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二十三章 卫士的反抗即将到来
本章的标题不是一个预言，而只是一种希望，我下面就对此作一个说明。
就本书的标题来说，它并不十分准确；写一部“‘人民’的历史”，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胜任的事，而且这种历史也是最难再现的历史。我之所以以此为题，只是因为，尽管它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却是一部对人民的反抗运动表达敬意的历史，而对政府来说却满篇都是不敬之词。
这样一来，它就成了一部明显带有特定倾向性的历史记述。但我并不为此感到困扰，因为在大量的历史著作的影响下，我们总是过分地倾向于相反的方向，即过分地强调国家和国务活动家的历史活动，对人民大众的运动却既不表示关注，也未给予重视。这样，我们就需要有某种反作用力，以免使我们再次屈从于传统。
有关这个国家历史的全部著述，无一不以立国之父们和总统们为中心，但正是这些大人物们严重地压制了普通民众的行动能力。这些历史著述声称，在出现危机的岁月里，我们必须寻找某个伟人来挽救我们：在独立战争的革命危机中，要寻找立国之父们；在内战反奴隶制斗争的危机中，要寻找林肯；在大萧条时期，要寻找罗斯福；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危机中，则要依靠卡特总统。而且，在一次次的危机期间，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不仅都完全正确，而且足以为我们恢复原来的那种正常的状态。这些历史书还教导我们说，公民所作的最崇高的行动，就是在这些救世主中间作出选择，每4 年去一次投票站，在两个性格不使人讨厌、观点也比较正统、肤色白皙而又衣冠楚楚的英裔男性中间作选择。
寻找救世主的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之外，被带入到整个文化之中。我们学会了去追逐各领域的明星、领导者和专家、行家，这样也就等于放弃了我们自己的力量，不仅使我们自已的能力失去意义，也使我们自身被湮没了。但是也有不少的美国人，不仅拒绝接受这种观念，还常常起来造反。
然而这些反抗一直受到压制。美国的制度是一种进行操纵和控制的制度，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独具匠心。在一个自然资源、才智潜力和劳动人手如此丰富的国家，这套制度本来是能够把充足的财富分配给更多的人民，从而防止把反对者变成制造麻烦的少数派。一个如此强大有力、如此幅员广阔、如此能使它众多的公民感到愉快的国家，它完全可以让那些感到不快活的少数人，自由地去做不同政见者。
没有一种控制制度，既能具有更多的发泄渠道、更广的回旋余地与更大的灵活性，又能更多地回报被选中者，更多地赢得彩票；没有一种制度，能通过投票制度、工作职位、教堂、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等来扩展它的更复杂的控制权；也没有一种制度，能更成功地通过改革和使人们相互隔离与孤立、通过培养爱国主义的忠诚，来平息它的反对派。
仅占国家人口百分之一的人，却占有它三分之一的财富。至于其余的财富，则是这样来分配的：即让其他99 % 的人相互敌视对立，让小财主与没有财产的人相对立，让黑人与白人、土著与外来人相敌视，让有知识和有技术的人与没有受过教育和没有技术的人相对立。不仅要让这些群体相互之间抱怨、敌视，还要让他们以如此的热情和暴力来相互攻讦，这样一来，他们就看不到彼此所处的地位实际上是一般无二，这就是：在这个非常富有的国家里，他们都不过是残羹冷炙的瓜分者而已。
尽管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少数精英的控制，生存资源已变得非常稀少，人们不得不绝望而痛苦地为之相互争斗。但我决定不顾这一现实，仍然把这99％的人视为一个整体：“人民”。我要写一本历史，试图阐述他们被埋没、被歪曲了的共同利益。我所要做的事，就是强调这99％的人的共同性，表达对那1％的人的深深憎恶之情，而这恰好是美国政府（从立国之父到现在）以及与它们合流的财富精英都极力想避免的。麦迪逊就曾对“多数派”感到害怕并希望新宪法能对其加以控制。他和他的同僚以这样的一句话作为宪法导言的开始语：“我们全体人民……”，其用意就是要说明新政府是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并希望人民能把这一神话当成事实接受下来，从而保证“国内安宁”。
虽然已经历经了数代人，但这种矫饰之词却不仅仍在继续使用，而且还用包罗万象的实物和口头的象征物如国旗、爱国主义精神、民主制度、国家利益、国家防务、国家安全等等来支持这种矫饰之词。这些口号和说法已深深地渗入了美国文化。这就像西部平原上围成一圈的带帆布篷顶的大马车，白人和多少有点特权的美国人从里面射杀外面的敌人——印第安人、或是黑人、或是外国人、或其他也想拧开车门挤进去的白人。商队的老板们则在安全距离之外远远地观望着，当战斗结束原野上摆满了双方的死尸时，他们就冲过来夺取这块土地，并准备另一次的远征，去争夺另一块土地。
