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铜钱的流藏销是由于自身购买力低下
在宋代，并存着互相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以往人们通常讲，是铜钱的流、藏、销造成了“钱荒”。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着毛病，因为它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钱荒”在北宋仁宗时期即已存在，依照通常的逻辑，钱荒就是钱币缺乏，既然钱币已经缺乏了，为什么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还要继续外流、被销、被藏，而且愈演愈烈。在已经出现“钱荒”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钱币继续大量地流、销、藏，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地严刑禁止（过去有人认为官方禁止仅是虚文，这不符合实际，笔者拟另专文论述）也无法阻止。笔者以为，推动钱币流、销、藏的不是别的，就是铜钱自身购买力的低下。至于宋代的“钱荒”并非一般交换手段的缺乏，而是一种特殊支付手段的缺乏，笔者先已有文论证（《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刊《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中晚唐两宋的钱禁与铜禁》，《百科知识》1987年第8期;《关于唐宋时代钱币运行的几个问题》，1984年宋史年会论文,未刊），在此不作重复。
１、铜贵钱贱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且有越来越严重之趋向，可以从铜贵钱贱的现象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中得到证明。
北宋神宗时大臣张方平说：“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到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司封员外郎王葆说：“民多销铜钱为器，利率五倍”。（《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年间又有人讲：“民以钱十文将铜一两，铸为器皿，可得百五十文。”（《群书考索》后集卷六０《财用·铜钱》）同等重量的铜钱与铜器价值比为一比十五，即熔钱铸器，其利润已达十几倍。此后其比例似稍有回落，但仍长期保持在一比十以上。如庆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臣僚言：“毁一钱则有十余钱之获，小人嗜利十倍，何所顾藉”。（《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七）嘉定年间袁燮知江州上便民疏称：“销钱为器，未始无法也，而获利十倍，人竟趋之”。（《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理宗时许月卿撰文称：“金丕销为器，利且十焉”。（《百官箴·都大提点坑冶铸钱》）还有不少类似记载，不便枚举，都说明熔化铜钱制成铜器可获得十倍以上的利润。化铜钱制成铜器，固然其间有化铜费用、制模费用等等，卖价可以多于所用铜钱，但增至五倍、十倍，就表明了一定数量的铜钱中所包含的原铜（合金）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此数量铜钱的市场价格。
对于铜与铜钱比价的变化，我们也可以从官方收买民间铜器支价的变化中看到。北宋元佑元年收买民间铜器，每斤支价二百文。（《长编》卷三七五）庆元二年（一说三年）收买民间铜器，每两支价三十文。（《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等）则合每斤支价四百八十文。铜钱一般每贯七百七十文重四斤半至五斤，每斤铜钱约为一百五十四文至一百七十一文，则官方回买一斤铜器的价格（此价格肯定大大小于市场价格）比一斤铜钱的价格要高许多。
由于铜贵钱贱，甚至在官方的钱监里也出现了熔化旧钱铸造新钱的情况。如袁燮讲：“自黠吏既渔其利，而场户复济其奸，惮取铜之难，销钱以输之，幸其精炼，无复致诘”。（《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真德秀也讲：“迩年以来，又有冶户毁钱为铜之弊”。（《真西山文忠公集》卷三二《馆职策》。另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六等）熔钱造钱，最有说服力地表明了铜钱的价值比它所含的原料的价值还要低。
２、铸钱赔本越来越严重
