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骨灰上三起三落的印尼共产党
—— 印尼共产党简史
：克雷-鲍文(Craig Bowen)
原载：中青论坛
译者：詹特拉
译者的话：
印尼共产党创立于1920年5月23日，比中共早一年又一个多月，比马共早了近十年。如本小册子的题目所示，印共在其历史上曾经历从骨灰上的三起三落，尤其是1965年9-30事件那次，惨遭以苏哈托为首的右派军人集团摧残，最为惨重，几乎到了难于复苏的地步:党的最高领袖（包括艾迪主席）被杀，数十万党员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支持者也没能躲过屠夫们的刀枪，一个号称拥有三百万党员和两千万支持者，在世界上仅次于中苏两大党的第三大党，为什么毫无抵抗就在一夜间轰然倒下？印共历史的三起三落，尤其是第三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在党的思想政治理论和组织建设、党的斗争路线和方针方面，对前殖民地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参考和借鉴?这是国际上许多严肃的历史学者至今仍然很有兴趣思考和研究的主题。
抱着这个目的，译者试图把这本从用语、观点、立场和方法来看，显然是另类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翻译出来，给对印共斗争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多一种阅读选择。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思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怕借助别人的批评和帮助来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需要说明的是，本译文对原文略有删节，主要是删除了带较强烈派系色彩具有争议性的评述。
引 言
二十五年前，印尼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很有志气和抱负的革命政党，拥有350万名党员。之后六个月，它实际上就被消灭了，有上百万人民被杀害。但是，这不是印共（PKI）第一次被粉碎。印共在五十年的时间内曾三次崛起，三次被粉碎，而最为恐怖和最为悲惨的一次，就是紧接着1965年9月30日事件而来的那一次。
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本小册子将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此，将聚焦于印共整个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些基本主题和理论问题。
不过，这样写不仅仅是因为对历史的爱好而已。我们相信，印尼的教训在当今所有的前殖民地世界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印共面对的理论问题，跟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积极分子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本小册子正是针对那些认真的积极分子而写的。
本小册子只能算是对于印共极其丰富的历史的一个介绍而已。同时，有关这个题目的书相当多（其中一些非常糟糕），据我们所知，自三十年前有了印共领袖艾地写的“正史”以来，印共的历史尚未曾浓缩成小册子形式出现。
这将会是对印共历史的一次非常严谨认真的审视，不过，必须指出，尽管有各种批评，很明显的是，五十多年来，印共把印尼社会几代尖子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印共被消灭的消息，是对整个国际劳工运动一次可怕的打击。
二十五年来，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报纸拍打着自己的胸膛，天天大肆吹嘘：“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信息。然而，尽管资本主义获胜的空话满天飞，阶级斗争的势头一直没有减弱，特别是在前殖民地世界。本小册子在现在出版，也许是适逢其时，如今，劳工运动的领袖们在国际上实际上正和资本家一起垂头丧气地为马克思主义高唱丧歌。
我们的分析恰恰相反。
在印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曾经是贯穿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历史的支柱。而且，任何屠杀，任何拷打，任何监禁以及任何镇压，都不能消灭思想。
尤有甚者，正如印尼新一代积极分子知道的那样，革命从来不曾也从来不能在座谈俱乐部的围墙内取得成功。政治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不是鉴于其自身的价值。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是行动的指南。正如一位勇敢的死在波文蒂古(Boven Digul，此处为荷兰殖民统治时代关押和放逐印尼政治犯的集中营和流放地，位于新几内亚岛，今之西伊里安——译者)的印共元老阿里尔汉姆（Aliarcham）所说的：“一面学习，一面斗争：不学习就不可能去斗争！”
我们完全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但远远没有死亡，而且将再次成为印尼强大的劳工运动背后的推动力，当它又一次从骨灰上崛起之时。
它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1990年9月
早 年 时 期
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来自一个与众不同的源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于1914-1918年——译者），造反之风吹袭整个爪哇（Jawa）。荷兰殖民主义者处在四面楚歌当中。远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列宁写道：“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进展是，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ies ，印尼在旧殖民时代的名称）的革命民主运动到处蔓延……政党和工会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建立。政府正在禁止它们，因而只能煽起愤懑情绪和加速运动的发展。”
荷兰殖民主义是非常残酷的。一位美国的来访者写道：“一位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波尼西亚指中太平洋的岛群，主要包括夏威夷群岛、萨摩亚群岛、汤加群岛和社会群岛等——译者）被流放到普通的爪哇人活动的一个地点时，将会立即虔诚地相信，这就是传教士曾告诉他的关于地狱的最坏的事情。”对印尼大众的剥削是如此之深重，以致19世纪荷兰社会资本大部分资金的形成，是靠吮吸印尼的财富得来的。然而，印尼人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在下降。
一位自己曾经当过种植园主的作家这样描绘爪哇的契约劳工：“他们可能不会逃离自己的工作，因为这样做受到他们的契约禁止，而这些契约是那些愚昧无知同时受误导的苦力们在爪哇某处签订的……他们是在从事强迫劳动，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是奴隶。这些苦力们由早到晚艰难地、辛劳地弯着腰工作；他们深陷于发出阵阵恶臭味的沼泽地，而贪婪成性的水蛭们则在吮吸着他们稀薄的血液，传播疟疾病的蚊子们也在毒害着他们病弱之躯。但他们不能逃走，因为他们被契约捆绑住。公司的打手、守卫和警察们，这些非常有力气而且像野兽般残暴的大力士们，将会追捕到那些逃跑者。而当他们抓到他时，少不了给他一顿毒打，并把他关押起来，因为契约把他捆绑死了。”
爪哇的第一条公路也是在荷兰总督丹德尔斯（Daendels）的指挥下，利用强迫劳工修建的，那些不能按时完成他们获分派路段配额的劳工立即被吊死。但是，最岂有此理的是，这条公路“只准欧洲人专用。两旁的泥巴路则是提供给‘土著’的！”（注1）
然而，对这种情况非但没有逆来顺受，在整个殖民地时期都发生反荷起义，至于爪哇岛以外的地方，荷兰直到进入20世纪许久之后，才完成对它的直接控制。莱佛士这个英国殖民主义者曾评论说：“自从欧洲人到来之后，他们（爪哇人）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企图重获自己的独立。”不过，各种叛乱总是仅仅在地方或区域层面发生。
1911年，印尼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伊斯兰协会（Sarekat Islam）成立了。它原本是为了保护爪哇峇迪（batik，一种印花布——译者）商人在与印尼华商竞争时的利益而成立的，随后它在乌玛尔-赛伊德-佐格罗阿米诺多（Umar Said Tjokroaminoto）领导下，很快就变成一个由城市商业阶层扩散到城镇贫苦居民，并深入到乡村地区的不满情绪聚焦点。
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位原荷兰铁路工会负责人Henk Sneevliet，因为在荷兰上了黑名单，跑来印尼找工作。在他的推动下，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Indonesia Social Democratic Association，简称ISDV ）于1914年成立。它的会员人数从原来的60人在次年就增加到85人，而且，他们还开始出版报纸，不过是用荷文出版，因为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绝大部分会员都是荷兰人，而且，尽管实际情况显示，贫穷在加剧，他们无法扩展影响至印尼的老百姓。