但这个图谋从来没有很好地发挥过作用。美国大革命和宪法都试图通过包容殖民地时期阶级间的愤恨（与此同时却奴役黑人，侮辱或驱逐印第安人）来维持稳定，但在内战爆发前，不仅佃农起义、奴隶造反时有发生，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也发出了激忿的抗议并奋起反抗，印第安人也开展游击战。如果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的话，它做得并不是很成功。内战之后，随着南北精英之间的新联合进一步向前发展，南方的白人和下层阶级的黑人陷入了种族冲突，北方的土著工人和移民工人也发生了对立，农场主们则扩展到了全国，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也在工业中和政府机构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在产业工人中间开始频频出现造反行动，农民中间也萌发出强大的反对派运动。
到20世纪与19世纪之交，用武力平息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反抗，以及用选举和战争来吸引和转移白人反抗者的注意力这两种办法。在现代工业的条件下，显然都已不足以防止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浪潮，不足以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群众性的劳工运动。无沦是战争，还是20年代的一时繁荣，或是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明显挫折，在当时经济危机的形势下，都不能防止30年代发生新的激进觉醒和新的劳工起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新的统一，在冷战的气氛中，随之而来的是对战争期间出现的强大激进情绪进行压制，这一努力显然获得了成功。但令人惊讶的是，后来却发生了60年代的浪潮，这一浪潮是来自那些长期以来据认为已经被征服或是不值得重视的人们：如黑人、妇女、土著美国人、监狱犯人、军队士兵以及新的激进主义者。在因越南战争和水门政治丑闻而感到失望的人群中，这种激进主义有广泛扩散的危险。尼克松的下台，独立200周年的庆典，卡特的上台当政，这一切变革都是把恢复原状作为目标。但恢复原来的制度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在里根和布什时期，这种不确定性和疏远感进一步加剧了。1992年克林顿当选后，虽然含糊地许诺要进行改革，但那些对他满怀期望的人并不感到满足。
随着这种不和谐状况的持续发展，对这个权力机构（一个由忧虑不安的实业界官员、军队的将军们和政府的政客们所组成的俱乐部）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坚持国家统一这一历来惯用的矫饰之辞。在国家统一这个托辞下，政府被说成是所有人的代表，他们共同的敌人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国内发生的经济灾难或者战争动乱，只是偶发的悲剧性事故；与这些灾难的肇事者同属一个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完全可以纠正这些过错。对他们来讲，唯一重要的是，要继续确保大特权享有者和小特权享有者之间达成的这种人为的统一，至于其余的99％的人，那就继续让他们处于各种各样的分裂对立之中，并且继续让他们相互成为发泄怒气的对象。
让中产阶级纳税来救济穷人，除了羞辱中产阶级之外，还在他们与穷人之间制造了怨恨，这手段是多么的巧妙！用公共汽车接送穷黑人孩子进入穷白人邻居区，让穷人的学校陷入暴力冲突，而有钱人的学校丝毫无损；国家的财富，若是救济那些需要免费牛奶的孩子们，用起来总是慎而又慎，但为了制造一艘航母，却不惜耗掉数十亿美元。这一切做得又是多么的老练！一方面，通过提供小小的特殊补贴，来满足黑人和妇女对平等的要求，同时又让他们为寻找工作机会去同每一个人进行竞争，而这种机会早就由于这个不合理的、浪费的制度变得非常稀少了。这又是多么的富有创造性啊！把大多数人的担心和愤怒吸引到繁殖（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罪犯的阶级身上，从而转移大家对执法官员合法地大肆盗窃国家资源的注意力，这比起消除他们来要快得多。
既控制权力又实施惩罚，既拉拢诱惑又作出让步，既要进行牵制也不忘施以欺骗，所有这一切手法，在这个国家的整个历史上一直都在发挥作用，但权力机构还是不可能完全确保自身的安全而不遭受造反的威胁。每每在它看来似乎已经取得成功，人民似乎已经被诱惑或被征服之时，民众却每每又骚动起来并奋起反抗了。黑人，曾被最高法院的判决和国会法令的甜言蜜语欺骗过，起来造反了；妇女，曾被追求也曾被漠视、曾被施以浪漫温情也曾饱受过种种虐待，起来反抗了；印第安人，当局认为他们已经死亡，结果重又出现了，还向当局发出了挑战；年轻人，尽管一度曾被职业和舒适生活所引诱，也被传染了；工人，当局认为他们已经被改革抚慰得温顺了，已被法律调教得变好了，已被他们自己的工会封闭在小圈子内了，现在也起来进行罢工了；政府里的知识分子，曾经保证过要为当局保守秘密，也开始吐露真相了；就连教堂里的牧师们，也从虔诚传道转向发出抗议之声。
之所以要重温这些历史，就是要提醒人们，权力机构是乐于让他们忘记这些的：即，那些表面上似乎孤弱无助的人，实际上却拥有进行反抗的巨大能量；那些表面上似乎感到满足的人，也拥有要求进行变革的强大能量。揭示这种历史，就是要揭示出人人都拥有维护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的强大动力。也就是说，即使是在陷入深深的悲观之时，也要坚信会有奇迹发生。