与铜贵钱贱的情况相呼应，宋代铸钱赔本的情况也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北宋后期，文人杨时算过一笔帐：“今钱一千重六斤，铜每斤官买其直百钱，又须白金鼠和之乃能成钱，除火耗锉磨损折，须六七斤物料乃得一千。铜自岑水、永兴数千里运至，其脚乘又在百钱之外，薪炭之费、官兵禀给、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赀，细计千四五百钱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龟山集》卷四《论时事札子》）他计算得不够精确，如他讲的六斤重的是足陌，铸钱并非用纯铜，其中铜的含量少时只有四斤多，其余为铅、锡。而当时官买铜价应已超过百文，而脚乘、薪炭之费、官兵禀给等所估费用偏少，等，但他讲当时铸钱的成本已明显超过产出，却是事实。到南宋嘉泰间，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铸钱诸监》，讲“今泉司……岁费铸本及起纲縻费，约用二十六万缗，司属之费又约二万缗”，而“比岁所收实不过十五六万缗耳”，且其中十分之八以上铸的是较为省工省料的折二钱。其投入产出比已接近二比一。又与之时间相近，时人陈耆卿在议论铜钱外流问题时说：“夫一金之铸其为费不啻数金，一金之博易为利亦不啻数金；朝廷常以数金之费，而为富商媒数金之利”（《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宁宗时青田县主簿陈耆卿奏）他讲铸一文铜钱要花费数文本钱，似对投入产出比的估计要更悲观些。至宋理宗宝佑年间，《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一一《钱帛》讲：“【铸钱】近岁稍增至十六万【缗】，而铅铜铁炭之所入，官吏兵工杂费之所出，率以本钱三百余万而得十六万。”我们无从知晓这本钱三百多万中铜钱、新会、旧会各占多大比例，但铸钱成本远远大于产出的问题依然如故，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在当时官方垄断矿产资源且可役使廉价劳动的情况下，铸钱仍然成本大于产出，这充分说明铜钱的市场价格（即其购买力）远远低于其自身的实际价值。
３、对铜钱购买力的考察
关于宋代铜钱的购买力，笔者曾撰《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9,5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通过北宋中期与南宋中期的物价比较，说明了宋代铜钱购买力下降（即物价上涨）的总变化趋势。这里想略作补充的是，南宋后期，尽管楮币泛滥、铜钱奇缺，但是铜钱的购买力并没有因此上扬。如记载中的粮价：《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记，宝庆三年糯米每石三贯九百九十文，曲麦每石三贯六百文。吴泳记淳佑元年温州“目今米价每升正是四十见钱，比之台处诸州米价最下”。（《鹤林集》卷二三《与马光祖互奏状》）当时米价多以会子计，我们可以折计铜钱。《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载，淳佑元年庆元府米一石值十七界会四十贯，当时会价十七界每贯约五六十文足铜钱，则米价每石约二贯足至三贯足铜钱。这些记载说明，南宋后期以铜钱计算的粮价比南宋中期并没有下落。关于南宋后期的绢价，记载较少。《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记，宝庆三年庆元府糸由每匹四贯铜钱。又《越中金石记》卷七《山乘县尹余公道爱碑》载：“亡宋景定四年癸亥，内批：‘以越罕蚕，夏绢壹匹折纳十八界会拾贰贯，永远为例。’故碑具存。时十八贯会壹贯准铜钱贰百五拾文，拾贰贯计铜钱参贯。”成书于淳佑七年的《数书九章》卷一一《折解轻赍》载数学题一道，其中言甲郡绢价每匹二贯文足铜钱、乙郡每匹二贯四百二十文足铜钱（按：原书又载丙郡绢价每匹新会十贯三百文、丁郡每匹旧会五十八贯，折为铜钱，与甲乙二郡接近）。所言虽为假设，当与实情相差不远。这些数据也同南宋中期绢价数据接近。再看银价：吴泳于淳佑末年在广东运使任上《奏宽民五事状》中言及，广东银价比数十年前有明显增加，银的市价已增至每两三贯五百足陌。（《鹤林集》卷二二）李曾伯于宝佑四年上《救蜀楮密奏》言及当时东南银一两价为十七界会子七十五贯，折为铜钱约为三贯七百五十文足，（《可斋续稿》后集卷三）与吴泳所言接近。另包恢上奏言沿海走私贸易，讲用铜钱买蕃舶银，“凡一两止一贯文以上，得之可出息二贯文”，（《敝帚集》卷一《禁铜钱申省状》）则说明当时银价每两也是三贯文。这些数据也说明南宋后期的银价同南宋中期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南宋后期人范竣讲：“铸虽乏而物不为贱”，（《香溪集》卷一五《议钱》）即讲铜钱铸得少了，而购买力并没有因此上升。端平、嘉熙间，戴埴在其《鼠璞·楮券源流》中说：“未有楮之时，诸物皆贱，楮愈多则物愈贵，计以实钱，犹增一倍。”他讲端、嘉之时比绍兴末年以前物价增了一倍，即讲从绍兴末年到端、嘉之时铜钱购买力一直呈下落趋势，当非虚语。
４、铜钱的流、藏、销是调节铜钱购买力的正常渠道
