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溉之(1898－1968) 又名武维扬。湖南平江人。早年就读于平江培元学校。毕业后回乡创办培元学校语口分校，当教员，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参与组织救国十人团，并兼平江《旬报》记者。1924年春任平江县工会秘书，不久兼任县农民协会工作。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编辑本段个人履历
1925年7月任共青团平江县委组织部部长。同年10月被派赴广州，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1926年3月被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二师四团当宣传员、连党代表、代理团指导员，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4月初到上海总工会政治处任宣传干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参与组织工人请愿活动，被国民党部队逮捕。不久经营救出狱转移至武汉，任武汉工人纠察队干部大队副大队长。6月被派到贺龙部第二十军军部警卫营当排长。大革命失败后，随军参加南昌起义，南下东江时任起义军连长。起义军失败后，转去上海，被中共中央派到程潜部第六军从事兵运工作，当连长。1928年春被驱逐返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同年秋被中共中央派回平江，任县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是冬成立红军平江游击总队，任党代表兼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赤卫委员会主席。1929年4月任湘鄂赣红军游击司令部第三纵队纵队长。在黄公略统一领导下率部参加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同年9月同红五军主力会合混编，任红五军第三纵队纵队长。1930年春担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6月成立红三军团曾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改任红五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率所部先后参加巩固扩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多次战斗和平江战役与攻占长沙城的战斗。同师长李实行指挥全师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多次取得重大战果。1931年8月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改任军团直属队工作部部长。1934年任军团供给部政治委员。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先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军事裁判所所长；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调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同年底任红一方面军补充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春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6月改任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同年秋起任中共陕北省委军事部副部长，宣传部部长。
编辑本段抗日战争时期的任职和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军法处处长，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直属工作部部长，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部长等职。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对人民军队保卫工作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编辑本段解放战争时期任职和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兼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并兼东北航校政治委员，东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华中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等职，为创建人民空军第一所航校、培养大批军政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共党组书记。被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68年7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 夏骏青 夏骏青 原名夏英杰。1910年出生于莱芜北古德范村(今属莱芜市莱城区)。1938年1月参加革命，是年7月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莱芜县委委员、县大队长，章丘县独立营营长，博莱县敌工部长。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吉林省通化行署秘书长、柳河县县长，江西省赣州市市长、赣州地区副专员、吉安地区专员，江西省建工局局长，国家建工部副局长、给水排水设计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交通部基建司副司长等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巩固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瓦解敌军做出了显著成绩，获得模范工称号。1978年去世。 |
同年10月，由李运昌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个月后，转为正式党员。入党后不久，他被调往冀东地区一个被服厂担任科长，后升任供给部长。1943年初被任命为永（清）兴（隆）密（云）联合县县长。在永兴密联合县境内打游击。下半年，改任冀东第十五专员公署财政粮食科科长。 1945年9月下旬，蒋亚泉随冀热辽军区到达沈阳后，受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委派到通化地区工作。到通后，蒋亚泉先后组建起通化专员公署和通化市人民民主政府，蒋亚泉任专员兼市长。随后在通化地区建立了9个县市人民民主政府，为通化新政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2月2日参与指挥平定了“反革命武装暴动”。 1946年底，他被调往中共东北局做民运工作。后随军南下，先后历任湖南省衡阳铁路管理局柳州分局工会主席和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衡阳铁路管理局教务处处长、铁道部工程局总监察长、北京钢铁学院总务处处长、总务长等职务。1977年6月8日病逝。享年76岁。通化事件 通化事件（亦称二、三事件）：
吉林省通化市，1946年2月3日，万余旧日本军人在国民党策动下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八路军（时称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除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以一千余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疯狂反扑，打死暴乱分子四千余人，其中日本人三千多人。当时气温零下二十几度，满街都是日本人裸露的尸体，三天后全部投进浑江冰窟窿中。当时从丹东撤回的八路军部队看到鸭绿江漂满了尸体，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通化事件是少有的中国人给日本人留下的巨痛！战后日本人一直想回通化搞祭祀活动，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如愿。 事件详细经过： 1946年2月3日，新春大年初二，已经向中国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以及日本战俘、商人、暴民在国民党的煽动下卷入国共东北主导权之争。更甚者，这些赌国民党会赢的日本人替国民党出头发动武装暴动，最终被善战而多谋的八路军彻底聚歼。战地漏网人员包括日本暴民和国民党党部人员遭八路军全城整整两周的地毯式大搜捕。暴动策划者和主谋者无一漏网，几千参与者不是战死就是被俘。一千八百名日本人或战死或被猎杀，三千多日本男性被集中关押，许多人因为冻伤手脚被截肢。暴乱核心人物一是原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二是汉奸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孙耕尧。孙耕尧暴乱前因机密泄漏被八路军事先逮捕，审讯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不料因为凌晨暴乱已经开始，电路被切断，行刑战士黑暗中没有击中孙耕尧。等到天亮时，暴乱溃败，八路军返回驻地发现孙耕尧等暴动头目均活着，遂补枪击毙所有罪犯。藤田实彦则是在全城大搜捕中第七天被公安干警从日本商社的一栋社宅阁楼中发现，同时三十多名日本人被捕。共产党在枪决所有日本主谋者的时候，唯独留下了藤田实彦的活口，五花大绑下让藤田实彦在展览会向所有参观者和游人反反复复地承认罪行。每见到日本人来参观，藤田实彦都会鞠躬谢罪：“真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最后藤田实彦羞愤成疾病死在通化民众医院。藤田实彦对日本人说对不起是由衷的。正是因为他在通化日本人中的威望和地位，以及他对形势的错估，坚持联合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夺取通化政权，最终导致暴乱失败后，在通化的所有日本男人都遭了殃。据中日双方的记载，数字有出入，但最保守的估计是一千八百日本人（日方有说3000余人的，也有一万多人的，当时通化周边共有日本投降军人和平民五万人）被击毙，死者统统赤条条的被扔进河里“水葬”。通化中国人在日本人十四年的统治下，生活在高压恐惧的赤贫中，对日本人深恶痛绝。尤其是日本人在投降后仍然觉得高中国人一等，宁愿将储备的战略生活物资包括棉被军服食粮焚烧了也不给市民一粒粮食一件衣服。一些胆大的市民试图在火中抢回些粮食也被日本降兵打伤打残，导致暴乱后通化市民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对日本人无论是战斗人员还是平民纵情泄愤--因为身后有中国武装力量支撑着。日军尸体的衣服都让市民扒走了，连金牙齿也被砸下。更让中国军队不可饶恕的是关东军卫生部队的残忍。原本为了利用日本的战地医院，在关东军卫生部队投降并表明愿意为中国军队和市民提供人道救援后，八路军将这支130人的卫生部队成建制地保留了下来。不料后来这支部队在暴动中成为骨干并残忍地用手术刀等医疗器械将中国军队的伤员统统挑死。作为报复，八路军将这所野战医院制服后，同样用手术刀将医院部队长柴田久中尉挑死。中国参战人员和日本人生还者描述，中国人杀红了眼。凡是口令答不上来了的，上去就是一枪；凡是躲在洞里或隐藏处的，二话不说手榴弹就进去问侯了；凡是躲地窖里的统统堵死出口和通风口一律活埋。直到第二天八路军通化司令部才下达命令：只抓不杀。此时，已经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尸体。于是就有了日本人的著作：“共产军虐杀日本人事件--通化事件”。全城大搜捕时，日本人的傲慢也害了他们自己。日本人自视甚高，入乡不随俗，中国的春节居然不在门外挂对联。于是八路军挨家挨户大搜捕，只要不挂对联的统统被破门而入，成年男子一律被绑走，只要稍作反抗就被击毙。于是，通化的日本人无论是商社从业人员还是铁道公司职员，统统被关入大牢。逃跑是愚蠢的，只要露出此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暴乱前夕共产党已经得到情报，日本人计划暴乱夺取共产党政权交给国民党。于是共产党秘密搜捕将一百多名原关东军指挥官员关押一处。然而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关押地点被泄漏。暴乱伊始，日本军队围攻临时关押处。而我方只有一个班的看守兵力，幸亏班长当机立断，用机枪将一百多名企图里应外合的在押犯全部击毙。除此之外，这个时候的通化孕育了以后中国的几个著名团体。中国空军的发祥地在这里，第一任中国航空学校校长是林弥一郎，原日军航空队队长。后来成为空军司令的王海上将遇见林弥一郎都要敬礼，言必称“老师”。林弥一郎差点儿在暴乱前夕被枪毙，幸亏延安时期的日本人八路军前田光繁力保才免于一死。总政文工团发源于此，前身是通化炮兵学校文工团。暴乱中，留用人员中的日本人试图开动坦克参加暴动被镇压。末代皇帝的皇弟傅杰之妻蹉峨浩被关押通化。蹉峨浩是暴乱中日本人营救的目标之一。日本人在营救蹉峨浩的局部战斗中赢得了暂时的，将蹉峨浩成功解救出来。然而在全局中仍然惨败，面对蜂拥而来的中国增援部队，日本人不得已将蹉峨浩送回关押处，自己逃亡后在大搜捕中被俘。八路军中朝鲜人部队对日本人无比憎恨，是我方所有部门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敌人策反的，也是对日本人大开杀戒最彻底的。 而挑动暴乱的国民党人是最懦弱的，几乎没有国民党人参与战争行为，都在家里等现成的：如果日本人他们就出来摘桃子；如果日本人失败他们也没有责任。但是共产党人没有放过他们，根据审讯日本战犯和国民党特务的笔录，共产党人逮捕了几百名在家等捷报的国民党人，最后枪毙了百来个通敌纵敌者。对于此次事件，日本人耿耿于怀，最近鼓噪声音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凌晨〔农历正月初一〕天色未明，南满重镇——通化市万家灯火，繁星闪烁，结束了十四年亡国奴生活的山城人民在喜悦中企盼光复后第一个春节黎明的到来。当时钟敲响四下时，全市电灯突然闪灭两次而后全城一片黑暗，接着位于市区中心的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城区不同方向也响起三声长音哨响，顿时喊声响起，枪声大作，数千名日本关东军武装暴乱开始了。 暴乱匪徒们手持机枪、步枪，挥舞战刀在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复仇心理的支配下，嘶叫着分数路向市内我行政公署大楼、通过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发起疯狂的冲锋，妄图一举消灭我军，重占通化。我党领导的自卫武装五百余人坚守阵地，英勇抗击着十几倍于我的武装暴徒。由于敌众我寡，又是分兵坚守，反暴乱战斗十分艰巨；我军阵地险象迭出。在我军各阵地中专员公署大楼的自卫反击战斗最为激烈。暴动乱开始后，左滕队长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周洪汉指挥近千名日军和国民党菲徒混合编队的暴乱分子，依仗人数众多和武器上的优势，疯狂地冲击行署大楼。坚守行署大楼的我军战士在行署秘书长夏骏青同志的指挥下，监危不惧，冒着弹雨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专署大楼。尽管如引顽强的抵抗，敌人还是冲上了二楼。在这危急时刻专员蒋亚泉同志处决了威逼他投降的警卫员〔内应分子〕后，立即来到战士中间边指挥边鼓励战士英勇杀敌。强暴的敌人以死决战，占领二楼后又向三楼发起了强攻，我守军决心与专署大楼阵地共存亡，与进犯之敌展开殊死博斗，大楼内杀声、枪声响成一片，形势万分紧急。就在这危险之承，我通化支队、朝鲜义勇军的机动部队赶到，从背后猛攻暴乱之敌。敌人腹背受创，在我军猛烈夹击下终于溃败，除少数逃窜外，大部被歼，专署楼内楼外敌尸堆积满地，血污斑斑。经过两小时的血战，黎明时分援军赶到，在援助军的配合下，我军终于以较小的代价，共毙俘暴乱日近四千人，其中校级以上的军官八十八名，取得了抗暴斗争的胜利，从而避免了历史的逆转和更大的流血。 密谋暴乱 震惊中外的通化“二·三”日军反革命暴乱事件是蒋日特分子合流产物。通化市地处我国东北的东南边陲长白山区，南部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北部与松辽平原相连，这里煤、铁、森林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也是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的故乡。在军事上，踞通化进可出东北松辽、退可守长白天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名将杨靖宇、王凤阁将军均在通化为国捐躯。日寇统治时期，通化市是伪通化省省会，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之前，日本曾一度阴谋将伪“满洲国”国都由新京长春迁往通化，“八·一五”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我八路军迅速进驻通化接收日军的投降，解放了通化，建立起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随着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至一九四五年年底我东北军政大学、航空学校、炮兵学校中共辽东省委机关陆续迁至通化，通化市成为长白山区我党领导的中心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聚居潜伏在通化的大批蒋日特务分子不甘心于失败，企图把通化从人民手中夺走，频繁地进行暗杀和武装颠覆活动。为了将我军逐出通化，他们曾数次组织伪军警土匪武装进犯通化，均被我粉碎。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出于内战的需要，欲占通化鞭长莫造成对东北我军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但是那时国民党中央军远在关内，占领通化鞭长莫及，地方小股土匪武装又难以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国党反动派以为通化有数万名日本人，特别是其中有六千名已缴械的日本关东军可以利用，于是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光忱的亲自策划下，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为首的蒋特分子与日本关东军滕田大佐等复仇主义分子几经讨价还价，达成以暴乱成功后成立“中日联合政府”为务件的日军暴乱秘密协议。为了加速这个反共卖国协议的实施，从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起，蒋日特务分子加紧勾结，经过数次密谋一项旨在消灭我军、占领通化，建立“中日联合政府”为目的，利用春节期间我军守备空虚之机，由日蒋特务共同指挥，日本关东军为主力的“二·三”暴乱计划的保密。在未下达暴乱命令之前，知悉该秘密计划的人员仅限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负责人和少数蒋日特务分子。为了保守暴乱行动的秘密，电台通讯改用密码，有仅如此，辽宁省国民党头目李光忱还亲自指示藤田大佐暴乱行动时“要化妆，走路三步一回头，拐弯抹角朝后看”等注意保密事项，真可谓机关算尽。 阴谋败露 一九四五年末至一九四六年初，我军对于敌人的破坏阴谋虽然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但是对于蒋日反动派即将发动武装暴乱的情况却未掌握，严峻的形势对我军的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但是到了二月二日傍晚，距敌暴乱仅有十多个小时的时候，得意忘形的敌人将暴乱秘密泄露出来。原来二月二日傍晚，一个戴国民党微章的人，走在大街上被我哨兵发现。在对其盘问中，该人吱吱唔唔回答不清，哨兵认为可疑将其押送支队司令部。经司令部严加审讯，该人全部交代了当晚敌人要搞暴动，以及暴动的时间、信号等重要情况。而在这天的下午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内应分子及国民党特务头目孙耕尧分头秘密策反我军军官兵参加暴乱的情况也很快为我军所侦知。特别是敌暴乱头目孙耕尧、刘靖宇儒等策反我军军需股长沈殿铠时，沈假装答应参加暴乱并巧妙的将从敌人那里套出的暴乱秘密及时报告了我军。“二·三”暴乱计划内容要点是：一是提出了消灭我军夺取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的暴乱纲领任务；二是确定了功战我通化行政公署，通化支队司令部、市政府、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七处重要目标；三是组织总兵力为五万人的暴乱队伍〔其中日军三万人，国民党地方武装二万人，内应分子八百人〕；四是利用内应分子夺取我军炮校坦克四辆，航校飞机四架，并用日军投降时埋藏起来的机枪、步枪、手榴弹等军火装备暴动队伍；五是规定“山和川”为行动口令，市内以电灯闪灭为市内暴乱信号，在玉皇山顶燃放三把狼烟为市郊暴乱信号；六是规定暴乱标志：日军佩带“暂编东边地区部队”臂章，蒋特佩带“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臂章；七是暴动时间为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凌晨四时。敌人的种种泄密为我军粉碎暴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二月二日下午五时起，粉碎敌人暴乱的工作在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同志的领导下紧张而迅速的全面展开：以通化行政公署蒋亚泉专员为首的我军作战指挥部，迅速身机关下达了停止一切节日活动。党政军机关人员紧急动员，全副武装，进入阵地听命令。并火速催调援兵回师通化参加平暴。根据分省委的“分兵坚守，自卫反击”的抗暴方针，抽调通化支队、炮兵学校、朝鲜义勇军支队组成机动兵力，配合保卫专署大楼、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收缴一切留守日伪人员武器，清除内奸分子一百七十余人。出其不意地逮捕了暴乱的首要分子孙耕尧等十多名主犯，摧毁敌两个暴乱指挥所。这一切进行得既秘密又神速。随着暴乱时间的迫近，我军对市区局势的控制也逐步加强。二月三日凌晨四时，日本关东军按预定计划准时发起了暴动，但由于秘密在暴乱前已经泄露，注定他们的结局只能象本文开头所描写的那样，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谨以此文：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
