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从千万“大进深”看“百万大逃港”
不久前，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秉安的《大逃港》。 据陈秉安透露，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在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在许多当地官员眼中，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献礼”。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在许多人看来不太友好的礼物？”
陈秉安答：：“献礼，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有时候，真实才是最重要的。 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陈秉安在这里有点答非所问。没有他的《大逃港》深圳真的“就会不知自己从哪儿来”吗？这是哄傻瓜蛋的鬼话！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之所以要送这份礼物，是摸准了“市场”行情的。他那句“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甚为重视”才是最好的回答。可别小看了“甚为重视”这四个字。它是对即将而来的名利双收作出的“气象预报”！
当然，政治立场上的原因也是有的，他用“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作了概括。李悔之觉得过于含蓄，于是，又替陈秉安作了一番解答：
“因为在的反复鼓嗓之下，饥寒交迫、暗无天日的毛泽东时代，都快成了“准共产主义天堂”了。直让许多“八零后”和“九零后”也跟着一些“辫民”们直呼直“毛主席万”岁了。看来，如果不及时将实话告诉年轻人，再过几十年后的中国人，还真会把毛泽东时代当成是人们理想中的所谓“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了。”（见其新浪博客）
这才是陈秉安真实的政治目的：用“历史大悲剧”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
“历史的大悲剧”能否定那个时代吗？难难难！很难很难！就是在李悔之告知了真相的后面，粗略的流览了第一页留言，网友们砸砖头的远多于拍手板！而且有的是怒不遏！群众的眼睛雪亮雪亮，他们知道，历史的问题必须用历史的眼光看！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三十多年前的大逃港？ 我不由得想起了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内地人民涌往深圳的情景（以下简称大进深），虽然不能称为“历史的大悲剧”，但与大逃港是同一种行为——由一处向另一处的“大迁徙”。
同样是大迁徙，它们有没有共同点？下面让我们从“大进深”的角度来看“大逃港”，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和相互关联。
一、 “大进深”与“大逃港”，性质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出现大逃港？原因很简单。因为香港的经济比深圳发达，人们生活相对富裕。为什么会出现大进深？理由同样如此，因为深圳的经济比内地发达，人们生活相对富裕。总而言之，逃港也好，进深也好，都是人口由相对落后的地方向相对先进的地方迁徙。这是人类求得生存发展的一条基本法则。只要条件允许，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会不断地向着更加适宜生存的地方迁徙。我国有句俗语，叫做“人往高处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种人往高处走的现象，一点也不奇怪，是非常正常的。不过，如果有人回过头来指着曾经的生存之地不分清红皂白地断言“那里没有光明，那里只有黑暗，那里不是人住的地方”，这就很不正常了。因为不一定合符事实。这里“光明”，不表示那里就一定“黑暗”。这里更适宜居住，并不一定表示那里就不是人住的地方！
以深、港、内地三者为例。如果大逃港可以表示当时的香港光明而深圳是一片黑暗，那么，大进深岂不也可以由深圳的光明表示出内地是一片黑暗？这种以弹丸之地的香港一丝光明毁全国于黑暗、以弹丸之地的深圳一丝光明毁内地于黑暗的逻辑既荒唐而又可笑，很不可取。
怀着这种心思的人，本想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结果将自己为之高唱赞歌的改革开放时代也一道全盘否定了。
二、数字比较，“千万”绝对压倒“百万”
大逃港的人数号称百万，有人干脆将它称为“百万大逃港”。 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 ；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而李悔之掌握的官方资料则是近12万人次和6万来人。