铜钱（此仅指普通小平钱）实际也接近于是一种称量货币，它的市场购买力即它的交换价值主要是由它所包含的原料价值决定的，其次也包含少部分加工费用。它实际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购买力即交换价值也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当它的数量超过市场需求时，它就会贬值；反之，当它的数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它就会升值。本来，它的市场价格也可以通过市场本身得到调节。即当它的数量供过于求时，它应当有一部分退出市场，可以作为贮藏手段被贮藏，也以原铜等形式转变为铜器，可以退出国内市场而转向国外市场，而这恰好要表现为铜钱的流、藏、销。换言之，铜钱的流、藏、销不过是市场调节铜钱价格的正常渠道。而宋朝却把这些看成是钱荒的原因来加以禁止，破坏和妨碍了市场调节作用的正常发挥，结果使铜钱市场价格低于实际价值的情况长期不能扭转。非但如此，官方在铜钱已经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还努力铸造新钱，这就造成流、藏、销的推动力更加增强。于是，就出现了官方越是禁止，流、藏、销现象越严重的反常情况。转贴于 热点论文网 http://www.lwhot.cn
二、关于南宋会子的性质
１、税收是影响会价的决定性因素
会子自身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它的购买力是来自何方、其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同近代严格意义上的本位币不同，它是有面额的，其面额是以铜钱数标示的，但在它流通的大部份时间里，它都不能按面额兑换铜钱。由于它是以铜钱标示面额，所以，它同现代无本位纸币也有不同点，至少在形式上和当时多数人的观念上，它仍是一种金属货币的代替者。它是由国家强制发行的，但国家却无法规定它的购买力。在宋代，人们习惯上以铜钱作为价值尺度，所以，会价即会子与铜钱的比价，也就被人们视为会子购买力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二者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考察会价的变化，也就接近于考察会子购买力的变化。
我们看到，在会子发行之初，以及后来几次大规模的称提时，官方都曾试图规定会价，规定新会依面额兑换铜钱，但都很快遭到失败。因为要想让会子依面额兑换铜钱，官方就必须准备足够的铜钱用于兑换，这在起初被官方认为是很吃亏而不愿如此作的；而到后来，会子发行数量过多，官方又拿不出那样多的铜钱用于兑换。所以，官方是无法完全控制会价的。过去有过一种认识，即认为会价是由官方置办的准备金的数量决定的。宋代发行楮币确实有准备金。四川发行交子，每界备准备金三十六万贯。南宋发行会子之初，既是效法川交子，大约也有准备金，只是准备金与总发行额的比例不知是否有规定，但可以断定，即使有规定，其比例也不会很高，而且据当时官员议论可知，有好几次增印会子，都没有筹措准备金。这样，数量有限的准备金，不可能对会价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对会价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从会子发行之初，会价就与会子的面额有明显差异，而且在一些时间和一些地区，其差异相当之大，这就表明持会子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按面额兑到铜钱的，即是说，会子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不能（依面额）兑换的纸币。这同时也就表明，会子的准备金没有发挥作用或没有发挥保证会子信用的作用。
事实上，对会价影响最大的，是国家的税收与榷卖。南宋人谈到交子、钱引能长期行用的成功经验时，几乎都讲到交子、钱引与税收的关系。如李流谦说：交子和钱引之所以能长期行用，是因为它“常用于官而不滞于私”。“每州（岁？）之春，引直必亏，至笋茶之出、官司催驱之时则例增。”（《澹斋集》卷九《与汪制置札子》）即是讲，每当税收时，钱引价格就会上升。其实会子也存在类似情况。辛弃疾说“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文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近年以来，民间输纳用会子、见钱中半，比之向来，则会子自贵，盖换钱七百有奇矣（原注：江阴军换钱七百四十足，建康府换钱七百一十足）。”（《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辛弃疾《论行用会子疏》）他很具体地说明了会价与税收的关系。另张伯文、杨冠卿都比较了交子和钱引的成功和会子发行的不畅，张伯文说：“在昔楮券之行于蜀……是故州县之折纳、四方之征商、坊场河渡之课息，不贵其钱，不拘其楮，故钱重而楮亦重。今则不然，官之予民者必以楮，而其取于民者则必曰见钱焉。朝廷散于郡邑者则以楮，而其索于郡邑者则必曰见钱焉。”（《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杨冠卿则讲：“夫蜀之立法，则曰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输、关市梁泽之输皆许折纳，以惟民之便，……今此则不然，天下之输税不责以楮而必责以钱，官务之支取既无其钱，而徒易以楮，至则发纳上供，官则以微价收民之楮以充其数。”（《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他们对交子、钱引、会子发行情况的议论，清楚地说明了官方出卖禁榷品、赋税是否收受楮币，是楮币能否被百姓认可的关键。宋光宗时，彭龟年说：“近日会子流通胜于见钱，官私便之，似觉无敝……此无他，官司许作见钱入纳，井市兑便者稍众也。”（《止堂集》卷一《论雷雪之异为阴盛侵阳之证疏》）他的话更加明确地讲明了官方是否收受、如何收受会子决定着会子的信用。
