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了扭转中国在军事上即将崩溃的形势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军
事潜力，极力阻止国民党政府向共产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共同对日作战 时，充分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和根据地，并最终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团结起来， 建立联合政府。这种以和平的方式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的政策也从使中国 成为大国的政策中汲取了动力。因为，用萨姆纳·韦尔斯的话说，如果中国 “在无休止的内战和无政府状况中挣扎”而无人过问的话，那么她就无法完 成美国交给她的任务。
美国试图使中国成为大国并使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实现政治解决的
努力也是以她估计到俄国对中国怀有觊觎意图为前提的，是以她希望不仅在 远东，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与苏联在战后继续保持合作为基础的。华盛顿 认为，如果她赋予中国以大国的地位；如果她取得苏联遵守一定的国际行为 准则的保证；如果她使中国和俄国达成某种正式的协定；如果她使中国的国 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共同组成联合政府，那么她就能够在战后的远东防止苏联 干涉中国内政，使之善待中国，并保证美苏的继续合作。
战后美苏合作的宏伟计划和以和平方式建立团结与民主的中国的政策都
是符合实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目标的。因为，如果我们考虑在远东美苏继续 合作的可能性与在中国国共合作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打败 敌人。因而，美国的军事目标、政治方针与有关战后世界的设想形成了相互 关联的整体，而重要的环节就是迅速战胜日本这一最高行动目标和使之无条 件投降的原则。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全面规划是以错误估计了苏联的意图，并对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做出错误的判断为基础的。当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 并没有像美国官员所期待的那样采取行动时，这一规划就破产了。而且，规 划的一致性和合理性体现于它的军事目标，而不是它的政治目标。随着事态 的不断发展，政治方针只不过是实现军事目标的手段。颠倒政治目的与军事 手段的合理次序是美国传统的外交与军事力量脱节的状况在战时的反映。由 于军事国标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因此美国军事行动中的政治含意便没有得到
充分的考虑。美国在部署军事战略时，也没有考虑到它对中国的国内稳定所 产生的政治影响。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根据地的愿望是错误地估计中国 共产党的性质与意图的原因之一。因此，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方针仅仅是 以外交行动来实现的。马歇尔以微妙而尖锐的语言描述了这种形势的实质。 他说“罗斯福总统的政策是把中国看成是个大国”。仅仅以外交行动实现政 治方针导致了公开的政治目标与具体的军事方案之间的矛盾，它只能使整个 政策结构的崩溃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
2.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设想与感情 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的根据是一种盲目的设想，即认为太平洋战争之
后，中国将作为对美国友好的大国而出现。这种政策体现了一种善良、高尚
和激励人心的想象力，它来源于美国与一个争取摆脱外国统治和剥削、摆脱 落后与贫困的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百年来似乎从未间断过的友谊和感情。美国 人民已争取到了自身的独立，并在新大陆建立起自由人民的繁荣社会。这种 政策是符合他们慷慨大度的天性的。
对这种政策的根本设想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 看，中国的衰老状况只能是暂时的。具有三千多年完整的、连贯的文化传统 的民族或迟或早势必我到一条振兴国家的道路。中国漫长的历史是以王朝的 兴衰为特征的，考虑到这一点，当前的混乱显然是处于过渡时期；在此之后， 伟大、光荣的复兴时期必将来临。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它可以被认为是 新时代的黎明前的黑暗，中华帝国灿烂辉煌的传统将体现在现代化、工业化 和民主化的强大的中国之中。〔8〕
