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高海浩同志并转省委书记赵洪祝同志：
我叫胡尧海，原浙江日报社革委会委员、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以上两项任职均经上级党委批准）。大学毕业参加了两年的四清运动后，1966年7月由省委组织部分配至浙江日报社工作。
我出身在父兄两代做长工的雇农家庭，从小受到党的教育、培养，中学三年、大学四年，都享受甲等助学金，对党和国家、对毛主席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自然和自觉地参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
1976年10月以后，在所谓的“揭、批、查”运动中，我受到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1976年年底，以“莫须有”罪名追查“现行反革命”的“攻击性言论”，将我关进“住读学习班”隔离审查。这种“学习班”完全是搞逼供信，在不到10平方的房间里，除了我自己的一张床外，又加了两张床，人只能横行，4个监管人员，24小时看守。事情非常巧，我被隔离审查的第一天，我四岁零四个月的女儿，由我姐夫带领从慈溪乡下来杭州玩。看到此景此情，幼小的女儿她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抱头痛哭，在她心灵深处留下了人世间冷酷和凄凉的阴影。
追查我的“现行反革命言论”，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只有一句话：“华国锋有什么英明、伟大！”这句话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似乎拿到了重要“罪证”。其实这句话我是在夜编办公室，大庭广众之中讲的。我只不过对当时报上连篇累牍，用尽一切溢美之词对华歌功颂德，有的言词超过了对毛主席的赞颂，对这种脱离实际的宣传表示不满而已。报社专案组一再逼我交待其他“现行反革命言论”，由于逼不出什么东西，隔离审查草草收场。
时间到了1977年二三月间，又一次隔离审查我，关在资料室的一间房间里，照样24小时有人看管，要我交待“篡党夺权”，搞打、砸、抢的罪行。上厕所、去食堂都有专人跟踪。其间， 1977年7月23日 曹本皓同志被逼跳楼自杀后，对我的看管更紧了，不但搜去了普通的药片，小小的一把水果刀也收去。监管的同志一步不敢离开。我对这些同志讲，你们有急事要走开一下，把门反锁，放心走。搞逼供信逼得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一天，专案组要我交待与“四人帮”的关系。我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出与“四人帮”有什么关系。他们说我不老实。几天过去了，实在没法，专案组提醒我一件事：有人因写信给报社受到打击迫害。这样使我回忆起一件事：大约在1973-1974年间上虞石灰厂有一个工人，寄信给报社，信是写给江青的。信中讲到，当年毛主席年轻时下乡作社会调查，而王洪文高高在上，不深入基层群众……我兼管群工组工作，群工组把信送给我后，我感到事关重大，报社无权处理，就叫摄影组的同志把信件拍下来，原信转给省委办公厅。我没有发表一点意见。这就是与“四人帮”的关系，害得我几天几夜头痛脑涨，睡不着、吃不下。专案组人员还指名道姓要我揭发报社及省里的有关领导。笼糠里榨不出油，几个月后，隔离审查结束。
紧接着，1977年10月，这天是农历霜降。当时的报社领导不办任何司法手续，把我押送到余杭北湖公社张堰村的一个畜牧场监督劳动。这个地方原是一个劳改农场。在那里，虽然有风霜雨雪的苦难，但也享受到普通群众的关心爱护。农民兄弟没有歧视我。有一个70多岁的老党员，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胡同志，江青和毛主席睡在一起，你们晓得个屁！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把文革期间发生的事，算到我们头上，是十分不公平，是完全错误的。而这位老党员是一个一字不识得横划的人。畜牧场里有的同志怕我吃不饱饭，暗暗塞给我饭票。到了冬天，鱼不容易捕到。畜牧场有的农民兄弟用一种很原始的办法，用一根长长的竹杆，一头缠着一个圆球型的重物，竹杆向河中心搅动，鱼会游到岩边去，躲在茭白窝里，再用手去抓。农民兄弟对我的赤诚之心，我没齿难忘。畜牧场一年多的监督劳动，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人间自有真情在”！
1979年初，我从畜牧场回到报社，我的待遇转为在报社内部监督劳动，做泥工、搬重物，直到1980年初被赶出报社。
报社在“揭、批、查”运动中，除了高丕忠被关进监狱，我到农村监督劳动外，押送农村的还有杜荣进、贝新荣、贾建虹、陈云丁、沈承年（系工人），春节不准许回家；报社内部监督劳动的有：江民繁、顾纪良、傅斌、朱其梁、华一鸣、陈介清、马汝民、吴有德、刘瑞康、沈玉祥（总机室工人，他劳动的时间最长，超过编辑部干部）。这种“揭、批、查”，毫无法律观念，毫无人性，完全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整人运动”。难怪曹本皓同志被活活逼死！