宋代禁榷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特别是货币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大超过前代，因而钞引算请、禁榷品出卖是否收受楮币、如何收受楮币，对楮币的流行及楮币的购买力（市场价格）影响很大。马端临说：“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见钱以为本”。（《通考》卷九《钱币考》）马氏讲钞引算请可以阴助称提是对的，但他讲岁入一千万贯却是不精确的，北宋仅钞盐一项就不止岁入一千万。南宋孝宗时，仅在京、建康、镇江三榷货务场岁入就已超过二千万贯。所以，榷货算请时按多大比例收受楮币、是否按面额计算楮币价值，对于会子的作用影响巨大。
总之，会子的信用是靠国家的税收（含变相税收榷卖）来保证的。会子的法偿能力，也主要是通过它的纳税能力和榷买能力来体现的。
当然，宋人认为，国家的称提，即贱买贵卖，是保证会子价值的重要手段。如杨冠卿即讲：“又有一法焉：贱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以示其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但是，也正如杨冠卿本人所见到的：“朝廷欲革其弊，曩者固尝令官自出钱，比民间兑折之价重其价以收之，然其法则一人日支一缗，过其数者罪焉，胥吏艰阻之态百出，民亦何苦费力如是而受无辜之责邪！”（《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即官方买入时即不依面额，而且还附有种种限制。杨氏此处大约讲的还不是朝廷多次举行的大规模称提会子，这些次称提都起到了提高会价的作用。但是，这些称提都是短期行为，其效果都不能保持长久。其次，在称提过程中，官方回收会子时，也往往不是依会子的面额，而是依会子的市场价格来回收的。再次，我们看到，官方的称提越来越软弱无力，作用也越来越小。故而，官方的称提同税收比起来，对会子的影响仍是次要的。
２、铜钱是会子的本位币吗
南宋叶适曾对会子驱逐铜钱作过如下论断：“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今人往往对叶适的论断不以为然：只有劣币驱逐良币，哪里会有纸币驱逐其本位币的事！
会子面额以铜钱数标示，这很容易使人作如下误解，即认为铜钱是会子的本位币。基于这一认识，使人们对南宋叶适关于楮币驱逐铜钱的论断予以否定。然而，我们只要深入考察，就会首先发现，铜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会子本位币，其突出表现是，持会子并不能随时随地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或者更准确地讲，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区，持会子都不能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再深入，就会发现，如上所述，会子的价值并不完全是由它所能兑到的铜钱来决定的，而更确切地讲，是由它的纳税能力决定的。在南宋后期，楮币可以离开铜钱而独立存在的趋势已逐渐明显，到了元代，楮币就完全离开铜钱而独立运行了。楮币就其本质而言既可离开铜钱而独立存在，它与铜钱的关系就不是本位币及其纸币的关系，所以，会子驱逐铜钱的论断也就不难理解，况且，南宋的史实也证明了叶适的论断是很有预见性的呢！
３、楮币久远必败
宋代文人对发行楮币会子有赞成和反对二种态度。前面提到的杨冠卿、辛弃疾都持赞成态度，叶适（另有戴埴）等人都持反对态度。以往学术界对持反对态度者一般予以贬斥，认为他们顽固守旧。其实人们往往忽略持后一种态度者理论中的合理成分，特别是他们关于会子久远必败的论断是有预见性的。