对中国的前景所持的这种长远观点看来已为中国最近的历史所证实。无
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是多么缓慢与踌躇不前，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使西方列强震惊的漫长的抗日战争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力量恢复的标志。 因此，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 伟大形象。它预告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各国的末日的即将来临，开辟了东、 西方以平等、友谊为基础而共同生存的新时期。这的确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 想法。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取消了这条约束线。10 月 17 日，麦克阿瑟发出新的命令，把约束美军的线 移向一根通过青山涧水一熙川一平原一德泗里一丰山一松津的横向线，这条 线在某些地方超过原线以北多达 60 英里。这个新命令仍然符合 9 月 27 日的 含糊指令，华盛顿没有作出反对的反应。然而，事后回顾，修改约束线是军 事上意义重大的行动。由于这个命令，麦克阿瑟将军放弃了三八线以北的可 能的最短防线。正是主要在新旧两线之间的地区内，美军在 11 月下旬在北朝 鲜的战役中打了决定性的败仗。
10 月 24 日，麦克阿瑟干脆取消了约束线。他敦劝他的野战指挥官们说， 原先的约束是基于“敌人投降的可能性”。他现在授权给他们“在必要时动 用其指挥下的任何的或所有的地面部队，以便全部占领北朝鲜。”麦克阿瑟 将军发出 10 月 24 日的命令时，事先并未告之联合参谋长们。10 月 25 日， 联合参谋长们告诉麦克阿瑟将军说，他的命令不符合 9 月 27 日指令的精神。 他们进一步说，一方面他们理解麦克阿瑟有充分的理由发出他的新命令，另 一方面他们很需要被告知这些理由。后来，在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上，柯林斯 将军举出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作为违反联合参谋长们的指令的案例，或至 少是违反了指令中规定的政策。麦克阿瑟立即回答说：取消约束是“一个军 事上的必需，因为大韩民国的部队力量不够，并且不能被很好地领导来应付 局势。”他解释说，他在 9 月 30 日从国防部长马歇尔发来的一则电文中，被 授给必需的横向线，以便修改 9 月 27 日的指令。该电文说：“我们要求你在 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时，在战术上和战略上都不要受到牵制。”麦克阿瑟作 结论说：“我完全理解你们的指令的基本目的和意图，所以在前提里提出了 各种可能的预防措施。然而，这一挫败之所以会酿成，甚至也许是战术上的 风险的原因，乃是由于我的指令以外的其他行动。整个问题我在威克岛会谈 中都谈到了。”杜鲁门总统再一次感到很诧异，正如其他人全都感到诧异一 样。迟至 10 月 26 日，他还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按他的理解”只有南韩 部队将进入北方各省。如果杜鲁门在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的目的是跟他的野 战指挥官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来确保麦克阿瑟忠实执行华盛顿的政策，并阻 拦将军采取挑衅性的行动，那么，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
在 10 月末 11 月初，中共军队向联合国军发动了两次反击作战。同时，
中共政权在中国发动了一个突出“仇视、鄙视、藐视”美国为主题的群众运 动。参加这个政权的一切党派在 11 月 4 日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发誓支持“在 志愿的基础上的”抗美援朝运动。这表示各党派赞同干涉朝鲜，这种干涉已 经成为既成事实。11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轻蔑地驳斥任何美军也 许会在中朝边界停下来的想法。它提出，当美军接近三八线时，美国制造了 一种印象似乎美军会在那条线停下来。后来，美国制造了一种印象，似乎美 军将在离中国与苏联的边界的一定的距离之外停下来。但是，社论指责说， 事态表明这些声明都是谎话。现在，美军正在向鸭绿江推进，而美国发言人 又再一次用口头上保证麦克阿瑟的军队不会越出朝鲜边界的办法来施放烟 幕。社论问道：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些声明难道不正是美国侵略者要越 出朝鲜边界推进的信号吗？
11 月 7 日，中国军队和北朝鲜军队突然摆脱了与联合国军队的接触。这 个战术上的脱离接触使朝鲜战场上出现了沉寂。中国干涉已经成为事实。但 仍有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干涉的目的和范围是什么？华盛顿和麦克阿瑟都不 知道。但政府对与中共军队发生冲突一事比麦克阿瑟还要更关心，它于是想
