赞扬陈独秀的说法“实在说的透彻”，而陈独秀也对年轻的柯庆施多加训导。随后，经杨明斋介绍，柯庆施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柯庆施离开上海去苏联。1922年1月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时，柯庆施见到了列宁，并同列宁握过手。曾有人引述毛泽东的说法，说：“毛主席说过，为什么叫他柯老，因为他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1922年夏，柯庆施转为中共党员。次年，被陈独秀派回安徽负责做安庆的党团工作。柯庆施以《新建设日报》副刊编辑身份做掩护，暗中发展组织。柯庆施本身是安徽人，又善于观察总结，回安庆不到一个多月就对安徽的政治形势有了初步认知。他在给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人施存统写信时说：“此地国民党很杂琐，大概可分两派：一柏文慰(蔚)，一管昆南，但这两派都不能做真正的革命运动。惟柏派的人格较管派胜得多。他们现在因为国民党安徽支部的问题，闹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预备将民生研究会组织就绪，以便替代他们的地位。”
1923年10月，安徽为响应全国声讨曹锟贿选总统运动，发动了省内一些学校开展集会活动。其中，安徽大学、安庆职工学校、安庆女子职工学校都踊跃参加，作为这次学生运动领导人的柯庆施在会上作了专门演讲。安徽军阀倪嗣冲从芜湖调来人马镇压。柯庆施安排那些被倪嗣冲通缉在案的进步学生脱离险境，其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传奇人物“廖氏三兄弟”(即廖运周、廖运泽、廖运升)之一的廖运泽(当时是安庚职工学校学生)。柯庆施告诉廖运泽到广东投奔孙中山，上黄埔军校，并给廖运泽开了报考黄埔军校的介绍信，赠路费15元。
经过努力，柯庆施建立了中共在安庆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并任书记。大革命期间，柯庆施担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成功策动了太湖陈雷部起义。1927年3月，面对准备清洗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挑衅，柯庆施等人予以坚决还击，并通电斥责肇事者。1927年中共五大决定成立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柯庆施任书记，主持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工作。此间，柯庆施组织了暴动，但很快失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柯庆施离开安徽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被派往鄂东南从事兵运工作。先后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1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被派往张家口组织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1933年春到1937年7月，柯庆施几乎不间断地出任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委士兵运动委员会书记、军运书记、河北省委委员、军委书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等职务。
纵观柯庆施的早期政治经历，可以看出他在党务、农运、兵运、学运等主要革命活动中都担任过相当重要的角色，“柯老”之说并非浪得虚名。
柯庆施还有个笔名叫“怪君”。这是他自己起的。柯庆施之所以起这么一个笔名，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则因时势之多奇而生无穷之悲惧。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扫除之也。”后来有人据此叫他“柯怪”。丁玲曾经留下一段文字，叙述她眼中的“柯怪”之“怪”——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柯庆施早期的军事生涯
汪太戈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徽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名人辈出，在近代的徽州名人中，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便是其中一位。
柯庆施出生于1902年，歙县南乡竹溪村（俗称水竹坑）人，他14岁离开家乡，到位于休宁万安镇的安徽省立二师求学；17岁时因参加声援五四运动活动，被校方以“思想误谬”为由勒令退学；1920年他在上海由杨明斋、俞秀松介绍参加了刚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苏联学习；1922年在上海由张秋人介绍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冬，柯庆施受中央委派在安庆市建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城市党支部——中共安庆支部，并任支部书记；1927年5月，担任第一任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书记……
柯庆施有着长期在白区工作的经验，在血雨腥风中同反动派斗智斗勇，从敌人牢狱中解救过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介绍和组织过大批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赴延安。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就是持他的亲笔介绍信前往延安，并写出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