这时候，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一个社团的伊斯兰协会，相比之下，却拥有成千上万的支持者。于是，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作出决定，把自己的工作向这个社团倾斜，而印尼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这个源头吸收过来的。
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是一位名叫司马温（Semaun）的年轻铁路工人，他在17岁时就担任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泗水（Surabaya）分部的副主席，1917年又担任第一张印尼文社会主义报纸《自由之声》（Soera Merdika—原文如此，英文是The Free Voice——译者注）的一位编辑。
1917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这一年，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内的保守分子由于Sneevliet在党报上写了一篇庆祝俄国二月革命的文章而分裂出去。这篇文章声称：“荷兰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统治将步沙皇的后尘，只要印尼人下定决心去抗争的话。”
政府立即开始对Sneevliet提出控告，并且企图禁止有关起义的议论，它不可避免地产生反效果，要不了多久每个人都在谈论俄国革命了。
在Sneevliet候审的同时，保守派控制的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之Jakarta雅加达—译者）分部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我们应该反对那些置本地居民群体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需要的团结于不顾的人，通过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在内部挑起不和。”
其时，伊斯兰协会也陷入混乱状态之中。司马温已经迁移到三宝垄（Semarang）。在这里，他在创建强大的伊斯兰协会分会的工作中起着关键作用。该分会对伊斯兰协会领导层越来越多地作出公开批评。到了1917年代表大会时，佐格罗阿米诺多和其它伊斯兰协会的领导人要求断绝与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一切联系，但是，作为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势力中心的伊斯兰协会三宝垄分会却获得其它分会的有力支持。
结果，伊斯兰协会不但没有把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除名，反而被迫发表了一篇声明强调指出:如果“议会行动证明是没有效果的话，伊斯兰协会将毫不犹疑地起来造反。此外，大会还谴责外国‘罪恶’的资本主义，要求有政治组织结社自由，根本上改善劳动和土地的立法，实施免费的公费教育。”（注2）
这样一来，伊斯兰协会就由六年前的一个保护商人（利益）的同业公会，以及仅仅在四年前还宣称它无条件效忠于荷兰政府的组织，变成朝着革命方向迅猛前进的一个群众团体（组织）。
不过，布尔什维克领导的1917年10月革命，是当年所有事件中具有最重大影响力的。它发出了震撼全世界的电击般的刺激。然而，它尤其鼓舞了印尼的革命者，因为别人老是告诉他们说，印尼太落后了，它没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足以夺取政权，而且事实上，它还受“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各种因素都阙如”的困扰。可是如今，俄国，这个落后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夺取了政权！
在布尔什维克的鼓舞下，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开始组织士兵和海员苏维埃（委员会），而且在三个月内，就成立了一个拥有3000名会员名为赤卫队的组织。
另一方面，经济情况继续恶化，实际收入由1914至1924年连续不断下降，一种“普遍焦躁不安”情绪到处扩散。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把相当多的注意力都用于伊斯兰协会的工作上，它的地位和影响力稳步地获得进展。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成员达尔梭诺（Darsono）成了伊斯兰协会的正式宣传工，司马温则成了伊斯兰协会负责西爪哇（工作）的专员。
到了1919年的伊斯兰协会大会，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影响力已强大到不容置疑的了。他们的报章在报道这次大会时声称：“……斗争矛头已经是直接指向资本主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少数人对于‘罪恶的资本主义’,一种基于对社会主义某种误解而产生的概念组合作出攻击。”
但是，潮流开始转向。在革命者当中都抱着这样的看法，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将会横扫整个欧洲，包括荷兰在内的一系列革命中的第一个罢了，而它反过来将会贯穿印尼的运动。然而，欧洲的运动被打败了（原因我们稍后再谈），与此同时，印尼的赤卫队队员和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成员被监禁，荷兰人革命者遭到驱逐。
作为商业资产阶级的穆斯林利益集团在伊斯兰协会内持续失去地盘，于是它们开始进行重组，其结果是闹得分道扬镳。在短短几年内，伊斯兰协会就垮掉了。
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通过在伊斯兰协会的工作，使自己由一个几乎与印尼大众毫无联系的荷兰侨民小团体变成在许多地区实际上领导人民大众的由印尼人占压倒性多数的组织。
不过，当伊斯兰协会倒下来的同时，印尼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尚未结束。1920年，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改名为印尼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简称PKI)之后，它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产党，而且，尽管人数很少，它在1920年代，在公众支持度方面远远超过印尼任何政党。
1920年代初，印共领导了许多重大的工潮，特别是1922年当铺工人的罢工和1923年铁路工人的罢工。这些罢工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却进一步吓怕了荷兰当局，转而加强了对印共活动的镇压。印共一些很有才干的领导人，如丹马拉卡（Tan Malaka）、伯斯马（Bergsma）和司马温被驱逐出印尼，Sneevliet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而且接踵而来的还有很多。
也正是大约在这个时期，党放弃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方式，反而作出决定，地方单位不用知会党的总部就可以独立行动，“只要它的决定符合印共的党章和规章制度”。（注3）
在这种日益动荡不安的形势下，试图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基础上组织一个革命的政党，无异于一种灾难因素，尤其是考虑到党相对来说缺乏经验，党的干部频繁地遭到逮捕、监禁和驱逐。（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在一开始作出这项决定时就发挥重大作用。）
1925年中，由于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罢工行动开始再度发生。它们全都是未经工会同意自发进行的，而且全都是小规模的，大部分都不成功。接着，在三宝垄开始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行动。随后，棉兰和巴达维亚的工潮以及泗水近似总罢工的工潮接踵而来。镇压行动加强了。集会权利在凡是有印共存在的地区被禁止了。挫败感和绝望情绪，尤其是在那些剩下的没有经验的领袖们当中扩散。于是，决定在第二年组织一次起义。
“可是，到那时候，一向作为主要革命推动力的爪哇工人组织，由于工潮的失败，正处于一种崩溃瘫痪的状态。在某些地区成立了秘密恐怖组织，但是中央对它的控制很少或等于零，因为中央的想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如今被禁的出版物来传达。地区党组织内部发生了争执，甚至于小单位向分部领导闹独立性的现象日增。”（注4）
使事情变得更为糟糕的是，党的领导层本身在起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起义准备阶段，有些领导人出巡到分部时表明赞成，其他则表明反对这个想法。这个组织很明显地陷入了混乱状态。（注5）