中国通化
“二·三暴乱”纪实
■吕明辉
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发生的战争！
1946年2月3日，以孙耕尧为首的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勾结以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日本法西斯分子，纠集了大约2万多人的兵力，向中国共产党刚刚在通化建立的新政权发起了暴乱，被我党政军领导机关组织部队及人民群众镇压下去——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中国通化二·三暴乱”。
●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３日，中共通化地委升级为分省委，吴溉之任通化分省委书记。至此，通化已经初步成为我军在东北的政治军事综合后方基地，成为中共中央指示电中所说的“汉高祖之汉中”。连日本人也描述当时的通化是“第二个延安”。
1.接收通化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至１１日，仅仅２天时间内，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就接连发布了７道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调动四路大军挺进东北。
与此同时，以罗衡、姚黎明和李剑云等为首的通化中共地下党组织，于８月２１日晚间领导七道沟和铁厂子矿山工人举行起义，缴了矿山警察和铁路警察的枪支，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武装——“辽东抗日游击纵队第八支队”。８月２３日上午，李剑云带着“抗日游击纵队”给伪省长杨乃时的公函，只身来到伪省公署宣布接收通化。
然后，我接收部队与进驻通化市区的苏联红军取得联系，莫洛道夫司令官不仅支持共产党的部队进驻通化和接收通化，并且当即决定送给部队一百多条枪。
接着，第八支队派李剑云到沈阳联系我军李运昌部的第十六军分区，请求派干部领导通化政权，第１６军分区决定派蒋亚泉同志去通化担任行政公署专员。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９日，蒋亚泉率领一个排及７名随行干部，在李剑云的陪同下，乘坐专列来到通化。
９月２６日，冀热辽区行署辽吉办事处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通化成立，隶属安东省政府，蒋亚泉任专员。这标志着通化多权鼎立局面的结束和共产党领导通化政权的开始。与此同时，蒋亚泉将第八支队改编为冀热辽军区第５８团，通化专署成立了警卫连，随蒋亚泉从沈阳来的警卫员赵明任连长。我军还接收了通化日报社和广播电台。
９月２９日，通化第四行政公署宣布，蒋亚泉兼任通化市市长。１０月１日，蒋亚泉派樊鹏飞接收了通化县政府。由共产党领导的通化新政权建设，初具雏形。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安东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安东省工委书记肖华同志，派刘东元同志率领胶东军区招远独立团一个加强连２００人的兵力和部分干部，由安东出发来到通化。刘东元来到通化后，在党的建设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通化地委，刘东元任书记;在军队建设方面，组建了辽东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刘东元任通化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建立各市县的保安大队;在经济建设方面，接管了通化矿山、铁路、电厂和银行等重大工业金融企业。接着，通化地区各市县均成立了党委和人民政府。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东北长期永久根据地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炮兵学校、抗日军政大学、东北民主联军供给部、卫生部、军事工业部、光明出版社、东北印刷厂、东北银行和东北造币厂等单位也进驻通化。
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３日，中共通化地委升级为分省委，吴溉之任通化分省委书记。至此，通化已经初步成为我军在东北的政治军事综合后方基地，成为中共中央指示电中所说的“汉高祖之汉中”。连日本人也描述当时的通化是“第二个延安”。
国民党蒋介石也没闲着，一方面利用美国军舰向东北运兵;另一方面，通过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指示通化县国民党党部采取行动，与共产党争夺通化的政权……
2.国共之争
国民党内历来是派系林立，这一点在通化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通化的国民党党部有三个。
第一个党部是赵殿礼党部，其领导人是抗日的国民党人赵殿礼，日本人投降时他被关在监狱里。出狱后他在国民党罗大愚党部的领导下，恢复了通化县党部。开始期间赵殿礼党部还能与共产党政权合作，但终因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初组织地方武装围打通化失败，被我民主政府摧毁，赵殿礼流亡长春、沈阳等地，后弃暗投明，参加革命。
第二个党部书记长是从抚顺派来的于俊峰，他是辑安县大地主于老爷的儿子，伪满洲国时在日伪特务机关当过特务。于俊峰率领６０多人的武装队伍进驻通化，对外称“中央产业军”，自称通化地区保安司令部司令。于俊峰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到通化之后立脚未稳，就干了不少不得人心的事情，并且扬言要消灭共产党政权，表现得十分骄横。这些情报被我军侦察员沈殿铠侦察得知后，我第八纵队联合临时治安维持会和治安警察大队，将其部队消灭，将于俊峰处决。
第三个党部的书记长是孙耕尧，这是一个由原伪满洲国官吏组成的党部。他们自称是“老牌国民党员”，一直在做地下工作，可是，他们又拿不出自己是国民党党员的证据，找不到工作系统，没有工作上级。这些“老牌国民党党员”想在改朝换代时保全性命和家业，想在国人面前摘掉汉奸的帽子，想在国军接收通化之前获得好处，自然要想到必须首先取得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最好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谋得一官半职。他们先是想与赵殿礼党部合作，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孙耕尧代表这些“老牌国民党党员”直接与辽宁省国民党党部主任李光忱联系，获得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光忱的委任状。
为了使自己的党部“名正言顺”，孙耕尧带着李光忱的委任状，去通化专员公署同蒋亚泉洽谈公开国民党党部一事。因为当时国共两党刚刚签定“双十协定”，属于合作时期;还鉴于赵殿礼党部已经溃散，蒋亚泉根据“双十协定”精神，同意孙耕尧公开党部。
于是，孙耕尧党部对外挂了牌子，并且向各地发了公文。
在此期间，民主政府不断接到人民群众的控诉书，控诉孙耕尧是伪满王道书院院长、伪协和会通化省支会宣化部长，是敌伪的忠实走狗，曾经利用王道书院对国民实施奴化教育，是通化的大汉奸，这样的人在通化挂出国民党党部的牌子，实在令世人震惊。在这种情况下，我民主政府命令孙耕尧立即停止党部活动。
孙耕尧党部转入地下。但孙耕尧党部并没有放弃推翻共产党民主政权的努力，他们四处联络通化周围的土匪及反动地方武装，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同时，孙耕尧党部深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推翻共产党的政权，遂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勾结以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原驻通化的日本关东军１２５师团部分法西斯分子，共同举行武装暴乱上来……
转自《新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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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7-20 15:51:00 [第2节]
●其实，藤田出山的真正动机，还是想联合国民党攻击共产党，这一点从他被捕后的口供中可以看出……
3.藤田出山
日本投降之后，关东军总司令部直辖第１２５师团全体官兵，在驻地通化向苏联红军投降。但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拒绝执行投降命令，率领部分部下逃到满洲炼铁会社二道江东边道支社下属的石人矿业所潜伏起来。
战败初期，藤田实彦大佐蛰伏在石人铁矿所的日子过得似乎很惬意。
他亲眼看见向苏联红军投降的关东军官兵们，大都如丧家犬般被集中转移到吉林市，再转移到苏联境内，在西伯利亚战俘营寒冷的北风里出苦力。而他却躲过了这一劫，和自己的妻子以及两个女儿在一起，在石人铁矿大冢传治所长的庇护下，享受着在战争期间很少享受到的天伦之乐。
在这一段时间里，化名船田的藤田实彦大佐在干什么？史料记载不一。一说这段时间藤田实彦大佐在石人矿当煤矿工（石人矿既产铁也产煤），和其他日本人一样下井干活谋生，也许是一种职业掩护。二说这段时间里藤田实彦大佐在石人矿当日本居留民会会长。不管做矿工也好，做日本人居留民会会长也罢，反正藤田实彦大佐在石人铁矿所住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在１０月底至１１月初左右他就离开了石人进入通化。
藤田离开石人沟的真正原因也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藤田实彦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无法在石人沟铁矿所继续隐藏了，日本居留民会担心包庇战犯会受到牵连，所以要求大佐离开。而且，据一些日本人著作中回忆，藤田出山之前，曾经在林子头车站与刘东元司令员会过面。
第二种说法是：在通化的日本关东军青年军官们将藤田实彦大佐从石人沟请到通化，这些青年军官想借用藤田大佐的威望起事;而藤田同意出山的目的，是想说服企图联合国民党在通化发动武装暴乱的日本青年军官们。
其实，藤田出山的真正动机，还是想联合国民党攻击共产党，这一点从他被捕后的口供中可以看出：日本战败后，有许多日本人加入了中央军。我们要打算保障在中国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非造成中国的内战不可。同时，国民党政府是国际承认的，我们日本人要不拥护国民党，就不能得到安全保障。所以，我们日本人趁此国民党势力伸入东北的时候，应该配合他们打八路军，并驱逐出境，帮助国民党统治东北，求其保障日本人在东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引自：通化市公安局档案《通化“二·三”事件资料－７３》）
不管藤田实彦大佐出山的理由是哪一种，或者是两种原因的结合——总之，藤田出山了——而且出山的时间应该是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末——因为刘东元司令员是１０月２４日来到通化的，而藤田１１月４日已经出现在通化的日本居留民大会上并发表著名讲话了。
或者说，正因为刘司令在林子头车站会见藤田时对他有好感，所以才允许他返回通化，并允许他出席１１月４日的日本人大会，允许他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4.日本人大会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４日，经过通化民主政府批准，由专署日侨管理委员会和“日本人解放联盟”通化支部（日本人自治组织）联合组织的“在通化日本居留民大会”，在通化剧场召开了。刘东元司令员及通化行政专署日侨管理委员会赵文卿主任等我方的一些干部，出席了这次有两千多日本人参加的大会，并且和“日解联”的干部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主持这次大会的议长是经过当场选举产生的，他是伪满洲国高级官员井手俊太郎。
大会的议事日程是讨论日本人在战败投降之后，如何实行思想改造，在民主政府领导下互相帮助，共同生活，渡过难关，并且共同倾听我民主政府的领导意向。大会前半部是按照预期方向进行的。但是，当大会进行到后半部时，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
深受日本军国主义观念和忠君思想影响的山口嘉一郎走上台，大声提议：“面朝东方宫城遥拜，三唱天皇陛下万岁！”主持会议的议长，没有把握大会方向，却推波助澜，利用“赞成者起立”的办法使山口的提议得到通过。面对东方向天皇的遥拜开始了。台下一些兴奋的日本人还跑到主席台上，撕掉“打倒天皇制”的宣传标语。大会的情势急转直下。
接下来发言的日本人，也都在含沙射影地攻击共产党领导的通化民主政府。
转自《新文化报》
2#：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7-20 15:55:00 [第3节]
●在这次失控的日本人大会之后，藤田实彦大佐再次回到了石人沟铁矿所。
负责召开会议的“日解联”中的一些进步的日本人对大会的这种失控情况也进行了反击，并且请参加会议的、在日本人中间很有威信的藤田实彦大佐讲话。藤田实彦大佐的发言是重量级的，对藤田的发言，各种版本的资料记载不一，但内容大至相同。
例如，平泽博人在其著作《通化春秋》中是这样记述藤田大佐演说要点的：
“天皇陛下的御诏敕被出示之后，我们要忍住难以忍受的困难。我作为当时为防卫通化市而驻屯的部队的领导人，在大家面前，胸中有无尽的感慨——感叹在混乱的异国，战败民族在悲哀中度日。但是，今后各位要依靠人民自卫军的力量恢复治安，稳步而顺利地实现解放，即使我们作为日本人，也要在这种治安条件下受到保护，这也是协力自卫军的义务。我今天作为煤矿夫（工人），要鞭策自己为复兴尽微薄之力，希望今后和诸君共同努力，能够为各民族的安息和社会的建设而尽力。”
从字面上看，藤田实彦大佐的讲话是积极的，是承认日本战败事实的，是顺从于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的。其实，这些话不是藤田的本意，而是他在共产党政权面前的表演——也许他认为举行武装暴动的时机不成熟;也许他那时还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委任，没有同国民党方面取得联系;也许他在试探人民自卫军的态度。
在这次失控的日本人大会之后，藤田实彦大佐再次回到了石人沟铁矿所。
这次大会加剧了留居通化的日本人与新生民主政权之间的矛盾，也暴露了在通化的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对现实生活、对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对日本人实行改造的不满。同时也暴露了某些日本军国复兴主义分子对新生政权潜在的威胁，从而引起了通化共产党政权的警惕，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其中重要措施之一是命令在通化的日本人向南大营集中转移……
５.转移南大营
南大营位于通化市庙沟，曾经是伪满洲国军队的兵营，战败前夕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撤到通化后的驻地。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０日左右，通化支队司令部命令在通化市区内的所有日本人，集中向南大营转移。当时发出这一命令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是便于解决日本人的居住问题。１９４５年８~１０月间，从通化周边地区涌进通化市区的日本人骤增，总数大约达到１.６万人之多，是战败前通化日本居民的两倍。大量日本旧军人和难民的流入，增加了山城的人口载荷，出现了住房紧张、不少日本人流浪街头的社会现象。而且天气逐渐变冷，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很多日本人将无法过冬。如果将日本人集中起来居住，政府也好进行集中救济。
第二是便于解决我党政军群居住问题。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４日，随着刘东元司令员率领的山东八路军进驻通化之后，我党政军群工作人员进驻通化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居住紧张现象相当严重，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我方人员也将无法过冬。
第三是便于对日本人的管理。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已经洞察到了部分日本人企图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新生政权武装暴乱的动向，如果不将日本人集中起来管理，让他们散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则很难对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进行有效防范。
但是，通化支队的这个命令不为日本人所理解并拒绝执行，其主要理由是：南大营的容纳人数为５０００人，而通化市区内的日本人为１.６万人左右，容纳不下。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曾经通过“日解联”负责同行政专署联系的平泽博人，向行政公署侨民管理委员会赵文卿主任反映过意见，希望赵文卿向蒋亚泉专员转达，并且威胁说“如果不改变向南大营转移的命令，共产党和八路军就会失去日本人的支持”。
后来，向南大营集中转移日本人的事延期了。
但是，事件本身再次加剧了日本人和新政权之间的矛盾。
为了缓和这种矛盾，防止敌人利用矛盾制造事端，１２月１日，通化市政府发布文告，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已经投降了，但决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的失败。”文告号召：“中日两国人民必须永久团结，以建新东北。”
通化民主政府说到做到，为取信于日本人，在实际工作中确实解决了一些日本人的职业问题：对在政府部门以及公益部门工作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在生活上予以优待;对贫困的日本人，在生活上予以救济。
据不完全统计，通化民主政府成立三个月来，向日本人发放救济高粱米８０００斤，玉米面３４４００余斤，棉被６６套，救济金１９万元，受救济的日本人达１７２０余人。
尽管民主政府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日本关东军中的军国主义复兴分子还是利用这些矛盾，在日本人中间煽动反共情绪。国民党特务也趁机加入，加快了勾结日本人的步伐。
就是在这一时期，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和日本双料特务近藤晴雄派人找到了藤田大佐……
转自《新文化报》
3#：风之男人 回复日期：2005-7-20 16:36:00 历史的教训不能忘啊，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4#：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7-21 12:01:00 [第4节]
●这一天，藤田加入了国民党，起了个中国化名田友。
６.再次出山
说近藤是双料特务，是有根据的。
战争期间，近藤晴雄是日本陆军驻沈阳情报机关的陆军大尉，他的直接上司是沈阳情报机关首脑池田纯久中将。池田中将是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战败期间沈阳受到空袭时在关东防空军、大陆铁道司令部、哈尔滨特务机关、关东军宪兵队、满洲国军顾问部等处任职，是集检查、防空、警备、治安于一身的重要人物。据近藤晴雄自己的口供：