但是，过高地估计阶级意识，过分夸大这些反抗及其所取得的成功，将会发生误导。因为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不只是在美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一样．国家仍旧操纵在精英们的手中。人民的运动，尽管它们显示出了无穷的、一再复兴的能量，但结果仍旧是要么被打败，要么被分化瓦解，要么被引入邪路，导致“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们背叛社会主义，而民主主义的革命则又走向新的独裁。
但是，大多数历史著述都有意对人民的反抗运动轻描淡写，而对国务活动家们的作用则大着笔墨，这样就等于是鼓励公民中存在的软弱无能之感。当我们密切关注一下反抗运动，或是看一下那些孤立进行的反抗活动，我们就会发现，阶级意识，或是对任何其他不公正现象的觉悟，其表现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有许多表现和显示自身的方式：既有公开的、直接的，也有微妙的、隐蔽的。在一个以进行胁迫和控制为目的的制度下，人民不能表露和展现他们听了解的一切、他们所感受的一切，除非他们确实感觉到，他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也不会因此导致自身被摧毁。
再现人民反抗运动的历史势必将对力量提出新的定义。按传统的定义，不管谁，只要他能指挥军队、支配财富和左右官僚的思想，并能控制文化，他就有力量。用这些标准来衡量，民众的反抗运动看上去从未强大到足以使自己生存下来。
然而，反抗运动所取得的各种出人意料的胜利，哪怕只是暂时的胜利，都暴露出权力机构虽貌似强大有力，实际上却脆弱不堪。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若没有数百万人的服从和忠诚，权力机构便不可能生存。这些人就是士兵和警察，教师和部长们，行政官员和社会工，技师和生产工人，医生、律师和保育员，交通工人和通讯工人，垃圾工和消防员。这些人不仅被雇用，还享有某些特权，被拉入与精英们结成联盟。他们变成了这个制度的卫士，在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充当缓冲器。正是他们维持着这套制度的运行，而它只需为此给他们一点小小的回报就行了。如果他们不再表示服从的话，这个制度的垮台就为时不远了。
我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只能是在这样的时候，即当我们大家，当我们这些稍有点特权、稍有点不适感的人都亲眼看到，我们就像阿提卡犯人暴动中的那些卫兵一样，是可以被牺牲掉的；权力机构，不管它给我们什么样的回报，为了维持其控制权，如果有必要，同样也会把我们干掉。
在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新的事实可能会非常清楚地呈现出来，从而导致人们普遍抛弃对这个制度的忠诚。在原子时代，新的技术、新的经济和新的战争条件，都使得这个制度的卫士——知识分子、房东、纳税人、熟练工人、政府的雇员等等，越来越不可能使自己继续免受黑人、穷人、罪犯、海外敌人曾经遭受过的那些暴力（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的侵犯。经济的国际化，难民的流动和非法的跨界移民，使工业化国家的人民，更难面对世界上贫穷国家发生的饥饿和灾难而无动于衷。
在新的毁灭人类的技术变革、经济扩张、全球性污染、战争失控等等条件下，我们大家都成了人质。原子武器、看不见的射线、经济无政府状态，都使得无法区分清楚谁是犯人、谁是卫士，而且这些身负重任者也不会在加以区分时做到慎而又慎。不能忘记，当有新闻报道说美国的一伙战俘可能就关在长崎附近时，美国那位高级指挥官是如何反应的：“原先为控制中心指定的目标保持不变。”
有证据表明，在卫士中间，不满情绪正在上升。我们知道，某些时候，穷人和被忽视的人不会去参加投票，他们疏远这个政治制度，因为他们认为它对他们并不关心，所以他们为政府做得也就很少。现在这种疏远已经扩展到了贫困生活线以上的家庭。这里面包括白种工人：他们既不富有也不贫穷，但对经济不安全怨声载道；既不满他们的工作，又担心他们的邻居，对政府则持敌视态度；种族主义的因素中混杂着阶级意识因素，他们既看不起低层阶级，又不信任那些精英；不管哪个方向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左派提出的还是右派提出的，他们都愿意加以考虑。
在20年代，中产阶级同样也表现出相同的疏远感，而且这种疏远感还朝着各个方向蔓延扩散（“三K党”的成员当时就达数百万人）。但在30年代，左翼组织通过做工作，动员许多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加入了工会、农会和社会主义运动。在未来的年代里，我们可能要为动员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而展开竞争。
显而易见，大家都有不满要发泄。70年代初进行的调查显示，70％到80％的美国入对政府、商界和军队表示不信任。这就意味着，除了黑入、穷人和激进分子之外，这种不信任已经扩散到了熟练工人、白领工人、技术工人中间；下层民众和中产阶级，即犯人和卫士，两者都对这个制度失去了幻想。在美国历史上这大概还是第一次。
同时也出现了其他一些迹象：酗酒的人越来越多，离婚率日渐上升（每三对婚姻中就有一对以离婚而告终，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已经接近二分之一），吸毒现象泛滥，精神分裂和心理疾患者增多。数百万的人抱着一线希望，想寻求办法，克服他们的软弱无能，消除内心的孤独与挫折感，融化与他人、与社会、与工作、与他们自身的隔阂感。他们接受了五花八门的新宗教，加入了形形色色的自助团体。好像整个民族正在走过它中年阶段的一个关键点，正经历着充满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生活危机。