1947年11月，柯庆施担任了我军在华北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石门市（12月改为石家庄市）市长，并在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上创造了被刘少奇誉为“新中国的楷模”的石家庄经验。全国解放后，他又相继担任了南京、上海这两个大都市的市委书记、市长。
但是，确很少有人注意到柯庆施的军事生涯。由于年代久远，这方面的资料留存不多，可是，从仅存的一些资料中，我们还是能看出，他在兵运工作和军队建设上所做出的贡献。
早期的兵运和农运活动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柯庆施由林伯渠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并由中共中央派到安徽工作，担任国民党（左派）安徽省临时党部秘书长。他利用合法身份，与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聂荣臻默契配合，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和武装斗争，同时争取到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合作，加紧培训革命干部和武装力量。
9月24日，柯庆施等在安徽太湖县成功地策动了桂系陈雷部起义，随即在太湖成立了安徽省宣慰使署，发动太湖群众响应北伐。反动的安徽督军陈调元出兵太湖，柯庆施与安徽省宣慰使常乐恒率部奋起作战，毙敌80余人。后因众寡悬殊，柯庆施、常乐恒率部转移到湖北黄梅县独山镇。
10月，国民党(左派)安徽省临时党部在武昌开办了培训安徽党务干部的学校，柯庆施任校务委员会委员。这所学校为安徽省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朱德、董必武、邓演达、柏文蔚、李立三、恽代英、施存统、彭湃、瞿秋白、徐谦等都为干部学校百余名安徽学生作过报告或讲过课。柯庆施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学校在名义上是国民党省党部办的干部学校，但中共的同志占8/10，教员都是我们的同志。当时还在安徽、湖北边境组织了一支五百余人的武装部队，我们占驻过宿松与太湖。我在汉口一直住到汪精卫、唐生智叛变，武汉政府垮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下令强占工会，解除工人武装，大肆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柯庆施同北伐军第二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李六如等人，于4月18日在太湖大河滩召开有北伐军战士、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5000人参加的反蒋大会。李六如在大会上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青年的罪行，指出革命从此要向左转。会上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当夜，柯庆施、周新民等人在太湖赵旭东家召开秘密会议，柯庆施向大家介绍了国内外形势，指出革命要向左转，不能靠右派。会议研究了太湖县今后斗争的任务和策略。柯庆施离开太湖后又到宿松与北伐军二军六师党代表萧劲光会合，在宿松县天主堂院内召开了千人讨蒋大会。
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设在武汉，8月后迁至芜湖），批准柯庆施、王贯之（王心臬）、王步文（王华、朱华）、周范文、王履祥（王坦甫，未到职）、李启耕（李宜春）、郭士杰为执行委员，柯庆施、王贯之、王步文、郭士杰为常委，柯庆施为书记。5月下旬,柯庆施在汉口法租界大智门和平里主持召开了中共安徽省临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努力恢复各地被反动派破坏的党组织，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在省临委的领导下，安徽省恢复了中共芜湖县委、中共宿县临时县委、中共寿县临时县委、中共六安临时县委、中共泗县特支、霍邱特支、庐江特支、安庆特支、南陵特支、旌德特支、凤阳特支、无为特支等党组织，另在凤台、和县、宣城、郎溪设立了党的通讯处，在柏文蔚的三十三军内派出秘密党员。
柯庆施于1940年在《自传》中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那时安徽党组织经过反动势力的摧残，各地组织大多无形瓦解，很多同志流亡在外。当时我们的任务,首先是恢复与建立各地党的组织。我们经过多半年的时间，逐渐把安庆、芜湖、南陵、宣城、广德、旌德、寿县、六安、合肥、巢湖、庐江、桐城、宿县的组织恢复与建立起来，而以六安、合肥、寿县、广德的工作为基础，余区有我们同志三两人而已。”
1927年底，柯庆施回到上海，与一些安徽的同志住在浙江路的寿阳公旅馆。当时与柯同住于此的还有蔡申熙、许继慎、熊受宣、王逸常等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对时局、对革命、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意见。
红八军政治部主任
1929年12月初,党中央派柯庆施前往湖北省通山县的黄沙镇，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秘书长，并接受一项特别任务，这就是策动和接应程子华的大冶兵暴。
《大冶革命斗争大事记》中这样记载：“10月初，国民党命令独立十五旅开赴大冶、阳新两县进攻红军，中共中央军委得知消息后，从上海派石仲伟、何乃康（柯庆施）、邓乾元到武汉与在敌十五旅任排长的中共地下党员程子华取得联系，决定在大冶实行兵暴。”
柯庆施等与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后，在曹家堍村曹玉阶家举行了扩大联席会议，决定立即与程子华取得联系，里应外合，攻取大冶城，消灭敌十五旅。会议制定出一套周密的作战方案，决定于第三天的黄昏将部队开到韦源湖边开始行动。
位于韦源湖畔的大冶县城，三面环水，红五纵队派兵4000，分乘300余条渔船，在深夜11时悄悄登上湖的西岸。先遣部队潜伏在横堤大桥附近，以截断敌军的退路。程子华在接到红五纵队的行动指示后，组织连队中的共产党员将连里的反动军官干掉，然后在夜色的掩护下，把参加兵暴的士兵们带出城外隐蔽起来，等待红军的接应。天亮时分，我军派出一个排佯攻大冶城。敌军果然中计，仗着兵强势众，出城追击佯攻部队，正好落入了红军的伏击圈。一时间，四边山上埋伏的红军战士枪炮齐发，军号声、呐喊声震天动地。敌军措手不及，被红军一举攻下大冶城，俘虏1000多人，缴枪900多条。