“８·１５”日本投降后，我在奉天等待回国，所有的钱都花光了，我就摆了一个菜床子维持生活。我的邻居国民党政治部部员片山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我有军人的经验，片山就让我到通化联络事情。他说：“日本的事情非在中国大陆上开始不可。”
我当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的动机，是“８·１５”停战后，我想要使日本复兴，非在大陆上开始不可。
这样一来，日本特务近藤晴雄又成了片山领导下的国民党特务。
近藤晴雄当上双料特务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０日，奉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池田中将之命，委派其战时的部下只友少尉给远在通化石人的藤田实彦大佐送委任状——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莫德惠上将委任藤田实彦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
只友少尉随同通化方面的日本联络员川崎曹长从奉天来到通化，先住在清真寺街十四段日本特务栗林家。第二天，只友少尉在日本联络员中山四郎的陪同下，前往石人沟藤田住处，当面将莫德惠上将的任命状交给藤田，并且转达池田中将的命令：命令藤田负责组织东边地区溃散的日本军人，对抗共产党的部队，配合迎接国民党中央军的接收。
负责送委任状的只友少尉后来参加了“二·三暴乱”，并且在暴乱中战死。
藤田实彦接受了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莫德惠上将的委任，成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并且再次从石人出山，来到了通化，潜伏在伪满洲国通化市日本人副市长林昌雄家。
藤田最初潜入通化后的行动目标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通过日本人小向俊行和千叶幸雄，得知在长白山一带有日本潜伏军一千五百余人时，便令小向俊行联络各方日军，以便集结和掌握在通化地区的日本人的军事力量。
第二是通过日本和国民党双料特务阿部元，同通化县国民党党部进行联系，当时阿部元已经同孙耕尧党部有了联系，并且被发展为国民党党员。
藤田先与阿布元交谈，藤田向阿布元声明，自己有只友少尉带来的国民党东北先遣军司令的任命状，以取得阿布元的信任，要求阿布元代表他同通化县国民党党部进行联系。
其实，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同国民党的联系是双向的，就在藤田寻找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孙耕尧时，孙耕尧也在寻找藤田，因为孙耕尧知道藤田在日本人中间的威信和号召力，他想利用藤田实彦帮助国民党党部推翻通化的共产党政权……
７.长短结合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０日，阿布元代表藤田与孙耕尧进行了接触。在会见中，孙耕尧对阿布元谈到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军事和各部组织的情况，以及将来对在中国的日本人善后办法等等。为了拉拢日本人，孙耕尧还向日本人许诺：东边地区的政治方面由国民党负责，产业开发建设等事完全由日本人经营。
在阿布元的撮合下，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成员姜际隆家，藤田实彦大佐和孙耕尧首次见面。当时在场的有日本特务小向利一、大政丰、阿布元和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成员刘亦天。
孙耕尧寒暄之后说：“正月初中央军必定能抵达通化，讨伐八路军。你们日本人要为自己打算，应该援助中央军来打八路军。你们日本人应该组织日本义勇军，配合中央军作战。”
藤田明确表示愿意合作，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通化的旧日本军人们虽然已经放下武器了，但由于一些军国复兴主义分子的鼓动和官兵原有的军事素质，只要组织起来，仍不失为一支军事力量。但是，这支军事力量在通化没有政治依托，战败之军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政治理由。
通化县国民党党部虽然没有武装力量，但由于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的执政党，是可以代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共产党抗衡的政治力量，只要这支政治力量出面发号施令，就会使日本旧军人的任何军事行动变得“名正言顺”了。
旧日本关东军和通化县国民党党部——这两个社会集团，对方的长处恰恰是自己的短处，对方的短处也恰恰是自己的长处，要想弥补互相的短处，只有将互相的长处结合起来。
这是促使两个社会集团勾结起来的主要原因。
这一天，藤田加入了国民党，起了个中国化名田友。
藤田虽然口头答应同孙耕尧合作，但对孙耕尧的底细不放心。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５日，藤田派佐藤、石原、布田、川崎等５人，持他本人的亲笔信，到沈阳岩切医院找院长岩切（藤田的同乡，系国民党要人），调查孙耕尧与辽宁省国民党党部的关系。
另外，藤田还不放心孙耕尧的军事领导能力，认为孙耕尧是文职人员，不是军人，在他的党部组织中没有高级军事指挥人员。按照日本军人的观念，这样的组织是指挥不了地方武装团队的。为此，孙耕尧方面也做了工作，开始在通化寻找高级军事指挥人员。
藤田潜入通化后所开展的第三方面行动，是与“日解联”取得联系。因为“日解联”是当时日本人在通化的惟一合法组织，掌握了“日解联”，今后就可以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公开地或秘密地在日本人中间展开行动。
第三方面活动开展得不顺利。１２月２８日，藤田因派伊藤中尉去“日解联”支部收买支部长筱野破魔夫阴谋暴露，被我公安机关“在伪满洲国通化市日本人副市长林昌雄家逮捕”，（元木和男语）关押在龙泉旅馆的通化支队司令部里……
８.暴乱经费
藤田实彦大佐虽然被捕了，但是，日本关东军复兴分子与国民党通化县党部的勾结活动并没有停止。藤田实彦大佐派往沈阳的佐藤等５人，继续按照藤田指示通过切岩院长和旧日本军人、国民党政治部部员片三哲，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取得了联系，汇报了藤田在通化联络旧日本关东军军人，以及正在同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孙耕尧进行联系的情况。
李光忱证实通化县孙耕尧党部确实为“正统”党部。
为了促进通化日本复兴分子与国民党联合举行军事暴动，李光忱委任双料特务近藤晴雄为通化方面联络员，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３日，携带二战结束后的形势和通化方面所有日本军队状况的文件、有关指示、任务和经费，随同从通化来的佐藤等５人从沈阳返回通化。
转自《新文化报》
5#：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7-21 12:03:00 [第5节]
●就在近藤晴雄代表辽宁省国民党党部，正在促进通化县国民党部孙耕尧与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进行合作之时，临江县国民党党部从中插了一杠子。
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发生的战争！
1946年2月3日，以孙耕尧为首的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勾结以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日本法西斯分子，纠集了大约2万多人的兵力，向中国共产党刚刚在通化建立的新政权发起了暴乱，被我党政军领导机关组织部队及人民群众镇压下去——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中国通化二·三暴乱”。
李光忱派联络员近藤晴雄到通化的任务是：传达省党部的文件和指示，保持通化和沈阳的联络。１月５日，近藤晴雄大尉抵达通化，住在栗林家。因为藤田实彦当时已经被捕，近藤晴雄只好暂时将文件交给藤田实彦的助手小向利一。
经小向介绍，近藤晴雄在孙耕尧家与其会见。
在会见中，近藤晴雄向孙耕尧出示了李光忱的任命书，证明自己“通化方面联络员”的身份，说明了自己来通化的任务，并传达了李光忱的指示：“你们通化的工作不活跃，应该再活跃一些。这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东北行营的意思。在通化的日本败兵有５万多，你们应该用台湾军的名义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便掌握地方政权。”
孙耕尧则向近藤晴雄说明通化的情况：通化因共产党和人民自卫军势力较强，开展活动暂时困难;因降雪过多，与山中日本部队联络困难;藤田实彦大佐被捕，暴动暂时无法组织进行等。两人商量了如何解救藤田实彦的行动计划。近藤晴雄将李光忱交给的２０万元暴动经费交给了孙耕尧，并告诉孙耕尧：李光忱答应，暴动成功后再给１０００万元。
就在近藤晴雄代表辽宁省国民党党部，正在促进通化县国民党部孙耕尧与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进行合作之时，临江县国民党党部从中插了一杠子。
临江县国民党党部构成很复杂，其中一部分是临江县本地人，另一部分是原通化县赵殿礼党部的残余，如周洪汉，他当年三十多岁，住在公安局东胡同里。长脸，大眼睛，黄白脸膛，中等身材，体格不大好，说话有北京口音，因为他是北京中国大学毕业生。周洪汉等人是国民党辽宁省党组织中罗大愚系党员，因赵殿礼党部被我打散，不得不投靠临江县党部。临江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刘玉清（又名刘佛，刘刚），当年四十多岁。日本入侵东边道时刘玉清就投降了，和通化卢桂峰同时当上“皇军治安工作部部长”（特务），豢养了大批狗腿子，到处横行，后来转到临江县协和会。光复后刘玉清逃到沈阳投到国民党安东省主席高惜冰门下，被高惜冰委任兼任安东省宣抚办事处特派员和上校收编员。刘玉清也想收编在通化的日军，借助日本人的军事力量，推翻临江的共产党政权，迎接国民党“中央军”进驻……
９.临江党部
１９４６年１月初，刘玉清从临江来到通化，通过日本人今井酒平，与通化的日本特务阿布元取得了联系。
事后，阿布元将此事向小向利一透露过，小向又向国民党通化县党部骨干姜际隆透露过，这样一来，孙耕尧自然知道了消息。他不能允许临江县党部“插一杠子”，不能让临江县国民党党部拉走他的“日本人部队”，不能让临江县党部抢了他的反共头功。孙耕尧劝说阿布元等人不要答应刘玉清的要求。
刘玉清不肯罢休，干脆先发制人，通过威胁和利诱的手段，强使阿布元随他一起到长白山一带收降日军残部，当他们行至五道江时，与通化方面的孙耕尧、近藤晴雄巧遇。在近藤晴雄的劝说下，双方一起来到五道江信农洋行，召开了通化县党部和临江县党部的联席会议。
在近藤晴雄的调解下，两县国民党党部和日本人达成如下协议：
１.中日双方选出８名要人，中国６名，日本２名，建立军政委员会。
２.日本人全力采取军事行动协助国民党作战。
３.中央军的进攻恐来不及，应将山中的日军改为台湾军，以便使用。
４.通化和临江负责筹集５０万元现金，供给日本军队做军事费用。
通化县和临江县两个国民党党部举行的第一次联席会议的性质，是在拉拢利用日本人推翻通化共产党民主政权问题上实现了联合，统一了与日本军队联合暴动的步伐。
１９４６年１月７日，通化和临江两个国民党党部在通化市区姜际隆家再次开会决定：
１.日本人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在通化举行暴动，暴动后，由近藤乘飞机回奉天联络国民党中央军。
２.暴动成功后，对日本人要妥善处理（给日本人以相当职业，以谋取幸福）。
３.募集军政公款，临江县承担２５万元，通化县承担２５万元。
４.解决前满铁总裁大村卓一以下技术人员寻找职业问题，使其迅速恢复开发事业。
在解决了通化和临江两个县国民党党部争夺日本人的矛盾之后，１９４６年１月９日，近藤晴雄在日特联络据点华新百货店召开了日本暴动骨干分子秘密会议，进一步策划日本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会议决定：
１.应和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联合成立“暂编东边道军政委员会”。
２.藤田实彦、柴田久和近藤晴雄３人代表日本方面进入军政委员会。
３.委派柴田与阿布元联合行动，于１月１２日袭击通化支队司令部，救出藤田大佐。
就在近藤晴雄受命李光忱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在通化发生了“内海勋被杀事件”和“策反王晓峰事件”，由此引发１月８日共产党民主政权和人民自卫军号召日本人检举日本战犯;１月１０日公开逮捕日本战犯同时解散“日解联”。在这种情况下，近藤晴雄只好避开锋芒，暂时蛰伏起来……
１０.内海勋事件
１９４６年１月２日凌晨３点，通化民主政府的公安巡逻队在十字街口日本松月妓馆附近听到枪声，巡逻队急忙寻枪声赶到现场，发现地上躺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身中十弹，当场死亡，凶手已经逃之夭夭。
通化市公安局随即对死者身份进行了查验，证明死者是日本人内海勋。内海勋是通化惟一合法的日本人组织“日解联”工作人员，平时思想比较进步，靠近共产党、民主政府和人民自卫军，在“日解联”内做了很多工作，并为民主政权领导人担任翻译。
转自《新文化报》
6#：抗联老战士 回复日期：2005-7-21 15:21:00 妈了个巴子的小日本
7#：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7-22 10:57:00 [第6节]
●周学孔对王晓峰进行了三次策反，他对王晓峰说：“中央军就要进入通化接收了，八路军站不住脚。你打算怎么办？还是帮国民党干点事儿吧。”
内海勋被暗杀，在通化市里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借事件造谣，说内海勋是被朝鲜义勇军支队杀害的，从而造成了日本居民安全上的恐慌，以及对朝鲜义勇军支队和我民主政府的不满，挑拨了朝鲜义勇军支队和民主政府的关系。同时，也企图转移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向。
通化民主政府对内海勋被暗杀事件非常重视，立即指示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很快将目标锁定“日解联”组织中某些军国主义复兴分子，并且揭开了“日解联”这个明里接受民主政府领导，暗中却在干着破坏民主政权勾当的反动组织的真面目。
经查：通化“日解联”组织主要从事了勾结国民党特务，阴谋暗杀共产党、人民自卫军和民主政权领导人的罪行。以渡边勋为倡导者，联合在通化的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筱野派、相川派、水谷派、“日解联”支部长筱野破魔夫、伪皇帝溥仪的翻译官道满三郎、伪通化省公署建设股技师水谷英男、伪通化省公署经济科属官相川力等人为核心，成立了“国日特暗杀团”。他们先后秘密召开了９次会议，制定出暗杀团完整的行动方案，企图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５日采用爆炸的手段，在大光明剧场慰问演出时集中暗杀我党政军领导，同时采取分散暗杀手段，暗杀在我方工作的日本人——暗杀内海勋正是他们所为。
同一时期，这个组织还利用得到的情报，派人放火烧毁了我二道江军火库，造成军火库爆炸事件，使我军遭到严重损失。
总之，经过我公安机关侦查所获得的证据证明，暗杀内海勋事件，确实属于国民党和日本特务所策划和组织的，暗杀组织是以日本战犯为核心的“暗杀团”，其后台是“日解联”，“日解联”利用合法身份，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恐怖事件。
“内海勋被暗杀事件”说明虽然日本战败投降了，但在通化的日本人中，相当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复兴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他们同通化国民党党部相勾结，企图在通化发动武装军事行动，推翻民主政权。
这是通化的共产党、人民自卫军和民主政府第一次得到日本人和国民党勾结准备在通化暴动的信息。而在同时期发生的“王晓峰被策反事件”，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日本人和国民党勾结准备暴动的信息的可信性……
11.王晓峰被策反
王晓峰当年２３岁，在副县长董滨领导下当侦察员，任务是收缴日本人遗弃和失散的枪支。当时，王晓峰受命去临江收缴周学孔的７支手枪和千余发子弹。周学孔是王的同学，当时是临江县国民党地下保安队队员。临行前，董滨曾对他指示说：如果周学孔交枪，一不抓，二不杀，三想参军我们欢迎。
没想到就在王晓峰想缴周学孔枪的同时，周学孔也想策反王晓峰。
周学孔对王晓峰进行了三次策反，他对王晓峰说：“中央军就要进入通化接收了，八路军站不住脚。你打算怎么办？还是帮国民党干点事儿吧。”“国民党快来了，你帮八路军干了不少事，来了不能轻饶了你。你应该利用现在的工作之便，搞些本钱——保命的本钱。”“你能拉出５０人当排长，拉出１００人当连长，拉出５００人当营长，拉出１０００人当团长，而这个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是正规的。”
周学孔还对王晓峰说：“咱们是老同学了，我告诉你，中央军已经临近通化附近，打通化时日本人都起来，航校和坦克车队都参加。通化的国民党和投降的日本人联合起来要暴动了，有枪，有刀，有飞机，大炮，还有坦克，那时你们共产党就完了，你若不参加，就到长白山啃石子去吧……”
一听说日本人要参加和国民党的联合暴动，王晓峰心里一下子反感了，虽然他当时的思想觉悟程度不高，但作为中国人，起码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良心还是有的，而且，哪个中国东北人在受了日本人１４年奴役之后，还会让日本人东山再起，重新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在通化搞暴动，看来国民党也不是好东西。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王晓峰从动摇中摆脱出来，决定不听从国民党方面的策反，跟共产党走，并且决定向领导反映这个情况。
王晓峰向通化副县长董滨同志做了报告。
王晓峰的报告，虽然没有说明白是哪些日本人勾结国民党搞暴动，但把“王晓峰被策反事件”和“内海勋被暗杀事件”联系起来看，日本人和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勾结组织暴动的信息已经确信无疑了。
为防止万一，通化民主政府断然采取四项措施：
１.向通化的日本居民揭露内海勋被暗杀的事实真相。
２.为防止其他为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工作的日本人出意外，为这些日本人配备了手枪和便服，同时派了警卫员。
３.根据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敌情，逮捕隐藏在通化的日本战犯。
４.下令解散“日解联”，今后留居通化日本人的一切事务，均由专署所辖“通化日本人民管理委员会”负责。
12.逮捕战犯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逮捕日本战犯的行动开始了。
此时王晓峰因为报告线索立功并掌握情况，已经被调到专署公安处做侦缉工作，由他带领公安战士，在山田等十余名日本工作人员配合下执行这一逮捕任务。经过数日奋战，先期逮捕中尉级以上日本战犯七十余名，后增至１２０余名。主要有：
伪满洲国宫内府总务处长小原一二夫中将、伪满洲国宫内府秘书官林田英士郎、溥仪随身日语翻译道满三郎、伪满洲国通化省法院院长本田、伪满洲国通化省检察厅次长金田秀雄、伪满洲国通化省警务厅特务科副科长小岛高二、伪满洲国通化省警务厅警务科科长竹村一郎、伪满洲国通化省宪兵队队长田政次郎、伪满洲国通化省税捐局局长合田益武、伪满洲国通化省协和会事务长田森慧、伪满洲国通化县副县长河内亮、伪满洲国通化县警务科特务股股长海老谷忠、伪满洲国辑安县副县长札谷、伪满洲国辑安县北总务科长、天内警务科长，还有暗杀团倡导者渡边勋、相川力以及伪通化市宪兵队长田中和铁道警护队长石井等。
转自《新文化报》
8#：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7-22 11:00:00 [第7节]
●由于藤田实彦大佐被捕，通化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群龙无首。所以，解救藤田实彦出狱成了当务之急。
在逮捕日本战犯的同时，我方还缴获了一批暗藏的枪支弹药、战刀等武器。
但是，在逮捕行动中，由于为我方工作的日本人员山田、西川、佐藤和安口等人，表面为我政府工作，实际上却将准备逮捕的战犯名单透露给赤川一派，使有些战犯躲过了逮捕隐藏起来，从而为“二·三事件”的爆发留下了隐患。
由于“日解联”中许多人本身就是日本战犯或参与阴谋暗杀和暴乱的人，所以，解散“日解联”的行动与逮捕日本战犯都是在１月１０日进行的。
通化民主政府逮捕日本战犯和解散“日解联”之后，自然要引起日本居留民的恐慌，为此，通化民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日本人的情绪。
通化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发布了《告通化地区日本居留民书》，向通化市民及日本人说明了逮捕战犯及解散“日解联”的原因。