一个人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心灵创伤，留下的伤疤，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淡化，但有的领导者，或重要的参与者，事后从不表示一点愧疚之心，有的至今还自诩“正确”，处处自命不凡。要抹去一大批同志的精神伤疤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要遗留给下一代。“加害者易忘，受害者难忘。”这也是一种历史现象。
在“揭、批、查”运动中，把造反派说得一塌胡涂，面目可憎。在我看来，十年文革，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乃至全国，要说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无法分清。在全国来讲，公开站出来要保刘少奇邓小平的屈指可数，大多数人随大流。就浙江日报来讲更是如此。对当时的省委领导，一派要打倒江（华）、李（丰平）、陈（伟达），一派要打倒曹（祥仁）、赖（可可）、沈（策）。在报社内部也是如此。象黄铁汉，他是浙江日报社副社长，皖南事变后被俘后，送进上饶集中营，参加暴动后出来继续革命；象丁菲（女），浙江日报社副总编辑，四明山三五支队出来的老同志。他们对报社的造反派有倾向性表示，同情、认可。而报社另一派抓住不放，缠住他们，弄得这两个领导人寝食不安，最后精神失常，以后靠大量的镇静药度日。由于药物的副作用，这两人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报社还有一位同志叫陈耀，浙江日报社金华地区记者站负责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文革一开始，他把矛头直指省委一把手江华。说实话，他的大字报火药味浓，用词激烈，引得报社另一派的不满和纠缠，很快他被逼得精神崩溃、失常，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认得，整个夏天不洗澡，送精神病医院治疗后，虽然病情有好转，但靠服用冬眠灵度日，也由于药物的副作用，五十几岁就去世了。在文革期间还有一个情况，不管哪派，都千方百计打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消息、指示，谁一旦先拿到手，谁就沾沾自喜，在另一派面前炫耀。你讲，这时分得清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一些老干部的情况也如此。有的老干部，出于私心，出于自保，拼命向造反派靠拢。有一位省、市级有名的老干部（曾任浙江日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他通过关系暗中与省里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挂上钩（这位老同志今天还健在）。这种情况决不是仅仅一例。
我总认为，文革期间，参加一派群众组织，是极其自然的，不论参加哪一派，关键是都要恪守做人的基本原则，要有良心，不能昧着良心，不能侵犯人格，要尊重人的尊严。但在“揭、批、查”运动中，根本不尊重事实，不尊重历史。在报社，在浙江全省，凡是文革初期要打倒江、李、陈的一派，统统要批、要查、要斗，一个也不漏。结果怎样呢？有的被逼死，有的坐牢监，有的开除党籍，有的留党察看，有的被赶出原单位……而这一大批受到不公对待的同志，他们有什么罪，有什么错呢？就浙江日报社而言，反革命言论一条也没有，打砸抢一个证据也没有，所谓“篡党夺权”、“上纲上线”的材料一条也找不出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实是对历史的诠释。浙江日报社“揭、批、查”的历史，是整人的历史，极左的历史，错误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有优良的传统，对历史上发生的错误、问题，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几次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最好的证明。作为报社现任领导，要你们代人受过，实不应该，也过于苛求，但如果出于公心，敞开胸怀，以不凡的气度向一些受过重大伤害的同志表示一点抚慰、歉意，这对消除积怨，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无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此致
敬礼！
胡尧海
2010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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