无疑，楮币的创行使中国荣膺世界最早行用纸币的国家的美誉。楮币的行用在当时确曾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便利，特别在促进商业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容低估。中国行用楮币，对纸币在全世界的行用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对全世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宋元行用楮币给后人提供的经验教训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但是，中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不能忘怀的。由于楮币是由封建国家直接发行的，它与封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中介，所以，它的发行数量完全是由封建国家控制的。封建国家能否有效地控制其发行数量呢？不能。这是因为封建国家本身缺乏一种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许多开明的君主、许多贤明的大臣都曾认识到楮币数量失控的危害，他们都想扭转局面，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这是因为，封建国家缺乏自我约束机制这一点，不是个人意志所能改变的。我们看到，宋、金、元、明四代行用楮币，都不能有效控制其发行数量。除了明朝主动废弃纸币外，宋、金、元三朝的楮币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其灭亡都同楮币发行有着重要的联系。纸币在明清时期中断发行，与此有直接联系。转贴于 热点论文网 http://www.lwhot.cn
三、宋代货币发行与中国古代特定国情
以上我们对涉及宋代影响最大的二种货币＿＿铜钱、会子的二方面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显然，我们的分析不是全面的分析，而是只抓住了某几个侧面。我们之所以要抓住这几个侧面进行分析，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有助于正确认识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性。事实表明，中国与西方在历史上走过了二种不同的道路。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我们不得不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理论包括社会理论。在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历史轨迹的时候，人们往往忽视中、西之间历史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西方人根据西方情况作出的现成结论，这就难免得出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结论。笔者以为，近年学术界关于宋代经济的讨论中就存在类似的问题。笔者以为，要正确认识有关宋代的货币问题，就必须首先认清宋代与同时期西方各国相比它的独特的国情。
１、财政负担加重与官经济膨胀
宋代的中国与当时西方各国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所谓的一元化。虽然我们习惯上称宋代社会为封建社会，其实宋代社会是没有“封建（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社会。宋代的国家是中央集权的。宋代甚至不存在藩镇割据的问题。当时的西方却是教会与世俗君主争雄的时代，是大小封建主彼此你争我夺的时代。反映在财政上，也是混乱的。皇帝、大诸侯、小领主、教皇、大教主、小教主各有各的财计，彼此关系松散，甚至各成体系。
宋朝既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则财政也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这就要求对有几千万臣民的国家的收入与支出进行统一的安排。宋朝实行募兵制，许多原先由百姓服役解决的事务如官工业、邮递等宋代也改由军兵承当，这就使军兵人数众多。军队的供给成了始终困扰宋朝财政的一个大问题。也由于此，宋朝财政收支数额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为了维持中央集权的巨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为了供给皇室、贵族、官员、军兵、吏人的正常消费，为了安排好远远超过前代的财赋收支，宋朝的理财官们绞尽了脑汁。扩大财源的主要途径是实行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轻重散敛的取财之术，即所谓寓税于利，质言之，即国家将自身变成一个大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这就势必导致官经济的膨胀。在宋代，我们随处可见官工业、官商业、官金融业以及所谓官商分利的各种设施，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远远超过前代。