陈秉安的56万人次不知是港府统计的“逃入”数据还是宝安边防统计出的“逃走和逃而未走”的数据？是港府的统计数，有遗送多次又来的，是宝安统计数，有多次出逃未遂的。据陈秉安所说，有一位先后出逃13次，直到最后一次，检查的过意不去才将他放走。可见这56万人次，真要折算成人数，压缩的空间非常大。有可能不到30万不到20万不到10万或者更少。可见“百万大逃港”的“百万”只是一种虚张声势而已。
李悔之的《惊心动魄，49年后百万广东人大逃港内幕》则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典型。不但强调了“百万逃港”，还特别强调了“49年后”，好像49年前没有“大逃港”的民国政府真的就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了。殊不知，那时不是没有逃港的人，而是没有可以供人们逃的“港”。河南等地的人逃湘、逃鄂、逃赣……年年有，天知道是百万还是千万几千万！这能说明南方的湘鄂赣就是天堂吗？
李悔之帖中提到：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这里的官方数据，虽然不一定百分之百的精确。但是，刘宝玉的“数据”则可以肯定不能成其为数据。因为他的“至少30万和不下100万”没有任何依据！所谓的“据”就是“本地老人”四个字。“本地老人”居然可以作为“大逃港”人数的据，只能是一个“历史大笑话”。而李悔之就是检了这个大笑话在咋呼：百万大逃港！百万大逃港！
不知他为何要在“百万”上如此下功夫？好像逃港的愈多他的脸上就愈风光。
既如此，我又要搬出千万“大进深”来了。深圳现有人口1200多万，而户籍人口不过200多万，实打实的整整一千万是从内地进来的！即使那200多万，大多数也是内地进来的。深圳本地人的数量只是200多万的零头而已。
这个实打实的千多万人未必就“敌”不过你那虚张声势的百万人次！
如果当年的“百万大逃港”可以视为毛泽东时代的“暗无天日”，那末，今日的“大进深”岂不是等于说，改开后的内地比当年更暗无天日——至少十倍于当年的黑暗！
三、香港与深圳经济的“剪刀差”原因简析
香港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位置和拥有的深水港湾，是它迅速发展成国际贸易中心的前提条件。转口贸易成了其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如果我的理解没错，转口贸易就是俗称的做转手买卖。从我国市场交易“生产的不赚钱销售的赚钱中间转手的更赚钱”的规律来看，商业特别是转口贸易对于香港经济繁荣是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
可能有人要质疑了，深圳不是同样如此吗？
是的，深圳同样如此。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我国东南沿海都处于准战争状态。属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边缘地区。深圳的定位就是如此。当时的深圳相当于今天的边远地带和偏僻山区，经济发展受到了客观环境的制约，使得其经济水平不但落后于香港，也落后于全国。
而香港则完全不同，不但在国际上而且也包括了我们国内（后面另作说明），都给了它十分宽裕的自由发展空间，使它得以充份发挥其自身的优势，迅速的崛起。
这样一来，深港两地经济上的“剪刀差”就自然而然出现了。
四、我国内地对香港经济发展的促进和支援
由于社会意识的原因以及大陆与台湾的对立，使得我国大陆与一些国家（地区）的贸易往来都不得不经过香港中转，以至于形成了香港对这种贸易的“垄断”地位，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的经济发展。譬如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除了经香港中转，几乎没有别的途迳。故有论者说，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量有多大，香港受益就有多大。
内地对大陆的支援也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香港的面积不大，资源不多，生产和生活资料都离不开外地的支援，特别是内地的支援。内地的支援，首先是中央政府给了它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近代史上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都宣布废除了，中国内地所有的租界全部收回来了。只有香港是个例外。当然不是无力收回它，在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可以说，收回香港只要毛主席发一句话！
中国不但没有收回它，而且还在尽全力的支持它。周总理亲自批示“三趟快车”为香港送物资就是一个例证：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处于最困难时期，猪肉、鸡蛋、粮油等主副食品，国内供应紧张，香港市场更是告急，市民的生活受到影响。当时，周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决定由外贸部和铁道部联合开辟供应港澳市场的鲜活商品快运货物列车，满足港澳同胞生活需求。
