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真正的遗嘱是什么？
---刘帅后代辟谣忙
张雄文
锦上添花者众，雪中送炭者少，这世道就是这么怪。比如，显赫人物一句悼词里的应景话：“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注释1），便有人长年累月撰文去图解与渲染。
先是一个并不能时时紧跟刘伯承、邓小平身边的新华社二野分社的社长煞有介事地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注释2）一炮走红，后来者绵绵不绝。
2006年6月8日，一个署名尚荣生的人在《春秋》周刊发表《太行老区———邓小平的第二故乡》一文，提到129师原政委张浩（林育英）病逝后，八路军总政部副主任邓小平如何成为继任人选时，绘声绘色地说：
“但张浩一走，政委一职由谁来接替呢？中央领导研究了几天都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有人提到徐向前，也有人提到任弼时，毛主席都没有同意。毛主席认为：这支部队是徐向前带出来的，他在部队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可是徐向前是一名武将，更适合带兵打仗。而且八路军要建立几个相当于师一级的部队，徐向前将有更重要的任务。至于任弼时，他应留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工作。另外还提出过几个人，毛主席考虑了也觉得不太合适。于是毛主席把刘伯承召回延安，希望他推举一个人选。”
尚荣生接着说：
“因此刘伯承提出来让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毛主席问了许多问题，最后说：“伯承，你说的对，小平是个人才，把他放在129师政委的位置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后经中央讨论通过决定，邓小平担任了129师政委。”（注释3）
不仅如此，还如同某些人渲染1955年元帅授衔仪式并不在场的叶剑英，如何与陈毅一起高谈阔论当了元帅的感受一样，有声有色描绘了刘邓后来为儿子“抢取”名字“太行”一事的场景。
这些事事关毛泽东之后最显赫的要人，从来没有人敢于怀疑，被各家报刊转载得铺天盖地，于是被认为是“正史”。倒是中共权力机构的边缘人物诸如粟裕许多真实甚至已确证存于档案馆，只是因为政治原因暂不能公开的东西，却反被某些人反复“揭穿”是“假的”。但可惜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假不能成真，真也不能变假。
同年7月24日，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从纠正几个史实引出的对往事的回忆》一文，公开辟谣说：
“毛主席召刘伯承回延安一事，根据历史记载，1937年9月30日至1938年1月6日这段时间，刘伯承未回过延安，他回延安的时间是1943年10月，因而与毛主席的谈话没有发生过。
刘伯承同志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谨慎、认真，对事业极端负责任，不随波逐流，而这个特点是建立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他不了解的情况除了尽力去了解外，从不表态。刘伯承同志是1923年受伤的，在四川养伤，熊克武以升官为诱饵，请他出山带领部队，他回绝了，因为他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认识到他们的本质。后来四川共产党领导人吴玉章、杨音公请他参加共产党，因为他当时不了解共产党，所以他没有立即答应，只是愿意随吴玉章出川，到贵州、湖南、上海、北京和广州考察，考虑成熟后，于1926年5月才决心加入共产党。
在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前，他没有与之一起工作和生活过，他是不了解邓小平的，他不可能提出让邓小平当129师政委。”（注释5）
关于“抢取”名字“太行”一事，刘太行也说明同样是子虚乌有。
也就在那些年，许多报刊又有了《刘伯承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 否则不进八宝山》的“新闻”，来源竟是“日本学者首先披露，然后流传一时”。
刘太行也顺便在文章辟谣说：
“大家都知道，刘伯承同志是在301医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过谁来当追悼会主持人的问题。父亲逝世当天下午我急匆匆赶到医院，上电梯时，碰见了温家宝同志，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我进入客厅时，杨尚昆同志早就到了，后来洪学智同志也来了。杨尚昆对温家宝说：“刘伯承同志的追悼会，中央要研究，刘伯承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重大贡献的，也是很有影响的人。”这时我听见哭泣声，一看是卓琳阿姨来了。显然她是代表邓小平同志来的。
关于追悼会的事，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办的,刘伯承是我的父亲，但他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一生行为规范、缜密，严格遵守党纪，任何时候都是按党的规定和要求办事。我们作为刘伯承同志的亲人，在开追悼会这个问题上，一直遵循刘伯承同志的遗志，所以追悼会从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如果说刘伯承有遗嘱的话，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些好事。”（注释6）
刘太行所说的家里人当然包括一家之长刘伯承。一家人从未就追悼会得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向中央提出过任何要求，又何来曾向华国锋提过“特殊遗嘱”？
但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这种谣传从未停止过，到今年5月前后，媒体网络又继续自说自话，大肆渲染《刘伯承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 否则不进八宝山》。
关于追悼会与刘邓关系的真实情形，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也有话说，当然没有报刊敢发表，只能出现在网络了。她说：