所以，当这些起义出现时都遭到彻底失败了。尽管造反的情绪确实存在，爪哇的运动还是很快就被镇压下去，除了万丹(Banten)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926年底，而苏门答腊（Sumatera）的起义直到1927年初才开始，而且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万三千人被捕，而在被捕者当中有数目不明的人被处决。数以千计被监禁，一千三百人被流放到令人恐怖和传播疟疾的蚊子大量滋生的位于西巴布亚（West Papua，即今之西伊里安）的波文蒂古集中营。
印尼的共产党人的公开活动的第一阶段就这样结束了。
地 下 和 独 立 时 期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这一阶段起，民族主义才成为斗争的重点，而民族主义运动也随之兴起。
事实上，所有资产阶级评论员中最精明的Ruth McVey曾指出，当时的印尼共产党人认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的欧洲一种特殊现象，而不是他们的年代的印尼存在的严重问题……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独立，而且是为了实行激烈的社会改革，这种概念不局限于党中央领导层内的左派教条分子，它是印共受大众欢迎的诉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诉求的力量表现在这一事实，即对手们宁可在几乎所有问题上攻击印共，除了共产主义本身。”（注6）
整个运动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已经陷入倒退的状态。关注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以及随后反过来在印尼内部本身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重要的。
全世界的革命者曾期望，俄国革命能成为一系列革命中第一个至少会使欧洲若干革命时机无疑已成熟的主要国家的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革命。然而，由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基本上站到“他们自己的”资本家阶级一边，而且由于那里年轻的革命政党还没有发展起来成为战胜这种情况的力量，这些国家的革命失败了。
在中国，共产国际曾命令中国共产党根据据说是基于印尼经验的战略，与（中国）国民党，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合作。但是，在这里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区别。印尼共产党人并没有掩盖自己的纲领，而是相反，高声地宣布它。
相比之下，“共产国际领导层命令中国共产党人牺牲自己的纲领去迎合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纲领的需要……解散自己的独立报刊，甚至把自己党员的一份名单呈交给了国民党领导层。”（注7）其结果，中国共产党遭到一次惨重的失败，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杀害，成为1965年印尼发生的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屠杀的预演。
“印共历史第一阶段的结束，给印尼共产党人的活动领域带来转变。印尼本身如今只是舞台上一个很小的角色。直至1935年，在那里（印尼）并没有出现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其时，居住在莫斯科的一位印共流亡领袖慕梭返回到印尼，成立‘非法的印共’。不过，共产党人远为重要的一个活动中心则在荷兰，许多未来的印尼共和国领袖那时候作为学生正在那里生活。”(注8)
好多年来，在荷兰就已存在一个名叫印尼协会（Perhimpunan Indonesia）的民族主义组织，而那些在国外的学生正是参加这个组织。在同一时期，印尼自己内部无数的民族主义组织，包括印尼国民党（或译为印尼民族党，PNI）、印尼党（Partindo）和印尼运动（Gerindo）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而印共党员尤其在印尼运动（Gerindo）内进行活动。在这一时期，在工会内的工作也继续保持。
经济大萧条对印尼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因为税赋增加以应付危机——1926-1932年税赋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农民们被迫典当自己的土地。正如一位右翼作家JM Van Der Kroef说的：“那种无产阶级化过程，长远来说只能加强共产党的吸引力，而1930年代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大的突发事件能被认为是（印共）所制造……毫无疑问，印尼社会日益广泛的政治觉醒在晚些日子已随时可以加以利用。1933年荷兰水兵在七省号（Zeven Provincien）海军舰艇上发生短暂哗变，夺取了舰艇的指挥权，并企图把舰艇驶往俄国的一个港口，直到荷兰的海军战机对它进行了一轮轰炸才终止了这项计划。这场哗变，尽管据说是由社会主义的工会和民族主义者策动的，对印尼政治舆论的发展不是毫无影响，虽然它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其时在印尼的笔者，从多个荷兰人的圈子听说，共产党人确实要对这场哗变负责……”(注9)
出口暴跌。1932年（原文错为1925年，估计指大萧条后期的1932年——译者注）出口销售的总数仅达到1925年的百分之二十五。贫穷和困苦加剧，失业上升，经济萎缩，工资削减。支付的工资（以百万荷兰基尔德货币为单位）：1929年为102；1931年为84；1934年为10。
当时，共产国际不顾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把希特勒上台执政当作它们“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的事实，宣称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必须与他们各自的资本主义（政府）组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正如Ted Grant指出的，“……每个人都清楚知道，希特勒对苏联非常危险。……如今，斯大林在寻找自己的同盟军时，转向了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人民阵线’的政策启动了……”（注10）
在印尼，“人民阵线”政策意味着不仅要与印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合作”，而且也要与荷兰人“合作”。按照这条“路线”，其他的各种考虑，即便是独立的诉求，也必须服从于反对法西斯的斗争。
在荷兰，就荷兰共产党来说，它不仅要把社会主义，而且也要把荷兰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如印尼的独立，排除在议事日程外。与此同时，如今受共产党人控制的国外学生的组织——印尼协会，也把“独立”的字眼从自己名叫《印尼独立》的会刊上删除下来。
这样一来，在1942年日本人入侵印尼的时候，印共曾被迫需要劝说印尼大众应当与荷兰人结盟一起抵抗日本人。但是，印尼大众并不愿意接受这一安排。实际上，（印尼大众）不但不把日本人当作主要敌人，而且，据未来的印共领袖艾地的回忆：当日本人初来乍到时，“印尼人民怀抱着把日本人当作解放者的幻想……”。这种幻想迅即被驱散了。
值得注意的是，荷兰殖民主义者并不像印共那样抱有那种“结盟”的幻想。当某些印尼人真的向荷兰人请求发给武器帮助抵抗日本人时，他们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不可能的”。
这里提供一个与印共正式路线形成有趣对比的事例，就是那些因1926-1927年起义仍然作为囚犯的印尼共产党人的境遇。为了防止日本人利用他们来达到宣传的目的，逃之夭夭的荷兰行政当局把他们一起带往澳大利亚。
他们因为过去十五年身陷囹圄，完全不乐意接受与荷兰殖民主义者结盟的想法。
Rupert Lockwood的评论揭露：“虽然澳共（CPA）加以劝说，印共……最初犯了令澳共毛骨悚然的宗派主义错误。印共把D营铁丝网内发生的许多问题也带来了。印共不少党员说起话来依旧是1926年那套激烈的陈词滥调，并抗拒与荷兰流亡政府合作。”（注11）
但是，澳共坚持立场，并最终成功。他们的“劝说”体现在印共元老沙尔佐诺（Sardjono）身上，（一如Lockwood如此独特地描绘）：“……（他）以身作则……穿上一套荷兰人制服，像是荷印流亡政府公共联络官。”而沙尔佐诺以往十六年光阴却是在一个荷兰人的集中营里度过的！
其他印尼工人并不完全心悦诚服。Lockwood谈到战争期间驻扎在澳大利亚的印尼海员时不无失望地说道：“这些印尼人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之间一场毫无意义的冲突，而战争之后他们将会被要求接受那熟悉的专制主义者的指挥。”
日本人的占领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日本人入侵后只有八天，荷兰殖民行政当局就宣布投降，在印尼大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他们见证了荷兰人被打败，而且是轻易地被打败。
与此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幻想消失了。他们实行一套野蛮残暴的劳役制度（romusha），至少有20万人因此而丧命。据一些史料记载，日本占领时期，有高达2百万印尼人死亡。因此，不管印共对荷兰人的政策如何，但是由于他们对日本人占领采取了敌视政策，的确赢得了尊重。
然而，随着日本战败，整个形势发生剧变，而印共却失去了一次重大机会。