所有这一切，正好是发生在中产阶级日益感到经济不安全的时候。在城市日益走向衰败之时，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却在利益的驱使下，要为保险公司建起一座座摩天大楼；它宁可花费数十亿美元去制造毁灭性的杀人武器，却不愿意为孩子们的游乐场添置任何设施。对那些专门制造危险而无其他之用的人，它可以给他们提供巨额的报酬；但对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演员，却不肯多花一分钱。对下层阶级来讲，资本主义永远是一个失败。现在，对中产阶级而言，它也谈不上是成功。
以往，失业的阴影总是徘徊在穷人的家里；现在，它已经扩展到白领工人、专业人员中间。大学教育不再是不会失业的保证，这个制度已不能为即将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展现未来的美好前景，因为它自身正面临着深刻的困扰。如果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穷人的孩子身上，那么这个问题还是很容易得到解决，因为监狱有的是；但如果是发生在中产阶级的孩子身上，要想加以控制就决非易事了。穷人已经习惯于被压制，并且一直缺少金钱；但在最近几年，中产阶级也开始感受到了高物价和高税收的压力。
在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初，犯罪的人数在戏剧性地、惊人地上升。但是，如果到任何一个大城市里走一走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并不难理解。穷人与富人间的贫富反差触目惊心，到处充斥着有钱人的文化，疯狂的广告铺天盖地，经济竞争已经白热化。在这场竞争中，与国家的合法暴力和公司的合法抢劫相伴随的是穷人的非法犯罪，这些犯罪多数与盗窃有关。美国的监狱中，犯人绝大部分是穷人和有色人种，他们几乎都没有受过教育，有半数犯人在被投人监狱前处于失业状态。
最常见、最公开的犯罪形式是青年人的暴力犯罪、穷人的暴力犯罪（在大城市里，犯罪确实恐怖化了）。在这些城市里，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人和吸毒上瘾的人不仅对中产阶级进行攻击和抢劫，有时甚至对他们的贫穷伙伴下手。一个社会如果被严格按财富多少和教育程度高低划分等级，自然会产生嫉妒情绪和阶级义愤。
在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中产阶级长期以来就相信，解决这些犯罪的办法就是修建更多的监狱，制定更多的狱规。现在，由于犯罪已经完全失控，他们开始认识到，犯罪与惩罚之间这种无休止的循环将会继续下去。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得出结论认为，对城市里的上班族来说，只有当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工作机会的时候，他们的人身安全才有保证。而这就要求对国家的优先选择次序进行调整，对制度进行变革。
在最近几十年，除了担心受到犯罪攻击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担心：因癌症而导致的死亡率开始成倍地上升，但在寻找病因和对症治疗方面，医疗研究者都感到束手无策。病因已经日渐清楚：在这些死亡者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查明是死于军事试验和工业泛滥所产生的环境污染。许多年以来，人们饮用的水和呼吸的空气、工作场所里的尘埃，已经完全被污染了。因为这个制度疯狂地追求扩大生产和增加利润，而完全忽略了人的安全和健康。新的致命的灾难也出现了，这就是艾滋病，它正以极快的速度在同性恋者和吸毒上瘾者中间传播。
90年代初，苏联的假社会主义制度遭到了失败。美国的制度看来也已失控——资本主义取得了压倒性的优胜，技术在迅猛向前发展，军国主义在急剧膨胀，声称代表人民的政府也在加速地脱离人民。犯罪处于失控状态，癌症和艾滋病也处于失控状态。物价、税收和失业也处于失控状态，城市的腐败和家庭的破裂也处于失控状态。而人民对这一切看来也都深有感受。
近年来屡屡报道的这种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其原因恐怕是越来越多的人已对下列事实表示认可：在小说《第22 条军规》[1]中，美国空军轰炸机驾驶员约塞里安的朋友被指控帮助和安慰过敌人，他对这位朋友说：“敌人就是任何一个准备杀掉你的人，不管他站在哪一方。你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因为你越是牢记这一点，你就会活得越长。”小说里的下一行是：“但克莱文杰忘记了，所以现在他死了。”
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想争取根本变革的人们都联合起来，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精英们会不会像以前常做的那样，拿出他们最后的武器：对外干涉，从而在战争中把人民和权力机构团结起来？在1991年跟伊拉克打仗时就这么尝试过。但是，这种尚武精神没有能持续多久。