轻重散敛的最重要的方面是禁榷制度，禁榷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在宋代其实行范围大为扩展。禁榷制度是中国的“土特产”，是同时代西方各国所没有的。禁榷收入的取得是要通过买卖形式进行的，禁榷收入则主要体现为货币收入，这对货币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２、私营工商业发展迟缓
中国自汉代以后，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官方的经济政策和官经济的不断膨胀，严重地阻碍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在宋代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西方各国，城市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摇篮。中国的城市与西方各国的不同，西方许多封建领主及其仆从住在农村的城堡里，而中国的皇室成员、贵族、官员多数都住在城市里。西方的许多城市是工商业者的聚集地，其中有不少城市中工商业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是生产性城市；而中国的城市中虽然也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工商业者，但其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通常并不很大。在中国，城市人口中大多数是贵族、官员、军兵及其家眷、仆从。看《红楼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贾府就有那样多的人，他们都是“市民”，但却不是工商业者。城市中大大小小的贾府不知有多少。宋代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除了官员，还有吏人，宋代京城省台寺监三司枢密院的吏人有数千，此外还有各仓场库务及府县的吏人，总数应以万计。京城及周围有数以十万计的驻军。吏人及军兵的家属应有相当数量。
有众多的城市人口就有相当的城市消费，就有相应规模的商业，表面看，宋代城市工商业也相当兴盛发达。但细分析起来，就会发现，宋代的城市消费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特殊性。首先，许多消费品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供给。如重要奢侈品香料主要是通过市舶司抽买获得的。官方不但不向普通商人购买，相反要向他们出卖。如京城每年通过漕运获得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这也无须通过正常商业渠道。官方每年通过和预买直接从百姓处获得数以百万匹计的绢帛，通过几个大的官办绫锦院获得大量高级丝织品，皇室甚至官兵的许多衣料都由此得到解决，这些都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在西方各国，军器往往是私人制造的，不少工商业者乘十字军东征大发横财。宋朝的军器却是官方自己制造的，甚至其原料都是通过科买的途径直接从农民那里征购来的。其他例如药品、书籍等，也往往由官营机构制造和向百姓出售。至于禁榷品盐酒茶矾等，自然更不必说了。总之，官营工商业及相关制度，把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挤压得很少余地。我们看到，宋代城市中，合股经营的工商业十分罕见，信用关系很是不发达；有较多人数的私人手工业工场十分罕见；私人间大宗买卖十分罕见。，官方的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会子务生意兴隆，官方发行的楮币流行天下，而私人经营的较大规模和长久存在的金融机构几乎不见记载。宋代的采矿和金属冶炼业相当发展，但其中大部分为官方控制，其产品用于铸币。明代不用铁钱，后来又以银为主币，于是采矿冶炼业就急剧滑坡。
西方的工商业者，利用不同的教会和大大小小的封建主之间的矛盾，壮大了自己。他们通过赎买等手段在城市管理中逐渐掌握了主动权，进而通过雄厚的财力在国家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宋代的工商业者始终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迟滞，直接影响到货币的发行及流通。
３、货币税的超前
由于宋朝财政是中央集权的财政，是“全国一盘棋”的财政，在财政管理上，就产生了把实物收入变为货币收入的要求。这是因为，实物难以量化，难以准确计量，难以保管，难以调运等等。这就促使税收中货币比重不断增加，就促使货币税广泛出现。在许多场合，货币税远远超过了货币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人们在说明宋代钱荒时，常常征引下面的史料：
三更趋役抵昏休，寒呻暑吟神鬼愁。从来鼓铸知多少，铜沙叠就城南道。 钱成水运入京师，朝输暮给苦不支。海内如今半为监，农持斗粟却空归。 （ 孔平仲《朝散集》卷一《铸钱行》）