《通化日报》也就民主政府解散“日解联”发布了消息。
１月１３日１０时，通化专署日本人民管理委员会在市大光明剧场召开了日本居留民大会，由通化支队司令部宣传科长郭鲁、专员公署秘书长夏俊卿、建国联合会王宴科长、炮兵学校铁同志作了演讲，使日本人了解到我方为什么要逮捕日本战犯和解散“日解联”。大会还散发了传单，使日本居民明确了我军逮捕战犯的意义和目的。
１月１３日下午７时，蒋亚泉专员还通过电台向所属各市县人民群众作了题为《关于惩治日本战犯报告》的广播讲话。
逮捕日本战犯和解放“日解联”是通化民主政府的英明决策，它及时阻止了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的阴谋，至少推迟了日本人勾结国民党原定于１月１７日举行暴动的计划。同时，由于逮捕了百名以上的日本战犯，减少了参加后来发生的“二·三暴乱”骨干的力量，为赢得平定“二·三事件”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3 藤田越狱
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长春等东北大城市之后，在客观上助长了通化国民党势力的嚣张气焰。这期间孙耕尧亲自去了一次沈阳，向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汇报工作。
李光忱接见了他，并且高兴地听取了汇报，对通化的工作方案表示同意和支持。他还对孙耕尧说：“据我了解，通化附近有５万名日本降军，为了防止公众舆论，我们要用台湾军的名义把他们组织起来，以消灭共军，掌握通化地方政权。”
孙耕尧从沈阳返回通化之后，李光忱随即任命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工作人员刘正修为通化方面的军事指导员，并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启程秘密来到通化，具体指导通化国民党和日本人勾结举行暴乱事宜。
但是，由于藤田实彦大佐被捕，通化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群龙无首。所以，解救藤田实彦出狱成了当务之急。
近藤晴雄１９４６年１月９日曾经设计过一个营救计划，想在１月１２日组织小股部队突袭龙泉旅馆通化支队司令部救出藤田。但因为计划本身冒险性太大，成功的可能性太小，而且容易被民主联军由此发现整个暴乱计划，因此遭到许多人反对。
后来，突袭营救改为秘密营救。
秘密营救的实施者是红十字医院院长柴田久大尉。柴田大尉生活中有一个关系非常密切的女人柴田朝江，柴田朝江平日的生活都由柴田大尉照顾，她的孩子也是由柴田大尉送到朋友家抚养的。当时通化支队司令部要求红十字医院派去医护人员，柴田久院长便将柴田朝江护士长派去。柴田朝江护士长可以自由进出通化支队司令所在地龙泉旅馆，柴田大尉通过柴田朝江向藤田实彦递送密信，通知他１月１３日凌晨有人营救。柴田朝江还事先给藤田实彦送去了逃跑的工具——用布条编织的绳子。
１月１３日凌晨，被关押在支队司令部三楼的藤田实彦，乘看守哨兵昏睡之际，将柴田朝江提供的布条绳子一端绑在暖气片上，打开窗户，将绳子另一端扔到窗外，顺着绳子逃了出来。但是，藤田在落地时由于惊慌没站稳，把脚脖子扭伤了。
龙泉旅馆楼后就是西山日本人居住区。早已经潜伏在楼下接应的赤川和梅山，将越狱成功的藤田背起来，直接送进了由柴田久大尉掌握的红十字医院。
藤田实彦越狱之后，双料特务近藤晴雄马上派藤田青年时代鹿儿岛中学校友、二道江炼铁支社仓库课长下赤静雄，来到栗林家看望藤田，与他取得联系。之后，藤田会见了从沈阳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派来通化的联络员近藤晴雄。
经过一番安排，藤田在近藤晴雄的陪同下，在姜际隆家会见了孙耕尧，当即密谋成立“暂编东边道军政委员会”，孙耕尧将李光忱提供的２０万元经费交给藤田，双方还决定择日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
转自《新文化报》
9#：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7-25 12:01:00 [第8节]
●双料特务宫川和宫本两人，携带电台潜入通化市，隐居在协和街居民房宅，设立秘密情报站，代号为“４０１”。
14 第一次联席会议
由于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同在通化的日本关东军的谈判涉及军事问题，所以，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５日举行的第一次联席会议，由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委任的军事指导员刘正修主持。
第一次联席会议首先决定成立“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
主任委员：孙耕尧;
副主任委员：刘玉清;
委员：刘亦天、杨振国、邓觉非、田耕野、迟文玉、藤田实彦、近藤晴雄。
接下来会议由“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主持，决定“军政委员会”内设两大部：即政治部和军事部。政治部负责与国民党党部共同组建地方武装，以待“中央军”接收。军事部负责组织军事行动，以武力夺取通化并进犯安东。
政治部部长刘亦天、刘玉清，副部长邓觉非，内设：总务处，处长刘亦天兼任;民政处，处长杨振国;保安处，处长姜基隆;财政处，处长刘敬儒。
军事部长藤田实彦大佐，副部长迟文玉，内设：参谋处，处长郑乃樵、于正福;副官处，处长关崇芳;军需处，处长刘庆荣、戚桂云;军法处，处长周洪汉、刘涤心、赵宪福;军械处，处长王桂馨、杨景春;军医处，处长柴田大尉。
在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孙耕尧提出：根据国民党辽宁省党部的要求，联合暴乱要在１月１７日举行。藤田实彦认为１月１７日举事时机不成熟，因为散在各地的日本关东军军人还没有集中起来，慌忙之间举行暴动是要失败的。
第一联席会议没有就暴动时间达成协议，决定由刘正修返回沈阳，向李光忱汇报。
李光忱听了汇报之后，一方面满意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和日本关东军正在进行的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又对藤田实彦有些不放心。于是，决定秘密派遣国日双料特务宫川和宫本两人，携带电台潜入通化市，隐居在协和街居民房宅，设立秘密情报站，代号为“４０１”，专门负责收集有关藤田的一切情报，随时用电台向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报告。
国民党对藤田不放心，藤田对国民党也不放心。刘正修１月１８日离开通化，藤田实彦１月１９日就派潜伏在石人的他的亲信樱井和池田辰三，带着他的书信再次到沈阳找同乡岩切医院长，通过岩切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李光忱联系，报告藤田实彦的暴乱计划。
李光忱接到岩切转来的藤田的报告后，责成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政治部部员片山，通过电台给藤田实彦发出指示：“世界大战结束后，通化方面的日本关东军坚持其立场，不被八路军缴械，至今仍保持其势力，是为中国东北之协力作用，此举完全由于阁下之英明指挥。今后亦应相互联系，为建设东北共同迈进……”
电文中还对藤田实彦下令，要求其在１月２７日举行暴动。
李光忱的电文的夸奖鼓励之词使藤田实彦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另外，在此期间通化又发生了两件和日本人有关的事件，也促进藤田实彦加快了勾结国民党举行暴乱的步伐……
15 王妃到来
第一件和日本人有关的大事，是伪满洲国皇弟溥杰的王妃、日本女人嵯峨浩到通化来了。
在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离开大栗子之后，包括伪皇后婉容、福贵人李玉琴以及王妃嵯峨浩在内的伪皇室成员，一直在过着流亡的生活。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７日，通化支队先将福贵人李玉琴等四人送到通化。三天后的１月２０日，再将伪皇后婉容、王妃嵯峨浩和女儿等其余皇室成员也送到了通化，被关进公安局小黄楼二楼。
伪满洲国皇室成员的到来，是日本人较为关心的事，在通化也轰动一时，因为嵯峨浩王妃当年毕竟是日本人的骄傲。
嵯峨浩王妃的到来，也为藤田实彦大佐的军国主义复兴野心注射了兴奋剂。因为当年日本关东军的阴谋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溥仪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关东军强迫溥杰娶日本女人嵯峨浩为妻，以便有一天溥杰的后代继位后具有一半日本人血统，继而逐渐使满洲国变成日本人的王国。
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藤田实彦自然将关东军当年的阴谋与他现在的暴乱计划联系起来了——满洲国皇帝溥仪已经宣布退位了，按照皇位继承法，应该是其弟溥杰继承皇位，而溥杰也被苏联红军带到苏联战俘营。那么，就应该是溥杰的女儿继位——也就是嵯峨浩现在带在身边的女儿继位。如果暴乱成功了，就完全可以以皇弟之女为旗帜，号召仍然滞留在通化的日本人和满洲国宫廷官员们组成小朝廷，“挟天子以令诸侯”，成立“后满洲国”。通化，不又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吗？
转自《新文化报》
10#：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7-25 12:04:00 [第9节]
●如果不答应日本关东军提出的第四个条件，谈判就会破裂，联合暴乱就会化为泡影。
藤田实彦不是一般的武夫，他是具有政治家头脑的军人。他的政治野心非常明确——当年大日本关东军没有实现的梦想，现在必须由他藤田实彦大佐来实现。
第二件和日本人有关的大事，就是伪通化县日本人副县长河内亮等人被民主政府处决。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通化民主政府逮捕了一批日本战犯之后，经过群众检举揭发和法律程序，决定处决一批负有血债、民愤极大的日本战犯。
先处决了伪满辑安日本人副县长札谷、北总务科长、天内警务科长等人。然后，再于１月２１日，在通化市南江沿处决了伪通化县日本人副县长河内亮和铁道警护队长石井等４人。
战争之后，战胜者一方处决民愤极大的战犯，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伪通化县河内亮副县长等人的被处决，的确在通化市的日本人中间引起了不安和骚动，因为这毕竟是日本战败后第一次让通化的日本人目睹了自己的官员被公开处决。
虽然为了安抚日本人通化专员公署日侨管理委员会曾经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３日在通化剧场召开了日本人大会，但是，一些日本关东军中的军国主义复兴分子仍然坚持敌对立场，利用河内亮副县长被处决事件煽动民族对立情绪，同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加紧勾结——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１日，通化的日本关东军和国民党党部举行了第二次联席会议……
16 第二次联席会议
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与在通化的日本关东军代表的第二次联席会议，是在市区南关日本人开的信农洋行里举行的。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方面参加会议的有孙耕尧、郑乃樵、刘亦天、姜际隆;临江县国民党党部参加会议的有刘玉清和周洪汉。日本关东军方面的代表是阿布元、大政丰、近藤晴雄和小向，藤田大佐没有出席第二次联席会议。
在第二次联席会议中，日本代表先提出了参加暴动的三个条件：１.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回国。２.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失业。３.在通化的日本人加入台湾籍。
第一个条件不正常。战败之后一般日本人急切想返回日本，因为那里毕竟是自己的祖国，是自己的故乡，战败之民在那里生活会更安全一些，更方便一些。所以，第一个条件不符合广大在通化日本人的愿望，只能是一些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的愿望。
第三个条件也有些奇怪——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人占领了，日本投降后，台湾理应回归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台湾籍的问题。在通化的这些日本人要求加入台湾籍，好像台湾是个独立国家似的。究其实质，还是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想借“台湾籍”的名义组成“台湾军”，进而达到在通化建立军国复兴基地的目的。
通化县国民党党部方面痛快地答应了这三个条件。
没想到，日本关东军方面又提出了第四个条件：“暴动成功后，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由国民党党部和日本关东军共同执掌政权。同时悬挂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和日本太阳旗。联合政府由孙耕尧掌管政务，由藤田实彦大佐掌管军事。”
第四个条件是一个相当苛刻的条件。日本是战败国，中国是战胜国，这两者怎么可能成立联合政府？另外，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不是一般的小事，这等于在中国、在东北又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像这样事关国体的大事，别说一个小小的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就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也不敢贸然裁定。
但是，那天会议的结果却是通化县国民党党部接受了日本关东军方面提出的第四个条件。在孙耕尧这些人看来，道理也许很简单：如果不答应日本关东军提出的第四个条件，谈判就会破裂，联合暴乱就会化为泡影，国民党就无法推翻通化的共产党政权。
也许通化的国民党人并不这样简单，他们不过是在实施国民党传统的策略：先答应日本人的所有要求，哄他们参加暴乱，等利用他们的力量消灭了共产党迎来了中央军之后，再让中央军消灭日本关东军不迟。先让驴拉磨，然后再卸磨杀驴！
第二次联席会议以国民党党部全部接受日本关东军提出的四个条件宣告结束。通化县国民党党部由姜际隆代表，日本关东军由大政丰代表，双方在日本人已经准备好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并决定在第二天——即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２日，举行第三次联席会议，商讨举行暴乱的具体事宜……
17 第三次联席会议
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２日。通化县国民党党部骨干人员同日本关东军军官，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尧家里，举行了第三次联席会议。
这次藤田实彦大佐出席了会议。
会议仍由通化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孙耕尧主持。
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和日本关东军第三次联席会议，是在前两次谈判成功建立政治联盟的基础上，具体商讨举行暴乱的有关军事事宜的一次会议。主要商讨三项事宜：成立武装暴动指挥机构;研究筹措武器配备;确定武装暴动中的进攻目标及战术安排。
转自《新文化报》
11#：抗联老战士 回复日期：2005-7-25 14:25:00 通化当年暴动后杀了很多日本人………………其实一点都不多，这些战犯一个都不应该活着回去。
12#：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7-26 09:39:00 [第10节]
●市内为电灯闪灭两次，最后完全熄灭为暴动开始信号。市郊以玉皇山顶点燃三堆狼烟为信号。口令：山和川。
■吕明辉——关于暴动指挥机构：
１.设武装暴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分别由孙耕尧主任委员，藤田实彦军事部长和姜基隆保安处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刘亦天担任。总指挥部设在南十字街公益涌油坊刘敬儒家。
２.总指挥部下设三个指挥所和三个联络组。第一指挥所设在天主教堂附近的日本人栗林家，指挥官是藤田实彦和阿布元，联络组组长近藤晴雄;第二指挥所设在裕民街姜基隆家，指挥官为孙耕尧和姜基隆，联络组组长为刘子周、刘庆荣;第三指挥所设在南关区迟文玉家，指挥官为刘涤心、迟文玉，联络组组长为邵裕国。
３.考虑到参加暴动的各类武装力量成份较复杂，决定成立“军事收编委员会”，负责组织收编在通化和通化外围的各类武装力量。所收编的日本关东军、地方民团和土匪武装，一律称“暂编东边地区部队”。任命近藤晴雄为“军事收编委员会”负责人。
——关于暴动中的进攻目标及行动方案，共分十路暴动队伍，攻占十个重要军政目标：
第一路攻占安东省通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即飞机楼。由佐藤队长率队主攻，与专署内应李之义等十几人联系，并扫荡附近一带，占领后加以警戒。
第二路攻占通化市县政府、县大队和县法院。由小林队长（不是航空队的小林）率队主攻，与市县政府内应石史军、刘洪斌等十几人联系，并兼攻工科学校和住在东江春的特务连，同时以主力协助占领师道学校北侧高地。
第三路攻占通化市县公安局。由中山菊松队长率队主攻，救出关在那里的满洲皇帝溥仪的皇后及皇弟溥杰的王妃嵯峨浩等皇室成员。
第四路攻占通化支队司令部，这是通化共产党军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是通化共产党武装力量最集中的地方。由寺田队长率队主攻，与内应分子李营长、张福临等数十人联系，同时占领龙泉旅馆北侧高地。
第五路攻占转盘街附近的电报电话局，控制市内电话总机。这项任务也由中山菊松队长率队完成……
18 暴乱计划
第六路攻占电业局。也由中山菊松队长负责，控制全市的照明和动力;二道江发电厂也要由厂内留用的日本人起事，由原驻二道江、铁厂子、石人等地的矿区日军警备队做外围支援，保证二道江发电厂控制在手。
第七路攻占航空总队和江南飞机场。由飞行队长小林狂介组织机场教导队一百多名日本军人，消灭驻机场附近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司令部、长恒公司、小庙沟飞机场之警戒部队，之后担任飞机场之防卫任务。出动战斗机两架在通化市区上空撒传单助威;出动高级教练机一架威胁炮击官道岭、大小石棚子、龙泉北侧高地、东南大营、新老通化车站及各战场突击队;另派一架九九练习机飞往二道江搜索石人方面情报，阻击柳河方面可能增援之共军。
第八路攻占东北军政大学所属的炮兵学校。任命新仓教官为坦克车队长，率队夺取该校的坦克独立大队，指挥所有坦克投入战斗，其中派一辆坦克开到市中心转盘广场，控制龙泉街、转盘大街，从而控制全市的交通中枢，阻止交通要道，弹压所有互相支援的共产党部队。
第九路攻占红十字医院。由柴田久院长负责组织医院工作人员暴动，消灭共产党驻医院的军代表和朝鲜义勇军警卫分队，消灭住院的八路军伤病员。然后迅速打扫战场，开设陆军医院，接治从各暴动战场上下来的日本关东军和国民党部队伤员。
第十路攻占广播电台和通化日报社。由寺田队长率队完成，届时广播和发表暴动成功的消息、社论，向通化市民宣告通化市中、日联合政府成立。
——关于国民党组织配合作战：
１.将发出指示，要求国民党地方党员与直接作战的各部队一致行动。
２.要求地方国民党组织宣传班，行动开始时协助各部队作战，暴乱成功后，立即宣传中央军接收通化的消息，并下令给桓仁、柳河、梅河口等方面的八路军部队就地待命受降。
——关于暴动中的口令、信号和标志：
１.市内为电灯闪灭两次，最后完全熄灭为暴动开始信号。２.市郊以玉皇山顶点燃三堆狼烟为信号。３.口令：山和川。４.暴动时武装人员一律佩戴特别的臂章，日本关东军佩戴“暂编东边地区部队”臂章，国民党武装力量佩戴“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臂章。５.所占领的一切阵地，都要挂国民党党旗为标志。６.各战斗队都要带上手电，相遇时手电筒摇三圈，以证实是自己人。７.吹三声长笛为联络信号。８.参加武装暴动的飞机尾部要系红色布带，地面标志为红丁字形布。９.驶进市区的坦克和装甲车要插黄色三角旗，小旗上写“暂编东边地区部队”字样。１０.各战斗指挥部、指挥所挂国民党党旗为标志……
转自《新文化报》
13#：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7-26 09:45:00 [第11节]
19 外围内应
——关于兵力组织：
１.市内主要是三千余名日本关东军军人，国民党组织人员、伪军警宪特及三青团骨干，以及二道江“台湾军”三十余人。
２.外围援兵主要有桓仁地方武装二千余人;抚松温德喜部四百余人;三区小南岔日军二百余人;八区四方顶子日军四百余人;林子头潜伏日军三千余人;长白山区潜伏日军二千余人;三源浦潜伏日军一千五百余人;飞机场西南山日军海部队约有一千余人;临江、抚松、长白、辑安、安图等地的散股土匪、伪警察和伪军等三百余人，均由地方国民党组织负责组织起来待命。迟文玉、王桂馨负责组织通化附近的大庙沟、七道沟一带五百余名土匪武装和夹皮沟谢连长的地方团队二百余人。
３.在共产党内部的内应分子有通化支队李营长为首的数十人，县大队李大队长为首的三百五十人，县政府警卫排石史军、李洪斌等十五人，行署警卫连李正义两个排，中昌区二中队李桂森班长等五十余人，市公安局文书董国祥以下十余人。