随着权力机构既无力解决国内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未能在国外制造出一个安全阀来发泄国内的不满，美国民众现在要求的可能不再只是进行修修补补，对法律进行改革，或是改头换面再来一次“新政”，而是要求进行激进的变革。让我们暂时做一个乌托邦主义者，然后再重新回到现实主义；不过，这种“现实主义”并不是那种对失去行动信心的权力机构有用的“现实主义”，那种“现实主义”只会使缺乏变化的历史变得更加停滞僵化。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大家将会要求进行什么样的激进变革。
大公司、军队和它们的政治合将不得不失去社会的权力平衡杆，因为正是由于他们的操纵才导致了目前的这种状态。我们将要通过全国地方组织的协调努力，重建一种既有效又公正的经济，合作生产人们最需要的东西。我们将从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工厂开始。某些工作将是每个人都必需的，包括现在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如儿童、老人、“残疾者”。社会将充分利用现在闲置的大量能源、尚未派上用场的技术和才智。每个人都分担一天几小时的日常的、但是必要的工作，用大量的自由时间去娱乐、搞创造发明，开展友爱互助活动，生产充足的食物并平等地、充足地分配给个人。某些基础性的东西如食物、住房、医疗、教育、交通，将变得富足起来，从而取消货币体制，并让每个人都能免费享受。重大的问题也将找出适当的解决办法，但不用通过集权化的官僚体制，也不用监狱和惩罚来刺激，而是按人的天然愿望，通过合作进行激励。过去国家只是在战争时期才利用这种办法，社会运动也采用过这种办法，这显示出人们的行为方式会因条件不同而迥异。人们将在工作间里作出决定，他们的邻居就是一个互相交流的合作网络，一种邻里间的社会主义，将避免出现资本主义的等级体制，以及同样采用“社会主义”名称的粗糙的专制制度。
将来，在一个相互友好的共同体内，人能够创造出新的和丰富多采的非暴力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无论个人还是团体，都可以充分地表现自己。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老人和年轻人，都珍视他们之间的差别，并把它当作积极的、正面的品质，而不是加以控制的理由。新的合作和自由的价值观将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在儿童教育中表现出来。
在美国复杂的控制制度下，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把美国历史上的上述各种运动（劳工反抗，黑人造反，土著美国人、妇女、青年人的反抗等等）的能量与新的中产阶级的义愤的能量都联合起来。人们将开始改造他们的直接环境，如工作间、家庭、学校、社区，通过与不在场的当权者进行一系列的斗争，把这些地方的控制权交还那些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
这些斗争将运用过去不同时期人民运动曾用过的所有策略手段：如举行示威，游行，进行消极抵抗；举行罢工、抵制以及总罢工；采取直接行动，重新分配财富，重建组织机构，重构社会关系；在音乐、文学、戏剧、艺术及在日常生活的一切工作和娱乐领域里，创造新的值得大家分享和令人尊敬的文化，在人们自助和互助的合作中创造新的娱乐活动。
当然也会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折。但当这样的运动在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地方立足生根时，它就不可能再被压制下去，因为这个制度本身赖以压制这一运动的卫士们，也将加入到这些反抗者中间。我相信，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社会里，这是一种新的革命，一种唯一可能发生的革命。它势必将消耗大量的能量，造成大量的牺牲，将有大量的人被关押囚禁和忍受折磨。因为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如果现在就付诸行动，不再拖延等待，那么，立即就会体会到奋斗的快乐，因为当各种社会团体彼此亲密携手为共同目标而奋斗时，人们总能找到这种快乐和满足。
上述这一切把我们从美国的遥远过去拉入了想象中的未来景象，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脱离过去。历史上，至少在短暂的时期内曾有过这种可能性。在60年代和70年代，权力机构第一次未能制造出全民的团结和对战争的爱国主义狂热。此外，其他一系列的文化变革也是这个国家从未经历过的，如在两性关系上、在家庭里、个人关系中，而这些变化也都是中央权力中心最难加以控制的。还有，民众普遍对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如此之多的成分表示不信任，这也是前所来有的现象。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尽管为时不长，但人们还是找到了互相帮助（甚至是在充满竞争和暴力的文化之间）的方法，并在工作、斗争、友谊交往和大自然中找到了欢乐。
未来将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动荡和斗争，也将不断会有鼓舞人心的事件发生。以极少的暴力来实现重大的变革，这是这个制度本身从未做过的事情，但在这方面，这场运动也有机会取得成功。之所以有这种可能，是因为更多的、99％的人开始认识到他们都有着共同的需要，将会有更多的卫士和犯人开始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利益，而权力机构因此将会变得更加孤立和更加无能。精英手中的武器、金钱、对信息的控制权，在面对这群决心已定的人们时，已经变得没有任何用处了。这个制度的仆人们将不再去为延续这一旧的、濒于死亡的制度而工作，并将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时间和空间，即这个制度为让他们保持安静而给予他们的东西，去摧毁这个制度并创造一个新制度。