George Kahin在评论从荷兰归来的共产党流亡者时写道：“很明显，当他们于1945年底和1946年初甫抵达印尼时，他们严格地坚持执行莫斯科路线……他们最初的目标与荷兰共产党的并行不悖，就是反对共和国。他们把共和国看作是日本人制造和法西斯的，而他们的目标是要把荷兰与印尼重新联合在一起。所以，荷兰政府乐意用飞机免费把他们送回印尼。”（注12）的确，在独立斗争时期，由于追随莫斯科的指示，印共当时在客观上不只是比印尼国民党（PNI），甚至是比右翼穆斯林政党-马斯友美（Masjumi）更加右倾。
但是，流亡者很快就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是荒谬可笑的。正如Kahin说的，“他们从内部认识了共和国。他们很快做出结论：它既不是日本人制造的，也不是法西斯专政的共和国。他们清楚地了解到，共和国得到居民们的热情支持。”
从1944年中起，在澳大利亚的流亡者组织成立了印尼独立委员会，而且在他们的请求下，澳大利亚工会组织宣布禁止荷兰船只停泊，展现出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这对企图恢复在印尼的殖民统治的荷兰人来说，无异于一根“肉中刺”。必须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受到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影响和实际上抵制莫斯科路线的结果，显而易见，保持一贯的亲荷立场是站不住脚的。
1945年底，一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澳大利亚战斗者》报道了刚由阿姆斯特丹发来的消息：“荷兰政府采取的镇压印尼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激起的普遍愤怒，导致过去一周发生的有组织的士兵抗议运动，在上周六的大示威中达到顶点，而这个城市开始于星期一的大罢工，于星期二晚才宣告结束。”
“在9月的第二周，位于阿姆斯特丹附近的Harderwijk兵营的士兵接到开拔到印尼的命令……士兵们起而反对政府的这个命令……断然拒绝前往。他们成立了一个最初代表150人的委员会，然后到共产党总部，要求给予援助……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总部的领导人拒绝给予任何援助。士兵委员会于是转向其他工人组织……”
就苏维埃官僚机构喉舌莫斯科电台来说，他们无视印尼1945年独立宣言。直到1946年1月，苏联才采取对共和国友善的态度。
在悉尼，奉命前往印尼协助恢复荷兰统治的英国伞兵采取静坐抗议行动，英国商船的海员发生哗变。最后，缅甸、加拿大、斯里兰卡、中国、埃及、荷兰、印度、日本、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苏联、泰国和美国的工人们对荷兰采取了抵制行动。
正是印尼的青年人成为独立斗争背后的推动力量，而且，正是他们那压抑不住的热情促使1945年8月17日独立宣言的诞生。
（实际上，为了迫使苏加诺签字，他们曾一度绑架这位更加较为谨慎小心的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成为印尼共和国总统，而另一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哈达成为副总统。
然而，荷兰人根本就不乐意于失去自己的殖民地。随着英军于9月底开抵爪哇，他们企图在军事上重新维持自己的控制。
据1945年12月的《战斗者》报道，“缺乏重武器，缺乏军事训练，缺乏一切，有的只是对他们的正义事业必胜的满腔热忱，印尼人英勇地起来反击入侵泗水（Surabaya，东爪哇最大城市——译者）的英国人。
“他们的英勇无畏、献身精神和管理能力，令世界包括帝国主义强盗们感到吃惊。现在，这些强盗们发现自己不得不要诉诸武力，而他们原本是希望通过各种欺骗和含糊其词来达到目的。
“英军司令部为了赢取时间以集合他们自己和荷兰的军队，展开一系列有预谋的会谈之后，对几乎不设防城市泗水进行了野蛮的狂轰滥炸和炮击，与此同时，还开放巴达维亚和其他港口，随时迎接据说现今已抵达印度的荷兰军的到来。
“资产阶级报纸幸灾乐祸地说什么印尼人对英军坦克进行“狂热攻击”时被打死，而当军队向一群‘暴徒’开枪时，有许多妇女和儿童也被击毙。
“他们说，一个俘虏也没有抓获，因为这些土著不理会英国人要他们解除武装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他们继续散布有数以千计的日军在为印尼人而战的习以为常的幼稚废话……”
事实上，原本到印尼去解除日本人武器的英军，反而把日本人重新武装起来，如今这两个昨日的敌人却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反对印尼人。
英国人撤退了，但是，反对荷兰人的斗争在继续，有时是在军事层面，但主要是在政治层面，直至1949年12月终于实现独立为止。在这一整个时期，印尼政府控制着国内一部分地区，而荷兰人则控制着其他一部分地区。
然而，印共在放弃与荷兰人结盟之后，依然完全地把自己埋没在独立运动当中。正如Ruth McVey指出的，“印共领导人追随一种极端自卑的政策……将自己的纲领制定得与政府的完全如出一辙，即便是在政府的最不受欢迎的政策方面。”（注13）反映工人和农民利益的诉求，在“民族利益”名义下被搁置一边。
1950年代中期，艾地在回忆印共没有夺取独立斗争中的领导权时写道：“在（八月）革命时期，党放弃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对于自己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进行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些就是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党在八月革命中没能认识到，非法状态不再需要。党没能认识到荷兰人的殖民地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这是第一个错误，就是没能宣称党是合法的并领导革命。”
结果，苏加诺、哈达、沙里尔以及丹马拉卡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军人物之间在独立运动领导权上展开了一场斗争。而此时的丹马拉卡已脱离共产国际，并且开始以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身份活动。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有这些错误，印共依然是一个拥有同情印共的军队支持的潜在的强大力量。由于认识到存在这种威胁的可能性，共和国政府领袖哈达在军队内部展开了一场“重组和整理”过程，意即解散印共部队。支持和反对印共军事部队之间的冲突发生了，而且越来越频繁，最后导致了1948年野蛮残暴的“茉莉芬事件”。
1948年9月亲印共士兵夺取了东爪哇中部城市茉莉芬。情况显示，除地方层面外，印共并无参与策划这次行动。然而，叛乱一旦开始便迅即变成夺取权力的尝试，而且印共领袖慕梭宣称自己是另一个新政府的头头。不过，犹如1926-27年起义那样，它相当快就被粉碎了，虽然这次是更为血腥。然而，印共本身并不需要再经历又一个二十年的地下时期。
的确，在这之后一年内，George Kahin就在《远东述评》（Far Eastern Survey）谈到印共的发展潜力时指出:“这种潜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一批年轻知识分子中间，与他们对实现真正民族独立的希望感到沮丧的程度成正比……一批具有高度领导潜力的年轻知识分子，以前反对共产主义，现正被它吸引过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会加入……要是现任共和国反共领袖被迫要对荷兰人作出更多让步的话。”这段生动描述说明当时的形势是如何瞬息万变。
此后三年内，印共领导了许多重大的罢工行动。Jeanne S. Mintz相当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气氛：“……由于革命热忱的消退，又没有出现一个令人鼓舞的力量取代它的位置，在主权移交后的几个星期里，普遍存在一种失望情绪的不良气氛。从实现自己的独立斗争中扮演了积极作用的印尼人民群众中间，发出了一种稍微含糊不清，然而却是真正的诉求，那就是要求独立随之带来与他们贫穷和艰难的日常生活，有着明显区别的某种积极的和切实的利益。正如他们的领袖曾经预料的：印尼人民很快就发现只有独立是不够的。”（注14）
也正是在1951年，一批以D.N.艾地为首的年轻人进入了印共的领导层，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年龄超过30岁。确实是从这一刻起，印共的第三次重生就开始了。
艾 地 年 代
从一开始，新领导层的出现就带来非常出色的成就。印共党员数量从1952年初不到7000名，于1954年就增加到超过150000人。此外，它属下的工会联盟——印尼总工会（SOBSI）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会组织。
由于民族主义领袖在“茉莉芬”事件后不愿参与“统战”之类的合作关系，印共没有把“统战”精力放在他们身上，而是“被迫把建立一条统一战线的工作集中在下层。这是于1950-1951年间被证明非常有效的一个策略，是印共在暴乱后迅速复兴，并发展了一批强大的共产党群众组织的主要因素之一。”（注15）
这个事态的发展，反映了经济情况不断恶化：失业率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五；封建制的土地关系继续存在；独立并没有带来任何实际利益。令人关注的是，到了1953年，爪哇和苏门答腊百分之七十的种植园又回到外国人手里。
印共继续飞快发展。它在1955年的普选中获得百分之十六的选票，而在两年后的地方选举中，它在中爪哇成为最受欢迎的政党。到了1958年，印共党员数量达到一百五十万人。
在政府层面，一系列弱势和不稳定的联合政府不断更迭——在不到七年时间里，六个内阁一个接替一个。