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干涉的问题。在另一方面，政府交给麦克阿瑟的军事任 务仍继续保持不变。它试图用 11 月 15 日在联合国通过一项六国决议案、次 日并用总统亲自出面的办法，向北京保证：华盛顿意欲尊重满洲的边界。它 探寻沿鸭绿江建立一个缓冲地带的可能性。它准备尊重中国在邻近边界地带 的合法权利，并准许北京使用朝鲜的水电力。作为实现朝鲜统一的手段，外 交措施现在被摆到军事作战的前头。在对麦克阿瑟的指示不变的情况下来探 求谈判的可能性的政策，依据于两个假设。其一，中共会乐意就建立缓冲地 带及从北朝鲜取得电力供应的问题进行谈判。其二，麦克阿瑟将军的军事作 战行动将会获得成功。结果是：两个假设都是不真实的。
麦克阿瑟激烈地反对任何与中共进行谈判的企图，反对作出和解的姿 态。他不认为水电设备在北京的盘算里有重要性。他根据道义上和政治上的 理由反对缓冲地带的想法。他电告华盛顿：“把北朝鲜的一部分放弃给中共 的侵略，将是自由世界在现代的最大失败。向这样一个邪恶的家伙屈服将使 我国的领导和在亚洲的影响破产，并使我们在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两方面的 阵地都守不住。”他不相信北京会用全力进行干涉。他确信：“在这些国家 承担它们为了政治上的理由无法撤退的责任以前”，迅速占领全部朝鲜就会 制止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的侵略计划。如果中共军队确实用全力干涉，他确 信他的空军将消灭他们。[229]麦克阿瑟那样地确信他指挥下的军队的压倒力 量，于是在 11 月 24 日发动了为赢得战争胜利的最后一次攻势，并告诉部队 说他们可以回家过圣诞节。他把军队分成两路，各有一个单独的指挥官，中 间留着一个 20 到 35 英里的空隙。
三天后，中共及北朝鲜的军队用全面反击来迎接麦克阿瑟的总攻击。这
一击“闪电般地、出乎意外地、令人震惊地”落在中段的大韩民国第二兵团 的头上。南韩部队的崩溃暴露了第八军的右翼。第八军知道这一情况后在处 于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共军队的压力下，于 11 月 27 日开始后撤。中共军队在 全线击溃了联合国军。这证明敌人集结了比原先估计的数字大得多的兵力。
11 月 25 日，第八军的情报部门把前线的敌军兵力判断为 149000 人，比前一
天的估计增加 95000 人。三天后，在朝的中共军队的兵力被估成 200，000 人，实际上则有 300000 中国军队。在 11 月 28 日的一份特别公报中，麦克阿 瑟将军宣称：“我们面临一场新的战争。”这场新战争以 S·L·A·马歇尔 称之为“本世纪的主要决定性战役之一”开始，“接着是美国历史上最远的 一次撤退。”[230]
北京以在成功湖的外交攻势来伴随它在朝鲜的反击战。11 月 24 日，北
京政权派往安理会的首席代表伍修权将军到达纽约，参加安理会讨论北京对 “武装侵略台湾”的控诉的会议。在 11 月 28 日的一份长篇发言中，伍排除 了任何解决福摩萨问题的折衷方案。他宣称：
不管联合国大会可能对所谓的台湾地位问题采取什么决议，不管是否把该岛交给美 国以便它能公开统治它，[或]是在“托管”的幌子下，或是搞“中立化”，或是用“调查” 来进行拖延，因而保持目前的实际上的美国占领状态；这在实际上是窃取中国的合法领土， 并支持美国对台湾的侵略，以反对中国人民。任何这类行为一点也动摇不了中国人民解放 台湾的决心，更不能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行动。
伍要求安理会“采取具体步骤，对美国的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
干涉朝鲜的罪恶行径实行严厉的制裁”，并要求“安理会采取有效步骤，使 美国军队从台湾和朝鲜全部撤退”。伍攻击美国的势头之猛与在朝的中共军 队向美军猛攻的势头不相上下。
后来在 11 月 11 日，周恩来拒绝了印度希望中国军队停于三八线的呼吁。 他对潘尼加大使说，他的和解条件包括美军撤出台湾，中国进入联合国，及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12 月 16 日，杜鲁门总统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 只有进一步在战场上的较量，才能带来和平的恢复。
6.朝鲜战争和政府中国政策的崩毁 随着北京的干涉及尔后的朝鲜战争的僵持局面，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失
去了它的暂时性特征。这些形势的变化意味着政府的摆脱政策的彻底失败。
这一失败植根于美国的两党分歧。中国帮要求有个积极援助国民党的方案一 事及它对中国在感情上的牵连，使得有必要在 1947 年采取有限援助的政策。