兵力总计五万人，其中日军三万人，国民党地方武装二万人，内应分子六百余人。
──关于武器配备：
１.装甲武器：坦克车四辆，装备机关炮和机枪;２.飞机：战斗机两架，高级教练机一架，九九教练机一架，装备炸弹、机枪、机关炮、宣传品等;３.日军武器：装备有步枪、手枪、机枪、手榴弹、战刀、棍棒等;４.市县政府内应分子资助三十八条步枪，一挺机枪;５.中昌区赤川、小谷、绪方、小林狂介筹备四十支步枪;６.通化支队司令部内应分子提供勃朗宁手枪一支;７.县大队资助两挺机枪。
——关于暴动日期：
根据辽宁省国民党党部李光忱主任的命令，暂时定为１月２７日。
20 磨刀霍霍
通化的日本关东军与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并没有按计划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７日举行暴乱。原因是藤田实彦认为暴乱的条件还是不成熟，山里的日军没有联系上，外援兵力不足;另外，筹备的武器也没有运到，进攻力量不强。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举行暴乱，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孙耕尧将这一改动向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李光忱主任做了报告，李光忱强令：“没有外部援兵也要暴动！”于是，经过在通化的日本关东军和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再次协商，决定在１９４６年２月３日，即春节初二凌晨４时举行暴乱。
关于武装暴乱的各种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举行大规模的武装暴乱，必须准备足够的资金和物资。除了动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事先支付的二十万元暴动经费之外，暴动指挥部还动员一些有钱的日本人捐款。
通化县国民党党部还征集了五十辆马车，做为暴动时的交通运输工具。同时，筹备了三千吨薪炭与大批食品，提供给日本关东军暴动部队。
还有一些日本军人向暴动指挥部提供了埋在通化、临江、辑安和二道江一带的现金、武器、汽油和药品的情报，以便起出这些资金和军用物资为暴乱所用。
为了便于在暴乱中有所识别，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还为暴乱部队制作了佩戴的臂章。
一种是白布蓝字臂章，印有“暂编东边地区部队”第×××号字样，加盖红色“中国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印章，这种臂章是给日本关东军佩戴的。
还有一种臂章也是白布蓝字，印有“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第××号字样，中间有枚国民党党微，加盖“中国国民党通化县党部”的方形印章，这种臂章是给国民党分子戴的。
以孙耕尧为首的通化县国民党党部，积极为即将举行的暴动进行舆论宣传活动。
孙耕尧责成“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刘亦天，由刘亦天的侄女刘玉娟出头，组织十几个在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的妇女成立妇女宣传会，以卖唱乞讨为掩护，到西山花田街等日本人居住区去弹唱日本人的曲调，演出只有举行暴动才能父母子女团聚的戏剧，鼓动３５岁以下的日本男人全部参加暴动。
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还计划一旦暴乱成功之后，立刻夺取通化日报编辑部，把《通化日报》改为《东边民报》，使其成为通化县国民党党部的机关报。党部组织文人把第一期《东边民报》拟发表的发刊词和一些主要文章都写好了。
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还编好了《告八路军书》，署名是“中央先遗队”，加盖“中国国民党地方接收委员会”的印章，准备在暴乱成功后四处张贴，瓦解共产党和民主联军的士气。
辽宁省国民党党部机要电台特意将与通化县党部之间收发电报做了保密规定，把普通电报码改为加密码，发报时个位加一，十位减一;收报译电时个位减一，十位加一……
21 军事训练
经过一系列的联络之后，已经组成的各种突击队开始在暗中集结，并且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军事训练。
例如：通化支队司令部位于西山半山坡上，所以，负责进攻通化支队司令部的日军突击队，每天早晨以锻炼身体的形式，列队跑步从西山下来，路过通化支队司令部时则利用冬天山坡路面形成的冰雪快速下滑，如此反复训练，直至暴乱发生前两三日停止。
再例如：市县公安局在西山下坡处，其正门正好对着西山下坡路的尽头。在暴乱发生之前，也有整队的日军利用早晨锻炼的形式，沿此段马路的冰雪路面迅速下滑，一直冲至公安局门口。暴动时日本人也是这样做的，只是加上了冲锋时的呐喊声。
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尧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在市内收编了汉奸、伪协和会员、伪军警、伪官吏和流氓、地痞、土匪二百余名，组织国民党党员及三青团骨干三十余名，将这些人武装起来，命令沈阳派来通化开展三青团工作的邵裕国指挥，由党部徐斌、邓永林负责监督管理，届时投入暴乱。孙耕尧还派出大批特务分子配合日本特务联络员，在东昌区、龙泉区、启通区、中昌区和二道江区收编伪军警等兵力。
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委派军事部参谋处长郑乃樵，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我方机关及部队内的不坚定分子，发展暴乱时的内应，准备届时暗杀共产党各级领导人。同时，安排电报局里的内应分子，在暴乱开始的时候切断共产党、民主政府和民主联军机关的电话联络。
为即将举行的暴乱联络郊区外援工作也在暗中紧锣密鼓地进行。
转自《新文化报》
14#：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7-27 08:55:00 [第12节]
●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谁也不会想到，在歌舞升平的春节气氛中一股暴乱暗流已经开始涌动。22 蛛丝马迹
１９４６年２月２日，是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和日本关东军联合暴乱的前一天，这一天正好是阴历大年初一。这是山城通化人民光复后的第一个春节，通化街头热闹非凡。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谁也不会想到，在歌舞升平的春节气氛中一股暴乱暗流已经开始涌动。
由于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与日本关东军联合武装暴乱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虽然计划得周密细致，也必然要有疏漏之处。从时间顺序上看，最先发现并报告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和日本关东军联合武装暴乱计划的，是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的通讯员小李子。
小李子是通化本地人，曾经是孙耕尧的学生。２月２日下午，他到东昌区办事时被一伙持枪的人抓去，那伙人用枪逼着他参加暴乱，当内应分子。小李子迫不得已，假装应承，回到支队司令部后，马上向茹夫一参谋长做了报告。
第二条线索来自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２月２日午后，林林弥一郎副总队长给衫本一夫打电话说：“听说日本人准备暴动，这是元木和南对我说的。”林弥一郎表示，他对此话半信半疑。接到电话的杉本马上给航空总队副政委黄乃一打电话报告了这个重要情况。
第三条线索是由通化炮兵学校提供的。２月２日当天，炮校战士发现几名日军坦克手往坦克里放手榴弹，而且神色慌张，立即报告了政治部。政治部把这几名日军叫到政治部审问，他们交代了藤田和孙耕尧勾结搞暴动的情况。炮校立即把情况反映给了公署蒋专员。
第四条关于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与日本关东军联合武装暴乱的线索来自通化市县政府。
２月２日晚上６点多钟，通化市县副市县长董滨正在办公室看文件。突然，县大队的文书小关慌慌张张进屋，向董滨说：“董县长，您给我保保命吧。”
“小关，什么事儿这么严重？”董滨安慰小关说：“有我就有你，什么事儿你说吧。”
小关说：“国民党和日本人今晚上要暴动。咱们县大队、市政府里，可能有他们的人。”
关俟或向董滨副市县长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下午他正在看书，突然县大队副大队长的通讯员于宝春走进来，说今天晚上中央军要打进来了。于宝春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又带回县大队的史石军。史石军更详细地把国民党勾结日本关东军将要举行暴动的事对小关说了一遍。史石军和于宝春走了之后，小关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向副县市长董滨报告这个情况。
董滨听完关俟或的报告，感到事态严重，立即给通化支队司令部参谋长茹夫一打电话。茹夫一在电话中告诉董滨，他的通讯员也发现了敌人要联合暴乱的线索，至于下一步的对策，省分委要研究部署。茹夫一要求董滨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先清理内部，并且做好战斗准备。
那时，距离暴乱开始只有十个小时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沈殿铠，这个曾经在组建武装部队、寻找发掘日本人隐藏的武器装备以及在消灭于俊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斗争中屡建奇功的传奇性人物，提供了第五条也是最有价值的线索……
23 巧遇恩人
１９４６年１月底那几天，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供应股长沈殿铠正领着手下的人在江南飞机场挖日本人隐藏的汽油，直到一月三十日——腊月二十九晚上，才带着一身疲劳和四卡车汽油回到后勤兵工部。第二天早上，沈殿铠去大楼洗澡时，在澡堂子里遇到了刘子周。
刘子周原本是通化市义兴涌粮店和通安旅馆的财东，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任热河省八路军某部管理员，回通化探亲后没再回部队。后来，刘子周被孙耕尧策反参加了国民党组织。刘子周和沈殿铠的关系非同一般：沈殿铠小时候父母双亡，无家可归，住在龙头村板庙岭破庙里，穷困潦倒时是刘子周可怜他，为他担保，送他到东江春饭店学徒，混口饭吃。刘子周还在沈殿铠困难的时候接济过他，刘子周算是沈殿铠的救命恩人了。
这次与恩人邂逅相遇，沈殿铠很高兴，刘子周也很高兴。洗过澡后，刘子周邀请沈殿铠到他家吃早饭。吃饭期间，刘子周对沈殿铠进行策反：“我想找你，不知道你在哪工作？”刘子周又问沈殿铠：“你没听说蒋介石利用没有缴械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两万人打通化，要把八路军消灭的消息吗？我是听一个老朋友说的，你可别告诉别人，免受牵连。”
沈殿铠说：“消灭八路军那是不可能的，我打记事起就听说剿共剿共，当时共产党才几万人，剿到现在，共产党军队有一百二十多万人，想消灭共产党那是妄想！”
刘子周说：“蒋介石说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是不可能的，但是，蒋介石与苏联有条约，不准八路军在东北呆下去。你没看么，蒋介石要沈阳，让苏联叫八路军撤出来，就得撤出来，蒋介石要把八路军撵回西北去。”刘子周见沈殿铠不为所动，就对沈殿铠进行“攻心战”：“你入党了吗？”
听说没有之后，刘子周说：“那人家还是不信任你，别看你当股长。李冀泉当了团长，他不是共产党员干部，把他拿掉了，换上党员当团长了。”刘接着说：“这回打仗，八路军得往西北撤，那地方黄土高原产粮很少，人多了没吃的。关内来的共产党员都带走，不是共产党员的就不要了。你到那时候打算怎么办？”
沈殿铠说：“当了八路就干到底！我虽官不大，忠臣不保二主，到时候人家不要我再说。”
刘子周说：“我在通化交往很广，你是知道的，我也不打算回部队了，到那时候八路军不要你了，你来找我，我在国民党那给你找点事做。”沈殿铠说：“国民党的事我干不了，他们讲出身高低，像我这样跑堂的，身份卑贱的三等人，不用说当股长，就是当一般雇员，我也没有资格。如果你再听到什么消息告诉我就行了。如人家真不要我了，再请大叔帮忙吧。”
刘子周说：“我再听到什么消息到哪找你？”沈殿铠说：“你往兵工部总务科打电话找我就行。如果我不在，你可找杨尚武，他是我介绍参军的，让他告诉我。”沈殿铠离开了刘子周，心里一时没了底……
转自《新文化报》
15#：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7-27 08:57:00 [第13节]
24.闯入虎穴
２月２日，大年初一。沈殿铠来到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给大家拜年。然后领着股里刚参加工作的杨尚武到街上去看秧歌。下午三点多钟沈殿铠再回到后勤兵工部时，值班的王大个儿告诉他说，“方才有个姓刘的来电话。”沈殿铠知道是刘子周来的电话，就去了刘子周家。刘子周不在家，他家属告诉沈殿铠，刘子周到公益涌油坊刘敬儒家去了，沈殿铠去了刘敬儒家——刘敬儒是他的两姨姑父，那时刘敬儒已经加入了国民党组织，任暴乱组织的财政处长。
沈殿铠来到刘敬儒家时，刘子周正坐在里屋的炕上吃饭，同桌的除了刘敬儒外，还有郑乃樵和刘敬儒的弟弟。几个人见沈殿铠来了，忙往饭桌上让。吃过饭后，刘敬儒对刘子周递了个眼色，刘子周把沈殿铠叫到前柜房里屋，再次对他进行策反。
“有打通化的消息了。但还不准确。你晚上再来一次，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沈殿铠说：“我们股里杨尚武是我介绍参军的，我和他一起来听消息行吗？杨尚武是我姑表姐夫的外甥，当过伪军，是靠得住的。”
刘子周说：“那可以吧，不要再告诉别人了。”
沈殿铠回到后勤兵工部，把情况告诉了杨尚武。又来到他的连襟郑海山家，告诉他：“国民党利用日本人打通化，我们打不胜，我可能跟八路军退出通化，请你暂时不要告诉我爱人，如我走后，让她暂时回娘家，等我到什么地方安顿下来，再来接她。”然后，在天快要黑的时候，沈殿铠领着杨尚武再次来到公益涌油坊找到刘子周，进一步打听消息。
刘子周又把沈殿铠叫到柜房里屋，告诉他：“这回消息准确了，你俩赶快到我家去，换上我的便衣，呆在我家里，没人到我家去搜查。我知道你不愿意给国民党干事情，因从小把你拉帮起来的，我是怕你被打死了，才告诉你的。原先我没敢告诉你，因你的性子急容易泄密。现在把军衣、手枪交我保存，等事后我保你，给你拿钱开饭馆。”
沈殿铠说：“那不行！只听说日本关东军要打通化，就换便衣，如果没有这回事，我还回不回部队了？我不能换便衣，手枪也不能交给你保存。你说你朋友说的打通化的消息准确了，我是从小被你拉帮起来的，你的朋友与我的朋友一样，能不能让我见见你的朋友呢？我打听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再决定换便衣不行吗？”
刘子周说：“我是参加了国民党的，消息是由国民党党部听来的。你们俩不是国民党员，人家也不让你们进国民党党部。这样吧，我把你们俩领去，就说你们俩是我介绍加入国民党的，那还得等我请示一下国民党领导同意不。”
沈殿铠和杨尚武商量了一下，为了听到准确的消息，也就同意了刘子周的建议。刘子周去后屋请示回来，说领导同意领他们去国民党党部。刘子周先领两个人到刘敬儒家，刘敬儒给了沈殿铠和杨尚武每人一个印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袖标，然后让他们和伪警察王警尉、日伪军班长杜挽非、原兴盛东商店的刘庆荣一起，来到了护城河北姜基隆家，进入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
25.斗智斗勇
姜基隆家里有好几个人，孙耕尧坐在炕上，土匪孙大虎在擦枪，还有三道江村村长和几个伪满警尉宪兵在打牌。刘子周为沈殿铠引见了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尧。孙耕尧让座，然后说：“作战命令还没到。”
又坐了一会儿，大约到晚上６点钟，国民党通化县党部骨干人员姜基隆回来了。
姜基隆向孙耕尧汇报情况，这就等于向沈殿铠作了汇报。沈殿铠想：看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联合日本关东军打通化的消息是准的，而且进攻时间是在明天早上四点钟，离现在不到十个小时了，得赶紧回去报告部队首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迫在眉睫的暴乱。
但是，就在这时，姜基隆开始注意到了沈殿铠和杨尚武了，问这两个人是谁。
刘子周当即介绍了一下。
姜基隆说：“我们要送一份文件，把你的手枪借用一下。”
沈殿铠明白这是对他们俩不信任，想用借枪缴他们的械。他立即说：“枪不能借，出来万一遇上搜查的，我们就全暴露了，万一作战失败了，把手枪丢了，我怎么回去？要用枪应该早说，我的兵工部是保管枪的，仓库里手枪没有准数，头年从桓仁县缴来半麻袋手枪。”实际仓库一支枪也没有，杨尚武新去的都没有枪。沈殿铠又说：“兵工部除了我们俩是新参加的，其他人都是关内来的老干部。春节前辽东军区后勤部又来了一百多名老干部，不但库存手枪都会带走，那几百枝步枪都能用上，增加的战斗力可不小啊！”
姜基隆说：“你们俩没干过这种事，胆子小，害怕了吧？我把你们俩送到日本作战指挥部保护起来，那里有机枪保护你们，是个安全地方。”
沈殿铠立即意识到姜基隆还是对他和杨尚武不信任，想要把他们俩交给日本关东军扣押起来。事到如此，别无良策，只有拿出在“东江春”饭馆学手艺时的看家本事和姜基隆绕了。
沈殿铠说：“当兵的死都不怕，胆子小就不当兵了，害怕还不来了。我想回去把没数的手枪拿几支来，再把口令领来，进攻机关、部队是有用的。”
姜基隆说：“进攻机关、部队的都是日本人，用不着口令。”
沈殿铠又对刘子周说：“你给我打电话，是山东来的老王接的，我们俩是请假说到你这儿来的（实际我是放假回家过年的），说你请我到你家吃饭的，他们知道到你这来，夜不归宿，作战一旦失败，出了问题，我是穷小子一个，一走了事，就一个老婆没别人，老婆到哪都可以另找，而你们守家在业，万一不成功，我回不了部队，连累你们怎么办？”
刘子周听沈殿铠这样一说，而又表现走否都可，便对姜基隆小声说：“那就让他俩回去吧，这两人不会反叛的。”
姜基隆同意沈殿铠和杨尚武回兵工部了。
沈殿铠拉着杨尚武，跑步回后勤兵工部报告情况去了……
转自《新文化报》
16#：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7-28 10:16:00 [第14节]
26.紧急报告
过春节了，难得休息几天，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部长吴润清便和几个机关干部在一起打扑克。正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沈殿铠和杨尚武进来了。
沈殿铠进屋就喊：“别打了，日本关东军要搞暴乱，杀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
吴润清部长和屋子里的人都愣了。
沈殿铠和杨尚武把刘敬儒给他俩的袖标掏出来，拿给吴部长看。接着，又把刘敬儒如何给袖标，姜基隆如何盘问，孙耕尧如何组织暴乱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吴润清听罢，感到事态严重，略一沉思，随即做出两项决定：
１.将部里人员撤到专署后楼。
２.立即给通化支队刘东元司令员打电话报告情况。
刘东元司令员接到电话后，让沈殿铠马上到支队司令部来，当面汇报情况。
吴部长派总务科王宗皋科长陪沈殿铠前往支队司令部。
当时已经是晚上７点多钟了，距离暴乱开始只有９个小时。
那天晚上，专署春节活动工作小组本来安排通化的党政军领导携夫人到戏院里看戏，刘东元司令员也去了。但是，戏园子里秩序很乱，许多人不看戏，眼睛总往领导席上看，看得刘东元司令员很不舒服。
刘东元司令员感觉有些不对劲，也许是军人的职业敏感，使他想起年初到安东省开会，肖华同志在会上说：“东北很多地方国民党暴乱猖獗，牡丹江开始行动了，各地也要加强注意。”会后肖华同志还单独对刘东元说：“根据有关情报，通化也有暴乱的可能，你们要密切注意。”坐在戏园子里的刘东元想：肖华同志的高瞻远瞩是有道理的，是不是领导的预测要在通化应验呀？
刘东元戏也不看了，回到司令部。
刚进司令部，后勤部长就报告了沈殿铠发现的重要情况。
就在沈殿铠在王科长陪同下赶往通化支队司令部时，刘东元司令员和茹夫一参谋长已经穿好了大衣，在走廊里等着，沈殿铠一到，二话没说，领着沈殿铠出了支队司令部，一起来到山下不远的中共辽东省委通化分省委机关。
与此同时，通化支队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备战命令。
中共辽东省委通化分省委驻地在龙泉旅馆山下，一个小院中几间平平常常的日式红砖平房，因为当时中共党的组织尚不公开，小院儿门口挂的是“通化地区建国联合会”的牌子。这里平时没有警卫站岗，也没有小汽车进出，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几栋平房就是通化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此刻，中共辽东省委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在他的办公室里听完了沈殿铠的报告……
27.紧急部署