与此同时，军队高层进行鼓动的迹象日益明显。他们在独立斗争中崛起，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实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为了转移人民大众对他们的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印尼的所有政党都卷入到一场从荷兰人手上把西新几内亚(West New Guinea，原文如此，译者)并入印尼的炽热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去。
而在这一场运动中，印尼工人在由印尼国民党和印尼共产党基层党员领导的一系列大部分自发行动中，占据和接管了印尼国内全部荷兰企业。
武装部队转而没收了这些公司。现在，他们的势力不仅在军事层面，而且发展到经济层面。
翌年，武装部队内一个代表外岛封建势力的派别(在美国支持下)，企图推翻政府。由于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这场叛乱被粉碎了。结果，某些政党被取缔，其他政党的活动则受到极大限制。军事管制宣布实施。可以肯定地说，独立并没有随之带来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
但是，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截至1959年，印尼至少还有举行普选，然而，苏加诺总统在军方的压力下，在那一年解散了国会，而且以总统地位宣布成立一个通过委任的“协商会议”（Consultative Congress）。于是，就这样进入了“有指导的民主”（Guided Democracy）时期，其间，不曾举行过一次选举。
印共赞同苏加诺这样做。
在这里，值得暂停下来思考一下，印共采取这个实用决定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根据艾地的说法：首要任务是为了建立“……一个由全国所有反帝和反封建的势力组成的统一战线，即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这个联盟的任务不是要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要进行民主改革。”
任何关于改变社会的严肃理论，其出发点必须是它所处的社会的具体现实情况。显而易见，印尼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如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它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就是：
彻底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样做，反过来能够创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国内市场。
经过议会民主机构，沿着现代化路线，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发展。
这些任务大体上在19世纪末叶已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完成(如欧洲和美国等)。然而，它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则尚未完成。如此一来，随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用帝国主义方式日益加强对全世界的统治，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添加了第三个任务：
推翻帝国主义的直接统治，甚至在完成这一任务后，还要推翻帝国主义所施加的经济束缚。
简言之，这些措施是把印尼从落后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化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所必需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要由社会中哪一个力量来完成上述任务呢?
在欧洲，这些措施分别由各自国家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用人民大众为他们进行战斗，反对现存的封建势力而实行的。印尼的情况会否如出一辙呢？工人阶级的作用是什么？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
在1920年代初期，当共产国际曾经是一个健康组织的时候，一场极其重要的讨论在其队伍内部发生了。而这场讨论，正是关于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讨论。
列宁从这场讨论中认为：“……我特别乐意强调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和解，因此，十分经常甚至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在确实支持民族运动的同时，又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达成一致协议，就是把力量联合起来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自己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话，那么，又有哪个社会阶层能担当这个重任呢？
“在整个历史上，小农阶级依赖其一小块土地生存，致使眼界非常狭窄，一种范围极其狭隘的视野。更有甚者，由于它是那么复杂松散，它往往依靠城市的阶级领导。在这个现代化时代，它不是由资产阶级就是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注16）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由资本家来领导，因为这个革命是反对它们的，所以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
由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统治，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毫无地位可言。尤其是对印尼的资产阶级而言，作为一个阶级，它是多么的弱小，它实际上是否存在甚至成了一个大问题。不可否认的是，的确存在那种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资产阶级萌芽。
正如艾地自己于1964年不无沮丧地写道：“印尼的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年轻，而且与地主有着许多亲属关系。它的一只腿是资本主义，而另一只则是封建主义的。”
然而，印共领导人还是相信他们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事实上，他们的分析是基于斯大林主义的革命两个阶段论的，也是与印尼的具体实际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
按照艾地的说法：“现阶段印尼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印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不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是已过时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而是一种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
“印尼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它并不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一点表现在这一事实，即它将分配土地给农民，并且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使它可以从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印尼革命的性质也是民主的，因为它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而且是为着全体印尼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注17）
尽管艾地在玩弄什么“新式”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词藻，归结起来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首先是让资产阶级上台执政，然后，经过若干年（？）、若干十年（？）甚至若干世纪（？），工人阶级和农民才上台执政。然而，正如艾地自己指出的：“1945年8月革命的失败表明，印尼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是没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过，由于他们所受的全是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教育，由于莫斯科和北京的权威（影响），以及由于他们在人数方面的发展，印共仍旧继续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基础上。