尽管方式无法预见，尽管时间无法预测，但被这个制度囚禁着的犯人们将像从前一样继续起来造反。我们时代面临的新事实就是，出现了他们与卫士们联合行动的机会。我们读书和写书的绝大部分人，就是在卫士中间。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并能如此行动起来，不仅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如意，我们的子孙后辈很快也都能看到一个迥然不同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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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喻指无法克服的障碍和两难状态。
跋 克林顿执政时期
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年轻英俊的阿肯色州州长、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击败了共和党人乔治·布什。国内的经济状况正在日益恶化，而克林顿也许诺要进行“变革”。但选民投票的热情并不高，有45％的人没有参加投票，而参加投票的这些人中也仅有43％的人把票投给了克林顿。布什得到了38％的选票。总共有20％的选民抛弃了两大党，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得克萨斯的百万富翁罗斯·佩罗，因为他许诺说要一改传统的政策。
“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希望把民主党推向权力的中心，所以全力支持克林顿。它的计划是向黑人、妇女和工人们作出更多的许诺，以继续保住他们的支持；但对保守的白人选民，它则声称不仅要采取措施加强对犯罪的控制，还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
因此，克林顿在任命某些阁员时，确实显示出他对劳工和社会福利计划的支持。但对财政部和商业部这两个关键部门，他任命的却是财力雄厚的大公司的法人代理，而他的外交班子，包括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顾问，则全部是冷战时期两党班底中的传统角色。
克林顿在选举获胜后不久就表示：“我希望重新确立美国外交政策中必不可少的连续性。”实际上，还在大选前夕，他就曾公开表示说．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他只打算把布什时期的军事预算削减5％。入主白宫后，他也一直坚持这一点，使军事预算维持在2620亿美元的水平。
克林顿采纳了共和党人的一个观点，即美国必须准备同时打两场地区性战争。这与科林·鲍威尔将军曾经作过的声明完全相符，他在评论苏联瓦解时曾对《防卫新闻》（1991年4月8日）表示：“我们现在既找不到魔鬼，也找不到恶棍。我们只好降而求其次，找卡斯特罗和金日成。”布什的国防部长狄克·切尼，尽管算不上是鸽派人物，但他在1992年也曾说：“威胁已经变得越来越遥远了，以致于很难看清楚它们。”
执政两年后，克林顿就提出要给军队更多的拨款。《纽约时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1994年12月1日）说；“共和党提出了批评，指责政府给军队的拨款不足，为平息这种批评，克林顿总统今天在玫瑰园举行的仪式上宣布说，在今后6年，他将增加军事开支250亿美元。”
克林顿入主白宫仅6个月，他就派空军轰炸巴格达，理由是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科威特时，伊拉克曾策划对他搞暗杀活动，现在美国要对此进行报复。但能证明这一指控的证据不仅非常少，而且还是来自臭名昭著的、腐败的科威特警方。尽管当时在科威特打算对这些被控参与暗杀阴谋者进行审问，但克林顿却并不想等调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据政府发表的声明说，美国的飞机以“情报总部”为目标轰炸了邻近的城区，至少有6人丧生，其中包括伊拉克一位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及其丈夫。结果并没有使伊拉克的情报设施遭到重大的破坏，假如不是一点也没有的话。《纽约时报》对此评论说：“克林顿先生所作的总结性声明，让人想起了布什总统和诺曼·斯瓦茨科普夫将军，他们在海湾战争期间也曾下过断言，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它并不真实。”专栏作家莫利·艾文斯认为，轰炸巴格达的意图是要“传达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而这种做法完全符合恐怖主义的定义。“恐饰分子的发狂行为，在于他们在进行报复时不分青红皂白，或是为引起注意，或不顾一切……针对个人是这样……针对国家也一样。”