当年吴溉之四十八岁，字璇枢，曾用名武维扬，中学文化。１９２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湖南平江县走出来的老干部经历了许许多多戎马喋血的突惊乍变的事件——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幕幕人生的壮举，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昨天的红军战士已经变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将领，通化市共产党的最高领导。
吴溉之处变不惊，果断地叫来了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地区建国联合会主任张益民，命令他通知通化市的主要党政军领导马上到分省委参加紧急会议。
参加２月２日晚间紧急会议的有：通化分省委副书记王铮，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地区建国联合会主任张益民，通化支队司令员刘东元，参谋长茹夫一，通化地区行署公安处长兼通化市县公安局长刘甄渺，东北航校副校长白起和通化市县委书记刘克刚等人。
会议开始时，吴溉之先让沈殿铠把发现敌人暴乱的线索介绍了一遍。
然后吴溉之简单分析了通化的敌我态势：当时通化的情况很紧急，前些日子辽源的国民党搞暴动，炮校司令员朱瑞同志带两个营去执行任务。通化支队的主力部队两个团，也由祝顺鹏副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谢风山率领，去解放临江，打临江后，五十八团留在了临江，另一团开到抚松剿匪。朝鲜义勇军支队主力在梅河口、通化仅有一营一连、三连、五连和九连，其中一连到集安头道崴子执行剿匪任务去了。市内我方兵力空虚，只有一些机关的警卫连和炮校二三百人，有生力量大约为一千人。敌人方面据沈殿铠同志讲，起码有两万人以上，都是战败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军警宪特、土匪武装和国民党地方团队，一伙亡命之徒，已经进入了集结地，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制止暴乱发生，把敌人消灭在集结地。我们确定总的作战方针是坚守阵地，粉碎敌人的进攻，等待天亮时援兵到来。
吴溉之在分析情况之后，还就平定暴乱一事进行了动员。
会议做出如下紧急决定：
１.催调通化市外围的援兵，火速进城协助平息暴乱。
２.整肃机关内部，马上清理逮捕被国民党策反的内应分子。
３.迅速武装机关干部、党员和工人，组成各种形式的战斗队，保卫阵地保卫政权。
４.提高警惕，加强警卫，从现在起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特别对敌人进攻的目标，要加强防范。
会议还决定整个平定暴乱的军事指挥由刘东元司令员负责，集中全市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形成拳头，打败敌人的暴乱。
同时，吴溉之命令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和沈殿铠一道，前往逮捕已经发现的暴乱组织者、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尧等人，摧毁敌人的指挥系统。
紧急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离暴乱开始只有七个小时。
一场反击暴乱的战斗开始了……
28.捣毁指挥部
根据中共通化分省委的决定，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对捣毁孙耕尧暴乱指挥部做出如下部署：１.去的人不要太多，一个警卫排即可;２.不能硬干，只能智取;３.匪首一定要活捉，其他头目要一网打尽。
茹夫一和沈殿铠率领警卫连一个排，来到城后裕民街路口，沈殿铠指认出姜基隆家。茹夫一指挥四名战士堵住后胡同窗户，前门派三名战士轻轻翻过木板墙，从院子里面把门打开。
转自《新文化报》
17#：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7-28 10:19:00 [第15节]
沈殿铠领着其他战士悄悄进了院子，然后又悄悄进了屋子。姜际隆家共三间房，进门是厨房，两侧东西各一间，有土炕。沈殿铠示意战士分成两队，同时闯进东西两屋，把枪对准坐在炕上的人，大声齐喊：“不准动！”
西屋里的人一愣，不知谁立即拉灭了电灯。战士们带有手电，一面照射，一面拉开电灯。
“谁再动就打死谁！”
西屋里有几个人在炕上打牌，还有几个看热闹的。见这阵式，都吓得说不出话了，有几个吓得哆嗦起来。倒底还是孙耕尧老奸巨滑，坐在牌桌前嘿嘿一笑说：“过年了，大伙儿聚在一块玩玩，不是大的赌博……”他想以打牌为掩护蒙混过关。
东屋的军需处长刘庆荣乘机说：“他们那屋耍钱，和我们无关，咱们走！”
坐在东屋炕上几个人听了这话，“呼啦”下炕想往外溜。
沈殿铠立即大喊一声：“都别动，你们看看我是谁？两个屋子里的人都抓起来！”
这一喊，把屋里的人都喊醒腔了。刚才吓蒙了，还以为是治安队抓赌呢？现在看清领头的是沈殿铠，知道漏底了。
土匪头子陈大虎想掏枪，被沈殿铠一把夺过来。众战士一齐喊：“举起手，谁动打死谁！”
由于走的急忘了带绳子，沈殿铠命令战士们解下绑腿将这些人都绑了起来。
当场被捕的除了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外，还有保安处长姜基隆，军需处长刘庆荣，伪满警察王警尉，伪满洲国军班长杜挽非，土匪头子陈大虎、刘子周、三道江村孙村长和其他一些随从。
茹夫一又指挥另一部分战士对这个暴乱指挥所进行了搜索，搜出有关暴乱的文件多种，包括任命状、计划、密令、补备秘令、细则指示事项、追加事项、布告、军律、名单、印章、传单、文稿等等。还搜出一些手枪、国民党旗、日本旗以及黄色将校呢料、皮靴等作战物资。在孙耕尧身上，除了搜出一支三号驳壳枪外，还搜出一套用日文打印的重要文件。
茹夫一指挥战士押着一串人犯向回走。裕民街一带没有路灯，天黑路滑，一个犯人滑倒了，牵倒了一串犯人。等押送的战士将犯人们拉起来时，发现少了保安处长姜基隆。这家伙不知什么时候弄断了绳子，趁滑倒时逃跑了。由于天黑不便追赶，茹夫一命令看紧剩下的犯人，分头解押：把首犯孙耕尧押往分省委审讯，其他人犯押往通化支队司令部……
29.审问枭首
笔者在写作这部书时，没有找到关于孙耕尧被捕后的自白书，所以无法准确地了解当他被押送到中共通化分省委院子里时的心情，但我们完全可以猜测出孙耕尧当时的心情。
那一刻，孙耕尧肯定后悔了——因为他凭着多年的政治敏感，忽然明白了这个不起眼的小院子很可能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通化的最高领导机关。他肯定在心里骂自己是个大笨蛋，是世界上头号大笨蛋——既然国民党是同共产党斗了几十年的老对头，自己作为国民党本市党部领导人，却没有搞清共产党党部的位置——既然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和日本人联合暴动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政权，自己却没有把共产党在通化的最高领导机关列入暴动进攻目标之内。
我们还可以猜测到，当孙耕尧被押进一个铺着地板的房间里，被押解士兵摁在椅子上，面对四个审询他的共产党、民主联军高级领导干部时，他也绝对像其他罪犯一样，抱着侥幸心理想蒙混过关，绝对不想坦白交代。
当天晚上负责审讯孙耕尧的是吴溉之、王铮、刘东元和刘甄淼，还有从延安来的日本人杉本一夫和负责记录的刘曾。
这几位久经沙场的共产党老干部，具有相当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孙耕尧根本不是对手。
先是刘东元司令员揭了孙耕尧的老底：“我们见过面，是在苏联红军司令部。当时你们国民党党部要挂牌子，被我拒绝了，就在背后捣鬼。你们为什么要和日本人联合暴动？”
孙耕尧回答：“没什么，只是主义不同，信仰不同。”
刘东元厉声说：“主义确实不同，你是卖国主义！”
孙耕尧不说话了。
吴溉之用威严的目光逼视着孙耕尧说：“别幻想了，我们已经森严壁垒，你们的暴动，只能失败，不能成功。”
吴溉之用手掂量着在姜际隆家搜到的日文文件，指着身边的杉本一夫对孙耕尧说：“杉本同志是从延安来的，一会儿他就能将这些日文文件翻译过来。你看，是你自己招供呢？还是等杉本同志翻译过来……”
孙耕尧心怯了。他明白吴溉之这句话的分量，但他仍然不说话。
就在这时候，气愤的警卫战士上来打了孙耕尧一个耳光子，一下子就将孙耕尧打散架了。
孙耕尧招了。从当年的审讯记录看，孙耕尧将自己的身世、如何同日本人勾结、如何策反我方工作人员以及整个暴乱计划，都如实地招了。
但是，也许是疏漏，也许是故意，也许是惊慌，孙耕尧在招供中有两处出错：一是他没有供出第三指挥所在迟文玉家;二是第一指挥所本来在日本人栗林家，他却说成了藤田家，而藤田在通化是没有家的。
孙耕尧在审讯笔录上签了字。
白纸黑字，永远地记录了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勾结日本关东军发动暴乱的历史罪恶……
30.第六条线索
对从延安反战同盟来的杉本一夫来说，２月２日的夜晚是一个绝对难忘的、令他紧张的夜晚。在那个夜晚，他负责立刻翻译出从姜际隆家搜到的日文暴乱文件。
因为时间紧迫，翻译与行动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例如：敌人发起暴动的信号是在“玉皇山放起狼烟”，当翻译出这一情况后，我军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通过翻译发现在公安大队有一些通敌分子，领导上又立即将这些人抓起来进行关押。
就在杉本翻译日文暴乱计划文件时，航空总队我方也截获了一份日文暴乱计划文件——这是我方获得敌人要发动暴乱的第六条线索：二月二日那天晚上，藤田派出女特务佐佐木邦子，在省立医院附近同航空总队的日本人联络，把行动命令交给了林航空队的见习士官，我方侦察员逮捕了这两个特务。这份日文暴乱计划很快就交到航空总队副政委黄乃一手中，黄乃一命令他的翻译顾青同志立即翻译出来。
转自《新文化报》
18#：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8-1 20:42:00 [第16节]
●部署警卫连负责守一楼和二楼，但不准退到三楼。这一措施有两个含义：一是坚决抵抗，在一楼和二楼地带消灭进攻之敌;二是防止隐藏在警卫连内部的没有清理出来的内应分子闯到三楼破坏指挥中心。
杉本一夫把顾青翻译的这两个日文文件提供的线索很快就传达到了各有关单位，清理内奸和进行防御的行动在暴乱即将来临之前紧急进行着。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的情况极为复杂。面对这种复杂情况，２月２日晚上，当航空总队政治部主任白起参加中共通化省分委的紧急会议回来之后，航空总队的领导们进行了紧急研究，决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监护措施。
对整个航空总队的日本人采取分片集中管理的办法，由学员大队大队长刘风负责组织实施。刘风将航空总队分居在各处的日本航空人员集中在通化一中大教室里，先进行训话，要求日本人就地休息，不得擅自行动，人民武装一定会保障大家的安全。同时，将学员大队从延安来的一百多名中国学员们也集中到通化一中第二排、第三排教室中，将秧歌队使用的高跷腿子和几支短枪、几把指挥刀和少量手榴弹集中起来，准备在暴动发生时进行自卫。这样，既监护了航空总队日本人的行为，也保证了他们的安全。
对暴乱名单上列有名字的日本飞行员小林狂介中尉和铃木亨中尉进行看押传讯，他们矢口否认与暴乱组织有联系。当问道他们的“负责人”是谁的时候，他们憋了很长时间后，却突然冒出一句：“是林弥一郎。”
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鉴于林弥一郎是航空总队的日籍领导人，是我党我军的统战对象，所以采取比较缓和的措施：将他请到副政委顾磊的办公室，由副政委顾磊、副政委黄乃一、政治部主任白起、民航队长蔡云翔、训练处长何建生和组织科长刘西科六人陪同，用和林弥一郎聊天的方式，防止意外事情的发生。在此期间，为应付紧急情况和发生不测，何建生建议将所有人的手枪集中保管，顾磊采纳了这个建议。
同时，机场加强防卫。当时机场警卫连是只有三个班的小连，成员大都是在通化招收的新兵，而且没有武器，形势不容乐观……
31.第七条线索
关于日本关东军和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联合暴乱的第七条线索，是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一营五连查获的。
２月２日晚上８点左右，驻守在丰岛、平安、永信旅馆的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一营五连的巡逻哨兵，在大街上发现一个胳臂上戴着袖章的人，哨兵感觉这人形迹可疑，就叫住盘问。
这人在回答问题时支支吾吾，而且他戴的袖章上有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印章。
哨兵马上用电话向连长高应锡请示，高连长命令把这个人押回连部，立即对其进行审讯，“老实说，你是什么人？”
高连长用严厉的目光足足盯了他一分钟以后才开口。这样就能够先发制人，镇住对方，利于掌握情况。
“是是，我老实交代，长官。今天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在国一馆（是一家酒馆，现在棉织厂拐角处）喝酒。”这个家伙心里有点紧张，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你不老实，喝酒带着青天白日旗干什么？”
这个家伙很狡猾，问了半天不说实话，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高连长把这个情况立即向支队司令部报告。司令部指示，马上把人押送到司令部。
这个家伙在朝鲜支队司令部里交代了日本人勾结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举行暴乱的情况。第七条线索更加证实了沈殿铠报告的可靠性。
大约在晚上１１点左右，朝鲜义勇军支队司令部给五连打来电话，命令连长高应锡马上到司令部来接受任务。
当时在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主持工作的是从延安来的王子仁，他是朝鲜人，原名崔仁，当时朝鲜义勇军支队的官兵都称他王司令。
王司令对高应锡说：“你们送来的可疑分子，经过审讯承认，国民党特务组成了个反革命集团，在明天凌晨４点要进行暴动，你们得马上行动。”
19#：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8-1 20:44:00
王司令向高应锡下达了两项指令：
１.先到少年连驻地（西药批发站、永胜粮站的后面），将那些１８岁以下的娃娃兵们护送到司令部来，以便加以保护。
２.然后去红十字医院，抢救我方伤员，以免被暴乱之敌伤害──这些伤员都是从沈阳、锦州前线下来的。
接受任务的高应锡马上率领连队赶到少年连驻地，将正在睡觉的娃娃兵们喊醒，让他们穿好衣服后，直接护送到支队司令部。
然后，五连向红十字医院奔去。
就在同一时刻，通化地区专署飞机楼里，也在进行紧张的防御部署……
32.战前动员
在专署机关小会议室里，蒋亚泉专员正在召开机关党员干部作战动员会议。会议由专员公署秘书长、机关党支部书记夏骏青主持，由专员蒋亚泉和民政处长甘明文分别传达分省委紧急会议精神。经过研究，做出如下决定：
１.成立指挥机构，由蒋亚泉、夏骏青、甘明文、朱友生组成作战指挥部，蒋亚泉负责联络，夏骏青、朱友生负责军事指挥。
２.立即收缴一切留用的日伪人员的武器。
３.由公安处将已经查明的内应分子，警卫连两个排长、机枪班长和一名文书拘留看押。
４.在大楼内部署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专署大楼一楼，重点守住一楼大门和门厅，同时把住每一个窗口，这个任务由专署警卫连负责完成;第二道防线为三楼，主要是守住三楼楼梯口，这道防线由武装的机关干部负责。所有在楼内住宿人员，一律集中于三楼，并守住三楼楼梯口，防止未清除的内应分子闯入三楼。三楼中间楼梯口由警卫班防守，东侧楼梯口由宁有才率人把守，西侧楼梯口由刘甄淼和徐国通率人把守。
紧急动员部署会议结束之后，行署大楼里开始行动起来了：
——收缴了日伪留用人员的武器，把留用人员和内应分子一起关押在一楼大食堂里，并且由公安处对一些已经掌握的内应分子进行审讯，以便挖出隐藏的内应分子。
——在一楼大门口处堆起沙袋，建成阻击工事。同时，在二楼和三楼楼梯口附近积存一些桌子和椅子，准备一旦敌人冲上来时，好用来堵死楼梯。
——进一步武装机关干部。防守三楼的机关干部们都配备了轻武器，每人两支手枪和一些手榴弹，首长的警卫员每人还配备了一支驳壳枪。
——蒋亚泉专员把自己的临时指挥部设在四楼，警卫员李信开始拉电话线。蒋亚泉除了平时随身带的小手枪外，临时向朱友生要了一颗手榴弹。
——部署警卫连负责守一楼和二楼，但不准退到三楼。这一措施有两个含义：一是坚决抵抗，在一楼和二楼地带消灭进攻之敌;二是防止隐藏在警卫连内部的没有清理出来的内应分子闯到三楼破坏指挥中心。
当时专署的防御形势不容乐观，虽然专署警卫连是个加强连，下辖４个排，２１６人，配备１０挺轻机枪、１挺重机枪、３门小炮和１５０支步枪，但据警卫连长赵明后来回忆，实际当时保卫专署的只有一个排多一点儿的兵力：一个班负责警卫在留置场（拘留所）里关着的事先抓的日本人战争罪犯;副指导员田洪起带领一个排占领玉皇山，从砬子头处封锁东江桥，防止国民党公安队从五道江方向进攻通化;一个排负责警卫柳条沟里的火药库。警卫专署就剩下一个排（另两个班），另一个机枪组，还有一个炊事班。
由于外面太冷，警卫连长赵明将警卫部队部署在一楼里，在门外放了双岗，并且派了一个带班的，随时监视专署大院里的动向……
33.审查内应
因为通化市县副市县长董滨从县大队文书小关那里首先知道了敌人要暴乱的阴谋，所以，通化市县政府的清理内奸工作早在通化分省委紧急会议召开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
董滨和李剑云带着公安局一个排，赶到县大队，将县大队人员集合起来，先行缴械，然后让内应分子主动交出暴乱袖章，结果一下子交出了自８００８号起３００多条袖章。
接着，董滨和李剑云把县大队警卫员于宝春带回来，因为策反小关的就是于宝春，从于宝春开始，经过审讯，于宝春供出了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和日本关东军联合暴乱的时间和信号，并且供出了隐藏在市县政府机构内部的十几名内应分子，其中有两个主要角色：一是樊鹏飞市县长的文书管恩继;二是市县建国联合会主任范野萍的警卫员小刘。
为了保证市县政府领导的安全，董滨派自己的警卫班长王文学去抓范野萍的警卫员小刘，人是抓到了，但王文学半路上又把小刘放跑了──因为王文学也是被国民党策反的内应分子。
碰巧的是，刚被放跑的小刘走在街上又被通化支队巡逻队抓住，一审问，知道是被副县市长董滨的警卫班长放走的。通化支队打电话向董滨说明情况。董滨没想到自己的警卫班长也是内应分子，马上下令逮捕警卫班长王文学，并且亲自审讯，李剑云做记录。这一审，又审出新情况：市县建联会的工作队中有三十多人是敌人的内应分子。
董滨立即派人到建联会逮捕这些人，但是一个人也没抓到。看来这些内应分子已经得到了消息──这证明在市县政府机关中还有一些内应分子在通风报信。
晚上将近十点，市县委书记刘克刚从分省委参加紧急会议回来，立即召开通化市县委紧急会议，传达分省委紧急会议精神。在会上董滨向樊鹏飞通报了他身边有敌人内应分子的情况：管恩继是国民党三青团地下暗杀团团长，国民党特务。董滨提醒樊鹏飞应该缴管恩继的枪并把人押起来。但是，樊鹏飞没有这样做，而是让管恩继跟两位科长睡觉去了。
市县委紧急会议之后，根据后来接到的敌情通报，董滨和李剑云在暴乱开始之前继续抓捕内应分子，抓了一夜，审讯了一夜，共抓获内应分子１７０余人。
董滨和李剑云在对这些内应分子的审讯当中，得知市县政府警卫排里还有内应分子，包括排长隋玉亮，战士金国良、曹清和、赵德新、夏守义等人。这些人已经就如何做暴动内应做了分工：隋玉亮和金国良负责当天晚上刺杀樊鹏飞市县长;曹清和与赵德新负责把守楼梯，并负责将另外两名排长的枪缴下。
董滨立刻向樊鹏飞市县长办公室打电话汇报这个情况，但电话无人接听。董滨立刻意识到情况严重。李剑云马上派三名战士前往市县长办公室营救，发现樊鹏飞已经被三个内应分子监控了。李剑云派去三名战士经过搏斗，当场将三名内应分子刺死，从而解救了樊鹏飞。
转自《新文化报》
20#：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8-3 14:41:00 [第17节]
●中共通化分省委机关武装战斗队组成后，每人左臂上扎一条白毛巾，以做标志。
■吕明辉34 分省委战斗队
由于地区公安处长兼通化市县公安局长刘甄淼当时在专署，副局长李剑云在市县政府，所以，暴乱前公安局的防卫工作基本上是由公安队长耿光甲组织的。
耿光甲是李剑云到公安局后从通化支队刘东元司令员那儿调来的。当时公安局只有李剑云带来的四个警卫员和几个干部，原伪警察署警正一级的都集中到安东学习去了，除了留下少数户籍、指纹等技术人员外，其余的伪警察都遣散了。在这种情况下，新任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向罗衡的５８团要了一个连做公安队，由有作战经验的耿光甲任第一任公安队长。
耿光甲的公安队虽然对外称是一个连的兵力，实际兵力只有两个排，六个班，在当天的防卫中被一分为三：１.李剑云领走二排，配合市县政府抓内应分子，并协助防守市县政府。２.一排的二、三两个班防守公安局。３.按照李剑云的指示，派出一排一班进驻防守电报电话局。
电报电话局在公安局南侧。李剑云之所以从公安队一排中派出一个班防守电报局，因为电报电话局是通化市的通讯中枢，一旦被暴乱的敌人占领，我方领导机关将无法通过电话实施战斗指挥。另外，上级也明确指示：电报电话局的防卫任务由市县公安局担任。
中共通化分省委副书记王铮将分省委机关的作战指挥权交给了宣传科长王宴。
王宴，原名王凤歧，１９１８年９月１４日生于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县湘里村。１９３８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夏天参加共产党。历任胶东军区第二旅政治处文印股长，分总支书记，《西海军区报》编辑，营教导员，黄河剧团指导员。
二十七岁的王宴很有战斗经验，他先将分省委的机关干部组织起来，组成守卫分省委机关战斗队。当时在分省委机关的干部不多，一共才二十几个人，每个人原来就有一两支手枪，王宴科长又将分省委通讯班小青年的十几支三八小马枪收上来，武装了十几个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加强了分省委战斗队的力量。