正如Rex Mortimer说的：“一个党，像印共那样的大党，鲜有对于某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持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并对于它寄以那么多的厚望，而且使自己来适应它，而对它却了解不多。从本质上说，印共领导人是把自己的信任赋予了不是‘盟友’，而事实上是人民大众的敌人的那些人；这就是它是多么危险的原因。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独立后的十来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一项得以完成。封建所有制的关系依然完好无损，议会民主已被废除，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奋起，而是经济一团糟。
经济情况得到的发展，是由国家负责进行的。不过，正如Richard Robison解释的：“……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经济朝向社会化，甚至也不是朝向国有化的一种协同行动……直到1956年，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严重受到以下这种思想的影响：即国家将会为一个国内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经营必需的但超出民族资本能力的企业，并且直接资助和保护一个民族的（这里民族的含义通常是指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此外，“尽管国家一致努力尝试建立一个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发展并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有指导的民主时期正是以这种基本上相同的经济思想作为基础，但是本土资产阶级历史性的无能变得越来越明显。
人民大众没收的荷兰企业，不能交给本土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实在太弱小了，因此，这些企业必需国有化。支配这种形势发展的，并非当权者的愿望，而是具体现实情况所要求的。Robison接着说：“大多数评论员都同意这一点，即直至1965年……本国资产阶级自1950年代以来并无进步。”（注18）
然而，从两个阶段论衍生出来的思想，正是要求工人阶级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工业行动，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盟友。但是，这不是一种平等的联盟。由于这场革命被定性为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的利益应放在第一位，而工人阶级的利益则被放在第二位。
正如Rex Mortimer 所描绘的：“整个重点……在于工人阶级的自我克制作用及其对其他阶级和国家的政治责任……”(注19)。这是全部情况中最为危险，而且归根结底地说，最为致命的方面。
那么，印共为什么能发展得如此神速呢？因为当印尼逐渐趋向灾难临头的时候，整个社会发生了对立……而处在对立一面的则是印共。相对来说，他们没有受到当时贪污成风的丑闻影响，而且，姑不论其政策如何，他们至少被认为是会“有所作为”的——他们是工人阶级传统的而且是唯一的政治代言人。正如Ruth McVey于1960年代初所看到的，“如今，印共实际上是唯一值得被认为是印尼的一个主要因素的政党。玛斯友美（Masjumi，印尼极右回教政党——译者）和社会党（PSI，印尼极右政党之一——译者）由于叛乱的缘故，差不多已信誉扫地……最后于1960年被宣布为非法。伊斯兰教师联合会(Nahdatul Ulama，简称NU——译者)和印尼国民党（PNI）在组织上已经蜕变为自我维系的互利互惠机构。只有贫民党（Murba），这个全国性的共产党……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小派别，与其说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一种思想意识。”
站在另一面的是军人。他们声望日隆，不仅是印尼资产阶级/封建政党弱小的一种反映，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印尼资产阶级自身弱小的一种反映。根据两个阶段理论，这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兴旺发展的阶段，然而，资本家阶级却是如此之弱小，以致必须由军队站出来作为其代表——而军队作为国家暴力，通常来说，是资本主义最后一道防线！
接下来就是典型的波拿巴分子——苏加诺在其间巧妙地玩弄平衡术。到了1960年代初，印尼的阶级力量正在聚集，准备摊牌了。如今只是时间问题。对群众来说，情况已变得难于忍受了。“1963年底爪哇的收成，由于记忆中最为严重的旱灾和鼠患而大大减少……艾地自己在1963年12月的报告里曾提及‘人民如今实际上正在吃任何能吃的东西’，而接下来的数月，各方面的报道都提到苦难在大规模地发生。
据路透社1964年2月16日报道，中爪哇的农作物失收情况特别严重，有一百万人在饿肚皮；在沃诺沙里（Wonosari）县，每天有二至六人饿死；而中爪哇副省长说，有12000人正因营养不良接受治疗，而15000个家庭被迫放弃他们的贫瘠的稻田。安打拉通讯社则详细报道说，在峇厘有18000人正在饿肚皮，而在南苏门答腊粮食严重短缺。人民日报于2月18日报道说，人民正在变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孩子。”（注20）
土地改革法令自1960年就已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一切都没有改变。感到沮丧的农民开始占有土地。乡村地区的警察、军人和反动分子使用暴力对此作出反应。
国家在走向毁灭，平民和军人官僚阶层的贪污和走私泛滥。军人管理效率奇差和贪污腐败毁坏了已收归国有的企业。生产按绝对值计算下降到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产值。印尼曾经一度是大米过剩的地区。现在，它每年却必需输入150000吨大米。锡和橡胶的出口工业逐渐大幅萎缩，只有石油仍然是赚取美元的一个工业。
国家对世界各地的银行有严重负债，预算赤字每年成倍增加。由于长期恶性通胀的结果，印尼盾（rupiah）的币值猛跌到只有其合法币值的百分之一，直至1965年的六年期间，生活费用增加了百分之二千。与此同时，有报道说，令人吃惊的高达国家预算百分之七十五的费用被用作武装部队的开支。
就苏加诺来说，他更为关心在印尼人中间发展“一种对自己国家地位的自豪感”，那是一种生活在满是昂贵工艺品的豪宅里的人才承受得起的感情。为了促进这种“自豪感”，数以百万计的钱被用来建造雅加达的地标式豪华建筑、新林荫大道和宏伟的雕像。
与此同时，苏加诺发布的没完没了的演讲、口号和简略词，越来越多地以左的言辞包装起来，诸如“Manipol（Manifesto Politik，政治宣言——译者）/USDEK（即用Undang2 Dasar 1945 -1945年宪法、Sosialisme Indonesia-印尼社会主义、Demokrasi Terpimpin-有指导的民主、Ekonomi Terpimpin-有指导的经济和Kepribadian Indonesia-印尼特性这五个词组的第一个字母拼成的简略词——译者）。类似的简略词还有一大串，诸如Ampera（人民苦难教训）、Berdikari（自力更生）、Tavip（生活在风险的一年）、NEFOS AND OLDEFOS（新兴力量与旧有力量）、Nasakom（纳沙贡，即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团结）、必需避免本本主义思想、回到革命的轨道以及不断革命”（注21）等等，等等。
印共满腔热情地加入这些口号的大合唱。五十年代初，印共曾称苏加诺是一个“日本人的合”，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者”以及一个“准法西斯分子”。到了六十年代初，苏加诺却在印共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了。正如Rex Mortimer说的，“到了1963年，印共党（对苏加诺）的崇敬几乎达到盲目崇拜的地步。尽管苏加诺对经济事务的愚昧无知臭名远扬和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印共却宣称经济困难的解决办法可以放心地交到他手上去处理……这之后不久，（艾地）给他奉上最终的荣誉，形容总统是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面的第一位老师。”（注22）结果，印共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苏加诺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到1965年8月，印共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仅次于苏共和中共两大党）。有三百五十万印尼人成为印共党员。另外，其附属的不同组织——工会、农会、青年团、妇女会和文化组织，据称获得大约二千万人民的支持。
国际资产阶级益发惊恐地注视着印尼的形势。它们普遍地感到，印共即将取得政权。姑不论它们的政策在文字上是如何表述，具体和现实的形势将迫使它们把经济收归国有，就像古巴和中国发生的那样（也正如我们看到的，有许多部门已经被收归国有）。失去印尼这一世界第五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将会是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可是他们又无能为力来干预。