1962年3月20日 ，第一趟支援港澳的鲜活货物快运列车751次（现82751次）由湖北、湖南两省率先组织始发。在开行到100列时，周总理又作出指示：“由江苏、上海、南京去深圳的鲜货也应组织同样的快车。”同年12月，增开了由上海新龙华站始发的753次（现82753次）和郑州北站始发的755次（现82755次）快运列车，从此，“三趟快车”拉开序幕，香港人亲切地称这“三趟快车”为“香港同胞生命线”。这“三趟快车”每日满载着猪、牛、羊供港鲜活商品，经深圳笋岗铁路北站口岸运抵香港。
还有，香港的水资源也非常紧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饮水十分困难。东江供水工程自1965年3月1日开始对港供水，源源而至的东江清流，帮助香港解决了这个制约其发展的极大难题。曾有香港人士说：“没有东深供水工程，就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安定。”
可是，今天的一些人却把这一切全忘记了。他们或以为全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功劳，或以为全是自己的功劳。曾是逃港者现在是香港某大型物业公司老总的叶小明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对陈秉安说：“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得意忘形的他却不知道，没有祖国内地的支援，不但他的“血和眼泪”没有了来源，即使是口里喷出的唾沫也没有了来源！
搜集了大量“大逃港”秘密的陈秉安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些不是秘密的资料，可他就是不愿意向大家说。
五、深圳迅速崛起的原因简析
深圳在一个相对短时期内由一个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国际上的大都市，原因何在？我以为：
一是中央彻底改变了它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定位，确立了它的全国经济建设改革中心点和试验场的地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它可以充份发挥自身所具有的优越自然条件的前提。
二是国家在政策上的大力扶殖。如高新园区内的高新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就有：增值税的优惠、企业所得税优惠、关税和进口增值税优惠等。对于吸引资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是内地资金的盲目南下潮为深圳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上世纪90年代初，内地凡是稍有财力的国企，事业单位甚至包括某些国家机关，无不南下投资“赶海潮”，结果大都是无私奉献交了学费。本人所知某企业在南方（并非全是深圳）投资兴办的五个分公司就是如此，全部血本无归。
四是蜂涌而至的十分廉价的劳动力。可以说，没有内地提供的这些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便不会有今天的深圳。
当然，有人肯定会对我的看法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是改革开放后深圳率先开启的“深圳模式”创造了深圳的奇迹。
我以为，深圳模式只能适用于深圳，而且必须有上面所述的前提。可以断言：深圳模式虽然可以使深圳通过出卖土地、征集税收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崛起成为一座国际大都市，但是，一百年、两百年或是更长时间，却不可能使全国的每一个乡村都变成深圳；深圳模式可以使深圳本地人在极短时期内通过栽种房屋收取租金成为富豪，但是，一百年、一千年或是更长时间，却不可以使每一个深圳人变成富豪，更没有可能使全中国每一个人变成富豪。
六、“历史的大悲剧”和“现实的大悲剧”
无可否认，大逃港确实是一场“历史的大悲剧”，对于当时的历史演绎者，确实应该正视、反思，检讨，并要尽一切努力争取少给后人留下“历史的大悲剧”。但是，作为观看“历史大悲剧的”现实中人，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多关注“现实剧”。
因为，“历史的大悲剧”实在太多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历史的大悲剧”。中国的毛时代留下了“历史的大悲剧”；中国的改开时代，同样也留下了“历史的大悲剧”，譬如“收容遣送大悲剧”、“工人下岗大悲剧”；1949年以前的中国，则留下了更多更多的我们记不清看不完的“历史大悲剧”！即使是许多人向往的民主圣地美国，也一样的留下了许多“历史的大悲剧”！我们不提它被殖民时代的“历史大悲剧”，只说它被民主时代的“历史大悲剧”：谢司起义大悲剧、南北战争大悲剧、种族歧视大悲剧……还有近些年它导演的阿富汗大悲剧、伊拉克大悲剧！还有，震惊世界的“9·11”，其实也是它自己导演的“历史大悲剧”，要不，恐怖份子为什么不在别国而偏偏要在它美国上演这场“历史大悲剧”？