中共通化分省委机关武装战斗队组成后，每人左臂上扎一条白毛巾，以做标志。王宴科长向大家布置战斗任务后，就让战斗队马上进入阻击阵地。
阻击阵地就在分省委机关右侧，那里有一条通往西北山坡的路，山上就是日本人居住区，估计日本关东军暴乱部队会从这里展开进攻。在贴近路旁十几步远的地方，有一道土石坎楞，正好是一道天然屏障。离这里向山坡不远处，就是通化支队司令部所在地——龙泉旅馆，那里也是敌人进攻的目标。将阻击阵地设在这里，既可以保护分省委机关，同时又可与山坡上的支队司令部形成对应之势，对进攻之敌进行夹击。
为了加强对分省委领导的保卫，王宴科长和孙兆贵还给王铮副书记和张益民组织部长所住的二层小楼上抬了两箱手榴弹，因为在两位领导的身边只有两名警卫员，一旦外线防守出现意外，靠这两箱手榴弹也可以自卫……
35 抓捕匪首
就在中共通化分省委领导继续审询孙耕尧的同时，沈殿铠又主动向茹夫一参谋长申请，前去捣毁暴乱敌人的另一个据点，抓捕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两姨姑夫、“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财政处长刘敬儒。
茹夫一同意了沈殿铠的请求，决定兵分两路：
第一路：茹夫一派三名战士，随同沈殿铠一同执行抓捕刘敬儒的任务。
第二路：茹夫一率队捣毁敌人的另外一个指挥所——日本人指挥所。
这时已经是半夜１１点多了。
茹夫一参谋长领着二十几名战士，去捣毁日本人指挥所。由于孙耕尧提供的情况不准，只好一面调查一面搜索，最后只在三好虎次郎家抓到了三好虎次郎、大泽武雄、后藤、井雄、斋藤和中岛等八名日军暴乱分子，没有抓到藤田实彦大佐。那时已到２月３日凌晨两点，时间不允许再在全城搜捕藤田了。而且，这时接到炮校报告：发现一些日本人在几个地点集结，看来即将发动进攻。茹夫一在请示分省委后，率队撤回分省委机关。
沈殿铠率领三名战士在向刘敬儒家走的路上，感觉力量有些单薄，想向别的部队借兵，又怕别的部队里有敌人的内应分子，借的兵是内应分子。这时正好走到朝鲜义勇军支队附近，沈殿铠想起在姜际隆家听说“朝鲜义勇军支队一个人也未被策反过来”，就来到朝鲜义勇军支队的一个连队借了两名战士，同时，在该连队借了一根原木抬上——这是准备撞门用的。
转自《新文化报》
21#：一江水_ 回复日期：2005-8-3 14:44:00 [第18节]
●暴乱分子先以偷袭的方式解除守备医院的朝鲜义勇军支队步兵哨的武器，在此过程中双方发生了搏斗，一名朝鲜义勇军士兵牺牲。
沈殿铠带着五名战士赶到南十字街刘敬儒所在的公益涌油坊。因为沈殿铠和刘家是亲属，小有来往，所以他非常熟悉刘家情况：刘家前门房里是卖油的客房，后院东边是制油厂和工人宿舍，西边是用木板围绕起来的三间房住宅，这三间房西房是接待客人用的，火炕在北面，东屋是他姑母住的。熟悉刘家情况的沈殿铠向战士们部署好了进攻刘家的计划。
沈殿铠指挥战士们砸开前门，冲进后院。这时梁警佐砸开后窗户玻璃钻出去，沈殿铠下令开枪打死他，朝鲜族战士立即开了两枪，梁警佐趴在地上不敢动了。
两名战士把前窗玻璃砸碎，枪口对着屋里，沈殿铠带领三名战士进屋把灯拉开，到后窗外把梁警佐拉回屋里绑好。屋子里被逮捕的还有：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参谋处长郑乃樵，财政处长刘敬儒，伪市公署行政科王科长，伪警察厅梁警佐，联络员梁维权和王祥。
沈殿铠命令两个朝鲜族战士就地守候，凡是外来人一律拘捕。
然后，沈殿铠和另外三名战士，带着钱，押着犯人往回走。这些落网之鱼慢腾腾地走着，越是催促他们，他们走得越慢，因为他们心里最清楚，暴乱的时间就要到了，慢腾腾地拖着，也许在被押进共产党机关之前还会发生奇迹。
沈殿铠押着这些犯人到达中共通化省委机关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沈殿铠把犯人交给吴溉之书记和刘甄淼处长之后，暴乱就开始了。
吴溉之下令将孙耕尧等人拉到外面枪毙……
36 暴乱信号
１９４６年２月３日凌晨四点，震惊中外的“通化大暴乱”发生了。
发出电灯三明三灭信号的，是红十字医院院长柴田久大尉。
在暴乱即将开始之前，柴田大尉带着佐山、小岛和林富藏等５人，越过变电所楼下值班的哨兵，闯进调度室，要求切断电源开关。当天夜里在变电所值宿的直接责任者是杉木甚五郎和金子金一。两个日本人拒绝了柴田的要求，说守卫市内的配电是自己的职务，因此自己要负责的。柴田大尉看到日本职员对他的要求不听从，就端着枪要求中国职员切断总开关，中国职员不得已按照柴田的要求拉动总开关，发出了电灯三明三灭的信号。
然后，按照计划岛田带领一个分队来到变电所负责警戒，柴田大尉回到了红十字医院。在这里主要住着从沈阳和锦州前线下来的２００多名我军伤病员。
红十字医院里的暴乱已经提前开始了——因为医院暴乱分子接到的命令是将医院变成陆军医院，清除民主联军伤病员，准备接收从暴乱战场上下来的日本关东军伤员。
当时守卫红十字医院的是朝鲜义勇军的一个排。暴乱分子先以偷袭的方式解除守备医院的朝鲜义勇军支队步兵哨的武器，在此过程中双方发生了搏斗，一名朝鲜义勇军士兵牺牲。
暴乱分子袭击岗哨之后，开始向医院卫兵室里冲。朝鲜义勇军支队护卫医院部队的副分队长郑炯锡，面对大约四十余名敌人的进攻展开肉搏战。郑炯锡拿起盒子枪打了两枪，两个敌人应声倒地。他冲出门外，继续同敌人搏斗，被敌人的军刀砍伤，但他坚持不退下来，一直到战斗结束。
接着，暴乱分子进攻负责医院工作的我方干部的寝室。医院负责干部的通讯员王振福带领几名同志守住房门，沉着对敌射击，掩护我方工作人员突围。
朝鲜义勇军支队战士金吉兴那天晚上在红十字医院住院。当我守备红十字医院的朝鲜义勇军部队组织警备防御力量时，由于有战斗力人员非常少，金吉兴就主动报名参加。当敌人包围红十字医院时，金吉兴要冲出去向中队报告消息，在敌人的包围中左冲右突，十几分钟之后才冲出包围圈，向中队部所在地跑去，不幸途中遭到敌人手榴弹爆炸的袭击，受了重伤。
暴乱分子从守备医院的朝鲜义勇军部队手中，夺得手榴弹３０枚，手枪２支，步枪１２枝。暴乱分子将５颗手榴弹扔向朝鲜义勇军支队守备部队，造成伤亡。
暴乱分子还监禁了仓库保管员和炊事员，以及部分守备战士。
红十字医院的暴乱分子们还威逼我方被俘人员投降。通讯员王洪魁２月３日在红十字医院暴乱中被俘，敌人威胁利诱让他说出医院我方负责人的下落及其他秘密，他严词拒绝，历声说：“你们的阴谋不能得逞，怕死不当八路军！”暴乱分子见其不从，将其杀害。
在朝鲜义勇军护卫排被赶出医院之后，红十字医院参加暴动的１００多名日本医护人员，开始了对住院的民主联军伤病员的屠杀。
：“八·一五”东北光复后，八路军在苏军的默许之下，率先进驻东北一些城市接收当地政权，初来乍到的八路军也许没有料到，流落在社会上的包括伪军、伪警察、日本军人在内的这些日伪残余，他们秘密地和潜伏在当地的国民党特务，和土匪武装相互勾结起来，频繁地对八路军进行暗杀和武装颠覆活动，企图用武力来消灭接收政权的共产党。
解说：1946年2月3日，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二，番号刚刚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共产党部队，在当时的南满重镇通化平息了一场暴乱。天亮时分，方圆不大的这座小城，又恢复了平静与祥和。
周明玉（78岁）：我那时候小，到处溜达，看呢，就在“裕丰厚”的一楼，搁草绳子围的，草绳子里头不让进，有八路看着，可以上楼买东西，但是在那个地方做展览，展览谁呢？有孙耕尧一个，还有个日本人，一个老头，那时候五十来岁，还有我一个师兄弟，姓刘，老刘，他们仨人的展览，就是二·三事件，他们是头目，负责人，所以展览，这是咱们看的，我们看的，一看老师来这干什么，一打听我觉得挺可惜，要枪毙了。
解说：孙耕尧是这次暴乱的核心头目之一，日伪时期曾任通化地方职员训练所所长。1944年自办通化王道学院并任院长，在14年日本奴化思想的浸淫下，孙耕尧积极宣扬“日满一家，民族和谐”的思想，热衷于为日伪政权效力，人称“二鬼子”。
而暴乱的另一核心头目是藤田实彦，化名“田友”，曾任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日本投降后，藤田实彦逃匿到通化石人矿区潜伏，躲过一劫。1945年12月，藤田实彦加入国民党，在通化市民中影响很大，被称为“带胡子的大佐”。
位于东北长白山南麓的通化，南部隔鸭绿江与朝鲜相望，煤、铁、森林等资源丰富，也是东北“三宝”，人身、貂皮、鹿茸的故乡，这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在军事上，进可出东北松辽平原，退可守长白山天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日本关东军在《满鲜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要领》中这样写道，“即使放弃满洲四分之三，也要确保通化这个战略要地”。1945年8月，苏军对日宣战后，大批关东军主力部队开始向通化转移，日本关东军更是将司令部和满洲国国都由新京长春迁往通化。通化成了日本在东北的最后堡垒。日本投降后，数以万计的日本军人一部分返回了日本，一部分则留在了通化。据日本人统计，到1945年底，聚集在通化的日本人已经达到22432人。大部分是官员、军人和商人，还有28家株式会社，几家医院、学校和妓院。大量日本人滞留在通化，为后来的暴乱埋下了祸根。当时国民党在通化没有一兵一卒，无法与共产党正面对抗。于是，国民党想利用聚居在通化的日本人，对现实生活不满和不甘心失败的心理，发动武装暴乱。推翻刚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李光忱，一手策划下，由日本和国民党双料特务近藤晴雄，从沈阳来到通化，秘密联系了当时任国民党通化市党部书记的孙耕尧，传达了辽宁省党部关于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在通化举行暴动的决定。
吕明辉：（《通化二·三事件》）：所以他在通化当时他说话，我估计还是有分量的，他没有分量的话，他说话别人也不能听。
周明玉：孙耕尧本来是个文人，他也没有，也不会作战，也没有武器，就指着日本人的这个头目做指挥。
解说：1945年12月15日，孙耕尧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成员姜际隆家中，第一次见到了藤田实彦。双方在讨价还价中，孙耕尧向藤田实彦承诺，如果日本人能够帮助国民党推翻共产党政权，事成后将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日后通化的产业开发、建设等相关事宜将交给日本人来经营。孙耕尧开出如此丰厚的条件，藤田实彦当即表示愿意合作，用武力把八路军赶出通化。
1946年1月22日，通化县国民党部骨干成员，与部分关东军军官在孙耕尧家里举行了第三次秘密会议。最终决定由孙耕尧、藤田实彦和姜际隆担任总指挥。并制定了一套完整细致的作战方案。
吕明辉：暴乱方案他给起个代号叫“山与川”，就山上的山，川。这个方案很详细，日本人咱们知道他干啥事他挺细，干好事这样，干坏事他也挺细，搞暴乱他也细。
解说：当时，共产党在通化的党政军重要机关有10处之多，为了达到兵分多路，一举全歼的目的，这次秘密会议还制定了统一行动的暗号。
殷长恩（通化市党史研究室）：当时匪徒暴乱的时候定了一个暗号，就是说玉皇山，就在这个制高点。燃放三堆火，发出信号。完了匪徒们就开始动手。
解说：暴动时间的确定，也令孙耕尧一伙人颇费心思，经过多次反复商讨，最终定在了2月3日的凌晨四点。那天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二。趁着八路军守备空虚，过年时容易麻痹大意的心理，出其不意地发动闪电战术。春节将至，此时的通化百姓正在为置办年货而忙碌着，他们全然不知暴乱分子，也在紧锣密鼓地秘密筹备，暴乱所用的军需物资。
吕明辉：一个方面它是筹备了很多，包括粮食，因为它一暴乱这个还得有呀，粮食包括鱼呀，包括什么的，计划里头写得很详细。第二步是钱，当时李光忱给拿了大概是二十多万。还有一部分那就是从各个人手里拿的，当时我记得日本关东军在这里，有个最大的一个中将，中将叫今利龙雄好像叫这么个名字，他家属这块儿，他拿很多钱，同时他家属还发动了和他一起的人，还拿了不少钱。
解说：通化县国民党部还征集了50辆马车和3000吨食品。根据日军方面提供的信息，暴乱分子还在通化周边地区，巧妙地取出了关东军秘密埋藏的枪支弹药等军需物资。
吕明辉：还筹备一些个轻武器，因为那时候日本放下武器了以后，他也没有很大的武器了，重要武器了，轻型武器他也不多，除了轻型武器以外他筹备一些什么刀啊、斧啊、镐啊等等。
解说：为确保暴乱行动万无一失，指挥部要求各电台通讯联络，一律改用密码收发。辽宁省国民党头目李光忱，还提醒藤田实彦，暴乱开始后“要化妆，走三步一回头，拐弯抹角朝后看”等等。这一切考虑得缜密细致，滴水不漏。2月2日，农历大年初一，结束了14年日本统治的通化人民，终于迎来了光复后的第一个春节。街道上张灯结彩，鞭炮声连绵不断，就在人们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气氛当中，有藤田实彦组织的日本关东军，和孙耕尧召集的土匪，号称上万人的暴乱队伍已经集结完毕。而此时此刻，共产党对即将发生的这场暴乱，却一无所知。
吕明辉：但是他这里就是没说什么事都成了，就是功亏一篑，差在哪呢？就是事先暴动前八个小时，他这个事露底了。
解说：就在这场灾难即将降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供应股长沈殿铠，戏剧性地得到了这一暴动的消息。
周明玉：在2月2号的下午六点钟，他是正好还上街走，就碰到他一个什么亲戚，他碰见这个亲戚，所谓他亲戚，就是救他命的人，恰恰就是敌人暴动指挥部的财务处长。
解说：刘敬儒是沈殿铠的二姨姑父，彼此关系也很要好。当时，沈殿铠并不知道，刘敬儒是这次暴动的骨干成员，两人寒喧过后，刘敬儒把沈殿铠拽到家里喝酒。酒过几旬后，刘敬儒向沈殿铠透露了通化将要发生暴乱的消息。
吕明辉：刘就和他说了，说的很策略，说我是为了你好，你看现在我们还要怎么怎么地了，你现在你快点吧，你该过来过来得了，要不的话，你要不过来的话，你要等我们这个事成了以后，那你就没命了，就这么个意思，话就这么个意思。
解说：沈殿铠听后心里为之一震，但并未露声色，而是与刘敬儒在言谈话语间巧妙周旋。见沈殿铠渐渐上钩，于是，刘敬儒提出，让沈殿铠负责看管的800条枪支取出来，供暴乱时使用。
吕明辉：沈殿铠这人还真不错，虽然是他参加革命，也就是大概是能有个四五个月吧，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行的，可以的。所以他跟敌人在那里缠，敌人还想把他扣那块儿，他还得出来，跟敌人怎么缠？怎么斗智吧。
解说：为了摸清具体的暴动计划，沈殿铠假装同意参加暴乱，以取得刘敬儒的信任。见沈殿铠已经上钩，兴奋之中，刘敬儒将暴乱计划全部告诉了沈殿铠。随后，沈殿铠借口以回部队取枪为由，火速返回了支队司令部。
吕明辉：七点多钟完了他跑出来以后呢，就赶紧就把这事就向党报告了。
解说：浓浓的过年气氛骤然变得令人窒息，中共通化分省委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分省委书记吴溉之下达了一系列应对暴动的紧急命令，包括部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抓捕孙耕尧、藤田实彦等暴乱组织者，查处内奸等以迅速平息暴乱，会议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
吕明辉：当时设立了大概是三个指挥部，三个指挥部派沈殿铠还领一伙人去。同时还派当时通化支队参谋长，参谋长叫茹夫一。他俩分头把三个指挥部，其中的两个指挥部给破了。
解说：茹夫一和沈殿铠率领30余名警卫战士，火速赶往姜际隆家，将正在为暴乱头目壮行的孙耕尧、姜际隆等人抓获，并把孙耕尧押回分省委大院紧急审讯。在八路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孙耕尧如实交代了整个暴乱计划，还供出了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国民党特务。随后，司令员刘东元迅速派人，将这些内奸一网打尽。这一切进行得既秘密又神速。而这时，大部分日本关东军和土匪已经进入阵地，暴乱已经无法避免。
1946年2月3日，农历的正月初二。天色未亮，宁静的夜色代替了喧嚣热闹的一天。山城在祥和安谧之中迎接黎明的曙光，没人能想到，一场暴乱却悄然降临了。
周明玉：怎么打过年的灯灭了，呼一下又亮了，又灭了，又亮了，三亮三灭。完了以后就开始响，响的枪像蹦豆似的。我就趴那地方，就是枪响过了以后，知道有事了，什么事不知道。
殷长恩：当时这块儿潜伏了很多暴乱分子，就是在这个山的周围，潜伏了很多暴乱分子，听到枪声以后，他们就从这儿，就从那个山的背面就下去了。
解说：四点刚过，通化城里的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城内不同的方向也响起了三声长哨。刹那间，喊杀声四起，枪声大作，暴乱开始了。
吕明辉：现在倒需要说的是，以孙耕尧为首的，他这个党部很多人，把日本人给忽悠起来了，按咱们东北人讲话，煽呼起来了，给挑拨起来了，完了把这场仗反正是还打成了。但是暴乱真的一发生的时候，日本人去打的。
解说：尽管八路军在暴动前，幸运地得知这一情报，但当时大多外出剿匪，城内兵力空虚，只有500多人分别把守着十几个重要地点。有些地方仅有区区几十人，形势岌岌可危。以日本关东军为主组成的各路突击队，在武士道精神和复仇心理的驱使下，手持机枪、步枪，挥舞着战刀一路吼叫着，分兵数路向共产党所占领的重要目标，发起了疯狂地冲锋。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处于被动的八路军冒死抵抗，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据中国参战人员和日本生还者描述。中国人杀红了眼，凡是口令答不上来了的，上去就是一枪。凡是躲在洞里或隐藏起来的，二话不说，手榴弹就扔进去了。凡是躲地窖里的，统统堵死出口和通风口，一律活埋。
周明玉：确实是小鬼子绑着，这么绑着，面朝城下。面朝那时候这个城北，面朝城下，都这么绑着。咱们这八路军一下一个，一下一个，捅着，捅死了搁脚一踹，踹到底下去了。
解说：回想起这些依然傲慢凶残的日本人，特别是在他们投降后，将大量储备的棉被、军服和粮食，统统焚烧掉，甚至将冲入火中抢夺食物的百姓，打死打伤的惨状。老百姓正是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与这些日本人展开了肉搏战。
吕明辉：所以群众自己也出来了，拿着镐，拿着锹，群众自发地把日本人也是杀了不少，也给打死不少。正当八路军拼命抵抗之际，一支由朝鲜义勇军组成的增援部队，终于赶到，他们从背后猛攻暴乱之敌，逐渐扭转了八路军被动的局面。很快，坚守在各个阵地的八路军，便倾巢而出，与增援部队一起对暴乱分子形成包夹态势。除少数逃窜外，大部日本人被歼灭。
吕明辉：往哪跑呀，跑群众家，群众看见那也拍他。所以在这里也死了不少人这是肯定的。但是话说这一打仗的时候，还能分出来看日本人，看这个人哪个像日本人，哪个像跑呢，日本人真拿刀跑呢，还能说，你停住，你站住，你咋回事，哪还管那个，上去就开始拿大镐就干呗。
解说：日本人奥佐后来在《从望乡到友好》一书中，这样写道，世界像冻结了一样，我在寂静的大道上走着，到处可见日本人的尸体。
周明玉：第二天早晨，说是看看怎么回事呀，打完仗了。一看老百姓发现那河里面死尸不少，就是他们打死的人，都推到那个二道河子，就新华桥的上下，都在那里。老百姓一看有衣服就扒了，小鬼子穿的衣服都不错的，那都是骆驼绒的，那个毛衣毛裤都很讲究。老百姓穷他不扒吗？扒了。扒了我们去看早晨看那都扒了，都白条子，一河里头，河里都是。那时候咱们也有政权也有管的，组织老百姓谁家有大车，白条子往车上一装，像白条猪似的，装完拉到江南，冰窟窿里拉倒了。
解说：中日双方对死亡数字所记载的相差甚远，但最保守的估计约有一千八百多日本人，在这场暴乱中丧生。大部分死者赤条条的被老百姓和朝鲜士兵，仍进浑江里进行“水葬”。
吕明辉：因为当时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时天特别冷，通化当时不想现在，现在通化冬天最低气温也就二十多度。当时通化最低气温大概，当时二三事件那年能有零下三十多度以上。所以这一千八百多人，你如果要想上山去刨，去埋，就是实行咱们所谓的用土葬的办法，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三十多度，用镐上刨，一刨一个点，这是不可能。第二个办法就是炼，就是用所谓这个（火葬），需要煤和柴火。当时就是咱八路军进驻通化以后，长时间的粮食也很紧张，煤和柴火这都是很难在短时间内，筹集到这么些柴火和煤，所以当时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只能用这个办法。
解说：而组织发动这场暴乱的通化国民党部的骨干和一些土匪，是最懦弱、最狡猾的。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参加战斗，暴乱发生后，他们有的都躲在家里“坐山观虎斗”，有的则仓皇出逃。
吕明辉：这些人全都是，都在家躲着，这是他们一贯的，他们一贯是看别人斗争。他们是等着人家日本关东军，如果要是打赢了，那么他们就出来，就当新成立的通化市这官和那官的，要是日本人败了，跑了就。
解说：暴乱平息后，八路军宣布全城实行戒严，打扫战场，集中战俘。同时，抽调精干部队，在全城进行整整两周的地毯式大搜捕，清剿溃散在逃的暴乱分子。
周明玉：有个姓倪的，倪震邦，原来矿务局的。过年，大过年都上老老百姓家打麻将。倪震邦呢，没跑了，叫八路军逮去了。也没打也没骂就是审查，后来第二早晨了，说是他说我家就在城后，倪家大院，就是我家。可能就派人去调查了，调查完就把他放了。
吕明辉：抓完以后就得审问，审问就是想问日本人你在这里头是被迫的，你还是怎么的。如果是被迫的那就放了。当时就释放日本人，释放了大概是八百多名。
解说：暴乱的策划者和主谋者无一漏网，根据审讯日本战犯和国民党特务的笔录，在全城大搜捕中，八路军抓捕了一百多名日本暴民和几百名躲在家里，等待胜利消息的汉奸和特务，最后枪毙了100多名通敌纵敌者。孙耕尧的死颇具戏剧性，暴乱发生后，被关押在分省委大院的孙耕尧扬扬得意，他坚信共产党在通化区区的军事力量，会很快被日本人击溃，他甚至要求这些共产党人赶快投降，负责审讯的中共分省委书记吴溉之，为了避免孙耕尧等人趁乱逃跑，便下令将这些要犯就地枪毙。枪响后，唯独孙耕尧没死，而是从头至尾听到了暴乱发生的全过程。
吕明辉：结果没死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天黑，再一个可能是小战士听枪一响了，可能是心情也挺紧张，就是紧张，天黑，枪打偏了，所以后来又毙了一次，所以孙耕尧的死这么死的。