“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麽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麽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要求平反。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并说已向邓办反映了意见，要求给以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应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身着军装，但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这麽快就解决了这麽多的问题，我想与邓希望如期召开追悼会有关，如推迟召开，广大群众一定会生疑。”（注释7）
笔者很是纳闷，本来虚有的东西，对显赫人物也无伤大雅，为何一定要掩盖，并且以与事实完全相反的不道德方式呢？官本位国度里的许多现象，的确令人感慨不已。
此外，刘太行兄妹不因自己的父亲与最高人物挂钩而喜极而泣，引以为荣，而是与其父一样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不随波逐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殊为难得。
附1：
2008年05月13日 08:02深圳新闻网
抗战时期的刘伯承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刘伯承虽然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实际已经赋闲了。
赋闲未敢忘忧国。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冲天而起。他把陈毅叫到家里来问情况。
刚听到陈毅下车的声音，刘伯承就摸索着迎到书房门口：“是陈老总来了吧？快讲讲，城里怎么样了？听说国防部大楼也被冲了，这还了得！还有贺胡子，你这几天见到他没有？小平同志的情况怎么样？”
陈毅不想谈这些烦心事，岔开话题问：“怎么样，老同乡，最近身体可好？”
刘伯承摇着头，叹息着说：“不行喽，啥子也看不清了。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好。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嘛１陈毅心里窝火，语气也冲，说完往沙发上一坐，重叹一口气。
刘伯承与陈毅心灵相通，他明白挚友的感受，接过话：“就是我们又瞎又聋了也不成，我们还有一颗热心呀！你还是说说小平同志的情况吧。”
陈毅说：“小平的日子不好过，林彪、江青给他安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帽子，看样子，凶多吉少。”
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１
刘伯承与邓小平
不久，邓小平被打倒，后流放江西。刘伯承基本上闭门不出，偶尔到陈毅寓所串串门。
1972年1月6日，陈毅不幸离开人世。噩耗传来，刘伯承精神上遭到巨大打击，沉浸在撕心裂肺的悲痛之中。这时，他已年届80，左眼完全失明。在秘书的搀扶下，他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哭声已经响起。他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再亲眼看看老友的遗容。他颤巍巍地走近床边，俯下身子，用手一寸一寸地抚摸着陈毅的遗体，从清瘦的面颊到腹部。嘴里一遍遍地呼唤：“陈老总呀，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呀１
此情此景令在场的护理人员无不潸然泪涌。就在这时，他更加思念自己的老伙伴邓小平。
1973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思维能力。两年后，他又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尽管多年来，刘伯承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但邓小平1975年再次面临被打倒时，从北京传出一个政治消息，无翼而飞，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各个角落：刘伯承说，“我死了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
刘伯承一家与邓小平一家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围绕解放邓小平，中国政坛再次传遍了刘伯承的遗嘱。这次是日本学者首先披露，然后流传一时。日本学者竹内实等人撰文说：刘伯承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华国锋说：“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刘伯承的预言没有落空，人民选择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作为自己的领袖。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终于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7天后，中央在京西万寿路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那天，邓小平率全家子孙最先来到灵堂。
卓琳与刘帅的夫人汪荣华抱头痛哭。
邓朴方摇着轮椅来到刘伯伯面前，给这位自己的老前辈送别。
邓小平向刘伯承三鞠躬，然后长久地伫立在遗体前，凝视着，深思着，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是跨越了时空的宣泄，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酝酿。它是圣洁的祭礼，献给师长和战友。几乎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有的军队高级将领，还有仰慕一代元帅的各界人士都来为刘伯承送行。
华国锋
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追悼大会由他同行近半个世纪共同打下新中国的老搭档邓小平主持。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13年间,邓小平和刘伯承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搭档: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师长;一个是政治委员,一个是司令员。两人所统领的军队被称为刘邓大军,两人的密切关系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盛誉。在邓小平看来,刘伯承是一位大军事家,指挥有方;在刘伯承眼里,邓小平文武双全,从善如流。他们俩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共同的理想追求使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邓小平长期与刘伯承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共同负责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略区。尽管邓小平是以政治领导者的身份主管政治工作,可他特别尊重刘伯承在重大军事决策方面的意见,大力支持刘伯承对战役的指挥,还主动参与军事决策,与刘伯承共同实施战役指导。在此期间,他们共同指挥了40余次重大的战役,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话剧。