这次兵暴目标明确，行动神速，牺牲少，胜利大，被中央军委誉为“模范的大冶兵暴”。红五纵队将自愿加入红军的俘虏兵编成第二支队，由程子华任支队长，总兵力增加到6000余人。
1930年6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湖北大冶县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上宣布，经党中央决定，红五纵队扩建为红八军，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任政委，柯庆施任政治部主任、军党委委员。
为了扩大根据地，红八军主力移师湘鄂边境（岳州、平江等地）一带。柯庆施当时正患严重疟疾，组织上决定他留在阳新，管理后方，并集合黄梅、广济、瑞昌的地方武装及后方留守部队，坚持武装斗争，保卫根据地。
柯庆施稍休息几天，即前往黄梅、广济一带，整合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他还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先后成功地策动了驻武穴川军某部和广济保安队的兵暴，从川军中拉出两连人，从广济保安队中拉出一连人。鄂东南人民在红军接连打胜仗的鼓舞下,纷纷加入这支红军队伍。后根据上级决定，以这支军队为基础，组建了红十五军。
柯庆施1940年在《自传》中回顾这段历史写道：“夏季，……向湘鄂边境（岳州、平江等地）行动，因我正患厉害之疟疾，决定我留在阳新管理后方并集合黄梅、广济、瑞昌及后方留守部队，成立红军第十五军。我稍休息数日后，即前往黄梅、广济一带，整理当地之地方武装，并会同当时长江局军委（刘伯承同志负责）派来的同志，组织住在武穴之川军某某某部的兵暴工作，结果先后从四川军队中拉出两连人，广济保安队一连人，联合广济、黄梅之一部地方武装，及阳新后方所编成之两连，共约近六七百人，枪半数，成立起红十五军。……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于是将十五军交某某某同志……我则随派来之交通返抵汉口。”
年底，柯庆施到中共长江局工作，并被派往平汉线（河南许昌）组织夏斗寅部、唐生智部的兵暴，以组建红二十九军和红三十军，因时局变动未成，后被调回上海工作。
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后，又进占了热河全省，接着分兵入侵平、津地区，5月占领察哈尔的多伦和沽源、宝昌、康保等县。华北形势非常危急，而蒋介石仍然奉行“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爱国将领对此极为不满，抗日呼声日益高涨。曾任西北军总司令的爱国将领冯玉祥于1932年10月离开隐居的泰山来到张家口，与爱国将士们和各界爱国人士一道,策划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柯庆施前往河北，任中共河北省前委书记，并赴张家口帮助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翻开冯玉祥1933年的日记，虽迫于当时的情势，对一些事不便明说详陈，但仍可看出柯庆施帮助他组织抗日同盟军的一些情况:
1933年2月11日，“午后在野外走走,与革命的朋友谈话”。
1933年2月12日，“在野外与张××同志谈话约一小时”。
1933年2月21日，“同张先生三人谈了两点钟如何能真抗日的事”。
1933年5月2日，“夜,我同张谈二事”，“如下层之帮助,如政见之商量,如款项之帮助……彼此是无话不说的朋友”。
1933年5月6日，“设计的事今日成了。十点他们已经开始商议，真是有许多道理”。
据后来一些当事人回忆，冯玉祥日记中的张某，指的就是柯庆施。
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2000年1月9日在北京回忆此事时说:“我父亲跟我讲过柯老去张家口和他一道组织抗日同盟军的事情，我们是随父亲一起从泰山到张家口的。”
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正式宣告成立，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为方便工作，冯玉祥也为柯庆施安排了高级军职。1965年，江苏文史研究馆馆员胡锡畴先生在悼念柯庆施的信中说，当时“冯玉祥亦给高级虚衔以维护柯老的地下工作。寄迹张家口，诸须商洽，昕夕过从”。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共同抗日。同盟军部队更是一马当先，奔赴抗日最前线。6月21日,吉鸿昌率军出征察北、察东，前委书记柯庆施随同出征,与抗日同盟军一起行动。
当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爱国将士浴血奋战在抗日前线之时,蒋介石政府却派何应钦调集16个师的兵力，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实行全面封锁包围，用武力威逼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对日作战。
8月5日，冯玉祥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重返泰山。
8月8日，柯庆施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召开了会议，决议反对取消抗日同盟军，并将二、五、十六、十八师等部队以及工会和抗日救亡团体等撤离张家口，转移到张北一带。8月中旬,中共河北省前委与吉鸿昌部、方振武部先后到达张北、康保、尚义一带集结。
8月24日,中共河北省前委在张北县二井村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抗日同盟军各部队主要将领。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柯庆施、张慕陶、宣侠父、吉鸿昌、许权中、刘振远、柳青等组成常委，领导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军事总指挥，继续进行斗争。9月初，柯庆施率前委与抗日同盟军，由张北转移到直中、直南，与当地农民运动组织汇合。9月20日、21日，同盟军攻占怀柔、密云县城，直逼北平。