今年粳稻熟苦迟……汗流肩赤页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 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 （苏轼：《苏东坡全集·东坡 前集》卷四《吴中田妇叹》）
一钱重丘山，斗粟轻粪土。昔闻丰年乐，今识丰年苦。东家米粒白如银， 西家稻束大如鼓。再三入市又负归，殷勤减价无售主…… （吕南公：《灌园 集》卷四《山中即事寄上知县宣德》）
自去岁江浙大稔……田家作苦，十得一稔，欲以输租偿债。今也负担适市， 人莫之顾，不得已而委之，仅得千钱而去，一岁所入，不足以纾目前之急，何 暇为后日计？所以粒米狼戾而不免于冻饿也。米价既贱，钱帛并重，人所艰得， 何敢轻费，所在客旅稀少，市井萧条，工商游手之徒，莫不坐困。民间钱既艰 得，冬租糜费，夏税物帛，无所从出，州县催科，所以劳扰倍于常年，此皆谷 贱之患也。 （《定斋集》卷四《乞平籴札子》）
祷庙祈神望丰年，今年中熟更堪伤。百钱半米无人要，贯朽何时发积藏。 （陆游《剑南诗稿》卷五九《太息》）
……秋收幸值岁稍丰，谷贱无钱私债重。连忙变转了官赋，霜雪冬饿愁穷 冬……（刘学箕《方是闲小稿》卷上《插秧歌》）
我们重新分析这些史料，不难从中看出，农民之所以要卖粮筹钱，主要是为了完纳税赋；农民之所以要在秋收季节不顾价格低下卖粮，就是因为官方收税有期限；而钱之所以“荒”，也主要是因为许多农民在同一时间卖粮，造成一时的资金匮乏。这进而说明，当时的农民很少货币积存，说明市场很少有机动的见钱。所以，与其说这些记载证明了“钱荒”的存在，毋宁说它们证明了当时货币经济发展的不充分，证明了货币税的超前和不合时宜。上引史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超前的货币税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是多么沉重。
４、货币的支付手段功能相对较强而交换功能相对较弱
由于国家财政货币收支数额巨大，造成了相当规模（数以千万贯计）的货币流动。在这一流动的某些环节，货币也表现为商业交换手段，但是在更多的场合，货币却表现为一种支付手段，例如在纳税、薪奉津贴赏赐及佣金支领等场合。这就使得宋代货币的使用手段功能相对大而交换手段功能相对弱。
中国古代在先秦时期曾部分使用黄金白银作流通手段，到汉代以后金银逐渐退出流通，主要使用铜钱作流通手段。这种情况经历了数百年，到宋代仍主要用铜钱作流通手段。为什么贵金属迟迟不能重新返回流通领域呢？笔者以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业特别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迟滞。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贸易少，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也就少。人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是小额支付，宋代一个人的日平均消费水平，一般是铜钱十文至百文。显然，对于这种小额支付来说，铜钱是非常适宜的。在发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额为十贯（铁钱）的大钞，但到宋神宗时，即改为发行面额一贯、五百的二种，面额十贯的便停止发行了。南宋发行会子，起初发行的面额分别为三贯、二贯、一贯三种，后来改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种。其他几种楮币的面额大抵也在一贯上下。马端临甚至把面额的减小作为楮币同钞引的重要区别。（参《通考·钱币考》）楮币面额的变化，说明了当时社会需求的水准，说明面额在一贯和一贯以下的楮币较为适合需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交换水平尚较为低下，大宗商品交换尚不多。
总之，与同时期的西方各国（或者更确切地讲，西欧各国）相比，宋朝的情况有许多特殊性，这些特殊性造成我们不宜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某些现成论断。笔者认为，通观地考察历史，许多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转而起消极的作用。轻重散敛等经济政策，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强大帝国时，以及在此后促成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曾经起过积极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其消极面越来越突出，作用越来越强，这在宋代表现得相当突出。中国相对西方各国的落伍，应当说是始于宋代。到了明代后期，这种落伍的形势已逐渐明朗。所以，正确认识和评价宋代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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