解说：而暴乱的日方头目藤田实彦，是在全城大搜捕中，第七天被特工人员从日本商社的一栋住宅阁楼中发现，同时被捕的还有29名日本人。八路军在枪决所有日方主犯的时候，唯独留下藤田实彦这个活口，在通化“裕丰厚”商店临时搭建的展览台上，五花大绑的藤田实彦，不断地向参观者忏悔，最终羞愤成疾。1946年3月14日病死在通化，这天恰巧是他的生日。【原创】山雨欲来风满楼（一） [ 黄河故人 ] 于:2009-10-16 08:13:04
讲两句通化暴乱的背景，并不好看，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关心？
为什么这次暴动会发生在通化而不是别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在春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规模的暴动？为
什么鬼子们会这么有信心？计划先说鬼子吧，再说国民党，第三是他们的勾结，第四是打入共军内部的卧底，第五是他们的行动计划。具体是不是这
么写，边写边看，我也不知道。
通化我国东部边陲的要地，伪满时期是伪通化省首县，民国时期归东边道管（鬼子曾经给杨靖宇许诺东边道大都督）。这个地方靠近朝鲜，也是东北的鬼子往朝鲜逃
跑的要道。
通化不是抗联从苏联回来的人员首先抢占的地方，所以这里共产党的势力很弱，同样在通化苏军也不是很强，日军反而很强。在通化附近，还有三万余人的关东军部
队在通化、靖宇、临江一带，尚未放下武器，首领是富永中将；日北支游击队，尚有一部分未缴械；藤田实彦的125师团残部，还有三千多人在附近山中。这是因
为关东军司令部投降的时候要求铁路线上的部队解除武装，偏僻山岳地区部队应尽量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其力量。自认为强大的外援是鬼子发动叛乱的重要原因。
在通化城内方面，通化本来就是鬼子聚居区，抗战期间大约有八千多人，抗战胜利之后，暴增到了一万六千多人，其中有六千左右是前关东军，中下级军官比例很
高，高级军官不多，最高的是一个少将，更高的早就逃到朝鲜去了。而从长春过来的鬼子，也有不少官，大官还不少。比如满铁的前总裁、溥仪的内府次长、近卫处
长、伪满民政部次长等等大概300多人。这些人比较有钱，也有号召力，是鬼子的一个信心的力量来源。
除了这些，郊区鬼子留下来的潜伏军、投降部队，还有各地逃来的官吏，无法统计。
武器方面，鬼子埋藏了大量的武器，没有交出。好在暴动前鬼子们没有搞定武器这个问题，否则真是不好办。话说回来，全东北鬼子埋藏和失散的武器是后来林彪武
器的重要来源。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鬼子要钱有钱，要兵有兵，要军官有军官，要将领有将领，要外援有外援，要枪也
不是很缺，在鬼子们那些比较短浅的目光看来，简直是搞暴动的好基础。
鬼子为了“二十年后满洲再度复兴”，在东北安插了大量的潜伏力量。有的更名换姓，伪装成难民（比如二号主犯藤田），有的潜入大城市，比如藤田的联络官的近
藤，这些鬼子中的相当部分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党员，是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特务。鬼子并不笨，他们知道自己的能力是不足的，而共产党和苏联人是绝对指望不得
的，他们的指望是国民党。
鬼子好像有搞社团的传统，当时在通化鬼子搞了大量的社团，这是鬼子搞秘密组织的一个很好的掩护。在其中着重指出“大东亚联盟”（貌似和鸠山提的有点相像
啊）。
“大东亚联盟”往上数，最头上是上绞刑架的松井石根和小鸡鸡被搞坏的的石原莞尔，在通化当地的负责人是千叶幸雄。千叶幸雄成功打入了当地的日本人管理部门
“辽东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担任救济员。这个部门大概是当地日本人居委会和现在的民委会之类结合的一个机构，它的前身就是通化当地的“日本居民
会”，后来改名“通化日本人民代表部”，再后来改名“日解联”。
从这一部门的演变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掌握这一部门的是日本人，多是当地日本人中的头面人物。通化日解联的支部长是伪满民政部次长筱野破魔夫（伪满说话
算数的是次长）；救济员千叶幸雄是“大东亚联盟”在通化当地的负责人，多次以救济日本难民为名为暴乱筹款；藤田也打入了这一部门，负责宣传工作，当然他可
不想宣传无条件投降。他们筹划这些破坏活动的地点，就是日解联。
在日本人与国民党特务勾结达到一定程度之后，1945年12月24日，成立了“国日特暗杀团”，并制订了严密的行动分工。计划：
1. 依靠国民党、利用日本人。宣传日本二十年后再度复兴。
2. 以暗杀手段迎接中央军的到来，以表达忠诚，并要在国民党来通化前办妥。
暗杀方面对重要的共产党的党政军领导共八人，采用集体暗杀手段；对日解联内为共军工作的日本人共七人，采用分散暗杀手段。暗杀成功后或逃到奉天日特本部、
国民党辽宁党部或逃亡到未解除武装的日本军队中。
他们成功的暗杀了日解联的重要工作人员内海勋，这也是他们这些谋杀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关于这次谋杀，怎么说呢，鬼子有点太一根筋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快就
破案。
为什么要杀内海勋呢？内海勋比较倾向八路，为八路做了不少工作；这帮鬼子曾经向内海勋套情报，但是内海勋已经有所提防；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害怕内海勋去告
发他们。既然他倾向八路，杀了他既可以
灭口，还可以警告其他日本人少向八路靠拢。
谋杀的时间选在了一月一日夜里，杀手是藤田武男、冈田、松田共三人，武器是手枪。他们三个人分别选择了日本便服、中国服装、航空服，以免都穿一样的衣服被
人认为他们是一道的，并计划在路上动手。下午三点碰头之后就去找人去了（杀人之前居然还没确定目
标的行踪，够失败的）。这一找就找到下午七点，还没找着，到了一开始碰头的地方继续死等，终于等着了。等到了您倒是动手啊，他们觉得人太
多，于是开始跟踪。（您看看要是一个中国平民、一日本平民、一日本军人在鬼子投降后还在一起走动
了很久，是不是很有点显眼呢？）
这个他们这么显眼，为什么被害人内海勋就没注意到呢？因为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去妓院，日本妓院。
内海勋去了日本妓院，呆了不长时间就出来了，然后他去了一个朋友家里。大约十点他又回了那家妓院，这一次就到了凌晨三点才出来（偷偷佩服一下他那个啥）。他在里面风流快活，三个杀手郁闷死了，就这么在日本妓院外面的连冻带
饿到了凌晨三点。我想三个杀手一定非常恨他，因为光打中内海勋的就有十枪。
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内海勋当夜是必死无疑，因为这三个杀手都不知道的是，还有另一路杀手在等着他。山雨欲来风满楼（二） [ 黄河故人 ] 于:2009-10-19 03:37:59 复:2487449
另一路
杀手来自本次通化暴乱的二号主犯藤田实彦，不是前面的杀手藤田。通化的鬼子是分派别的。前面这个组织里面没有藤田，这个组织里主要是筱野派、相川派（相川
力，原通化省经济科官员）、渡边派（渡边勋，本次杀人事件主谋）。为什么这些人策划的时候没有藤田实彦呢？藤田实彦在此之前曾被共军逮捕，但是在日本人的
策应下刚刚逃脱（十二月二十五日），所以藤田没参与他们这次谋划。
藤田实彦这一派别在日解联内部的卧底西川、佐藤把内海勋的行踪透露给了阿部元，阿部元通知赤川等人前去内海勋的那个朋友家里，但是没有找到，扑了空。
这个赤川值得说一下，内海勋死了之后，赤川就冒功说是他干的。
不久开始追查这个案件了，他不英雄了，藏起来了。
案破，真相大白，共产党不抓他了，日本人又不放过他了。
赤川于是决定去暗杀另外一个目标，山田。这个家伙隐藏很深，态度方面也不是太坚决，所以上了暗杀名单。内海勋被暗杀后，山田彻底并明确的倒向了藤田一方。
他向藤田透露了我二道江军火库的情报，于是赤川就放火造成了军火库爆炸事件。
二三暴乱后，赤川隐藏很深，被宽大处理了。
共军在二三事件之后不久便撤走，赤川于是跳出来当了一把还乡团，可惜好景不长，共军又还乡了，这一回他终于躲不过去了，被杀了个N罪归一。
暗杀事件之后，共军破案神速。共抓获暗杀团倡导者渡边勋、相川力、小原一二夫等自中将到中尉合计一百二十人，消灭了内海勋为朝鲜义勇队所杀的谣言，缴获了
一大批暗藏的武器弹药，控制了原在日本人掌握下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重武器，可谓战果辉煌。通化暴乱鬼子如一盘散沙被各个击破，也是因为这次大逮捕抓了很
多骨干。此案件破获后，日解联被取缔。
这也是为什么通化暴乱相对共军比较麻痹的原因，因为刚刚狠狠地打了他们一杠子，打疼了他们。现在看来打疼是不够的，必须要打死才行。
藤田实彦是实力派。前面已经说了，在他的指挥下，还有三千多的鬼子没有缴械。他这一派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军医院的柴田。共军最大的损失就出现在军医院这
里。二月二日，柴田领取砒霜带回医院，并与女特务河野雄波配合毒杀了医院内我方工作人员金野。二月三日，柴田共组织医生、护士共一百余人杀害我伤病员一百
五十余人。镇爆之后，柴田带三十余人逃到山上，然后分头向奉天、丹东、朝鲜逃亡，柴田自己则连夜向抚顺逃窜，是夜，被我搜捕队捕获于一菜窖中。（柴田并未
被李红光支队的战士用手术刀挑死，仍被留用，共军太缺军医了。）
因为共军极度缺乏技术人员，所以通化许多重要部门都留用了大量日本人，暴乱时，这帮家伙们发挥的能量可是不小。万幸的是，电报大楼一直在共军手里，电话也
一直畅通，要不然以共军的微薄兵力，难免哪个地方会出篓子。（平定暴乱，并不像网上说的从外面用火车调兵，实际上外面来兵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早晨六点半
就平定叛乱了。）
还有两组混蛋，我也把他们归到了日本人的行列中。分别是韩新民主党派来通化六人和在通化的台湾人三十余人。虽然他们不是日本人，但是在这次暴动中，他们是
作为日本人参加暴乱的。不知道他们的生死如何，要是死了，给他们两个字，活该！
多年以来，日本人一直是把某些国民党当枪使的，这一次，却实实在在被某些国民党当枪使了一把。
说说国民党吧。日寇投降道二三暴乱，通化前后共有三个国民党党部，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有两个党部并存。这还不是多的，最多的可能是齐齐哈尔，八一五之后
最多同时有四个党部共存。不由得响起了“一个领袖、一个政党”这句话，好冷^-^
这么多党部共存，哪个是最真的那一个呢？有抗联和苏联人的地方，抗联说了算；有苏联人没抗联的地方，苏联人说了算；有八路和苏联人的地方，八路和苏联人商
量着办。大家都有说了算的机会，除了国民党的各级机关。比如北安，这个地方的苏军副司令是后来的王均大校，在《抗联也有阳明堡》一文中俺提到过，他可是带
着一百多人就敢在鬼子的心脏地带横行，带着几十个人就敢打飞机场的人物。王均知道当地几个汉奸挂出了国民党党部的牌子之后，一句废话没有，直接派人给他砸
了。
说道砸牌子了，想起一个事件，和本文无关，但是放到这儿也挺有意思的。玉田，河北省东部的一个县。当地的鬼子汉奸拒不向八路投降，一定要等着国军，这一下
恼了李运昌，给他打了下来。要说这个看起来没啥有意思的地方。可是呢，打下来之后发现当地有一块国民党党部的牌子扔在地上，被人踢来踢去。有好事的八路发
现，原来这块牌子就是原来的维持会（名字记不太清楚了）的牌子，人还是那些汉奸，地方还是那块地方，牌子刷了层白漆就写上新字了，搞笑的是白漆刷得太少，
原来的字都露出来了。一些八路觉得好玩，就敲锣打鼓，用车拉着这块牌子游街去了。原创】山雨欲来风满楼（三） [ 黄河故人 ] 于:2009-10-24 08:07:55 复:2487449
鬼子投降后，伪通化省长杨乃时换了件马甲，当上了通化省临时治安维持会会长，伪军、伪警察等等在帽子上加了一圈白布，改称公安队，单等中央军前来接收。
可惜老蒋动作太慢，过了一个月还没到。这期间，苏联人先来了，苏联人好哄，还可以顶着，可是八路又来了。八路来了之后，抓了前伪省长、遣散了所谓的公安队
和伪政府的所有前公职人员。
其实，在八路之前，国民党已经有人来了。这期间有两个人建了国民党党部，一个叫于峻峰，一个叫赵殿礼。于峻峰来路不明，但是自我感觉还是很好的，拉起了几
百人的队伍，自称“国民党中央产业军”，干的呢都是劫收的勾当。因为实力强，也时不时欺负一下赵殿礼的党部。
赵殿礼这个人还是有一点点功劳的，看过老萨和北宸的文章的人，估计会对罗大愚这个人有点印象。要不是八一五投降，罗大愚就该当抗日烈士了。我在这里就不跑
题了。
闲话说过，回到正题，赵殿礼这个人是通化当地人，因为抗日被日本人抓过两次，所以他在当地的威望还是很高的。赵殿礼第一次被捕，是在1937年。这次被捕
后，他们同批被捕的人是每个人都带着大脚镣，然后四个人一组被铁丝摽在一起押去审判的。他们有5个人被判死刑，赵殿礼是有期徒刑。
赵殿礼能从日本人监狱出来还能继续和鬼子斗还是不错的。鬼子的酷刑方面的记述，俺看过不少，能受了这些或者看过这些出来之后还敢和鬼子干的，都是汉子。举
个曾让我不寒而栗的例子：有抗日嫌疑分子被抓去宪兵队之后，四肢反弓吊在架子上，腹部朝下，然后用蜡烛烧人的肚子，直到肚破肠流，人还一时死不了，周围一
群中国人就被押在边上看，听受刑的人惨叫。不知道大家看过这段什么感觉，我看的时候不知不觉摸了一下肚子。
第二次被捕的赵殿礼曾经和罗大愚在一个牢房呆过。鬼子投降，罗大愚当上了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赵殿礼于是也当上了通化的党部执行委员兼书记长。九月初，他
带着4000元经费来到通化，经苏军司令部同意挂出牌子。因为于峻峰老是欺负他，于是他就默许八路以剿匪的名义，干掉了于峻峰。
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于峻峰刚刚被处理了，孙耕尧冒了出来。这个孙耕尧可了不得，是通化暴动的第一号主犯，藤田只能排在第二位。
孙耕晓是个什么任务呢，汉奸！
孙耕尧本来不叫孙耕尧，他当汉奸的时候叫孙际虞，当了国民党党部书记才叫孙耕尧。在伪通化县公署期间，因为得罪人太多，被命令辞职，经人介绍去了伪王道书
院当教员，后来当上主事，颇贪污了一些钱。
鬼子投降以后，他觉得自己飞黄腾达的时机到了，但是实力太差。于峻峰有枪，赵殿礼有钱，他什么也没有。就在这时，于峻峰被干掉了。赵殿礼倒是威望不低，但
是工作并不顺利。于峻峰欺负他，共产党限制他，苏联人对他代答不理，这样孙耕尧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抗日战争期间他是不是国民党，没人知道。他说自己是，不过国民党那边没他的材料。这也是后来国军方面抵赖说这事和他们无关的一个借口。
通化有不止一个国民党党部，他们的上面也不止一个上级，是挺混乱的。罗大愚是东北党务专员，李光忱也建立了辽宁省党部。罗大愚在鬼子刀口下面混过日子，李
光忱也不差。1942年李光忱就是辽宁省国民党党部的执行委员了，主持地下反满抗日工作；1944年李光忱也住进了日本人的监狱。李光忱和罗大愚相比，有
一个长处，就是他的岳父比较强，是国民党元老，这样他的后台就比罗大愚硬多了。孙耕尧就投靠了李光忱。
孙耕尧建了党部，赵殿礼很郁闷。一个是反满抗日，蹲过日本人监狱的英雄；一个是铁杆汉奸，当过鬼子王道书院主事的混蛋，现在就在同一个县城里，搞了两个国
民党党部。赵殿礼不屑于和孙耕尧为伍，坚决不和他合作但是在给共产党添乱这一点上，赵殿礼又比不过孙耕尧。没办法，孙耕尧这个汉奸做人上没有底线，他比不
了。
他们二人在通化专员蒋亚泉面前互相攻击，这个说明一下，蒋亚泉是共产党的，因为他们争执的时候在通化说了算的是八路。好像挺有意思的，两个国民党的党部头
头在共产党面前争自己才是正统国民党，对方是假的。共产党这边乐得遵守《双十协定》，顺便看看马戏。
前面说了，孙耕尧要啥没啥，只有做人没底线这一点别人比不了，也就他愿意去动日本鬼子这块蛋糕，别人唯恐沾上这些日本人。赵殿礼也计划过在通化搞叛乱，动
用大小土匪等。他刚有打算，就被苏军警告了，说如果想搞冲突，苏联人要干涉。十月初众匪首打算挟持他让他带头，他缩头了。在他看来：一无粮草弹药，二无外
援，三无退路，四苏联人不支持，五天气太冷，六共军实力雄厚，不行啊。（你倒是想想你抗日那会人家共产党的抗联怎么过来的。）随后他撤往长春找罗大愚去
了。
搞笑的是，他走了，他的委任状来了。自然这个委任状不是从罗大愚哪儿来的，是从李光忱那里来的。他派了一个叫王祥的人去找罗大愚，罗大愚没找到，找到了李
光忱，李光忱一听他们在组建军队，很是开心，就给王祥和赵殿礼各发了一张委任状，让他们回来拉人马。王祥回来找不到赵殿礼，就去找了孙耕尧。孙耕尧一看正
是困了来个枕头，正愁自己名头不正，来了这么一个东西，大喜。孙耕尧挖出赵殿礼埋藏的大印，开始自己发委任状。
十一月初，王祥刚刚召集人马，还没来得及起事，就被共军一网打尽。赵殿礼大为后悔，在共军力量不强的时候没有捣乱，计划回去起事。人算不如天算，共军攻打
长春，赵殿礼撤退沈阳。
沈阳解放前夕，赵殿礼在共军敌工部的工作下，投到共军，逃过一劫。杨靖宇的通讯员和通化镇暴 [ 黄河故人 ] 于:2009-10-07 02:42:17
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情况。这位通讯员叫王世国，1936年杨靖宇的部队驻扎在他们家附近。那时候他母亲和刚出生的小弟弟饿死了，他的父亲把他的大弟弟卖了才办了丧事。这年他哥哥王国玉带着他上山砍柴，碰巧遇上了杨靖宇，杨靖宇给了他哥哥一双鞋，他哥哥知道杨靖宇是打鬼子的，一定要参加抗联。他哥哥入伍之后一个月，鬼子就来糟蹋他家了。为了安全，他去了他的舅舅王万彬那里。他的舅舅是抗联的地下工作人员，杨靖宇经常住在他舅舅家里，稍大一点，他就当上了通讯员，负责送信。
他哥哥是被叛徒出卖牺牲的。有一个老道，是抗联的秘密联络人，他哥哥因为是本地人，所以和这个老道联系比较多。这个老道叛变后，日本讨伐队就埋伏在道观里，俘虏了他哥哥，逼供未果，绞死了他哥哥。同年冬天，有一位抗联将领牺牲后头颅被示众，他舅舅买通警察把人头解救了下来，身首合一而葬，不久就被日军抓去判了无期徒刑，他也逃走去了朝鲜。
到了朝鲜后，成了鬼子的劳工，修水电站。一次中国工头让他去问鬼子大掌柜今天干啥活，天气不好，他走到半路不愿意走了，就回来撒谎说今天不干活。中国劳工正在那儿开开心心吃饭呢，一个雷把正在建的天桥给劈塌了。桥上除了鬼子大掌柜等十个日本人，就是差不多300多南棒子劳工，就活了一个。中国劳工对他千恩万谢，但是他不敢在那儿呆了，又逃回了中国。
逃回来就被鬼子抓住了，鬼子用胶皮管子抽他，还灌凉水，最后被判了无期徒刑，送到矿井里干活。在这儿他遇到了一位被俘的八路军胡排长，胡排长是那里面地下党的头，多次组织他们把监工的日本人骗过去，然后拍死扔进矿井里，上来后鬼子查问，都说没看见，也就不了了之了。还组织他们去抢枪，结果这帮八路施展了当年的功夫摸过去，居然只有吃的，没有枪，只好搬回来补充营养。八一五之后，他跟着胡排长加入了杨靖宇支队的前身。
当时通化是个重镇，本来在这儿的共军不少，但是大部分都去剿匪了，镇暴的主力是杨靖宇支队和李红光支队（朝鲜人部队）的部分部队，而不是网上流传的仅仅是朝鲜人部队。这两支部队当时是团级编制，实际上只有两个多连在，加上警卫部队共军一共只有五百多人，苏联军队在此之前已经离开了；通化城里就有日本人一万六千多，一半是前关东军和伪满官员等，附近山里还有三万多的尚未完全放下武器的关东军，暴乱主力3000多鬼子、200多土匪和30多个台湾兵，跟着掺和的可不止这个数。、
网上关于二三事件的东西看起来倒是很爽，很过瘾，可是不能完全经得起推敲，拿这玩意看看一笑还可以，当历史就玩完了。我就着手底下的东西画了一些图，包括日本人管理机构的变迁和那些暴乱组织者如何渗透入管理机构的，国民党在共军内部安插的卧底的情况，国民党机构的变迁（空降搞不过英雄，英雄搞不过汉奸），国民党是如何和日军暴动者勾结的，比如暴乱成功后要给他们台湾户口和同时挂国民党党旗和膏药旗（还有SB折腾共军的日本战犯问题么）。
整个镇暴过程很短，只有两个半小时。凌晨四点钟暴动。六点半就基本平定了。主要原因是三点：1出事前信息泄露，共军搞定了暴乱指挥中心，并有了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2暴乱的日军除了少数手枪和步枪外，只有棍棒、铁锹等武器，好一点的有军刀；3整个过程中电报大楼一直在共军掌握中，通讯联络一直完好。
有时候真是不得不相信在天有灵：通化是杨靖宇和李红光战斗过的地方，平定这次暴乱的就是杨靖宇支队和李红光支队的前身,李红光是朝鲜人中的杨靖宇，老金要差他几条街；通化是空军英雄高志航的故乡，鬼子在航校这里的阴谋一点也没得逞，而且这里的日本人还出了大力，另一边共军的功勋坦克都被放了一肚子手榴弹，当然没炸。
王世国首先加入的是杨靖宇支队的警卫连，因为机灵又当上了通讯员，二三暴乱之前调入了航校的警卫连当通讯员，隔壁就是被卧底了的县大队，其实他这个警卫连没几个人，比县大队少多了。暴乱前，他们连就得到通知，要去挨家挨户告诉老百姓，不让放鞭炮，否则打死白死，然后就回来布置埋伏，专等鬼子上门。
暴动完了，他们这儿抓了100多鬼子，拿绳子串着捆起来关仓库里了。有战士恨这帮鬼子，就往他们脚底下泼水，这可是东北大年初一的早晨，仓库里也没火，有火也没用。一会儿这帮鬼子冻得不行了，哭爹叫妈。关了一天，到了晚上，这帮孙子还不服，竟然开始解绳子了，还好哨兵发现了。没说的，解绳子的拉出去毙了。
镇暴他们抓了一个鬼子指挥官。抓了这个指挥官以后，王世国想起鬼子拿胶皮管抽他来了，于是他就用胶皮管回抽了一顿。抽完，王世国和另一个兵押着他去鬼子住宅区的垃圾堆刨武器。垃圾堆都冻住了，只能用镐刨了。一个兵看着指挥官，王世国前后左右转转，一转发现问题了，有不少鬼子在开会。刚要和另外一个兵说话，正好发现这个鬼子官想拿镐袭击看着他的兵，他连忙放枪，把鬼子给镇住，然后押回来了。随后整个警卫连过去，从地下室抓了23个鬼子出来，统统给毙了。
为什么鬼子这么容易给抓俘虏，也不反抗，难道鬼子一夜之间就变乖了。非也非也，当时鬼子在通化得积怨很深，天亮了老百姓一看鬼子成了过街老鼠，那还不人人喊打，这可是真打。当了八路的俘虏还能喘口气，落在老百姓手里死都死不痛快。当时的统计是镇暴过程中共打死大约一千到一千五百鬼子，这个数字现在看是部队的成果，老百姓的战果上哪儿统计去，当然也不多。
暴乱后鬼子最安全的是在他们的住宅区里面，因为这儿有八路巡逻，王世国也在巡逻的队伍里。巡逻的时候屡屡有鬼子的花姑娘抱着他的大腿求他把家人放回来，好像他就记得自己当时是如何趾高气昂了。
通化暴乱也有鬼子逃跑了没被抓住的。这事之后他跟着部队去剿匪，深山老林里看到过不少鬼子兵给冻死在那里。其实八路还是太宽大了，后来共军撤出通化，国军进驻，有若干当时被释放的鬼子又干了不少坏事，好在共军又回来了，这次可没那么多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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