克林顿的外交政策也像传统的两党政策一样，强调任何外国政府，不管其在保护人权方面的记录如何，只要是掌握政权并与他们保持着有利的贸易往来，美国就应同它维持友好关系。对“稳定”的担心超过对“道义”的关心，看来这是克林顿政府与俄罗斯打交道时的动机。在理查德·尼克松去世时，克林顿和叶利钦两人都对他备加赞扬。叶利钦称尼克松是“世界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克林顿则说尼克松一生都“在全世界热情宣扬民主和自由。”而就是此人违背他当总统时立下的誓言，继续进行越南战争，还回避对他的犯罪指控，只是多亏他的副总统，他才得以赦免。克林顿的对外经济政策与美国历史上的一贯作法是协调一致的。在历史上．两大党都是更关心公司的利益（不管它们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而不是劳动人民的权益，两党也都把对外援助看成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工具，而不是人道主义行为。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对负债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的态度就像银行家一样，既精明又实际。它们坚持要这些穷国用他们大部分的贫乏的资源来偿还富国的贷款，甚至为此不惜削减大众所享受的社会服务，尽管他们实际上早已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把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上，这使原苏联集团国家的人民不得不用假想的“自由”经济来养活自己。先前的制度尽管被认为缺乏效率，但他们还曾经享受过社会福利，而现在连这些福利都根本得不到。对克林顿政府来说，“自由贸易”的概念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他积极谋取国会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以便能使美国与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获得通过。这一协定消除了贸易流通的障碍，使公司资本和货物不受限制地通过墨西哥—美国边界。
在外交政策方面，克林顿采取的一个行动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是向海地军事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接受1991年被他们废除的民选总统琼—伯特兰·阿里斯蒂德回国担任总统。对此，海地人既感到高兴，但同时又充满了怀疑，因为美国历史上一直推行的政策是支持海地腐败的独裁者。
克林顿的国内政策也是民主党候选人的传统政策，这就是更多地迎合支持该党的选民，如黑人、妇女、劳工。但是，即使是他所实行的一些措施具有进步性，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因为很显然，他还想讨好保守派，也害怕侵犯公司的利益。也正是由于这些局限，数额巨大的军事预算开支才被保留下来。
克林顿提出的经济纲领，起初还宣布说要创造就业机会，但很快这个纲领的方向就改变了，而把重心放在了减少赤字上（在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国债增加到4万亿美元）。这一重点转移就意味着，不会再把庞大的开支用于普遍的医疗保健和教育、儿童护理、住房、环境、艺术或创造就业上了。
克林顿作出的一些小小姿态根本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因为在这里，四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每一个大城市都有无家可归的人露宿街头；妇女因为小孩无人照顾而不能寻找工作；空气和水的污染达到了危险的程度；3500万美国人享受不到医疗保健，其中1000万是儿童。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拥有地球上5％的人口，却消费全世界总产品的30％。但是，财富的分配被严重地两极化了，占人口1％的人拥有35％的财富，接近5.7万亿美元。在贫困的城市里，儿童的死亡率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工业化国家。仅1988年一年，就有4万婴儿不到1岁就死去了，非洲裔婴儿的死亡率是白人的两倍。
要达到大致的机会平等，就要求对财富进行大幅度的重新分配，花大量的钱用来创造就业机会、提供保健服务、发展教育和保护环境。也曾经有过两种可能的资金来源以实现上述目标，但克林顿政府一种也不愿利用。
来源之一就是削减军事预算。在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一个军事开支问题专家兰德尔·福斯伯格建议说：“6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如果经过若干年来完成，那将有助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非军事化，这也适合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的需要和出现的时机。”这样的话，一年200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就可以节省下来，用于满足社会的需要。