在 1948 年 10 月，马歇尔从一切实用的目的出发，把中国大陆跟福摩萨全都 一笔勾销之后，他们使美国的中国政策有一年半时间处于不能动弹的状态。 这种动弹不得及在中国的继续纠缠，给苏联提供了充裕的时间，来准备在中 国与朝鲜采取新行动，以对付美国的扶植日本的政策。且不论苏联在北京发 动对福摩萨的预定进攻之前就安排攻击南朝鲜时作了一些什么样的盘算，在 朝鲜的入侵导致了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这就进一步激起了北京对美国的敌 意。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后，北京干涉了。在北朝鲜的奇袭得胜后，共产主义 中国跟美国一样拒绝把进军停止于三八线。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福摩萨 海峡的中立化对中共决定进入朝鲜战争的确切的影响；或对它后来拒绝停兵 三八线的确切的影响。很可能是：美军越过三八线一事，就足以构成使北京 作出那些决定和行动的条件。但人们也必须记住：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也 是北京干涉以前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不能不影响北京的决定。它不能不 使莫斯科的劝说北京干涉，与劝说北京把美军逐出朝鲜的工作更轻松些，如 果需要劝说的话。总之，在福摩萨海峡中立化之后，紧接着发生越过三八线 与中国干涉一事，这种干涉又反过来从基本上改变了中美关系。
就这样，在 1950 年末，政府对华政策的整个大厦变成了瓦砾堆。政府曾
采取行动使美国从中国内战中摆脱出来，但形势迫使它用福摩萨海峡的中立 化，在最后时刻里进行干涉。它曾企图劝阻北京不要干涉朝鲜；但是，联合 参谋长们所同意的、艾奇逊犹犹豫豫地也同意的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的挺进 却把北京拉人了战争。它曾竭力避免美国与共产主义中国之间的军事冲突。 但是，向北朝鲜进军的决定铺平了美国有现代化技术的军队最终被装备恶劣 的中国士兵打败的道路——而且是在对后者来说有着比中国大陆更不利的地 形条件下。它曾企图限制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所承担的责任；但是，在 1950
年 11 月以后的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却导致对福摩萨的迅猛地增加军援。它 曾寻求通过联合国在福摩萨问题上取得妥协；但是，北京用越过三八线在朝 鲜逼进的办法，强调了她对任何这类方案的拒绝。它显然曾希望最后跟北京 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却发觉自己越来越反对承认共产党政权，越来 越反对接纳它进入联合国。[231]它曾把它的长期性政策寄托在使中国民族主 义转向反对俄国，从而分裂中苏同盟的希望上面；但是，福摩萨海峡的中立 化和中国对朝鲜的干涉，大大地增加了北京对莫斯科的依赖性，而且在以后
的几年内，使这两个为首的共产主义伙伴更牢固地团结在一起。 如果政府曾采取步骤制止麦克阿瑟向鸭绿江的进军，那么，越过三八线
的决定不一定就导致美军的丢人败绩。杜鲁门总统或联合参谋长们可以坚持 美军在朝鲜狭颈部的约束线。他或他们可以撤销麦克阿瑟 10 月 17 日的命令， 这个命令在某些点将约束线北移 60 英里。联合国军在狭颈部的可能的最短防 线上，可以有更好的挡住中国军队的全面进攻的希望。再不然，杜鲁门和参 谋长联席会议可以撤消 10 月 24 日麦克阿瑟的干脆取消约束线的命令——这 个命令违反了联席参谋长们 9 月 27 日的指令，或至少违反了指令中规定的政 策。这样的步骤也许能防止美军的某些先头部队深深陷入中国人的埋伏中。 当政府对北京的主动外交表示遭到断然拒绝后，政府也许可以在 11 月里改变 它对麦克阿瑟的指示。这些步骤一个也没有采取，因为政治目标仍然是野心 勃勃的统一朝鲜，而军事上的风险显然未被认为像它们终于证明的那样严 重。总之，中国——不管它是国民党的或是共产主义的——在美国人的盘算 中，不是一个严重的因素。美国对中国的感情上的牵连，并不伴随着对中国 力量的尊重。加之，政府在约束麦克阿瑟时，在政治上处于软弱的地位，因 为它的中国政策已经被猛烈攻击了若干年，而麦克阿瑟是对远东事务的新态 度的象征。就这样，美国在北朝鲜的失败的根源是它的对华政策。
也许，共产主义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北京的
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成分及对伟大目标的追求——这种追求总是深深地埋藏 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这种追求在一个世纪的屈辱和失败之后，被恢复 了的力量和统一的感觉所复活了。但是，未能在 1947 与 1950 年间迅速从华 撤退，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及越过三八线的决定等等，却把潜在的可能变 成了眼前的现实。这样，它就剥夺了美国为适应新的远东力量对比的机动的 余地和调整的余地。即使不发生朝鲜战争，在一段时间以后，也有各种各样 的可能性产生这种新的力量对比。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觉醒了的中国的 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跟美国的遏制政策有尖锐的矛盾，跟美国扶植亚洲的 非共产主义政权的努力有尖锐的矛盾。但朝鲜战争促使这个国际力量对比突 然出现，并给力量均衡增添了新的政治上的和感情上的因素，不然的话，这 些因素是不会存在的。
从朝鲜战争中演化出来的新的力量对比，包含两个主要的成分。其一是
