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军事历史》2009年第6期刊登的毛泽东与钱学森就反导问题的谈话，我想在此补充一点情况，供后人研究参考。
一、此次谈话，是毛泽东约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3位科学家到中南海他的卧室谈的，时间是1964年2月6日下午1点至3点，约两个小时。据钱学森后来告诉我：当时，毛泽东身穿宽大睡衣，半靠在床上，见他们3人进去后，就侧身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他们便围坐在毛泽东的床边。毛泽东的床很大、很宽。床头、桌椅和靠墙的一侧床上都摆满了书，有许多线装古书。有些书上还插了书笺、便条之类。
二、谈话很随意，并无固定主题。3人之中只有钱学森是晚辈，所以他说话不多，主要是李四光、竺可桢在讲。李四光向毛泽东汇报地质和探矿问题。竺可桢说到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即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因毛泽东对太阳能把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合成为碳水化合物感兴趣，竺可桢便提出“八字宪法”中还应加上“光”和“气”二字。毛泽东点头认可，并问他有什么著作。第2天，竺可桢将他的《物候学》等著作通过中国科学院呈送毛泽东。谈话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注意到钱学森尚未说话，便主动与他谈话。以下是钱学森事后根据记忆整理的谈话内容：
主席：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呀！
钱：我有所闻。
主席：怕是不止有所闻吧。
钱：对原子弹确实只是有所闻，我是搞运载工具的。
主席：是的。你们搞了个一千公里的，将来再搞个两千公里的，也就差不多了。
钱：美帝在东南亚新月形包围圈上的有些基地有二千八百公里的距离。
主席：可以打到夏威夷？
钱：夏威夷更远了，不只四千公里。
主席：总要搞防御。搞山洞，钻进地下去就不怕它了。
钱：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小组，准备研究一下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看来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
主席：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
以上谈话内容与《军事历史》杂志所登完全一致。只是钱学森在整理稿上用的是“主席”，而不是“毛”。另一个细节是，钱学森原稿上说“第三个五年”时并无“计划”二字，但意思就是《军事历史》杂志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我为谨慎起见，将“计划”二字用括号括起来，以示原稿上没有这两个字，是编者加上的。
三、毛泽东和3位科学家之间的谈话，当时并无专人记录，更没有录音之类的设备。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一是《竺可桢日记》上的点滴记载。《竺可桢日记》已由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11月出版。二是钱学森事后根据他的记忆所作的追记。可惜的是，钱学森在他的追记中只详细记载了毛泽东和他的那段谈话，而对毛泽东与李四光、竺可桢的谈话并没有记录。钱学森在他追记的最后一段说：“参加此次谈话的还有李四光、竺可桢。共历时约两小时，所涉及颇广，有农业问题，有地质问题。我不在行，不记录了。”
四、我们今天注意到的一个情况：毛泽东和他们谈话的时间是1964年2月6日，而钱学森写追记稿的时间是2月29日，中间隔了23天。也就是说，钱学森和毛泽东谈完话回到单位以后，有20多天没提此事。到2月29日，聂荣臻办公室来电话问：“聂帅听说毛主席和你谈了导弹和反导的事，具体内容是什么呀？”钱学森这才根据自己的记忆，整理了以上那个谈话稿，并呈上去。
五、我给钱学森当了20多年秘书，据我对他的了解认为，钱学森记忆力极好，那时他才53岁，正值盛年，当时整理的追记稿应该是准确的。
六、1964年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已经很高，毛泽东的话就是“最高指示”，这一点钱学森心里肯定是明白的。但他为什么20多天都不传达？据我个人对钱学森为人处事的了解来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在单位总是尽力保持低调，注意与同级和上下级搞好关系。他不愿借毛泽东接见这件事来显示自己有什么特殊之处。别人不问，他绝不会主动提及。二是他拿不准究竟怎么理解毛泽东谈话的含义。这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
毛泽东说：“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从这句话理解，在反导问题上，毛泽东并不主张大搞。按导弹领域的行话来说，就是开展“预先研究”，而不是马上“研制型号”。一旦型号上马，那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这与国防部五院那时的计划安排是一致的。在1963年毛泽东提出“我们是战略防御方针，妻搞些防御武器”以后，聂荣臻就提出组建一个反导防御小组，由钱学森负责。钱学森此后一直在抓反导武器的预先研究。所以，他对反导武器系统在技术上的难度和复杂性是十分清楚的。在国外，美国人那时搞的“哨兵”系统和“卫兵”系统等也多次失败，技术上也未过关。所以，他在和毛泽东的对话中说：“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小组，准备研究一下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看来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然而，毛泽东在最后说：“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从这句话看，毛泽东决心很大，要求搞出来。那就不是预研问题，而是要型号上马，开始设计和研制工程，真正搞出来的问题。
钱学森的犹豫和沉默被聂办的电话打断了，于是他把和毛泽东的谈话原原本本整理出来，上报聂荣臻和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和聂荣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确定开展反导研制工程，代号为640工程，即以毛泽东的谈话时间确定。640工程匆忙上马以后，由于技术问题始终难以突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下马。钱学森在80年代初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说，对于反导弹问题的决策，他也负有责任。
七、今天，当我们重读毛泽东同钱学森的这一段谈话，还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即竺可桢和钱学森这些科学家敢于实事求是地在毛泽东面前说真话。竺可桢敢于当面说毛泽东的农业“八字宪法”还不够全面，并在“八字宪法”后面补充“光”和“气”二字。钱学森则敢于当面纠正毛泽东在地理知识上的错误。当然，在科学家面前，我们也看到了毛泽东的宽容，他并不怪罪这些科学家们的直言。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