蒋介石气急败坏，勾结日寇和伪军向抗日同盟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同盟军在吉鸿昌、方振武的率领下奋起抵抗，由于众寡悬殊、弹尽粮绝，最后失败。
抗日同盟军虽然在蒋介石和日伪军的双重夹击下失败了，但它唤起了广大民众，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柯庆施在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发展、斗争的全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徽早期进行党团活动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柯庆施传略
施昌旺/文
立志报国
柯庆施，又名柯怪君，柯乃康，1902年出生于皖南歙县南乡竹溪村。
二十世纪初叶，帝国主义列强横行中国。腐败的清朝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则血腥镇压。农村的地主阶级对农民更是进行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整个社会到处酝酿新的革命风暴。柯庆施的童年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度过的。他靠父母节衣缩食上了私塾，由于聪颖好学，成绩不错。年龄虽小，却很爱听国文老师讲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课后还经常阅读有关这些民族英雄的书籍，并给同窗学友讲述。
竹溪村位于歙县和绩溪县的交界处，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每当人们在冬夜里围着火塘取暖，夏季黄昏摇着蒲扇坐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柯庆施总要缠着那些从外地经商归来的父辈或同族的兄长给他讲述外面世界的故事：北京的天坛故宫、汉口的租界、大上海的“十里洋场”……听着听着，他被外面的世界迷住了，同时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感到忧愤。
1917年秋，柯庆施从家乡途经芜湖、南京，最后到达上海。一路上，他目睹芜湖、南京、上海等地到处都有外国的兵舰、商船、租界、军警、银行、教堂，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他在悲愤中苦苦地思索，寻求复兴祖国奋斗之路。
参加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奋。上海人民自觉地起来支持北京青年学生的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柯庆施正在上海做工，他积极投身于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他写文章抨击北洋军阀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支持北京青年学生的斗爭；还到工厂进行讲演，号召工人推翻卖国的北洋政府。五四运动是柯庆施经受的第一次战斗洗礼，他在这一斗争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这时，《新青年》杂志从北京搬到上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这个杂志发表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柯庆施对《新青年》杂志的主要负责人和撰稿人的陈独秀非常佩服，写信给陈独秀，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并表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兴趣。从此，柯庆施和陈独秀开始了通信住来，通过通信和一段时间的来往，陈独秀发现这位比自己小20多岁的安徽小同乡精明能干，自信心强，就给予热情的关怀和帮助。陈独秀和他谈论革命的道理，并借给他当时翻译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柯庆施如饥似渴地学习《唯物史观》、《资本论》、《共产主义ABC》等和一些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著作，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逐渐明白了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和四分五裂的原因，思想上发生了质的飞跃，自愿献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事业．
1920年冬柯庆施在南京，陈独秀写信让他到上海，将他介绍给当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杨明斋和俞秀松，由他们介绍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引导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柯庆施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此时他仅18岁。
柯庆施入团后，按照上级团组织的指示，返回南京，开展革命活动，积极发展团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发展了两三个人入团。（
见《柯庆施自传》，摘于中组部文档处。下同。）