中国在远东以强国姿态出现，其二是在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新的斗 争模式。北朝鲜战役是中国军队对一个大国作战所赢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了现代中国的序幕以来，这一胜利对于一场国际战争的结 局，具有持久性的影响。[232]它标志着罗斯福总统在战时的要使中国成为大 国的政策获得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部分的实现。自从朝鲜战争以来，远东的 力量均衡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在亚洲大陆上的陆军，跟基于岛屿环形线上的美 国海空军的互相对峙。朝鲜半岛和东南亚成为两个阵营政治军事斗争的目 标。
第二，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及中国的干涉，促使在北京、莫斯科和华盛 顿之间的关系上，出现一种新的斗争模式。悬而未决的福摩萨问题把共产主 义中国给迷住了。结果，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在福摩萨的利益冲突，倾向于 使苏美之间的冲突相形见绌。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二等伙伴跟自由世界的为首 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变得比预期的两个对立阵营里的最强大国家之间的紧 张关系还要更尖锐。莫斯科和北京在中苏同盟中的各自的地位，也已经基本
上改变。莫斯科在推行其对亚洲的外交政策上对北京的依赖性，被北京靠莫 斯科的支持来实现她的最重要的政治目标——消灭对手的政权并实现全国统 一——的依赖性遮蔽得黯然失色。北京在外交上孤立于美国的状态几乎是彻 底了，可是，莫斯科机动灵活的自由却被大大地提高了。这一变化，使艾奇 逊的打中国这张牌来反对苏联的政策注定了要失败。它把美国放置在一种以 北京、而不是以莫斯科作主要对手的地位上，而对于北京，到目前为止，还 没有任何改善关系的可能性。
北京的进行奇袭的惊人成就及随后的持久僵持，被北京看成是证实了毛 关于美国是纸老虎的观念。这被看成是证明他的公式——“在战略上藐视敌 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正确的；这个公式经常是毛的思想的一个重 要部分，但是在 1957 年 11 月，却只能用这些话简要地加以论述。对这些思 想的正确性的强烈信仰，导致毛过高估计了苏联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 性；他把战略优势归之于共产主义阵营方面；并且宣布东风压倒西风。战略 评价上的这一错误，并不能用北京在战术上的小心谨慎加以充分弥补。不论 何时何地，只要一有机会，北京总是鼓吹对美国采取好战的政策。
在美国方面，初次的失败及随后的挫折激起了对中共政权的深刻的恐惧 和敌意，恐惧和敌意由于从前的对中国在感情上的牵连只有更加强烈。从此 之后，恐惧和敌意就代替了传统友谊，成为美国对华姿态上的占支配地位的 模式。美国就这样酬答了北京对华盛顿的恐惧和仇恨。感情上的姿态和悬而 未决的问题互相推波助澜，使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僵硬化；这种敌对通过日 常的斗争，使美苏对世界领导权的长期竞争也相形见继。
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的行动过程，从杜鲁门政府的政策的垮台中，自然
而然地被引导出来。对许多人来讲，失败了的政策的唯一替换物，在逻辑上 讲，就是它的对立面。最大限度地孤立北京，代替了寻求妥协。重新扶植国 民党政府作为在远东的头等同盟者的政策，代替了限制美国承担责任的政 策。至少到 1958 年末为止，中共政权不是持久现象的假设，代替了它已经生 根立足的假设。为阻止北京的新行动而采取的战争边缘政策，代替了一再向 中国保证美国现在的意图，和提醒她关于传统友谊的做法。向中苏集团施加 最大压力作为分裂该同盟的措施，代替了想使俄国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 目标的希望。同时，北京已自己担当起共产主义阵营中的美国的最不调和的 敌人的角色。
于是，在半个世纪以后，发生了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以互相对峙而告
终一事。对峙的一边是竹幕，另一边则是全面的商业禁运。保持中国领土主 权完整的原则，以两个中国政权的现实而告终。对中国事务的不干涉，进入 一个美国强制实行的事实上的内战停战状态。对远东的倒霉鬼的传统的同情 心，被对亚洲的觉醒了的巨人的恐惧心所代替。对美国在中国道义上的领导 作用的自豪感，被对中国意识形态在亚洲的影响的担心所代替。宗教和慈善 活动被政治宣传战所代替。友邻的对话被互相责骂所代替。历史的友谊发展 到顶点，变成互相间的敌视。地平线上永远笼罩着战争机会的阴影。恐怕谁 也很难找出一个更能发人深省的例子了：一个有良好愿望和高尚理想的政 策，却收到了悲剧性的后果。这个政策就是缺乏与自身利益相关连的估计作 基础，就是没有得到能跟高尚目标相称的军事力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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