他们思想上的绝望情绪在兰德公司的一份备忘录里显露出来。在这份备忘录里，美国政策主要顾问（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Guy Pauker写道：“如果共产党人失去苏加诺这个保护者，有能力把分散和意志消沉的反共势力团结起来的其他民族领袖，能否在最近的将来崛起，看来还是一个疑问。特别是这股势力将可能欠缺冷酷无情，使之有可能像纳粹份子在1933年3月5日大选过后的几个星期就去镇压德国共产党那样……印共的敌人包括各次右派叛乱的余孽、被镇压的政党和某些武装部队份子。他们不仅在数量上和群众支持方面，而且在团结性、纪律性和领导能力方面，都比纳粹份子还弱。”（注23）（这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思维——“当你需要他们时，纳粹份子去了哪里?”）
在1965年9月30日夜晚，情况到了紧要关头。最高司令部的六位将领被一小股由中级军官率领的部队绑架和杀害，雅加达的一些地点也被占领。苏哈托将军指挥下的武装部队迅速地扑灭了首都的“政变”企图，虽然战斗在中爪哇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印共被指责为这场“政变”和将领被杀的主谋。
对印共党员和同情者的屠杀开始了。最初情况非常混乱。大多数观察家以为将会有一场内战。正如10月16日的《经济学人》指出的，“除非冒内战的风险，否则印尼最有影响力的政党根本不可能被赶入地下”。的确是发生了一场内战，不过只有一方在战斗。
据1965年12月17日《时代杂志》报道，“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红色同情者和他们的家属正在被屠杀。据说，内陆地区的军队对身陷囹圄的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进行审问之后，就把他们处决了。用有着宽阔刀锋的巴冷刀武装起来的穆斯林份子，成群结队偷偷摸摸地在晚上溜进共产党人的住家，把全家人杀害之后，就随随便便地把他们的尸体埋在浅坑里。
“穆斯林份子在东爪哇把受害者的头颅挂在木杆上，并拿它在各村庄游行展示，使这场大屠杀运动变得如此恬不知耻。大屠杀的规模达到这样一种可怕程度，即受害者死尸的处理，已经导致东爪哇和苏门答腊北部出现严重的环境卫生问题，那里的潮湿空气充满着腐烂肉体发出的难闻的臭味。据到过这些地区的目击者说，那里的小河小溪简直已经被那些尸体堵住了。当地的河运已经严重受阻。”
1966年5月8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报道，一位在日惹附近乡村学校教书的教师曾经这样说，“我的学生跟着军人出去。他们指出谁是印共党员。那些军人当场就把这些共产党员连同他们的全部家人枪杀了，妇女和儿童也不能幸免。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纽约时报》记者Seth King评论道:“泗水，是东爪哇的首府，长期来是共产党的活动中心之一，市内贯穿着许多浑浊的运河。自去年10月，生活在运河边上的家庭一个令人感到更为可怕的任务就是，每天一大早必需起身推走堆集在他们园子梯级附近的尸体。”（注24）
在峇厘这个曾经是印共党组织发展最快的中心地方，大屠杀已经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一场，以致军队最终要介入来控制它。而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从来都不是以人道组织闻名的机构也这样写道：“就被杀人数来说，印尼的反印共大屠杀可列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大屠杀之一……”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有五十万到一百万的人民——工人阶级的精华和印尼社会最优秀和最有前途的儿女被屠杀了。印共关于革命分两个阶段的理论就以残酷恶毒没有阶段的反革命终结了！
但是，整个形势最难于令人置信的一点是，印共这个拥有二千万支持者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几乎毫无抵抗地就全军覆没了。正如Rex Mortimer阐明的，“一个被驱散和震慑的领导层，看来已完全失去能力来集合党的力量，或应付自己党员被大批杀害的局面。（印共）领袖坚持把摆脱困境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苏加诺身上，自己却匿藏起来，致使失去实际活动的能力。以下是一位身为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妻子的印共党员在讲述她和她的丈夫在政变后的数月以及数年的反应，说明党的干部力量是如何陷入瘫痪状态的：
“9-30事件之后，我们如常工作了好些日子，但是没有一个我们接触到的人能够告知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当雅加达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恶劣的时候，我们只能坐在家里，等待指示。我的丈夫完全没有获得任何指导要如何应对这种不测事件。我们没有预料到情况会变得如此糟糕。我们以为这是党的一次挫折，但是苏加诺最终会处理好这一事件。
“这就是党之所以崩溃得那么快的原因。没有指示，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向谁求助或者该相信谁，自从大逮捕开始，我们知道有人叛变……（党的领袖）只是捎话来要我们等待，而我知道一位党领袖的妻子奉命去见苏加诺。”（注25）
苏加诺……完全依赖于苏加诺。
根据他们关于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的理论以及随着所有政党消失之后，印共得出结论，即苏加诺本身，作为个人，如今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苏加诺没有群众性组织。如果苏加诺是代表某个强大阶级利益的牢靠人物，他决不会如此之快倒台。
实际上，不是苏加诺，而是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在一起的军队，最终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划分的对立面是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印共。当这些强大的阶级对立力量最终分崩离析的时候，苏加诺简直就掉入裂缝里去了。
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印共第三次被血腥地粉粹了。印共队伍为此大吃一惊——对党教导的艾地有关国家“两个方面”的荒谬理论，感到疑惑。
（正如印共本身转入地下后于1966年所说的：“根据这一‘两个方面理论’，在印尼能够出现一个奇迹。这就是国家可以不再是统治压迫阶级压制其他阶级的一种工具，而可以使之成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共同享有的工具。而且国家政权的根本变化……可以通过发展‘支持人民’的一面和逐步消灭‘反人民’的一面和平地完成。”从本质上说，这种理论实际上不过是典型的改良主义货色。）
艾地事前对绑架将领的计划完全有可能是知情的。它显示出整个领导层的态度——宁愿由上层处理而不去动员群众。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吧，艾地曾对独立斗争时期的印共领导层作出这样的批评：党“放弃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并且不够重视自己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的工作。这些就是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历史本身往往会重演。
但是，让我们回到更上一代，回到印共本身最初创立时期来看。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右派不是反对把阶级问题提出来，并提出：“为了达致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土著居民各集团间必需团结起来……”的要求吗！难道这点不是意味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吗？难道这些右派跟那些后来建立印共的人之所以没有分道扬镳，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吗？
难道伊斯兰协会的佐格罗阿米诺多那一派人没有一面谴责“罪恶”（在这里他们指的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一面又支持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吗？
在艾地领导下的印共事实上又回复这些思想。然而，印共最初正是在反对这些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于是，轮子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处（喻问题在原处兜圈子）。
1960年，艾地明确指出，“阶级斗争从属于民族斗争”，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至少是慕梭于1935年从莫斯科返回印尼以来的时期的印共政策。印共的历史，从许多方面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一部历史。显然，它具有某些本地的特色（诸如对一个人——苏加诺的依赖），但是，导致印共处于这种地位的根本的理论基础，最初是从莫斯科传过来的。
1961年2月4日，印共重演了一次1920年代中国发生的令人恐怖的事件，就是把一份党员名单呈交“当局”，而名单上列明（党员）地址、党内职务和入党日期。就连当时的印尼的资产阶级观察家也得出1960年代的印尼和1920年代的中国，情况相类似的看法。