何庆施在进行革命工作的同时，还和陈独秀通信讨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1920年11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三期上，刊登了柯庆施写给陈独秀的有关讨论劳动专政问题的信．在这封信里，柯庆施认为“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利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未除，将来受他的虐待，正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因此，柯庆施主张：“想一个法子，把这些万恶制度，同时废弃，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同真正的幸福。”要消灭万恶的制度，则“必先设法把青年创造活动的本能，培养起来。”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办起了一个工人刊物－－《劳动界》，宗旨是向产业工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柯庆施在]920年10月的一期《劳动界》上，发表了署名怪君的《南京人力车夫底生活状况》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柯庆施深入实际，在南京调查了许多人力车夫生活状况的基础上写成的。它以大量材料，说明了资本家如何剥削人力车夫，人力车夫工作时间长，辛苦异常而又待遇很差，住的房子和猪圈差不多，没有钱也没有权利得到教育。从而充分揭露了旧制度的罪恶，并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它。（见《劳动界》第12册。）
1920年冬，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柯庆施到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为去苏联学习做准备。到上海后，柯庆施经常到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请教革命的有关问题．有一天，柯庆施到陈独秀家，包惠僧、杨明斋等也去了。但侦探侦查到这个地方，并开来了两部汽车，将柯庆施、陈独秀、杨明斋、包惠僧、高君曼(陈独秀的妻子)逮捕了。经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大力营救，陈独秀被关了2天，柯庆施等人被关了5天后均被保释出来。（包惠僧：《我所认识的陈独秀》。）出来后，柯庆施对反动政府更加痛恨，表示一定要推翻它，更加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
1921年7月，柯庆施从上海动身到苏联去参加会议，并在苏联进行参观学习，同行的有马哲民、许之祯、高君宇等十几个人。
1922年1月，柯庆施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共产国际号召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远东各国代表介绍了本国革命运动的情况。柯庆施兴奋地聆听着、记录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虽未出席大会，但仍在百忙中亲切接见张国焘、柯庆施等人。柯庆施早就听说过列宁的大名以及他的传奇经历，当这个成功地领导苏俄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导师和中国代表亲切握手时，柯庆施激动得热泪盈眶。列宁平易近人，详细地向中国同志询问了中国的情况，对中国革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柯庆施为此而感到自豪：他是中国最早见到过列宁的人之一。
大会闭幕后，柯庆施等人留苏学习访问了一段时间。他们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一面考察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经验，还参观了工厂、学校、部队和农村，并参加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切使柯庆施对列宁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坚定了革命的决心。（②
《柯庆施自传》；马章禄：《参加远东会议的回忆》，载《芜湖党史资料》1983年第1期。）
1922年夏，柯庆施从苏联返回当时的中央所在地上海．党组织分配他到团中央去工作，同时由张秋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段时间柯庆施主要是在上海工人中从事革命活动，以后又同张秋人一道受命组织反基督大同盟运动。
回皖工作
1922年底，陈独秀和中央的其他负责人商定，决定派柯庆施到安徽做团的工作。因为当时的安徽教育厅长江彤侯，原来是国民党党员，和陈独秀比较熟悉，加上江彤侯也是歙县人，和柯庆施是同乡，思想比较进步。因此，陈独秀交给柯庆施一封给江彤侯的介绍信，请江给柯庆施代找一个职业，以便掩护。这样，1923年春天，柯庆施来到了安庆。
安庆当时是安徽省的省会。五四以后，许多进步书刊广泛传播，安庆知识青年思想非常活跃，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蓬勃开展。1921年春，进步教育家蔡晓舟曾在安庆着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但到1922年6月以后，随着舒传贤、周新民、宋伟年等一批团员到日本去留学，安庆团组织因少了许多团员骨干，再加上少数人的反对，竟然销声匿迹了。由此可以看出，柯庆施安庆之行任务十分艰巨。
柯庆施到安庆后，找到了江彤侯，江表示无法解决他的职业问题。正在他另想办法谋职的时候，国民党元老柏文蔚在安庆创办《新建设日报》，由蔡晓舟介绍，他参加了该报的编辑工作，负责编辑副刊和国内新闻。当时的安徽省省长许世英正想方设法拉拢国民党人，报纸是柏文蔚出钱办的，省政府一般不来加以干涉；报馆的几个同事也都比较进步，社会上的学生运动也正方兴未艾，这些对柯庆施从事革命工作较为有利。柯庆施抓住时机夜以继日地工作，并在报上经常转载《新青年》和党的机关报《向导》上发表的文章，宣传革命的道理。《新建设日报》副刊办得尖锐泼辣，以新的战斗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当时，柯庆施进行的革命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建立和恢复安庆团组织。柯庆施来到安庆后，先在学生中建立团组织，后又帮助该组织发展。1923年6月13日，安庆地方团组织终于宣告成立，大会共有代表15人，柯庆施当选为执行委员。(《安庆S．Y地方团第一次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当时芜湖团组织也建立起来，柯庆施关注芜湖团组织的发展并给予热情的指导。当时的团员之一廖麟在回忆芜湖建团初期情况时说：“在学运学潮时期，共产党员柯庆施、薛卓汉也常到芜湖各学校来活动，我们都认识他们。”(载《安徽党史通讯》1983年第12期。)