华国锋
翻开刘伯承、邓小平共同实施战役指挥的画卷可以看出,凡是刘伯承作出的战略决策,邓小平都坚决维护和紧密配合,从来没有出现过推诿、埋怨与扯皮的现象,特别是在战役指导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没有拆台的现象。即使是军情紧急,来不及研究商量,只要刘伯承作出了决定,邓小平就会坚决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实施。重视维护军事主官决定的权威性,帮助军事主官指挥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政治工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革命战争年代,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一位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老同志说,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去问邓政委时,他必定说:“按师长讲的办。”有一件事特别令人感动,那是1946年夏天,刘邓率部向陇海路出击的过程中,刘伯承了解到要将野战军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只需5辆大车,可到了濮阳城后发现具体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辆大车。刘伯承来不及同邓小平商量,就召集军区和各纵队干部开会,对此事进行严肃的批评。按理说,像这类关系到军政、军民的政治工作,是邓小平同志分管的。可邓小平认为,对于这等大事,军事干部出面管也是正确的。因此,邓小平不仅和大家一起认真听取了刘伯承的严肃批评,而且表态说:“师长刚才的批评很重要,必须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简明的一句话,不仅表达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尊敬和工作上的支持,而且也是对刘伯承权威性的维护。
附2：
无奈的历史：刘伯承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
张雄文
军史上曾有三对如雷贯耳的搭档：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林彪与政委罗荣桓；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与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第二野战军的司令员刘伯承与政委邓小平。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三对“黄金”搭档关系十分融洽、密不可分的神话，几乎闻名遐迩，深入人心，令一般人早早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印刻效应，很难接受新的史实。
但假毕竟不是真，在众多逐渐披露的史料面前，人们不能不接受林罗、陈粟之间也有不小矛盾，甚至曾为“死对头”的无奈事实。只有刘邓关系，因为宣传的来头“天”大，至今依然“完美无缺”，不曾露出庐山真面目。
1986年10月，刘伯承辞世后，82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悼伯承》一文，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注释1）
这一“真情”表白，令天下人潸然动容，泣下沾襟。原二野新华社分社社长李普似乎还特意补充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注释2）
于是，这两段话成为刘邓关系密切的经典注脚，是后世史家记叙刘邓关系的主要依据。
但遗憾的是，这并非全部的历史真实。
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不久，刘邓之间有了尖锐的矛盾，到了“不一起吃饭”的程度。
打了胜仗，邓小平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刘伯承不以为然，说：如果胜仗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那么败仗岂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失败吗？在此情形下，刘伯承、邓小平各带一部人马，分开行动。
中央军委与毛泽东获悉其中内情，深以为虑，因之于1948年5月，借同意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提请华野主力不过长江，留在江北打大仗建议的契机，将与粟裕意见相左，支持毛泽东过江设想的华野司令员陈毅调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
此举别具匠心，一箭双雕，可见毛泽东用人技术的纯熟高超。一方面，他为粟裕腾出了华野最高指挥位置，以便其不受任何干扰，放手打大仗，与蒋介石逐鹿中原；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让陈毅在中野司令部居中，协调好刘邓之间的矛盾。还有一点是，陈毅本人也无话可说，尽管他离开华野有些不快，到中野后说“东有粟裕指挥，西有刘伯承坐镇，我闲着无事，就去办一所大学吧”（注释3），但他毕竟还有一顶中原军区第二书记的头衔，级别并不亏，顶多算是明升暗降。
陈毅虽然军事非其所长，却是协调关系的最佳人选。“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他1919年即与邓小平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关系相当不错；1926年12月四川泸（州）顺（庆）起义前后，他又与起义领导人之一刘伯承相识，关系也非同一般。
因此，他一旦真介入了“秦晋”之间，调和起矛盾来，非当年井冈山调和朱德毛泽东间的矛盾捉襟见肘可比，果然大见成效。原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政委、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在谈到解放战争陈毅与粟裕多数时间并不在一起时，回忆说：