但是，悲剧并不止于那里。不到十年之后，智利的劳工运动被粉碎，工人阶级最优秀的份子遭到屠杀，因为完全执行了相同的政策。的确，“……智利阿连德政府被美国支持的势力推翻，正是在‘雅加达来了’的口号下进行的。”（注27）
就像智利的案例那样，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错综复杂和血腥的手段卷入了消灭印共的行动。但是，它们的作用不应被夸大。正如在智利那样，在印尼，正是印共领导层所犯的错误，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犯那些错误的话，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努力，亦是枉费心机的。
印共有可能取得政权吗？是的，我们相信，有好多次了。或者让我们把问题说得更为准确一点，取得政权的客观条件有好几回已经成熟。在1920年代，撇开组织方面的混乱不说，它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取得政权），肯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丹马拉卡相信，1926年的起义时机已经太晚，并且相信，如今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逐步增强党的力量——这点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很明显，到了独立斗争时期，印共根本就把领导这场斗争的机会拱手相让出去。
同样，在1960年代，印尼的革命时机也已经成熟，这点不成为问题。国际资本主义的态度总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而它们的态度又是什么？这种态度由惊慌失措到惊恐万状不等！让我们别忘记，例如1960年代的印共，在数量上比起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具有某种程度的更大优势。然而，在政治理论方面，它却远远落在了后面。正是理论而不是数量，成为印共的问题。显然，即便是对于理论采取了最为一丝不苟的态度，也不能一定保证胜利，有时条件就是不成熟。不过，我们并不相信，1940年代和1960年代的印尼，情况是如此。
甚至不排除印共在苏加诺继续担任政府名义首脑的情形底下，于1960年代就取得政权。但是，如果他们取得政权（有或没有苏加诺），不可避免的是，鉴于领导层的政策，它产生的政权将不会是一个由工人民主管理具有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而是一个类似中国的畸形的工人国家。尽管如此，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在东南亚最大的国家的消灭，将会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并且是对国际被压迫群众的一个巨大鼓舞。
尤有进者，印尼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里穆斯林居民最多的国家。倘使1960年代印共取得政权的话，整个中东发生的事件的模式，从那时开始就完全可能非常不同，更不用说印度和巴基斯坦了。就东南亚地区本身来说，一个最大的国家的革命，其反响将会是巨大的，而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来说，在失去中国不过十来年的光景后，又失去世界第五大国将无异于一次毁灭性打击。
复 兴？
那么如今的形势如何？自1965年以来，初期的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获得了发展，有些也已经成为巨富，然而印尼的工资水平在东南亚依然最低。此外，印尼决不可能追上日本，甚或南韩的发展。为时简直就太晚矣。
正如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指出的，“战后能称得上从落后的社会发展成为完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日本和东南亚的所谓‘新工业化国家’（即南韩、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导致他们发展的背后原因，就是对中国革命这个榜样感到害怕。革命曾经扩散到朝鲜、越南和马来亚，即便是日本，在1940年代，革命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危险。
“这些国家的资本家阶级没有能力打破封建地主的势力和贯彻实行土地改革，而做不到这一点，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日本，尽管它的社会落后，早已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致使美帝国主义要以麦克阿瑟将军作为其占领军首脑，来否定战败的日本军阀的决定，实施了一个十分激烈的土地分配计划，与此同时，拿出庞大的美元津贴来资助工业化政策。
“美帝国主义在其占领下的南朝鲜实行了同样严厉的土地改革，以阻止来自朝鲜半岛北部的革命的蔓延。而且，又是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在某种意义上，他可说是本世纪最进步的资产阶级份子）完成了这个（土改）计划。
“在台湾，因中国大陆的革命逃离到这里的蒋介石军队，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以稳定其占领下的岛屿。新加坡和香港其实是‘城市国家’，均建基于近海岛屿，所以，土地问题并不是那么难于克服。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著名的‘新工业化国家’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它们全都是由已经被革命横扫的国家里分裂出来的碎片——被放逐了的反革命！绝不可以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可行性的论据。“（注28）
就印尼的土改来说，恰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独立后，朝着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巩固地主阶级地位的倾向在继续发展。文武官员经常用从商业世界以外积累的资本来涉足这个领域。”(注29)
1亿8千万印尼人民大众有百分之八十在最低生存条件下生活（据最新统计，印尼人口已达2亿以上——译者）。印尼的婴儿死亡率在东盟国家里最高（87/1000），百分之八十九的居民没有安全的饮用水。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民主这一方面来说，今天的印尼比起荷兰殖民统治时期还缺少民主。显然，历史证明，印尼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自己的革命。
那么，印共的情况又如何？在印共进行最后抵抗超过了二十年之后，政府依然还在射杀那些老人，依然还在清洗文职官员中的那些“共产党人”。至于印尼的工人阶级会否在印共旗帜下或其他旗帜下重组政党，现在还很难说。不过，这实际上不是主要问题。正是党采用的纲领而不是名字，才是至关重要。
1965年后，直到1968年，断断续续有报道说，幸存的印共份子展开游击战活动。但是，在印尼，把游击战争当作主要的战术，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完全是地理因素使然。爪哇岛过去是，今后仍然是全国的中心。爪哇在1960年代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要比荷兰或比利时还高。如果说，1960年代的情况是如此的话，那么自那以后，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今天的人口密度要比过去高好几倍。
在各城镇的工人阶级，才是主要的社会力量。这不等于说，完全排除在较后一个阶段，外岛可能进行某种形式的游击斗争，作为对城市工作的一种补充。尤其是指把工人群众都武装起来的“武装斗争”，在某个阶段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但是，以游击战争道路，或者更糟糕以个人恐怖行动作为主要的策略，完全是一条死胡同。的确，1920年代发生的恐怖活动事件显示出组织的混乱。不过，还有更为严重的危险迫在眉睫。
今天有许多印尼人冒充为“民主人士”和“人民之友”，明天将会有更多这种人。他们中的某些人双手沾满了血腥。有一天工人阶级运动真的重新崛起的时候，千万别错把它的敌人当成自己的朋友。
革命的风暴又一次正在席卷印尼，而正是青年人再一次站在最前列。印尼革命历史的过去篇章铭刻着司马温、达尔梭诺、丹马拉卡以及其他千千万万青年人不可磨灭的功绩。就像今天那样，正是这些聚集在学习团体和活跃份子小组里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和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他们将组成这次复兴的核心。
在今天的印尼，工人的政党被禁，真正的工会被禁，左翼的报纸被禁，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也被禁。可是，尽管政府要禁止，目前在青年积极分子和学术小组中正在辩论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正是从这场辩论中，当然，还有从反对所有政权中最邪恶的这个政权的斗争中，明日之革命干部正在形成。这本小册子正是献给这些英勇的年轻革命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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