更因为，“历史剧”毕竟已经退出了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的能量影响我们的现实生活。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切切相关的都是“现实剧”。我们的责任是要尽一切努力使我们的社会不要上演“现实的大悲剧”，从而又给我们的后人留下“历史的大悲剧”！
令人不解的是，如今许多精英，却将其全部身心投入了编写“历史的大悲剧”而无视“现实的大悲剧”！是现实没有大悲剧吗？不对。现实中悲剧素材比比皆是：妇女儿童被拐卖大悲剧、大头婴儿大悲剧、矿难大悲剧、黑砖窑大悲剧、讨薪大悲剧、跳楼大悲剧……
我曾编了一本《矿殇晚吊》，记录了发生在地底下的“大悲剧”，在2004年11月28日发生的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的矿难中，程家老大程增胜、老三李世雄(上门女婿随女方姓)老四程健三兄弟同时遇难，还搭上了他们的妹夫赵红军一起遇难。而他们的老二则早在2001年的矿难中就已经遇难。
这一家人故事，可以说就是一场大悲剧！；因此，我给他们送了一首挽联：
阳世难聚首，只为生计
地府大团圆，脱了红尘
还有一位遇难的王矿生，其弟弟也是几个月前遇难的。
我估摸着他这个名字是目睹了无数矿难死亡者以后改的名，取在矿里生而不会在矿里死之意。结果，无情的命运还是让他成了王矿死。故作联以吊：
1、 昨日寄生于煤矿，故名矿生，
今日惨死于煤矿，终作矿死，
2、 矿生无法再矿生，天不长眼
矿死有弟早矿死，鬼也寻亲
悲剧啊悲剧。明知井下黑暗没光明，他们却前赴后继的“大逃矿” ！
虽然，他们的故事也已经成了“历史的大悲剧”，但是，现实中却天天在上演着类似的“现实大悲剧” ！
我们实在无法理解某些精英们的“良心”，为什么他们会无视这许多朝夕相伴我们的“现实大悲剧”而沉缅醉心于那个早已离我们远去的“历史大悲剧”！
七、并非全是“历史的大悲剧”
看过“百度”对“大逃港”的简介，我不否认这场“历史的大悲剧” 。但是，我以为有些情况可能也不全是“历史的大悲剧”。
1、“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
这种农村出现的“十室九空”究竟是不是悲剧？很难说。如果说是悲剧，那么，这种悲剧今天又在很多地方出现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的增多。很多地方，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很多农舍，已成空房，很多田地，已经撂荒……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些农民由“黑暗”走向了“光明”，应该是喜剧而不是悲剧。
再深入一步问一声，为什么他们都能“逃港”成功而使村庄“十室九空”？答案就是共产党导演了这场“喜剧”。某些人的“大饥荒时政府派民兵设卡拦截禁止外逃”的谎言被彻底撕破了。连香港也可以去，甚至还“大放河口”让人们自由的去，哪有可能会在内地禁止人们外出逃荒呢！
如果有人说是人民政府管不住逃港的口子，那又是哄小孩子的话了。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都被共产党击退了，真要严防死守，还能管不了这个“百万大逃港”！实在管不住也有办法，喊一声英国佬滚回去，看有谁还会再逃港！
总而言之，逃港的成功，一是香港有廉价劳动力的需要，二是政府管理的相对宽松。没有这两个因素起作用，绝对不会有大逃港！
2、“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此语很有可能是出自于有此经验的人的编造。因为，当时的小渔村深圳肯定不会有动物园。小小的宝安县城估计也不会有，即有，连人都养不活的当时，应该也很难养得活老虎的。
3、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此语应该是说相声的段子。漂洋过海的他们，即使个个都是世界游泳冠军，也该提防着被水呛罢！
4、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
“拉尸行”的新职业应该不存在。因为，作为一个行业必须保障其从业人员天天“就业”，200从业的“拉尸佬”以最低标准的工作量计，每天需要保证有200偷渡者的尸体。
5、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70年代末派出所的“拉尸计酬”规定应是针对 1979年5月6日 这次大逃港临时作出的。除此，这条规定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 1980年8月26日 就成立了特区，据说几天后“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完全消失了！”
6、“突然消失”过于夸张，事实是若干年后还有“小逃港”。
7、 1979年5月6日 ，既然深圳“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第二日海面上的数百具尸体，是怎么来的？是香港警方击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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