“就四年解放战争而言，陈、粟始终在一起只有11个月半，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特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期，陈总在中原野战军，即二野工作。当然，陈总在政治工作上辅助邓小平同志，在军事工作上辅助刘司令员，都有突出成就，特别是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见《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他特意强调了陈毅的独特功勋：“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这个高层，当然是指中原野战军一文一武两位“大佬”刘伯承、邓小平。
但囿于“为尊者讳”以及“党的大局”缘故，刘邓之间曾有的矛盾长期是谈论禁区，更遑论秉公执笔，公之于众了。
刘伯承去世后，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电影《佩剑将军》之一石征先，曾专程采访刘伯承之子刘太行，留下了珍贵的采访纪要（非详细全文），即我的《将来可入正史的秘闻》一文第14则。如下：
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
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
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第14则）
石征先老人采访时，很有心地做了全程录像。但我征得石征先同意，将这段重要却无处发表的口述历史公开后，一般印刻效应者顿时哗然一片，斥为“造谣”尚且不论，一名依靠几则僵化枯燥的电报写书的所谓“专家”周某，竟也颇为自信地视为“野史”，还劳其“大驾”赐予“墨宝”，正儿八经“辩诬”了一番。
人的思维定势很难轻易改变，但个人情绪毕竟抵不过真实的历史。我曾在《无冕元帅》一书中写道：一个历史人物，“已经做下的事情，无论是对是错，无论本人还是他的后人，都应该敢于直面，因为历史无论是谁都无法封锁更无法篡改的。在处理历史事实上，各种小动作均属徒劳，大可不必费此无补之精神。‘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假的总是假的，无论如何涂抹，终不能就此变成真的。”
近日读到一篇署名张力的采访刘伯承次女刘弥群的文章，发现她的谈话竟与其兄刘太行除个别细节外如出一辙，字里行间的情绪也颇为相似。摘录如下：
有幸经人介绍，我去年十月份见到了刘伯承同志的二女儿刘弥群，她是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已退休。我想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听听她的说法看，现我把和她的谈话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张力：听说您父亲和邓小平的关系很好，这是真的吗?
刘弥群：应该是说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关系还是不错的，他是政委，我父亲是司令员，我父亲一是顾全大局，二是尊重党的领导，工作配合的也比较默契，两家的关系也不错，解放前夕，我父母一直在前方，我哥哥姐姐已是上学的年纪，跟着子弟学校到了北京。后来我父亲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为了怕转学影响他们的学习，因此把他俩还留在了北京，我父母把他俩托给邓家好几年，他俩星期六星期天就回邓家，所以说我们两家关系还是不错的。
但是，那次反教条主义，对我父亲打击很大，他没有想到，因此非常震惊，特别是使用的方式，坐火车上北京做检查前就有几天晚上没睡好觉，在火车上又一夜未眠，眼压高达73度，就这样带病被架到怀仁堂做了检查。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说起这些事情，这是组织纪律性问题。但是几十年后，彭德怀的侄女彭刚曾给我们家带过话说，彭总晚年对那次反教条主义感到后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亲道歉，但是让你父亲到怀仁堂做检查，彭总当时是不同意的，那是邓小平的意见。”我本人根据所经历事情相信此话。
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麽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麽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要求平反。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并说已向邓办反映了意见，要求给以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应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身着军装，但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这麽快就解决了这麽多的问题，我想与邓希望如期召开追悼会有关，如推迟召开，广大群众一定会生疑。
张力：您父亲生前知道邓小平一直不想给他平反吗?
刘弥群：我想他知道，我后来听我母亲说过，庐山会议以后，彭总受批，李达（原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感觉是时机，曾找过邓小平，要求平反。当时我父亲给我母亲说，李达是陕西人，是吃宽面条的，心粗啊，是蚊子叮菩萨认错了人。后来果然没有平反。（张力：《刘邓之交》）
又一个神话无情地破灭了。虽然令人遗憾，却又是无可奈何的不争事实。那些曾卖力“取笑”这一史实，谓之“谣言”的印刻效应者，也最终只能自刮耳光，自取其辱。
就个人而言，我最大的感慨还不在此。
刘伯承及其儿女令人无限同情之处，不但是刘生前受到“好搭档”的屡屡打压，得不到平反正名，辞世后“司令员”也成为“政委”军事指挥“配角”外，还只能听凭别人单方面摆布，数十年间编织“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以及“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亲密无间神话，无法公开表述自己真实的意见（书刊根本发表不了，成不了“正史”，也就只好沦入“野史”境地），眼睁睁地看着“李鬼”代替“李逵”，“伪史”代替“真史”，公行天地间而徒唤奈何。
当年的“川中名将”、“军神”刘伯承有知，虽早有淡薄之心，但也岂能瞑目于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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