但是，像所有以前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一样，克林顿政府并不愿意宣布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坚持军事优先表明美国将会保留这一力量，可能是永远保留，但不是用来对付苏联了，而是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干涉，因此，不允许因任何迫切的国内人道需要而干扰这一点。
另一个用于满足社会需要的可能的资金来源，就是超级富翁们的财富。全国1％的最富有的人，在过去的12年里他们因减税而获得了超过万亿美元的收入。只要征收一项财富税就能得到这笔钱，再加上一项真正的累进所得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收入非常高者所征收的税率曾达70％—90％的水平），将能为社会计划弄到大约1000万美元。这样，就有4000或5000万美元可以用于普遍的医疗制度和完全就业计划、住房建设、公共交通、艺术和环境保护。
代替这样一种宏大计划的，是继续像从前一样，只给穷人提供少许帮助，继续让城市走向溃烂，为年轻人提供无用的工作，制造出大批游手好闲的人和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人，这些处于边缘的人群转向吸毒和犯罪，对其他人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为应付这种局面，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合通过了犯罪法案，修建起了监狱，把更多的这些陷于绝望的人关押起来，他们中有许多是年轻人和非白人。这是对那些日益感受到暴力犯罪威胁的人所作出的一种姿态。因此到1994年，按人口计算，美国是世界上监狱人口最多的国家，有100万人。
如果克林顿政府和“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希望通过取消宏大的社会计划和强化对犯罪的控制及扩大军事力量，来赢得中间派选民的支持，那他们是不会成功的。在1994年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取代民主党在参、众两院以充足的多数成为两院中的多数党。他们立即以避免出现“大政府”为名，提出取消从“新政”以来就构想了多年的社会计划。获胜的共和党声称他们的计划得到了人民的“授权”。但事实并非如此。只有37％的选民参加投票，而仅有半数略多的人投了共和党的票。如果说谁有权作出“授权”的话，那就是占总人口的63％的人，但很显然，他们已经疏远了这种不受欢迎的、由两个政党操纵的政治决策过程（1988年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选民希望候选人不是共和党的布什，也不是民主党的杜卡基斯）。
实际上，在80年代和90年代进行的公众舆论调查表明，美国民众所赞成的宏大的社会计划，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所愿意提出的。这些调查显示，61％的人支持加拿大式的医疗保健制度，84％的人赞成对百万富翁征收超额累进所得税。
同时，两大党都对“福利”提出批评（好像公司、银行等都不曾从政府获得大量福利似的）。1994年12月，《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65％的人说“政府有责任对不能自理的人进行照顾。”
如果民主意味着政府对人民意志的某种承认，那么很显然，直到1995年，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履行这一点。1994年9月《洛杉矶时报》进行的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愿意支持一个新党。”这证实了戈登·布莱克两年前进行民意调查时得出的结论，当时有54％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希望有一个“新的国家改革党。”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次严重的国家危机（这样的危机在90年代中期的美国就存在），一次因贫困、吸毒、暴力、犯罪、疏远政治以及对将来缺乏信心等等引起的危机，如果没有某种伟大的、社会性的公民运动，几乎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这样一场运动，将需要把鼓动和参加反奴隶运动、劳工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等的力量都联合在一起，把国家带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在1992年的某个时候，共和党曾举行过一场募资午餐会，参加的个人和公司要付40万美元的入场费。布什总统的发言人马林·菲兹沃特就曾对记者说：“是的，进入这个制度是要花钱买。”当时有人就问，没有这么多钱的人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他们只好通过别的途径进来了。”
对那些要求变革的美国人来说，这可能会是一个线索。他们不得不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要求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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