安庆、芜湖两地团组织紧密联系，齐头并进，从而使安徽这两个主要城市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安徽青年运动的中心。对此，柯庆施作出了贡献。
二、筹建马氏研究会。1923年春，柯庆施初到安庆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即着手成立民主研究会，作为物色建团对象和引导青年学习革命理论的园地。安庆地方团组织于1923年6月正式成立时，曾作出成立马氏研究会的决定，由柯庆施和杨溥泉负责筹备。同时，在团外进步青年中组织读书会，举办青年图书馆，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
三、出席青年团二大。在1923年安庆地方团组织的代表大会上，柯庆施被选为安徽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同时被团中央指定去南京做大会筹备王作。在筹备过程中，柯庆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和几个同志租了一所体育专门学校的宿舍作为代表的宿舍，借了东南大学内的庙庵作为大会的会议室。这次开会的代表约有20人，瞿秋白也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开了5天，开得很成功，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柯庆施自传》．105)
四、惩戒猪仔议员。l923年秋，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在废督裁兵运动后，进一步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主要是反对当时“国会”贿选直系军阀曹锟做总统。安徽的张伯衍、何雯等，在北洋军阀倪嗣冲督皖时，充当倪的忠实爪牙，依仗倪的势力当上了国会议员，后来又接受曹锟的重金贿赂，为贿选曹锟当总统卖力效劳。安徽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柯庆施等激于义愤，决计利用安庆各校学生庆祝“双十节”结队游行的机会，捣毁他们的住宅。这天，安庆各界在黄家操场举行庆祝会。会后，各校师生6000多人整队游行，由会场出发，取道吕八街，直趋状元街猪仔议员张伯衍的住宅。张家人见势不妙，即将大门紧闭。柯庆施等即指挥学生队伍破门而入，捣毁门窗家俱和花园陈设，并将箱笼柜橱、衣物首饰、仓内积谷等悉数抛弃街头，任凭贫民大众拾取。还将张家后堂挂的张母遗像和供奉的祖先牌位，一并抛入厕所。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旋即赶至西门城边另一猪仔议员何雯家里，予以同样捣毁。这使安徽各界人心大快，同时也给张、何等猪仔议员和当地军阀官僚以沉重的打击。
事后，张伯衍、何雯向曹锟哭诉。曹锟乃下令苏浙皖巡阅使齐燮元和安徽省军阀政府，将安徽省教育厅长江彤侯撤职，并下令通缉柯庆施、王步文、许继慎等人。柯庆施等先后避居上海，在上海组织“安徽流亡学生反对贿选团”，发行《黎明周刊》，继续进行反对贿选总统和驱逐马联甲、声讨吕调元的斗争。(《芜湖党史资料汇编》第1辑(1960年)；1923年10月29日芜湖《工商日报》；《安徽革命史话》(下卷)。)
同年11月16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46期发表《安徽学界奋斗》一文，赞扬安徽学界是“全国学界之领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通过了同中国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不久，柯庆施由林伯渠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在安徽的改组、发展和探索国共合作在安徽的具体方式迈出了第一步。
1924年，柯庆施去海参崴做华工工作，1926年初回到上海。陈独秀、王若飞接见了他，让他回安庆工作。当时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正在筹建，虽然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士如光明甫、沈子修、周松圃和共产党员薛卓汉等，但总的来说干部缺乏，因此决定派有力的同志加入进去，充实安徽革命的领导力量。柯庆施肩负党的重托，从上海乘船到达安庆。
1926年春，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在安庆邓家坡成立，国民党中央发表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恒芳、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9人为国民党安徽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柯庆施任秘书长。从此，他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积极开展革命工作。
1927年3月，蒋介石到达安庆后，指挥他手下的爪牙23日捣毁了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安庆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协筹委会等机关，殴伤省党部职员及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数十人。制造了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
当天晚上，在安庆集贤关外一间小屋里，左派省临时党部主要负责人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以及柯庆施等，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柯庆施建议由周范文、胡浩川起草一个通电，以便迅速地将安徽反动派捣毁省、市党部和民众团体，残害革命群众的罪行，公诸于世；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迅速“严法治罪，严惩反动，而维党务”；并提请武汉中央派船前来接运安徽代表前往武汉继续召开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通电拟好后，准备立即拍发，但却被蒋介石的总参谋部参议刘文明得知，扣了下来。柯庆施和省党部的同志闻讯，十分气愤，于是决定省党部派人专程前往湖北武穴发出通电。
柯庆施还代表省临时党部发表了一个宣言，叙述了省、市党部被捣的经过，指出：“国民革命原非短期内能成功，而在此革命的过程中，反动分子为保持其将死亡的命运起见，联合为困兽之斗，亦事实之所不能免，但最后胜利必归吾人。”宣言号召全安徽人民不灰心，不畏缩，团结起来，“打起精神，与恶势力奋斗”，“向压迫阶级－－贪官、污吏、劣绅、地痞以及安福系余孽－－西山会议分子作战”。(南京史料整理处：《江浙皖三省清党情形》，朱蕴山、周范文回忆文章；《安徽革命史话》(下卷)。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蒋介石及其走狗的刀枪棍棒，并没有吓倒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柯庆施同大家一道积极参加省党部的搬迁工作。4月中旬，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搬到汉口，并在那里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柯庆施等数十人增选为执监委员。柯庆施还在汉口参与筹办了安徽党务干部学校，为党训练干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27年5月下旬，中央指示柯庆施等筹建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柯庆施担负起领导安徽省党组织工作的重担。5月底，中共安徽省临委在武汉法租界大智门和平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8月初，省临委秘密迁至芜湖，成立了执委会、常委会和秘书处，柯庆施、王心臬、王步文等人为执委，柯庆施为书记。
当时武汉汪精卫集团已经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安徽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共产党人大批被屠杀，一些不坚定的党员脱党乃至叛变，以柯庆施为首的省临委不动摇，不退却，致力于安徽各地党组织的恢复与建立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逐渐把安庆、芜湖、南陵、宣城、广德、旌德、寿县、六安、合肥、巢县、庐江、桐城、宿县的组织恢复和建立起来了，还成功地发动了一些武装暴动。
同年12月，中共中央派尹宽为巡视员，指导安徽各地党的工作；尹宽一到安徽，就以钦差大臣自居，指责前一阶段省临委工作“严重右倾”。由于尹宽的家长作风和盲动主义，安徽党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柯庆施受到排挤，回到上海，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他没有灰心丧气，一面继续工作，一面向中央反映尹宽的独断专行，要求重回安徽工作。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
1928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柯庆施回到了芜湖。刚工作不久，就遇到了危险。省临委一个秘书被捕叛变，供出了柯庆施的地址。当时柯庆施正住在一个同志开的小钟表铺内，但在芜湖境内还有他哥哥开的一家大钟表铺，字号相同，敌人先去大钟表铺搜查，没有查到，等到再去小钟表铺的时候，柯庆施他们得到消息，抢先一步，撤离子芜湖，去了上海。(《柯庆施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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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回上海后，居住了一段时间，后进入苏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前后，又被派往河北省从事白区工作，担任河北省委前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等职。
1935年冬，中央决定刘少奇到华北，职务是中央代表兼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天津时，在北方局工作的负责干部有柯庆施(组织部长)、林枫、李大章等。
后期经历
抗日战争时期，柯庆施被调到延安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柯庆施在晋察冀边区任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在任石家庄市市长期间，他深入实际，虚心求教，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很快使石家庄市恢复正常，保证了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同时也为我党怎样管理和建设城市积累了经验。
全国解放以后，柯庆施历任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解放后直至逝世的15年中，除了在江苏工作了几年外，柯庆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工作，并长期担任领导工作。在上海工作期间，他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也犯有一些错误。对于他在这段时间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材料缺乏，笔者不能详加评述。
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柯庆施因患重病治疗无效，在成都逝世，享年63岁。
(来源：方明治主编《革命中坚》，1991年07月第1版。本文是安徽省委党史工委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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